关于这个主题，古兰经有详细明示，但只有读得懂阿拉伯字母“意义”的人才能理解（《夜行》篇中第九十七句或《队伍》篇中第二十三句，解释古兰经的结构是“一致性”以及“重复”等等）。耶路撒冷的穆塔哈·伊本·塔亥，在古兰经启示之后三百年，写下了《起源与历史》一书，其中说道，关于这个主题的惟一证据，是在于穆罕默德的“名字、外貌或某个与我意气相投的作者的指引”，或者是，为此篇圣训提供讯息的证人们的证言。我们也知道，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旅程》中也有简短提及，什叶派教徒在萨马拉“当代圣贤”神殿下方的地下通道里，举行仪式等待他的显灵。此书发表三十年后，弗鲁兹·沙阿在他的文章里叙述道，成千上万的悲苦民众在漫天黄土的德里街道上等待他的降临，以及他将揭露的启示之秘。我们也知道，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伊本·赫勒敦所写的《历史导论》一书，此书中他筛捡了许多激进什叶派的典故传说，仔细探讨每一则提及显灵的圣训，重新强调一项重点：他现身之后，将会杀死在审判和救赎之日与他一起出现的鞑迦尔，依基督教的概念和语言来说，也称撒旦，或称反基督。
令人诧异的是，那些等待并梦想着救世主[1]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有救主降临的概念。伊斯兰教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天会派遣一个使者马赫迪（al Mahdi）降临，在人间建立起神的王国。这位马赫迪是个阿拉伯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将在麦加降临，他便是救世主。而基督教则认为救世主是耶稣基督。[1]的众生，竟然都完全想像不出他的脸孔。比如说，我珍贵的读者默哈玛特·伊玛兹写信来告诉我，他曾在位于安纳托利亚内地一座偏僻小镇的家里，看见了某种幻象；而七百年前的伊本·阿拉比也只能虚构出类似的光景，并把它写进《凤凰》一书中；哲学家阿尔金迪做了一个梦，梦中面孔模糊的他与被他拯救的众人，把君士坦丁堡从基督教徒手中夺了回来；甚至那位女店员，坐在伊斯坦布尔——阿尔金迪的梦后来果然在这里成真——贝尤鲁区一条后巷的一间布料店里，置身于满屋子的线轴、纽扣和尼龙丝袜堆里，也只能凭空呆想他的样貌。
相反，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鞑迦尔：根据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叙述，鞑迦尔有一头红发，一只独眼，而《朝圣》中则提到，他的身份写在他的脸上；被他亚利西形容为粗脖子的鞑迦尔，在尼萨梅丁教长于伊斯坦布尔做白日梦写下的《独一真主书》中，还有一对红眼和沉重的身躯。我还在做菜鸟记者的那几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戏》的幽默小报在内地广为流行，报上连载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军人为主角的爱情漫画，故事中的鞑迦尔被画成脸缺嘴歪。这位在战斗中使尽花招耍弄我方军人、与君士坦丁堡众佳丽翻云覆雨、至今尚未被打败的鞑迦尔，有一个宽额头，大鼻子，没有胡子（符合我不时提醒插画者的建议）。相对于激起我们鲜明想像力的鞑迦尔，我们却惟有一位作家费瑞·凯末尔医生，能够以拟人化方式呈现人们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写下《大帕夏》，然而此书到了1870年却也只能在巴黎出版，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是我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只因为是用法文写成的，就把这部具体描绘它的形貌的独特作品，摒除于我国文学之外，这是既错误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责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审判长”这一段，是剽窃自那一篇微薄的论文——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堪，但是在某些东方背景的出版物如《仪式的源泉》或《伟大的东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许多人吵闹不休地讨论究竟西方从东方偷了些什么，或是东方从西方偷了什么，关于这一类主题，总会让我再度兴起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梦之国境是一栋房子的话，那我们则像个梦游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时钟，挂在屋子里各个房间的墙壁上。茫然迷失的我们，盼望能凭借时钟来定出自己的所在。现在来看看：
1.如果要说在梦境之屋的房间里，某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么说很愚蠢。
2.如果要说房间里的一个时钟比另一个快了五个小时，这么说也很愚蠢。因为，依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那个慢了七个小时。
3.如果因为其中一个钟指了九点三十五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另一个钟也指到九点三十五分，最后得出结论说其中一个钟在模仿另一个钟，这种说法更是愚蠢至极。
伊本·阿拉比这位写了两百多本神秘书籍的作家，在科尔多瓦参加阿威罗伊葬礼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写下了一本书，灵感起源于一个故事（梦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带到耶路撒冷后，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称为“米拉区”）登上天，从那里，他很仔细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狱，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现在，让我们仔细评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领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见所闻、他与众先知们聚谈的内容。再考虑到当年他写作这本书时，年届三十三岁（1198年）。若是从这几点就得出结论，说他书中的做梦女孩妮赞是“真的”，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对的”，而但丁是“错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所谓第一种愚昧的一个例子。
安达卢西亚的哲人伊本·图飞尔在11世纪时，写了《自修的哲人》一书，内容讲述一个孩童被遗弃在一座荒岛，他在岛上住了好几年，慢慢地学会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圣真理”。如果把这本书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比，然后说前者“早了”后者六百年，或者说因为后者对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为详细，所以伊本·图飞尔“晚了”笛福六百年，这两个结论，都是第二种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1]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内忧外患，有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力图展开维新改革，欧洲人称他们为“新奥斯曼人”。他们主张立宪政体，终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们的压力下，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二世于1876年宣布君主立宪。[1]。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1]德昆西（De 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著有《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1]，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郁，处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每个人都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大家明白那无止无尽、满载苦难的永恒岁月终于结束了。他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重新和好的敌对宿仇、啃食糖渍苹果和麦芽糖的孩童、彼此嬉闹的男男女女、跳舞玩乐的人们。他似乎更像个被手足环绕的兄长，而不像那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走在悲苦的群众之间，指引他们美好的生活和一连串的胜利。尽管如此，他的脸上却有一抹疑虑的阴影，一丝忧惧，一丝不祥的预兆。然后，正当他沉思着在街道漫步时，大帕夏的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一间石砌的地牢里。夜半时分，大帕夏手里拿着一枝蜡烛，亲自下到牢房里探视他，并与他彻夜长谈。
这位大帕夏是谁？由于我也和作者一样，希望读者能够不受干扰，自己找出答案来，因此我甚至不打算把他的名字从书中的法文翻译回原本的土耳其文。既然他是一位帕夏，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军人，或者只是某个位高权重的要人。从他谈话中的条理分明看来，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个崇高的人物，拥有相当的智慧，就像某些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甚于一己之私的有志之士，而在我们的土耳其同胞之中，也一再出现这类人物。一整夜，大帕夏滔滔不绝，而他专注聆听。大帕夏的逻辑和话语令他哑口无言，以下便是大帕夏的话：
1.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立刻明白你就是“他”（大帕夏开始说话）。我心知肚明，无须仰赖任何有关你的神谕、天空中或古兰经里的征兆，或是字母和数字所显现的秘密——这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当我看见群众脸上的狂喜与欢乐时，我立刻知道你就是“他”。如今，人们期待你抹去他们的痛苦与悲伤，重建他们失落的希望，引领他们迈向胜利。可你办得到吗？好几百年前，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能为苦难者带来幸福，是因为他用剑劈开了道路，让人们可以冲向一连串的胜利。如今则相反，不管我们的信仰多么有力，伊斯兰的敌人们却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军事胜利根本亳无机会！这样的事实，不正好展现了那些假救世主的例子？这些假救主声称自己就是他，并设法采取一些行动对抗印度和非洲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然而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很快地他们就被彻底毁灭，反而将民众推向更大的灾难。（接下来的几页里，写满了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比较，证明为什么“大举战胜西方”这种想法必须被斥为天真幻想，而且不单单是伊斯兰世界，甚至对整个东方而言，也是一样。大帕夏以一个看清现实的政治家的态度，诚实比较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贫富差距。而他呢，由于他是真正的“他”而不是假的，所以便安静而悲伤地证实了帕夏所勾勒出的惨淡前景。）
2.尽管如此（天色已近黎明，大帕夏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不能给予苦难者一点胜利的希望。我们要对抗的不只是“外来的”敌人，那些内在的敌人又怎么办呢？那些造成我们一切穷苦与折磨的主事者，那些放高利贷的吸血鬼，那些躲在人群中伪装成市井小民的虐待狂，他们难道不是罪人吗？你很清楚，只有通过发起对内战争以抵抗内部敌人，你才有办法给你苦难的弟兄带来幸福与胜利的希望，不是吗？接着，你一定也明白，你的战争，是没有办法靠伊斯兰的圣战士来打赢的，必须在告密者、拷刑者、刽子手和警察的支持下，才能赢得这场内战。绝望的大众必须亲眼见到造成种种苦难的犯罪者，才会相信打倒这个人将有机会为人间开创一片天堂乐土。过去三百年来，这就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为了给弟兄们希望，我们揭发他们当中的罪犯。由于他们渴求希望，就好像渴求面包一样，因此他们相信我们。在面临行刑之前，这些罪犯之中最聪明也最正直的人，深知自己被判罪的原因，于是承认了更多的罪行，把最微不足道的也说成了天大的恶行，为的是在他们苦难弟兄的心中激起更热烈的希望。我们甚至宽恕了某些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挖掘罪恶因子的人。就如同古兰经，希望既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支柱，更支持着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仰仗同一个源头，期盼它不仅给予我们希望和自由，也能每天给我们面包。
3.我知道你有决心，想要达成你面前的所有艰巨任务；也有正义感，可以丝毫不眨眼地揪出人群里的罪犯；更有力量，虽然不愿意，但仍能够送他们接受严刑拷打，而凛然不动摇——毕竟，你是“他”。然而，你期待希望可以误导大众多久？眼见事情没有好转，他们一定很快就恍然大悟。当他们发现面包并没有变得更大时，他们一直以来所抱的希望便开始破灭。再一次，他们将失去信心，不再相信经书与生死两个世界。他们将放纵自己回到过去颓丧、堕落、心灵匮乏的生活。最糟的是，他们将开始怀疑你，甚至恨你。告密者会开始感到罪恶，后悔当初主动把罪犯交付给你那些嗜血的刽子手和拷刑者；警察和宪兵将开始对他们所执行的酷刑拷打感到无比厌烦，那时就算是最新的招数或是你提供的希望，都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到最后，世人会开始相信，那些如串串葡萄般吊死在绞刑台上的倒霉鬼，只不过是白白牺牲。你一定早已明了，在审判之日时，世人将不再信任你或是你所说的故事。当人们不再共同信仰一个惟一的故事时，他们将会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编造的情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想要告诉别人。成千上万的可怜鬼，背负着自己的故事像是头顶的一圈悲苦光晕，将会像一群梦游者，落魄地漫步在城市中似乎永远扫不干净的肮脏街道和泥泞广场上。然后，在他们的眼里，你将变成鞑迦尔，鞑迦尔将变成你！这时，他们会开始相信鞑迦尔的故事，而不再是你的。鞑迦尔将在荣耀中重返，他会化身为我，或是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而他将会告诉世人，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愚弄他们，你散播给他们的不是希望，而是谎言，你其实从头到尾就是鞑迦尔，而不是“他”。也许根本不用这么复杂。某天深夜，在一条暗巷中，鞑迦尔本人，或是某个终于搞懂原来你自始至终都在欺骗他的不幸之人，将会把子弹射进你一度被认为刀枪不入的血肉之躯。就这样，因为你多年来一直给予世人希望而又欺骗了他们，于是某天夜里，世人将在肮脏的人行道边发现你的尸体，躺在你日益熟悉而珍爱的泥泞街道上。
……无聊的男人和同伴们，到处打探故事和神话……——鲁米
卡利普才离开朵儿肯·瑟芮的复制房间没多久，就再度见到与他共搭出租车、看起来活像是黑白电影角色的那个男人。那时卡利普正站在贝尤鲁警察局门口，犹豫着要往哪里走，突然间一辆警车闪着蓝灯从街角窜出来，在人行道旁停了下来。后车门猛然推开，他立刻认出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的脸已经从原本黑白电影的样子，转换为适合夜晚与犯罪的深蓝色。一名警官在他之前先下车，第二名警官殿后，其中一个人拿着男人的公文包。为了防止受到意外攻击，警察局的外墙上打着明亮的灯光，透过那里的光线，可以看见男人的嘴角上有一抹深红色的血迹，但他并没有把它擦掉。他顺从地走着，低垂着头像是早已俯首认罪，但似乎又非常怡然自得。当他瞥见卡利普站在警察局台阶前时，便投予他一个愉快的眼神，霎时间既怪异又恐怖。
“晚安哪，先生！”
“晚安。”卡利普嗫嚅着说。
“他是谁？”其中一个条子说，指了指卡利普。
卡利普听不见接下来的对话，只见他们又拖又拉地把男人带进了警察局。
当他抵达大路时，已经是午夜过后，积雪的人行道上仍有行人。“英国领事馆隔街的一条路上，”卡利普心里想道，“有一个整晚不打烊的场所，不但经常有安纳托利亚来的暴发户光顾撒钱，就连知识分子也常在那儿流连忘返！”这些信息都是如梦从文艺风格的杂志上搜集来的，里面的文章喜欢用故作嘲讽的口吻来描述这类场所。
在一栋过去曾经是托卡里扬旅馆的旧大楼前，卡利普巧遇易斯肯德。从他的口气可以看出他显然已喝了不少茴香酒：他到佩拉宫饭店去接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人员，带他们参观伊斯坦布尔的一千零一夜（在垃圾堆里巡逻的野狗、毒贩和卖地毯的、大腹便便的肚皮舞女、夜总会的无赖，等等），接着，他带他们去某条小巷子里的一间酒吧。在那里，一个手提公文包、长相奇特的男人为了某个难以理解的字，跟人起了口角，不是跟易斯肯德的同伴而是别人。然后警察来了，把男人抓走了，有一名顾客甚至还爬窗逃跑。之后，店里的人就跑来和他们一起坐，就这样，显然今天会是个热闹的夜晚，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易斯肯德出来买无滤嘴香烟，卡利普陪着他在贝尤鲁绕来绕去，接着和他一起回到酒吧，店门上标示着：“夜总会”。
迎面而来的是喧哗、欢腾与疏离。一位英国记者正在讲故事，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传统土耳其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魔术师开始耍起把戏，从盒子里拿出盒子再拿出盒子。他的助手有一双O型腿，就在她的肚脐下方，还有一道剖腹产留下的疤痕。卡利普滑稽地想着：这女的看起来似乎生不出任何小孩，除了她手里抱的那只睡眼惺忪的兔子。在表演完了从土耳其传奇幻术大师扎提·颂古尔那儿抄袭来的“消失的收音机戏法”之后，魔术师再次开始从盒子里接二连三地拿出盒子，场子又冷了下来。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那位漂亮英国女人一边讲她的故事，易斯肯德则一边翻译成土耳其文。卡利普听着故事，乐观地假想自己其实可以从女人表情丰富的脸上读出大概的内容，尽管他错过了开头。后面的故事在说，有一个女人（卡利普想，一定就是说故事的女人自己），试着说服一个从她九岁起就认识她并爱上她的男人，要他相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名潜水员找到的拜占庭钱币上的一个明显符号。然而男人只看得见自己对女人的爱，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盲目的眼睛看不见他们俩眼前的魔法，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把他的热烈情爱写成诗句。“于是，就因为潜水员在海床上找到的一枚拜占庭钱币，”易斯肯德把女人的故事用土耳其文转述，“两位表兄妹最后结了婚。女人因为相信了她在钱币上看到的神奇面孔，从此以后生命全然改观，但是相反，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基于这个理由，女人决定把自己关进一座塔里，独自度过余生。（卡利普想像女人就这样抛下了慌乱无措的男人。）这时大家明白故事结束了，长桌旁深受感动的听众陷入一阵“人性”的沉默，以表达对“人性情感”的敬意。卡利普觉得这些人愚蠢至极，或许他不能期待大家的反应和他一样，因为毕竟一个美丽的女人甩掉了一个蠢男人，但是根据他所听到的后半段内容，故事的陡然终结（众人在如此夸张的演说之后全部陷入可笑而虚伪的沉默）也实在是太荒谬了。整个景象除了女人的美丽之外，都让人感到无比荒谬可笑。卡利普在心里重新估量，觉得说故事的人其实只是好看而已，算不上美丽。
一个高个子男人说起了另一个故事，卡利普从易斯肯德的话里听得出他是个作家，刚刚听到人群中在传他的名字。这位戴眼镜的作家事先提醒他的听众，他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作家，所以千万别搞混了，误以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他本人。卡利普留意到这位作家说话时带着奇怪的微笑，脸上露出略为腼腆又有点曲意逢迎的神情，让人摸不透他真正的动机。
故事说，有一个男人长年以来一直窝在他的房子里写小说（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或者，就算他有，也没拿出来出版）。他整个人彻底沉溺于他的写作事业（当时这根本还称不上是一种事业），甚至已成为了习惯。而他之所以从不出现在人群中，不是因为他厌恶人类，或是因为他瞧不起别人的生活，而是由于他整天锁在屋子里写作，根本离不开书桌。在书桌前度过了大半的人生后，这位作家的“社交技巧”几乎完全退化，以致当他有一次难得出门时，居然根本不晓得如何与人交谈，吓得躲在一个角落待了好几个小时，等着要再回到他的书桌前。每天工作十四个多小时之后，他会在黎明前回到床上，听着宣礼塔单调的早祷呼唤，不断在山谷间回荡，然后他会开始梦想自己一年才偶遇一次的心上人。但当他梦想到这个女人时，他并不像别人所说的，是带着激情与性爱的渴望，而只是一名假想的伴侣，他惟一的孤独解药。
几年过后，这位承认自己对于爱情的了解全来自书本、对性爱缺乏兴趣的作家，最后却意外地娶了一位出众脱俗的美女。大约同时，他的作品也出版了。然而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婚姻和事业的得意而有所改变。他依旧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和以前一样慢慢地、耐心地组合一字一句，瞪着桌上的一叠白纸想像着新作的种种细节。他仍然保持习惯，每天在黎明前躺上床，一边听着晨祷的呼唤，一边编造他的白日梦，但如今他生活中惟一的不同，在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梦竟与他美丽安静的妻子所做的梦互相呼应。当他躺在妻子身旁做白日梦时，作家感觉到两人的梦中有某种默契，仿佛在两人如乐曲般和谐的呼吸中，不自觉地建立起心有灵犀。作家很满意他的新生活，在多年的独居后，他并不会因为现在身旁多了一个人而难以入睡。他喜欢在妻子的呼吸声中编造他的梦，他喜欢相信两人的梦境确实交缠不分。
某个冬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没有留下半句明确的理由，作家陷入好一阵低潮。尽管躺在床上听着晨祷的召唤，但他就是无法像过去那样，编织出任何一个梦来。从前那些故事他可以信手拈来，并在婚前和婚后安详的熟睡中发展至高潮，但如今他就算绞尽脑汁，也达不到“精彩”与“生动”。作家对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小说相当不满意，并且感觉到其中似乎有某种不妥当、某种不确定，藏着一个梦中不愿透露的秘密，这使得作家陷入瓶颈，走进了死胡同。妻子刚离开的那阵子，他的白日梦简直恐怖透顶，以至于他完全无法入睡，失眠直到晨祷的召唤结束，直到第一只晨鸟在枝头鸣唱，海鸥从聚集过夜的屋顶上起飞离去，垃圾车驶进巷道，接着是第一班市公交车。更糟的是，梦境和睡眠的缺乏也尾随着他来到他写作的纸张上。作家发现自己就连最简单的句子也无法轻松下笔，即使他重写二十遍也是一样。
作家挣扎着想要击退那入侵他整个世界的意气消沉，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严格的纪律，逼迫自己去记起往昔的每一场梦，希望借此重新唤回梦中的和谐。几个星期后，在晨祷的呼唤声中，他终于成功地安详入睡，等他一醒来，便立刻像个梦游者来到书桌前开始写作，当他发现句子中充溢着他渴望多时的优美与生动时，他明白自己的消沉已经结束了。他同时还注意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自己在下意识中发明了一些微妙的技法。
这位被妻子抛弃的男人，也就是，这位再也编造不出满意故事的作家，开始想像他旧有的自我，那个尚未与任何人同床共枕的自己，那个未曾与任何美丽女人的梦境交织纠缠的他。为了再度唤回那曾经被他丢弃的角色，他呕心沥血，甚至让自己变成了幻想中的角色，从此沉入那个人安稳的梦乡。很快地，他习惯了这样的双重生活，不再需要逼迫自己做梦或写作。重新取回了先前的身份后，他就这样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自己的分身，与现实的自己一起写作，往烟灰缸里塞满相同的烟蒂，用相同的杯子喝咖啡，在同一时间里，躺在同一张床上，一起安然熟睡。
有一天他的妻子回到他身边（回到“家”，她这么说），同样没有给他任何明确的理由。作家再一次陷入低潮，这让他不知所措。当初他被遗弃时陡然窜入梦中的不确定感，又再度笼罩他整个人。每天辗转反侧入睡后，他会从噩梦中惊醒，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旧日的他还是新的他，在两个身份之间摇摆不定，漫无头绪好像一个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醉汉。某个失眠的早晨，他拎起枕头爬下床，走进弥漫着灰尘和纸张气味的工作室，蜷缩在堆满纸张的书桌旁一张小沙发上，很快地进入梦乡。从那天起，作家不再与他沉默而神秘的妻子同床共枕，不再与她的梦纠结缠绕，而改睡在他的书桌和纸张旁边。每当他一觉醒来，还在半梦半醒中，便往桌前一坐，延续着梦中的内容挥笔写作。只不过，现在却出现另一个问题，把他给吓僵了。
在他妻子离开之前，他已经完成一本小说，内容是关于一对双胞胎彼此交换了生命，这本书被读者誉为一部“历史性”的作品。后来，当作家为了能够再度入睡与写作而开始扮演过去的自己时，他又化身成为前述小说的作者，再加上因为他无法预测本人和分身的未来，于是他发现自己竟又能以旧日的同样热情重新写作同一篇“双胞胎”的故事！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充满复制品的世界——每样东西都模仿另一样东西，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同时是他们本人也是他们的复制品，所有的故事都牵连到另一个故事——在作家眼中变得太过真实，他想，如此“明显的”写实故事应该不会有人爱看，于是他决定去发掘一个虚幻的世界，一方面让自己写得畅快，一方面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为了这个目的，趁着半夜，美丽神秘的妻子在床上安静熟睡时，作家来到城市的黑暗街道，徘徊在街灯破损的贫民区、拜占庭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下通道、落魄居民出没的酒馆、夜总会和鸦片窟。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他，“我们城市”里的生活是如此的真实，但也恍如一个想像的国度：这一点证明了世界的确是一本书。就这样，他四处游荡，在街上闲逛好几个小时，阅读这座城市每天向他展现的新书页，审视其中的脸孔、符号、故事。由于他太过耽溺于阅读这本生命之书，以至于如今他害怕回到熟睡的美丽妻子身边，也不敢再回去面对自己写了一半的故事。
由于作家的故事所谈论的是孤独而非爱情，内容是关于说故事而非真的在讲一个故事，因此观众逐渐失去兴趣。卡利普想，大家一定对作家的妻子离家出走的原因颇感好奇，显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平白无故被抛弃的经验。
下一位说故事的人，卡利普认为必定是其中某酒吧吧女，她重复了好多遍告诉大家她要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并一再确认“我们的访客朋友”明白这一点。她希望自己的故事不仅能在土耳其成为典范，更能放诸全世界。一切就是从这间酒吧开始的，时间在不久以前。一对表兄妹在相隔多年后，又在此相遇，重新燃起童年时代的爱苗。由于女的是个欢场女子，而男的是个花花公子（“换句话说，”女人特地为外国客人解释，“是个吃软饭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名誉”的顾虑，这个男的不用担心占了女孩子的便宜，或是“糟蹋了”她。在那个年代，酒吧里一片安静祥和，就如同全国的氛围。年轻人不会在街上互相扫射，而是彼此拥吻；每逢节日，他们会互相赠送真正的糖果，而不是一盒炸弹。女孩与男孩幸福快乐。后来女孩的父亲突然过世，这一对年轻情侣便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只不过他们始终分床而眠，焦躁难耐地等待结婚的日子。
婚礼当天，女孩与她贝尤鲁的欢场姐妹们忙着盛装打扮，抹脂粉洒香水，而男孩则为大婚之日前去修脸。修完脸后，漫步在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美艳得叫人不敢相信的女人，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当场夺走了他的理智，并把他带进她在佩拉宫饭店的房间里，两人激烈做爱之后，这个命运乖舛的女人透露一个秘密，原来她是伊朗沙皇与英格兰女王的私生女。为了报复她的父母遗弃了他们一夜情的果实，她来到土耳其，展开第一阶段的复仇计划。她希望这位年轻人去替她取得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有一半收藏在国家安全局，另一半则在秘密警察手里。
被激情冲昏头的年轻人于是哀求她准许自己离开，并连忙赶到原本预定举行婚礼的厅堂。那儿，访客早已四散离去，只剩女孩仍躲在角落里哭泣。他先安抚了她一会儿，接着坦承说他因为某种“国家目标”而被征召。他俩把婚礼暂延，传话给所有的欢场女子、肚皮舞女、老鸨和素鲁库列的吉普赛女郎，要她们从全伊斯坦布尔每一位落入温柔乡陷阱的警察身上，挤出可能的情报。最后，等他们终于拿到地图的两半并把它拼凑起来时，女孩也拼凑出一个事实，原来她的表哥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她，欺骗伊斯坦布尔所有辛苦出卖劳力的女孩：原来他是爱上了英格兰女王和伊朗沙皇的女儿。她把地图藏在左边的胸罩里，流浪到库勒迪毕一家只有最廉价的妓女和最下流的变态会光顾的妓院，把自己锁进一间小房间里，终日沉浸于悲伤。
泼悍的公主命令男孩以地毯式的搜索翻遍整个伊斯坦布尔，把地图找出来。搜寻的过程中，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所爱的并不是那个教唆追捕的人，而是追捕的对象；不是随便哪一个女人，而是他的挚爱；不是公主，而是他的初恋情人。好不容易，他循线跟着她来到了库勒迪毕的妓院。透过镜子上的一个窥孔，他看到自己的初恋情人正在对一个戴领结的有钱家伙耍“清纯少女”的把戏，他当场破门而入，救出女孩。一颗巨大的痣出现在他的眼睛上——也就是对准窥孔使他心碎的那只眼（看见他的爱人半裸着身子开心地吹箫玩耍，他伤透了心）——怎么样也去不掉。女孩的左乳下方，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爱情印记。后来他们找了警察去逮捕那位泼妇，等警察闯入她在佩拉宫的房间后，大家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发现了几千张一丝不挂的裸照，全都是一些纯情的年轻男子，被这个吃人的公主怂恿而拍下了各种姿势的照片，作为她“政治”勒索的收藏。抽屉里还有许多恐怖分子的大头照、印有槌子与镰刀的宣传手册、各式各样的政治书籍和传单、有断袖之癖的末代苏丹的遗嘱，以及瓜分土耳其领土的计划概要，上面有拜占庭十字的签印。秘密警察清楚得很，就是这个贱货把恐怖主义的瘟疫引进了土耳其，让它像是来自法国的梅毒一样到处流传。然而，由于她的相片收藏里包含了数不清的警方人员，全身光溜溜的只带着根“警棍”，为了避免这些照片不小心落入哪个记者手里，他们隐瞒了她的涉案。看起来惟一适合上报的新闻是这对表兄妹的婚礼公告，附上一张他们的结婚照。说故事的吧女从她的皮包里抽出她私自从报纸上剪下的公告，照片中可以看见她身穿一件时髦耀眼的狐毛领大衣，戴着一副此刻吊在她耳垂上的珍珠耳环。她要桌上的人传阅这张剪报。
然而，女人注意到众人对她的故事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人根本嗤之以鼻，她不禁怒了起来，辩称她讲的都是真的，并呼唤某人出来：现场刚好有一位曾替公主和她的受害者拍下无数张淫秽照片的摄影师。满头灰发的摄影师来到桌前，听见女人说，如果他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爱情故事，那么“我们的访客”将会很乐意让他拍照，并且付给他慷慨的报酬。于是，年老的摄影师开始说故事。
大约三十多年前，一名男仆来到他狭小的工作室，召唤他前往西西里高级住宅区一栋位于电车大道上的宅邸。由于这位摄影师以拍摄夜总会照片闻名，因此在前往宅邸的路上，他不禁疑惑自己为什么被选来做这份工作，因为依他的看法，他有另一位同事更适合拍摄上流阶层的社交舞会。到了那里，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邀请我们的摄影师进屋，然后提出一项交易：她提出大笔现金的酬劳，要他每天早晨送来千百张他每晚在贝尤鲁各家夜总会拍摄的相片。
摄影师多少出于好奇而接受了这项交易，但他怀疑背后牵扯了某种感情纠葛，于是他决定尽可能地留心这名有点斜眼的棕发女人。就这样过了几年后，他发现女人并不是想在照片中寻找某个她认识的人，或是某个她在哪里看过照片的人。那些她从千百张之中筛选出来的照片——要他放大或是要他从更清楚的角度拍摄的——上面的男人每个人的脸和年纪也从来都不一样。后来，由于合作久了，彼此也渐渐熟了，加上共享秘密的缘故，也加深了彼此的信赖，女人开始向摄影师吐露真相。
“你给我这些满脸空白、表情空洞、目光无神的照片一点用也没有，”她说，“我什么都认不出来，在他们脸上我看不见任何文字！”有时看着同一张脸的各式照片，她却只能隐约读出（她坚持使用“读”这个字）极模糊的意义，这总会让她沮丧不已，忍不住说：“如果就连在充满失意落魄人的酒店里，我们都只能得到这些，我的老天，那么，当人们在工作场所、商店柜台后面、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他们的脸孔又会是多么的空洞乏味呀！”
不过，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遇到一两张带给他们俩些许希望的样本。有一次，女人在审视一个老人皱纹满布的脸孔良久之后，读出了一个意义，只不过这个意义既古老又陈腐。这个老人，他们后来发现是位珠宝商，他额头上的皱纹以及眼睛下方丰富的字母，只不过是一个模糊意义的最终回响，一再地重复，没有揭示任何新意。三年后，他们遇见一张鲜活的脸孔，上面写着苍劲有力的字母，而且他们发现它所指涉的意义正存在于今日。这张激烈的脸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放大了照片，并且很快地得知脸孔的主人是名会计师。一个阴暗的早晨，女人给摄影师看一张这个男人出现在各大报的巨幅照片，旁边的标题写着：“此人侵吞银行二千万元。”如今这位会计师为非作歹的日子已经告终，他放松的面容安详地凝视着读者，空洞得像是一头待宰羔羊深红色的脸孔。
下面的听众窃窃私语挤眉弄眼，达成了共识，认为真正的爱情故事，当然，是发生在女人和摄影师之间。没想到最后的主角竟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清凉的夏日早晨，女人看到一张酒馆里一群人围桌而坐的照片，她的眼睛滑过众多毫无意义的脸孔，定在其中一张慑人而夺目的脸上，然后她才明了自己十年来的辛苦搜寻终于没有白费。一个极为坦白、简单、清楚的意义，出现在那张年轻而美妙的脸上，在他接下来的照片中——当晚在那家酒馆里一并拍下并且放大——也都能读到同样的意义：就是“LOVE”，爱。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之后他们得知他在卡拉古拉克一家小店里替人修表，在他坦白而清晰的脸上，女人轻而易举地读出了那四个拉丁文字母。然而摄影师却说他什么字母也看不出来，女人劈头便说他一定是瞎了眼。接下来的几天，她心头小鹿乱撞，像是一个被带到媒人跟前的待嫁新娘，她受尽相思折磨，如同一个早已预见自己将来势必心碎的热恋中人。而每当她察觉到一丝希望的火花时，她便开始拉扯着头发，幻想终成眷属的可能。短短一星期内，女人的客厅里已经贴满了成百上千张修表匠的照片。这个男人在各式各样的借口下被设计偷拍了无数张的照片。
一天晚上，为了更仔细呈现修表匠那张不可思议的脸，摄影师设法拍到了他的特写，然而隔天他却没有出现在酒馆，从此失去踪影。女人简直要发狂了。她派摄影师到卡拉古拉克找寻修表匠，但他既不在他的店铺里，也不在邻居指的房子里。一个星期后摄影师再回去，只见商店因为“有要事处理”而出售，房子也已经搬空。从那时候起，女人对摄影师为了“寻找爱”而带来的照片不再感兴趣；除了修表匠的脸之外，任何其他迷人的脸孔她连看都不看一眼。一个刮风的早秋清晨，摄影师来到女人家门口，带着一件他认为能激起她兴趣的“作品”，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好管闲事的门房，他愉快地告诉他，女主人已经搬到一个隐秘的地址。摄影师很遗憾故事必须到此结束，他必须向他的听众承认，自己的确爱上了这个女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告诉自己，如今他或许终能展开他自己的故事，一个由回忆过去所编织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多年以后，有一天他心不在焉地读到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她往他脸上泼硫酸！”持有硫酸的吃醋女人的名字、容貌和年龄都不符合那位住在西西里的女士，脸上被泼硫酸的丈夫也不是位修表匠，而是事件发生地点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位检察官。尽管所有的细节都跟摄影师的梦中情人和英俊的修表匠有所出入，但看到“硫酸”这两个字的刹那，我们的摄影师立刻直觉到这对夫妻必定是“他们”。他推断出这两个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一起，他只是他们私奔计划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而他们的计谋便是除去所有像他一样阻挡在他们中间的倒霉家伙。他找来当天另一份八卦小报，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他看见修表匠被彻底溶蚀的脸，上头所有的字母与意义已全部抹去。
摄影师一边叙述一边直视着外国记者，看到自己的故事得到众人的支持及注意，他又补充了最后一件插曲，似乎想通过透露一项军事机密来赢得满堂彩：又过了几年后，同一份八卦小报再度刊登同一张溶蚀的脸，宣称这张照片是一场延宕多年的中东战争的最后一个牺牲者，图下并附有说明文：“大家都说，毕竟，一切全为了爱。”
桌边的群众开心地摆姿势让摄影师拍照。这当中包括几名与卡利普有点头之交的记者和一名广告商，一个长得面熟的秃头男人，还有几个局促不安地坐在桌子一侧的外国人。围桌而坐的一群人，像是因为一件小意外或是恰巧投宿同一家旅舍而结识的陌生人，彼此之间莫名地产生了友谊与好奇。这时店里大部分客人都走了，酒吧里安静下来，舞台上的灯光早已熄灭。
卡利普有种感觉，这家酒吧很可能就是电影《我的狂野宝贝》里，朵儿肯·瑟芮扮演应召女郎的真实场景，于是他把年老的服务生唤到桌边问他。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转头看他，或许是因为无意间听到别人的故事而激起了兴致，总之，这位服务生也说了一个简短的故事。不，他的故事跟刚才提到的那部电影无关，而是关于另一部在这家酒吧里拍摄的老电影。电影在如梦戏院上映的那个星期，他总共去看了十四次自己的演出。由于制作人和饰演女主角的美丽女人都请求他能参与其中几场戏，因此我们的服务生便高兴地听从了。几个月后，当他看到电影时，他认出自己的脸和手，但在另一个镜头中，他的背、肩膀和脖子却是别人的。服务生每次看这部片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但又夹杂着诡异的喜悦。不仅如此，他始终不习惯听见自己的嘴里冒出别人的声音，一个他在其他许多片子里还会再听见的声音。他的亲朋好友在看了电影之后，对于这令他头发直竖、心神不宁、恍惚梦境般的配音替身，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任何摄影骗术。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没想过一个小小的花招可以骗人去相信某人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是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