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经文，“元年”之后就是“春王正月”了，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历代经学家们费尽了口舌。“春”，还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经学家解释《春秋》的得名，神秘主义一派的经典意见如《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朴素一些的说法如《春秋说》，说孔子作《春秋》春天动笔，秋天完成，所以名为《春秋》，139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140这个解释流行一时，唐代刘知几曾有质疑，说《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这类书并未编年，却也叫《春秋》；张舜徽作解道：古书以《春秋》为名的，大略有两种体裁：一是论治乱存亡之理，二是记治乱存亡之事，并非以编年与否为依据。141
再者，截取说也难以面对现在的考古证据：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后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西周初年。142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于说“今年”。143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么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这种称谓在殷商时代便已出现。144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问题再次出现——问题不在于缺了什么，却在于多了什么。这一句记时之言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
（一）孔子特笔与公羊大义
1．王者孰谓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
“王”字的字形是三横一竖，似乎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是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145还有训“王”为“往”，取人民乐于前往归附之义，如纬书《春秋考灵曜》：“王者往也，人所输向，人所乐归”；146还有说一个“王”字囊括了五种涵义，“往”的涵义只是其中之一，董仲舒就是这么发挥的。147这种种深刻的哲理完全建基于错误的训诂和过于丰富的想像力之上，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这问题到现在也没被争论清楚。148
“王”的字义姑且不论，下一个问题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哪位国王？
《公羊传》认为，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天命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周平王）。这也算治《公羊》和治《左传》者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有下发历书了。149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到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经过九代之后，齐襄公要向纪国复仇。问题是：时隔九代，这个过于久远的仇恨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是一体的。侵犯国家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50
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的局面。151换句话说，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宗法社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天翻地覆，倘若还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就不免刻舟求剑的意味了。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了。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52
这就牵涉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天命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153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54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155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156），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之道。157
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令人感觉诧异。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158所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159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160
但义理归义理，如果尊重逻辑的话，《春秋》在对这同一年的记载中，还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后文更有“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如果同样一个“王”字有时指周文王，有时指时王，显然违反同一律。如果强为之说，那么《春秋》在指时王的时候多称“天王”，少数用到“王”的情况，难道所指不同？——汉儒贾逵说这是不同地区的人对王的称呼不同，“诸夏称天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孔颖达作过统计，说《春秋》称“天王”二十五次，称“王”六次，称“天子”一次，三者为通称。161
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为，如果“春王正月”之“王”真的是指周文王，这既能从正面理解，也能从反面理解。正面是公羊家之见，反面则如清代尤侗认为：《春秋》若当真这么写，就有“鱼藻之意”，孔子真敢这么作吗？162
所谓“鱼藻之意”，《诗经·小雅》有一篇《鱼藻》，字面上赞美周武王的，而《毛诗序》认为，诗人之所以赞美周武王，是借以讽刺当时在位的周幽王，郑《笺》又发挥出“自是有危亡之祸”，孔颖达又解释说：这是诗人以武王时候的好来对比当下幽王的坏。163——的确，在政治舞台上，美化先王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隋朝大文豪薛道衡就是因为写了一篇赞美先皇隋文帝的宏文而被隋炀帝斥为“此《鱼藻》之意也”，最后下狱被杀。164
《春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释“王”为周文王，难道孔子真有“鱼藻之意”不成？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前文中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问题是，即便庄对《公羊传》的解释堪称准确，可《公羊传》对《春秋》的解读也是准确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其中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165
至此，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特笔；二，不管楚国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之历法，所以，《春秋》“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如明代张以宁《春王正月考》，可见其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其重要性究竟何在？这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任何地方都一样。但古代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服色，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166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子、丑、寅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167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168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区，每一区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怀疑这种说法，这里不作细辩。169
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有人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当局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对应于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时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或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170或说这就是“天道”，171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172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岂不乱了？
但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173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会使历史纪年变得异常复杂。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皇帝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几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直到清末。174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175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古代学者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也难免疑惑，甚至，即便一个对圣人典籍满怀信仰的人也会如此。——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感慨道：“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176——经典内部无法自洽，这就很难捍卫自身了。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前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为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177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178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179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是专业性很强的知识，董作宾曾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180简而言之，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181
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182杨伯峻还在解释《论语》“告朔之饩羊”一语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183
杨伯峻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184（“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185）
杨说“相传”，钱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在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应该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186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187等等。杨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认为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春秋》所载全部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有些误算之处。188
的确，通观《春秋》全文，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伯峻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笔。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推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即站在问题的对立面上。189
据赵《〈春秋〉记事书时考》，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就麻烦得多，而《春秋》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但是，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而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改成周历之后，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列下来的，月份一改，连季节也跟着改了。
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过，难免会给农耕社会带来很大困扰。所以，如果《春秋》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的记载却一例也找不出来。赵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杨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190而赵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这就牵扯出《春秋》作者的问题了，杨曾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191而赵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
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不能因为看到某人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这点可以参考前述苏洵的《春秋论》）；（3）《春秋》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3．行夏之时：假天时以立义
赵伯雄的意见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可以归纳为：其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书的。即以文体与《春秋》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时、月连书，时还被进一步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遗憾的是，杨所举出的是战国的例子。关于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的意思是：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明季节的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192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如朱熹《与张敬夫》）193，而程颐的说法是：周历正月并非春天，孔子之所以要这么写，是要“假天时以立义”；叶梦得考之《左传》，认为《春秋》和《左传》在记时上常有两月之差，由此推论《左传》的材料取自国史，而《春秋》则用周正；陈傅良《春秋后传》甚至由此推论出孔子有“尊周而罪鲁”的意思。194无论如何，这小小的一个时间记载上，在古人眼中确乎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又捉摸不定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195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么，前述王树民和张政烺对始隐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依照这个说法，如果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关于“行夏之时”，杨伯峻注释：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196钱穆的意见也是：“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197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
“行夏之时”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上述这种疑惑。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这一点倒与赵伯雄遥相呼应。胡安国解释说：孔子为颜渊讲授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了。至于有人提问：“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毕竟不是天子，他凭什么以《春秋》改正朔？”话虽在理，但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把“王”字加于“正”字之上，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198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到《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信者寥寥，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此说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胡安国努力弥合“行夏之时”和“春王正月”，虽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说服力还是稍嫌不足。这倒不是说“夏时冠周月”这个历法古怪，不合常理——其实是很合常理的，现在实际上就是“以夏时冠公历月”，没人会认为公历的一、二、三月应该是春天。但在古人而言，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胡安国此说一出，赞同者多，争议也多。朱熹便直称“不敢信”，199觉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编年史编成这种古怪体例，况且孔子属于周朝治下，哪有改变周朝正朔之理？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是变革当时的王制，而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200至清人万斯同质疑：圣人作《春秋》垂法万世，哪能把时序搞得如此颠三倒四，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岂不全都错乱了？201后又有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202。
“行夏之时”疑点重重，至于“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这点倒可以基本确定，此中的考据问题虽有解决，但微言大义的疑问却困惑过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学开宗大义便讲“黜周王鲁”，但是，如果“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又如何体现“黜周王鲁”？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所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上承天命，必定要改正朔，若依此说，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也就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这不是自相矛盾么？203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二）公羊三统论
1．大一统：并非“大统一”
“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接下来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天命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204
“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为天地之始；春，为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为人事之始。205《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206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有“春秋五始”的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何休“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207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义的第七项是：“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就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释“纪”字为“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208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209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自己所作的释义也与此相近——惠栋引《易经》“乃统天”句下郑注：统，本也；又引《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210
周代是宗法社会，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便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里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任受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211
孔的这一推论看似合情合理，他站在公羊立场上捍卫信仰，而当代治《左传》的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造字：左“君”右“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造字：左“君”右“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着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之“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自用是楚历，并非周历。杨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却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自用夏历，不用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之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212
杨说考据精当，最后这个结论却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
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讲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213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随后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受《春秋》，通大义”，214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源头大约在董仲舒身上。董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15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无所适从。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断绝。只有让邪说灭绝，才能“统纪可一”、法度明确、民知所从。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而“统一”的观念则广为人们接受——毕竟这看上去是符合常识的，正如杨雄《法言》所作的一个类比：“一个小市场不胜争论，一卷书不胜异说，所以市场上需要由官方制定统一的物价标准，一卷书也必须设立经师。”216多元化的好处与必要性是非常晚近才广为人们认识到的，正如繁花丛生的多是沃土，满目黄茅白苇的则是贫瘠之地。217而被混淆为“大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则在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由手段升格为目的。汤因比曾经这样描述统一国家的特征：“当统一国家一旦建立之后，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求生的顽强性，但是绝不能把这种顽强性误认为是真正的生命力。这倒毋宁说它是不肯死去的老年人所表现的那种顽固的长寿欲望”，并且，统一国家还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像它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倾向”。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