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生痴痴等了好几年，盼望哪个暑假期间贝尤鲁的戏院播放两轮片时，会上映这部他曾经短暂出现过的电影。假使他能够再看一次影片，他相信自己将能展开一段新生命，不是因为他将能再次遇见年轻的自己，而是由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的朋友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但在场的尊贵友人们必定早已知晓。
背着服务生，众人热烈讨论起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原因当然就是爱：这个服务生爱上了他自己，或者爱上了影片中他身处的世界，或者是爱上了“电影之美”。刚才的吧女插嘴打断这个话题，她说这个服务生根本只是个老同性恋，就跟所有那些退休的摔跤选手一样，因为有人曾经逮到他一个人赤条条地对着镜子打手枪，还看过他在厨房里偷捏打杂小弟的屁股。
让卡利普觉得眼熟的秃头男人反驳吧女对摔跤选手的“不实指控”，说这些选手继承了我们祖先的运动。他接着开始讲述他的观察，当年他在色雷斯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曾经近距离地采访了这群优秀人士的模范家庭生活。趁着老头说话的同时，易斯肯德告诉卡利普这人的来历：他在佩拉宫饭店大厅里巧遇这个秃头男人，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易斯肯德正手忙脚乱地一边替这群英国记者安排行程，一边试图找出耶拉的所在——是的，很有可能那天晚上他也拨了电话给卡利普。这老头加入搜寻的行列，说他认识耶拉，为了某个私人的理由也需要找到他。接下来的几天里，走到哪里都碰到这个人，他不单只是为了寻找耶拉，还通过他广大的人脉（这人是个退休上校）帮了易斯肯德和英国记者许多小忙。这老头把他一口破英文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显然，他是那种时间很多的退休老人，想做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喜欢交朋友，而且非常熟悉伊斯坦布尔。结束了关于色雷斯摔跤手的话题后，老头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
实际上，这故事比较像是机智问答题：一个牧羊人有一天中午赶羊群回家，由于那天正好日食，所以羊群全都自行提早返回。锁好了畜栏之后，他走进屋里，却发现他亲爱的老婆跟情夫躺在床上。他迟疑了一会儿，抓起刀子把两个人双双砍死。之后他向警方自首，并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举出一个看似单纯的逻辑推论。他说他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和她的情夫，而是某个躺在他床上的陌生女人和她的情人。因为那个他认识、信赖并且甜蜜同居多年的“女人”，不可能会对“他”做出这种事，所以床上的女人和他“自己”都是另外两个人。牧羊人对于这件令人震惊的替换感到坚信不疑，因为日食的超自然预兆支持着他的想法。当然，牧羊人愿意扛下他短暂记得的另一个自己的刑责，但他要法官知道，被他杀死在自己床上的一对男女是两个贼，不仅闯入他的屋子，更无耻地玷污了他的床。不管要在牢里蹲几年，等他刑期满后，他打算出发找寻他老婆，因为打从日食那天起他就没再见过她。找到她之后，也许在她的帮助下，他准备开始寻找遗失的另一个自己。
所以，法官给这个牧羊人判了什么罪？
众人向退休的上校提出各种解答，卡利普听着，心想他以前在哪里看过或听过这个老掉牙的题目，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出处。摄影师把冲洗好的照片传给大家看，卡利普盯着其中一张，心想他或许能忆起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个秃头男和他的故事。只要他想起来后，他似乎就能告诉那个男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与此同时，另一张难以辨认的脸孔之谜也将得到解答，就好像摄影师的脸孔故事中所描述的情形。轮到卡利普的时候，他的结论是法官必须豁免牧羊人的刑责，他一边说，脑中一边想着，自己很可能已经读出了退休上校脸上的隐藏意义：似乎，这名退休军官刚开始说故事的时候，是某一个人，而在他说完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讲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在故事讲完的时候，是什么改变了他？
接着轮到卡利普说故事，他开始叙述一个从一名专栏作家那儿听来的事件，关于一位单身老记者的迷恋。这位老兄花了一辈子在巴比黎日报工作，负责综艺消息的翻译，并撰写电影和戏剧评论。由于他对女人的衣着饰品比对女人本身更感兴趣，因此他没有结婚。他独居在贝尤鲁一条小巷中一间狭小的两房公寓里，只养了一只看起来比他老而孤单的虎斑猫做伴。平静的生活中惟一的起伏，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开始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似乎没完没了追寻过往回忆的小说。
年老的记者爱极了这本书，甚至好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兴趣谈其他话题，然而，他始终找不到别人愿意像他这样，投注心力辛苦读完这本迷人的法文巨著。不仅如此，他甚至遇不到半个人能够分享他的热情。结果他只得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把那些他读过不知多少遍的书册中的故事和场景一遍遍对自己述说。要是他一整天过得不顺利，或是碰到一些冷漠、粗俗、贪婪而通常可以称之为“没文化”的人，又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无礼与粗野，这时他就会告诉自己：“我不在这里，我人现在在家里，在卧室里，脑中正想着我的阿尔贝蒂娜正在隔壁房里或睡或醒，或者正喜悦地倾听着阿尔贝蒂娜踩着公寓地板的轻柔步伐！”每当他苦闷地走在外面街上时，他都会像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叙述者那样，假想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正在家中等待，想像着阿尔贝蒂娜——就算只是和她随便见个面都能带给他极大的快乐——正在等待他，他幻想着阿尔贝蒂娜等他时会做什么动作。等年老的记者回到那间暖炉永远不够暖的两房公寓后，他会悲伤地记起阿尔贝蒂娜离开普鲁斯特的篇章。弥漫在冷清公寓中的哀凄之情渗入他的内心，他不停回想起种种情境，仿佛自己既是普鲁斯特又是他的情人阿尔贝蒂娜：就是在这里，他曾与阿尔贝蒂娜一起谈话，一起欢笑；她总是先按了门铃才来拜访他；他那无穷无尽的阵阵妒火；共同去威尼斯旅游的梦想。他不断地回忆，直到悲喜交集的泪水从眼眶滑落。
星期天早上他都和他的虎斑猫待在家里，有时候当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粗糙故事而感到恼怒，或是想起好奇的邻居、冷漠的远亲或伶牙俐齿的无礼孩童嘴里的讥讽时，他会假装自己在旧橱柜的小抽屉里找到了一枚戒指，并幻想那是阿尔贝蒂娜遗留下来，而被他的女佣法兰丝在玫瑰木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接着，他会转身对假想的女佣说：“不，法兰丝，”他压低声音，只让虎斑猫听得见，“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忘记。没有必要把戒指还回去，因为阿尔贝蒂娜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居住在一个多么可悲而凄惨的国家啊，老记者心想，竟然没有半个人知道阿尔贝蒂娜或普鲁斯特。倘若哪一天出现了一个懂得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人，那天必然是转机之日，没错，那时路上留着小胡髭的同胞们也许就可以开始过更高尚的生活，也许到时候，他们将不再只因为一时的妒火就拔刀互砍，而会像普鲁斯特那样，在脑中唤起情人的影像，沉浸于天马行空之中。所有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作家和翻译家，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其实都是一堆愚钝平庸之士，因为他们根本不读普鲁斯特，不晓得阿尔贝蒂娜，也不知道老记者读过普鲁斯特，更没想过他本人既是普鲁斯特又是阿尔贝蒂娜。
故事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不在于老记者以为自己是一本小说的主人翁或是它的作者，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土耳其人，只要迷上了哪一本国内同胞还没读过的西方经典，不用多久后，都会全心全意地开始相信自己不仅爱看这本书，甚至根本一手写成了这本书。到头来他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屑，不单是因为他们没读过那本书，更由于他们写不出和他一样有水平的书。所以，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老记者长久以来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而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竟把多年来深藏于心的秘密透露给了一位年轻专栏作家。
或许是因为老记者对年轻专栏作家有一份特殊的情愫，所以才会向他吐露心事。这位年轻人拥有一种神似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的美：他的上唇冒出新生的短髭，体格健壮优美，臀部结实、睫毛密而长，此外，如同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他的肤色黝黑，身材略矮，丝般柔滑的皮肤泛着巴基斯坦人的古铜光泽。不过，相似点仅止于此。这位年轻俊美的专栏作家对于欧洲文学的品味，只限于法国小说家保罗·科克和意大利作家比提葛利，第一次听见老记者的暗恋故事时，他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接着他宣布要把这则趣闻写进自己的一篇专栏里。
老记者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恳求年轻俊美的同事忘记这一切，可是对方充耳不闻，只是继续笑个不停。老记者回到家后，马上明白自己的整个世界已然瓦解：置身于空荡寂寥的房间里，他再也想像不出普鲁斯特的妒意、他与阿尔贝蒂娜相聚的时光，甚至是阿尔贝蒂娜后来的去向。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他呼吸到并赖以维生的神奇爱情，他惟一能够感到骄傲、无人能玷污的圣洁爱情，很快地，将会在成千上万个愚蠢的读者中，被人粗鄙地传诵，这就好像强暴了他多年来奉为神祇的阿尔贝蒂娜。老记者好想去死。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那美丽的名字，那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深情挚爱，她的移情别恋可以让他嫉妒而死，她的离去使他憔悴绝望，而第一次见到她骑着脚踏车驶在巴尔贝克的景象，则叫他一辈子无法忘怀——将会被印在一张张报纸上，流落到一群愚蠢的读者手中。这些人除了前总理的盗窃案件和最新广播节目的错误声明之外，从来没读过任何东西，他们将把报纸拿来铺在垃圾筒下面，或是拿来垫尚未清肠去鳞的鱼。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他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打电话给那位有着丝缎皮肤和新生短髭的专栏作家，向他解释，惟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如此特别而无可救药的爱情，如此的人性情感，他那卑微而没有止境的妒意。他乞求专栏作家，永远别在他的任何一篇专栏中提及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更何况，”他又加强补充道，“你甚至没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经典！”“谁的什么经典？”年轻人问，他早已把这件事以及老记者的迷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老人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而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专栏作家再一次爆出大笑，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对啊，他非得把这则故事写出来不可。或许他甚至觉得老头儿实际上的确想要张扬这个题材。他便提笔写下这则故事。在这篇有点像短篇小说的专栏里，对于老记者的描述就像是你们之前听到的：一个可怜、孤单的伊斯坦布尔老人，爱上了一本西方的奇异小说，幻想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主人翁。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和现实中的老记者一样，养了一只虎斑猫。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同样因为看到自己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受尽嘲讽，而震惊不已。在这则故事中的故事里，老记者也是在看到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之后，而想要去死。在老记者最后几个忧郁夜晚的噩梦中，那出现于一层又一层故事中的孤独记者、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跌入那无止境、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深井。每每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时，老记者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份无人知晓的爱情喜悦。残酷的专栏刊出后过了三天，人们破门进入他的房间，发现老记者已经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是那座不肯散发出半点热气的炉子所漏出的煤烟，使他窒息而亡。虎斑猫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去啃食它的主人。
尽管内容悲伤，但这故事牢牢吸引了听众，使得大家情绪高昂了起来。有几个人，包括几位外国记者，从椅子上起身，随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和女孩们跳起舞来，就这样又笑又闹，直到酒吧打烊。
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
这一回，他问话的口气好像是在替别人发问，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显然他早已把问题准备好，背了下来。这时，我第一个笑话的效果仍弥漫在空中，其他人听到了欢乐的气氛，也围了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准确地丢出第二个笑话还要自然不过的呢？难道要针对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吗？更何况，第二个笑话将能强化第一个的效果，把整件事变成一个精彩故事，让众人记忆深刻，津津乐道。破解问题的第二个笑话出口之后——我现在记不得内容了——理发师说：“我就知道！”接着转身离去。
由于我们土耳其人只欣赏带有暗讽或暗贬意味的双关语，因此我毫不在意理发师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点鄙视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厕所认出你们专栏作家的读者，他一面提起裤裆，一面兴冲冲地询问敝人有关生命的意义，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读者如果看到这句没说完的句子，误以为我对自己的无礼心生悔意（以为理发师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甚或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醒来之后满心罪恶感），那么你们显然还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没想起这位理发师，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绪也不是因他而起。闪进我脑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经思考过的一连串概念。事实上，一开始它几乎称不上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进了我的耳中——不，像是从我的灵魂深处跳出来的：“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
经历了与人群相处，周旋于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一整天，在一天结束之后半夜上床就寝前，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往旧扶手椅上坐下，双脚搁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艾哈迈德·拉西姆
走出酒馆后，说故事的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在附近，站在间歇飘落的雪花中，彼此对视，期待有人提议接下来的另一场娱乐。众人就这样钉在原地，好像刚才目睹了一场火灾或街头枪战，此时不忍离去，免得错过接下来的好戏。“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易斯肯德先生。”秃头的家伙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颇大的软呢帽。“他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一大群人。我想只带英国佬，让他们有机会饱览我们国家的另一面。”接着他转向卡利普，“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他们出发朝帖佩巴斯走去，有两个人坚持也要跟来，其中一位是个女古董交易商，另一位是个胡须硬得像刷子的中年建筑师。
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戴软呢帽的男人问道：“你去过耶拉先生位于尼尚塔石以及西西里的公寓吗？”“为什么这么问？”卡利普说，仔细端详那人没什么表情的脸。“没什么，只是易斯肯德先生说你是耶拉·撒力克的侄子。你难道没有去探望过他吗？如果由他来向英国佬介绍我们国内的现状，不是挺体面的吗？你看，国际人士终于对我们稍微有点兴趣了！”“确实。”卡利普说。软呢帽说：“还是你恰巧有他的住址呢？”“没有，”卡利普说，“他从不把住址给别人。”“听说他拿这些公寓来金屋藏娇，真的假的？”“没这回事。”卡利普说。“真抱歉，”男人说，“只是外面在传的，管不住别人的舌头啊！你没办法叫大家闭嘴，尤其是碰到像耶拉先生这种当代的传奇人物。我跟他很熟。”“是吗？”“是的，没错。有一次他找我去他在尼尚塔石的其中一间公寓。”“那是在哪里？”卡利普问。“那地方早不在了，”男人说，“是一栋两层楼的石造房子。有一天下午他待在那里，抱怨他很寂寞。他告诉我，只要我方便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想要独处啊。”卡利普说。“也许你没那么了解他吧。”男人说，“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帮助。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完全不知道，”卡利普说，“话说回来，大家认同他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软呢帽说，以此作为话题的总结。接着，他们又开启另一场讨论耶拉最新作品的谈话。
他们听见守夜人的哨音，在通往地铁站的明亮街道上，这个应该出现在贫民窟的声响听起来格格不入。众人转头，望着狭窄的街道上、映照在紫色霓虹灯光下积雪的人行道。他们转进一条通往加拉塔高塔的道路后，卡利普似乎感觉到街道两旁的楼房慢慢地往上逐渐聚拢，像是电影院里的布幕。塔顶亮着红灯，示意着明天将会下雪。此时已经凌晨两点。不远的某处，一家商店拉下了铁卷门，发出一阵嘎吱嘎啦的噪音。
绕过高塔，他们走进一条卡利普从没来过的小巷，踩上结了一层薄冰的黑暗人行道。头戴软呢帽的男人在一栋狭小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敲了敲破烂的大门。过了好一会儿，二楼的灯亮了，一扇窗户打开，从里头伸出一颗泛蓝的脑袋。“是我，开门哪，”戴软呢帽的男人说，“这儿有几位英国来的访客。”他转过身来投给英国佬一个尴尬的微笑。
上头写着“马尔斯假人模特儿工作室”的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苍白、不修边幅、三十来岁的男人。他身上穿着蓝条纹的睡衣和黑色的宽松长裤，一脸睡眼惺忪。与所有的访客握完手后，男人脸上泛起一抹仿佛大家同为某个秘密结社成员的暧昧表情，然后带领他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室内弥漫着颜料的气味，到处都塞满了箱子、铸模、锡罐以及假人模特儿的各个身体部位。他先发给每个人一本自制的小手册，接着用单调的声音发表了一场演说。
“我们的工作室是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假人模特儿制造事业。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已然成为土耳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就指标。今天，不只所有的手、脚、臀部全都百分之百本国制造……”
“赛拔先生，”秃头男子不耐烦地说，“我们的友人不是来这里随便逛逛的，而是希望你能带领他们参观地下室，去看看那些苦难的人、我们的历史，以及塑造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种种。”
我们的向导愤怒地扭掉电灯开关，中等大小的房间里，成百上千只臂、腿、头和躯干顿时陷入黑暗，只留下一只光秃秃的灯泡还亮着，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上方。众人开始步下铁楼梯。一股阴湿的气味从底下升起，卡利普停住了脚。赛拔先生走到卡利普身旁，一派轻松，叫人有点惊讶。
“别害怕，你会在这里找到你一直寻觅的东西！”他说，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情，“是他派我来的。他并不打算让你步入歧途，或是迷失方向。”
他这段暧昧不明的话语，也是讲给其他人听的吗？下楼之后他们进入第一个房间，向导介绍眼前所见的假人模特儿：“这是我父亲早期的作品。”另一个房间里，借着一只电灯泡的光芒，他们见到了几尊奥斯曼船员、海盗、抄写员的人偶，还有一群农夫，围着晚餐盘腿坐在铺了桌布的地上。向导也同样咕哝了几句话。再来到另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一个洗衣妇，一个被砍头的异教徒，和一个扛着他的吃饭家伙的刽子手，这时卡利普才头一次听懂了向导在说些什么。
“一百年前，我的祖父在创造第一批艺术作品时，他的脑袋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有一个简单得一清二楚的想法：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假人模特儿应该要代表我们自己的同胞。我祖父是这么想的。然而，一场历史性、国际性阴谋下的不幸牺牲者，却阻碍了他的梦想。而这场阴谋竟是在两百年前就已经策划好的。”
他们继续往下走，穿越更多的房间，看到了几百个人体模特儿。房间通往更多的阶梯，往下延伸，一条粗电线上挂着一颗颗光秃秃的灯泡，像晒衣绳一样缠绕在头顶。
他们看到了陆军元帅费弗济·恰马克的人偶，在他担任总司令的三十年间，因为害怕人民与敌人互相勾结，突发奇想，炸断国内所有的桥梁，拆毁所有的宣礼塔，好让俄罗斯人顿失地标，撤离伊斯坦布尔所有居民以行空城之计，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迷宫，让占领的敌军迷失方向，坐困愁城。他们看见科尼亚地区的农夫塑像，长久以来的近亲通婚，使得每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母亲、父亲、女儿、祖父、叔伯，所有的人。他们看见挨家挨户收破烂的旧货商，他所收走的各式旧垃圾，每一样都曾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今日的我们。他们看见找不到自我的电影明星扮演着电影中找不到自我的主角，因为他们做不了自己也当不成别人。他们也看见只会扮演自己的土耳其超级巨星和演员。他们看见穷苦迷惘的可怜人，奉献毕生心力翻译改编西方典籍，只为了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引进国内。他们看见已故的梦想家，他们的坟地早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之前，就已灰飞烟灭。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为的是想把伊斯坦布尔杂乱无章的巷弄，改建成为菩提树整齐排列的柏林街道，或是如星芒般向外放射的巴黎大道，或是搭高架桥的圣彼得堡马路。他们幻想着在新砌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市民也能如他们的欧洲友人一样，傍晚的时候牵狗上街大小便。他们看见秘密特务成员，这些人坚持拷刑的流程要遵循本地传统而非新式国际手法，因而被迫提早退休。还有肩上扛着扁担的流动摊贩，他们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放在扁担上的发酵玉米饼、鲣鱼和酸奶酪。他们看见一群标示为“咖啡馆人生百态”的假人，向导解释这一系列作品“创始于我的祖父，经过我父亲的发展，如今由我来接手”。这一群人之中，有失业的，他们低垂着头，下巴深陷胸口；有幸运的，他们暂时把生活的愁苦和时代的烦忧抛在脑后，开心地沉浸在一场棋局之中；也有一边喝茶，一边抽着廉价香烟而茫然失神的，他们凝视着地平线的尽头，仿佛正努力回想着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有那些沉溺于内在世界的，或是想静一静却被打扰的人，只好拿骰子、扑克牌，或是对方出气……
“强大的国际力量终于在我祖父临终之时击垮了他，”向导向众人解释，“历史性的力量把我祖父赶出了贝尤鲁的商店，把他的作品从独立大道的展示橱窗扔了出去。因为这股力量阻止我们的国家做自己，它竭尽全力要剥夺我们最珍贵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日常姿势。直到后来，父亲才明白，垂死的祖父所遗留给他的地下作品——没错，地下作品——是一笔未来的财富。然而当时他还没认清，其实伊斯坦布尔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座地下城市。这一点是经过一段时间和经验后，他才逐渐明白的。因为在他挖掘泥土以建造新储藏室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古时候的地下通道。”
众人拾级而下，走进地下通道，穿过更多的台阶和洞穴般的小室，他们看见几百个平民百姓的假人模特儿。在电灯泡的照映下，这些人型塑像不时让卡利普联想起我们逆来顺受的同胞，一身长年累积下来的灰尘泥土，坐在某个被遗忘的公车站牌下，等待着永远不会来临的公交车。偶尔他还会有种错觉，以为伊斯坦布尔街头的苦命人彼此都是兄弟。他看到赌徒们拿着他们的签袋。他看到傲慢、累垮的大学生。他看到烤坚果小贩的学徒、赏鸟人士和寻宝者。他见到那些学者，他们阅读但丁只是为了证明所有西方的艺术思想全都抄袭自东方；还有那些专家，他们绘制地图只是为了证明那些称为宣礼塔的建筑，事实上是外层空间生物树立起的信号柱。他看见一群神学院学生，他们意外地被一条高压电缆击中后，在震撼之下成为一群蓝色怪物，从此以后竟能背诵出两百多年前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在泥泞的密室里，他看见各式各样的假人，聚集成一群群江湖郎中、骗子、罪人、无赖。他看到婚姻不美满的夫妻、无法安息的鬼魂、封死在墓穴里的战死者。他看到脸上和额头上写着字母的神秘人物、钻研这些字母意义的先知，甚至还有当今著名的先知后代。
一个挤满当代土耳其艺术家和作家的角落里，甚至有一尊耶拉的人偶，身上穿着那件二十年前他常穿的雨衣。当他们经过这尊塑像时，向导说他是一位他父亲曾经非常看好的作家，他父亲因而为这位作家揭露了文字之谜，然而这位作家却为了自己卑劣的目的，出卖它来换取廉价的成功。二十年前耶拉以向导的父亲和祖父为题材所写的文章，被框起来吊在塑像的脖子上，像是处刑的判决令。泥泞的密室墙上散发出潮湿和霉味，窒闷的空气灌满了卡利普的肺。许多商店也像这样，没有经过市政府的准许，私下挖掘了自己的地下密室。从头到尾，向导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父亲，说他在历经多次的背叛和挫折后，如何在前往安纳托利亚的旅途中得知了文字的秘密，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揭开其秘密上。当他父亲一面忙于塑造假人时，这些造就出伊斯坦布尔当今面貌的地下隧道，也逐渐向他揭示了他所刻画的悲苦塑像的脸上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卡利普在耶拉的人偶前伫立了好一会儿，这尊壮硕的塑像有巨大的躯干、温和的表情和一双小手。“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无法做我自己，”他很想说，“就是因为你，我相信了所有试图把我变成你的虚构故事。”他端详耶拉的塑像良久，仿佛一个儿子专注地审视自己父亲多年前拍的照片。他记得长裤的布料是在斯克西一个远房亲戚的店里特价买的；他记得耶拉爱极了这件雨衣，他自己觉得穿起来就像是英国侦探小说中的探长，雨衣口袋角落的缝线已经裂开了，因为他总是用力把手插进口袋；他还回想起过去几年，耶拉的下巴和喉结上已经不再看得到刮胡刀的割伤；他想起耶拉还是用那支放在外套口袋里的原子笔。卡利普对他又爱又惧。他希望能够成为耶拉，但又希望远离他。他不停地寻找他，又想把他抛之脑后。他抓起耶拉的外衣后领，好像在质问他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秘密他解不开，但耶拉知道，却又不愿意告诉他。这个平行的宇宙藏着什么秘密？这场游戏，开始时像一个玩笑，结果却转为一场噩梦，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他听见向导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兴奋却又千篇一律。
“利用他对文字的知识，我父亲在他的假人脸上赋予了如今街上或屋里都再也见不到的意义。他工作的速度很快，我们挖好的密室很快就不敷使用，必须再继续挖掘新空间。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了遗留的通道，把我们连接上地底下的历史。而这一点不能纯粹以巧合来解释。从那时起，我父亲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历史只能在地底下发展，下面的生命很清楚地警示出上方无可避免的崩毁。我父亲明白，这一条条充满骸骨、最终连接到我们房子的隧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让我们能够创造如今别处再也见不到的真正同胞，并为他们的脸赋予生命及意义。”
卡利普放开了耶拉塑像的后领，它像一个玩具兵似的，左右轻轻晃了晃。卡利普退后一步，点燃一根烟，心想自己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心灵导师这诡异、恐怖、荒谬的形象。他一点也不想跟着大家下阶梯，走进地下城市的边缘，那里总有一天也会塞满了假人，如同曾经埋葬于此的骸骨一样。
众人下去后，向导指着地下隧道在金角湾侧的咽喉口给大家看。一千五百三十六年前，拜占庭人惟恐阿提拉攻击，在金角湾下挖掘了这条隧道。接着，他义愤填膺地诉说骸骨的由来，他说如果拿着灯从这一头进入，便能看见这些骸骨——以及被蜘蛛网覆盖的桌子和椅子。七百七十五年前，这些骸骨的主人就在这里守着宝藏，不让入侵的拉丁人掠夺。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不断想起很久以前他就曾在耶拉的文章里读过这个故事，文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奥妙的情节和画面究竟代表什么。向导先是解释道，他的父亲在看到了一些预示着彻底毁灭的有力征兆之后，决定走入地下。接着他又说明，伊斯坦布尔的每一次变身（更名为拜占庭、维赞特、新罗马、安图沙、沙皇城、米克罗城、君士坦丁堡、君士堡、伊斯堡），都有其历史源头，而且是源于地底下这些无可避免、不可或缺的通路和隧道。上一个文明进来寻求庇护，在城市下方建立了一个惊人的双层基地，然而——向导越说越激动——地底下的文明却总有办法报复地面上那个把他们推入地下的文明。卡利普记得在耶拉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公寓楼其实是地下文明的延伸。语带愤怒的向导继续说，他的父亲为了参与地下世界所预言的大崩毁，为了加入势不可挡的末日行列，他计划把自己的假人模特儿移居至地底下每一条通道，迁进这些塞满金银财宝和骨骸老鼠蜘蛛横行的狭廊。他父亲的新梦想——庆祝大崩毁的到临——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意义。不仅如此，向导本人也跟随父亲的脚步，在这些心血杰作的脸孔上创造出文字及意义。
听着这些话，卡利普相信，这位向导必定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去买《民族日报》，然后带着满腔贪婪、嫉妒、仇恨和愤怒阅读耶拉的专栏，就像此刻他所展现的态度一样。再往下听他的话，卡利普更确信这位向导一定认真读过耶拉的最新作品，因为这老兄接着说，有胆的人大可以冒险往里面走，在悬挂着金项链和手环的隧道里，将会看见阿巴赛特围城时被赶入地下的拜占庭人骸骨，以及在十字军的恐怖阴影下紧紧相拥的犹太人尸骨。这儿有超过六千具热那亚人、阿马菲人及比萨人的骨骸，都是在拜占庭肃清意大利人口时逃进地底的；还有六百年前的尸首，那些人被一艘亚述海来的船只所夹带的黑死病赶下来，大家背靠着背，围坐在阿瓦尔斯围城时搬入地底的桌子边，耐心等待审判之日的到临。烦躁地听这家伙滔滔不绝讲个不停，卡利普不禁疑惑自己竟也在耶拉身上找到同样的天赋耐性。向导指出，这些隧道从圣索菲亚清真寺一直延伸至圣伊勒内，往下连接到全能基督教堂，然后当他们开辟新空间的时候，再一路从这里挖掘到那里。一整段地道全是为了要躲避大肆劫掠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他继续说，两百年后，另一群人为了躲避穆拉特四世对咖啡、烟草和鸦片的禁令，藏进地下。他们手里紧揣着咖啡研磨器、咖啡壶、水烟筒、长烟管、烟草袋和鸦片囊，任凭一层柔软的灰尘如雪花般逐渐覆盖他们，静待着假人模特儿指引他们救赎之路。卡利普想像着哪一天，同样柔软的尘埃也将覆盖耶拉的骨骸。向导向众人一一介绍：这儿有艾哈迈德三世嗣子的骨骸，在一场密谋篡位失败之后，他被迫逃入地下，与七百年前拜占庭帝国种族肃清时躲入隧道的犹太人为伴。这儿有那位逃出后宫与情人私奔的乔治亚女奴的尸骨。除此之外，大家还有可能看到当今的伪币制造者，躲在这里，拿着潮湿的纸钞在检查颜色的正确度；或是穆斯林的麦克白夫人，因为小戏院里没有更衣室，她不得不往下走一层阶梯到下面来，坐在她的梳妆台镜子前，把双手浸在一桶走私的水牛鲜血里，染成一种全世界舞台上从没见过的真实腥红；也可能见到我们的年轻化学家，用玻璃烧瓶蒸馏出最纯最上等的海洛因，迫不及待要送上破烂生锈的保加利亚船只运往美国。卡利普觉得，自己能在耶拉的脸上和文章里，读到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