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郑玄把摄主解释成‘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上卿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苏轼作结道：“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所以我一定要把问题说清！”675
经学之争，罕有定谳。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五经臆说》里如此设问对答：
问：隐公未尝即位，元年之称从何而来呢？
答：隐公确曾即位。如果没即位，哪来的元年？《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让后人从中能探得其实。
问：隐公即位，《春秋》不书，这是为什么呢？
答：隐公因为桓公年幼而行摄政，是摄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晓隐公让国之善，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会因此感到羞愧的。
问：既然隐公以摄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写他摄政好了，可《春秋》却什么也不写，为什么？
答：隐公为兄，桓公为弟，两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长的规矩，隐公自然该是国君，天下由此而知晓嫡庶长幼之分，那些变乱常法的人也会知晓什么才是对的。
问：既然这样，隐公自当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为了什么？
答：诸侯立国，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两个条件，所以不去即位。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伦，那些无父无君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畏惧。《春秋》不书隐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现隐公让国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长幼之别，三可以树立君臣父子之伦，扬善诫恶，是非俱现，真是神来之笔！676
《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读出了这许多内容，更被发掘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实在令人惊叹，这大约都是“居静穷理”而来的吧。想到王在《送刘伯光》诗中的“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这般学问大有禅思之妙。清代学者极为反感王学，个中原因由此也可见一斑。至于隐公未受王命，确是承自旧说，如程颐《春秋传》有过详解：诸侯即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道手续，所以《春秋》不书即位，是不认可隐公正统国君的身份。法则既立，鲁国十二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各有各的缘由……677
程颐和王守仁学术虽然迥异，但各以各的义理当先。义理正确了，史观也就正确了；史观正确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可以贯通无碍了。如程颐教导弟子，说《春秋》虽然“穷理之要”，但读书人最好先把《论语》、《孟子》读下来，再通一经，然后再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义理与史事的关系正如《春秋》之《经》与《传》的关系，“《传》为案，《经》为断”，也就是说《传》好比案件描述，《经》好比法官裁决，678这正是宋代几种典型学风之一。679或如张载所说，《春秋》一书是孔子自作，只有孟子才懂，如果不先作到理明义精，是没法把它搞明白的。先儒不懂这个道理，故而解说《春秋》有太多的穿凿附会。680——张载自己是不是也一样穿凿，姑且不论，但看在这种义理当先以统摄史事的思路下，“事实正确”能否被推论出来固然煞是可疑，却一点都不重要了。极端者还如张载，把读史比作旅游，认为山水之乐虽然可爱，但终究无益，不如到经籍义理之间旅游为好。681从这里可以约略体会历代学者们对摄政问题之争，知道为什么在证据如此缺乏的前提下，他们居然还能争论出那么多内容。
（3）达例与特笔
至此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置于“王”上，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其中也大有深意。
隐公元年《春秋》不书即位，个中原因，直到清代，论证与辩难仍在继续，如戴震专作了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从短短一句“春王正月”中规划出继正即君位、继正之变、继故即君位和继故之变四种义例，把隐公划入“继正之变”，又有一番深刻义理。682——事情往往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真相没被论清是一回事，在论证过程中生发出许多新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社会要发展，着力所在，是开发新知识，还是解读旧知识？一个经典思路是：古人已经把道理说尽，只要全力发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笔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便会尽显无遗。读书人苦读圣贤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深入探究春秋大义便是如此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那么，这就难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据的鲁史旧文，两相对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笔”了哪些、“削”了哪些，不必凭空揣测。清人赵翼就曾这样感慨过，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可惜我们见不到了，没法参校圣人的笔削之处，但以《汲冢纪年书》（即《古本竹书纪年》）来做参照，会发现两部书的文风、体例差不太多，对一些史事两书也都有记载，看来当时的国史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而孔子只是在个别字眼上作了改动，以示褒贬之意。683
但即便真能找出这样一部原版《春秋》，问题也未必能被轻松解决。康有为曾经提出《春秋》总共存在四个版本：一是原版的鲁国《春秋》，二是经过孔子笔削的《春秋》，三是孔子口授的《春秋》（由《公》、《榖》两家所传），四是孔子口授的《春秋》微言（传人是董仲舒、何休这些公羊家）。684
其说当是从刘逢禄滥觞而来，刘议论《左传》本是史书，榖梁子又属于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685对孔子精神的真正传承便只有公羊学。686康有为上绍其绪，标榜公羊体系，为维新变法作理论开道，史实考据自然变得轻而又轻。只要《春秋》的经学地位不坠，问题与争议就将永远存在，个中道理就要借宗教社会学来作阐释了。
无论是否存在孔子口授的《春秋》微言，对孔子“微言大义”的深入发掘始终没有停歇，历代学者们还由此总结出很多“义例”，粗略来说就是：如果对张三称呼张先生，那就是褒，而直呼张三就是贬，称呼小张也是贬，等等等等。但这些“义例”到底可不可靠，历来争议很多，比如《镜花缘》里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镜花缘》虽是小说，却真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书中借角色之口大量发表对经史子集的长篇议论——说如果本来应该直呼张三之名，但那年代资讯传播手段不发达，不知道张三到底叫什么，这可怎么办？
《镜花缘》里经常是些很有趣的议论，其中还论到孔子的所谓“达例”和“特笔”：说来也简单，那些所谓“义例”，如果是孔子从旧史上照抄下来的，是谓“达例”，如果是孔子自己定的，是谓“特笔”，比如“正月”是史之旧文，而在“正月”前边加个“王”字就是圣人之“特笔”。学者读《春秋》，要知道哪些是“达例”，哪些是“特笔”，才能明白圣人的“微言大义”。687——这是沿袭旧说，可见其源远流长，但事情是否当真如此呢？不知道，反正有立论就有驳论，清人顾奎光《春秋随笔》便以为《春秋》虽然有达例和特笔，但理解经义还是要从大处着眼。688惠士奇则干脆指称“《春秋》无达例”。689
达例与特笔，这也算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对《春秋》的读法，看起来更像是猜谜语。谜底到底是什么，长久以来难以断定，只是破解谜语的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并构筑起思想史上的一个个节点。
9．五等爵
（1）五等爵之辩：是等级系统还是分类系统
爵位之称也是春秋大义的一种类型所在，对于经学家而言所关者大。前文讲到何休和郑玄论战的时候，曾经提及何休先后说过鲁隐公“生称公”和“生称侯”——这个看似矛盾之处其实并不矛盾。一般认为，周人有所谓“五等爵”，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鲁隐公的爵位的侯爵，所以按这个标准，在他活着的时候应该称他为“鲁侯”，这就是何休所谓的“生称侯”。
但《春秋》称“鲁隐公”而不称“鲁隐侯”，因为“公”有狭义和广义两解，狭义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广义的“公”用处却很宽泛，各个诸侯国的国君，无论爵位是什么，国中人一般都尊称他为“公”。——清代毛奇龄认为《春秋》开篇的“隐公”二字就是鲁史旧文，史官记录本国的事情，对本国的君主无论什么爵位都尊称为公，例子就是《尚书·费誓》。这是一篇鲁国国君在大战之前的动员讲话，史官在开头写作“公曰……”后边就全是“公曰”的具体内容了。690
关于周人的等级制度，《礼记·王制》有过非常仔细的说明，其中一开头就是“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不但说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连诸侯国里也分为从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个等级。
那么，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这是效法五行理论而来的。691这是周人所开创的一个崭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谥号是一体的两面，人活着有爵位、称爵位，人死了要拟谥号、称谥号，而在周人以前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即《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所谓的“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从周礼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来看，五等爵的制度无疑是深谙个中滋味的，但是，通观《礼记·王制》的记载却难免不让人对其可靠性产生疑惑。《礼记·王制》讲爵位、讲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个架空的乌托邦，那些规规整整的区划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要想钩玄索微，还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资料才行。
关于五等爵最早的记载大约要算《孟子·万章下》了。北宫锜向孟子打听周王室的爵禄之制，一向能言善辩的孟子这回却只以不确定的口气说：“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搞不清了。诸侯们生怕这些制度妨碍自己，纷纷把相关记载给销毁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罢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级，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级，总共算下来是五级。在诸侯国里呢，君是一级，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六级……”692
孟子的说法显然与《礼记·王制》不同，有可能《礼记·王制》按照汉朝的主流五行理论把孟子的说法给整合过了，搞得规整了许多。而孟子的说法中至少有两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是说诸侯们纷纷把周王室记载爵禄规范的典籍给销毁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个爵位，这实在令人吃惊（以现代概念来作类比，天子是“第一公民”而不是皇帝）——黄宗羲认为自古本来如此，只是后来君骄臣谄，天子的地位才超然独立了，政治也就容易搞坏了。693
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许慎《五经异义》力证天子为爵称，郑玄《驳五经异义》则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许、郑之争是东汉经学的一次重要交锋。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加以弥合：“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当差拿俸禄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694
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文献阐发新的观念，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那么，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词，但不存在“伯子”和“侯子”。“公”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至于“侯”，是从“射侯”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术，王室委任一些武士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伯”，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伯”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号。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695
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换句话说也就是：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室班爵禄之说。696
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显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种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学者论其性质为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朱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的描述的。而朱对“伯”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697
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这八项中，前述“四时”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名列其中。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一，诸侯经常称王；二，公、侯、伯、子无定称；三，“男”之称非常罕见。其中第一点郭还举出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名份上的讲究原本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698
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699
王玉哲认同瞿说而继续考证：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商代就已经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了下来。在西周的时候，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等，到春秋时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与爵位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服制”的东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两说。这个“五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对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王说：“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说的不对，实际可能只有二服，即内服和外服。
内服和外服，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内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围绕周王室的中央直辖区大约方圆千里之地）之内距王都较近的诸侯国，是给周王室供应祭祀和食用的粮食的，比如晋国、郑国、虢国，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诸侯，比如齐国和鲁国。“‘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国语·周语上》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700
从上述可知：鲁国的国君即便具体爵位暂且不论，但鲁国确是属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国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虽然王对五等爵的看法与傅斯年相左，但他对“侯”的考证却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处。而内、外服之制度早见于《尚书·酒诰》，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体也是这样，701这使我们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书业对五等爵曾做过如下一个归纳：
公：周王室王畿之内的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周天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也称“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国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称“公”。
侯：较大的诸侯国都称“侯”，比如齐、鲁、卫、陈、蔡、晋。
伯：王畿内外小国之君有称“伯”的，比如郑伯。
子：蛮夷之君皆称“子”。
男：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
童认为所谓五等爵实际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样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约就是最大的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也都称“公”；“子”是“不成君”之称，所以称“子”的尽是蛮夷戎狄的领导人，而“子”的地位和“男”相近，所以孟子才说“子”和“男”在同一个等级上。702
诸家研究虽然各有说法，有同有异，但大多总要承认春秋时代之爵称是很有些混乱的，称“侯”的也常称“伯”、称“子”称“伯”的还有自称“伯男”之例，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微言大义的褒贬，那就越发复杂无比了。
而公羊家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董仲舒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发挥说：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为一个等级。703孔广森也说爵分三等，但西周时是公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时有了变化，伯爵和子、男同为一等了。704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对头衔的说法不一，就很难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义到底何在了。至于鲁隐公，按照传统五等爵的说法，他应该是侯爵，但在鲁国国内大家都尊称他为“公”——“公”既是尊称又是泛称。据杨宽考证，这一类的称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刘时代。公刘之“公”，既有人说是爵位，也有人说是称号，当以称号为确。从公刘之后，周人的领导者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都是“公”字打头。另一方面，周族创建国家始于公刘时代，两相联系之下，“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705这种称谓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续，或许正可以解释鲁隐公等诸侯国君于国内称公的现象。
（2）王爵与周班：是爵位等级还是被授予爵位的次序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挂钩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挂钩的。“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写作像双手植树的样子，意为树林为界。而“封”与“邦”本是一字之分化。706从这里来看，国家原本就是一种划地盘的行为，如果再作追溯的话，这种领域行为动物也有——最常见的就是狗在树下小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标志物（树或者电线杆）来划定自己的地盘，是动物的一种本能。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从甲骨卜辞考证，认为封建制度从殷商的武丁时代就已经有了，斯维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辞所见的情形为根据的，所以他很审慎地从武丁说起。但是解放后我们已发现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遗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证明至少成汤灭夏以后已经建立国家，因此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707
从“建立国家”到“封建制度”，这一推断似乎显得步子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据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不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而是分开来用的，语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如西周晚期大克鼎铭文记载，周天子册命膳夫克，赐给他某地的田，连同田里耕作的人，赐给他史小臣和乐官，还有井邑之人（这是只赐井邑之人却不赐井邑之地），让膳夫克把井邑之人迁到量地去。是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708
“封建”一词源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说“用封的办法把土地和民众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国家，目的是像藩篱那样保卫周王室。……‘分封’与‘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709
依李雪山说，“封”（丰）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是植树以标明疆界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树造林，这一方法后来也被周人学去了。《论语·八佾》有句很难解释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说夏人植树封疆种的是松树，殷商用柏树，周人用栗树。（依传统解释，这些树是被用作社主的。）
截至这里，诸家并没有多大的异说，但论到殷商爵称，分歧就相当大了。公认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称，这里简述李说，子、田（甸）、亚、男、任都是爵称，其中男、任通假，妇是女性的专用爵称，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辈，而非爵称，再者，这些爵位后来被周人效仿，但从甲骨文里还看不出它们有等级高低之分。710
爵位如果没有等级之高低，这似乎难以想像。周人所谓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谓三等爵位，都是等级分明的。无论殷商制度如何，周代当之无愧是个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就算承袭的是殷商的爵制，总该在等级上有所增益才是。这个问题上又会遇到诸家歧说，比如杨宽以为“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711但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都曾证之以金文，一是发现金文爵称与文献冲突，二是发现金文爵称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712但是，如果真是认为爵位和等级无关，又有些难以想像。《逸周书·度训解》有“□爵以明等极”，如果这篇能被确认为西周文献，倒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近年力证五等爵为实并匡正前人之说的，如王世民从金文入手，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体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称公（比如周公、召公），这是中央大员，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称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国），至于其他诸侯，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总体来说是为三等。713
这一战线上再如陈恩林，从文献入手，论证“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爵位不同，纳贡的额度也不同，甚至还有的诸侯为了少纳贡而自贬爵位甘为大国附庸的。714
陈举了《左传·桓公十年》的一个例子：齐国被北戎攻击，诸侯联合救援，打了胜仗，其中以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但随后齐国慰劳盟军，委托鲁国来排次序前后，鲁国以爵禄等级为序，郑国是伯爵，给排在了最后。公子忽为此忿忿不平，结果联合齐国和卫国对鲁国开了战。对郑国的这次报复，《春秋》的记载是“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左传》的解释是“先书齐、卫，王爵也。”陈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协从。《左传》解释说：‘先书齐。卫，王爵也。’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爵位等级的，而且是从一件事里两次体现了爵位等级：一是郑国公子忽的发怒，二是《左传》对《春秋》这一书法的解释。《左传》之所以要特意解释一下，依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的体例是：战争是谁挑起来的，就先写谁。可这次报复之战，明明是郑国的公子忽挑起来的，《春秋》为什么偏偏把郑国放在最后呢？因为这一战当初的缘起，就是鲁国在犒劳联军排座次时依照的是爵禄等级而不是战功，公子忽生气了，这才发动了报复之战。《春秋》于是特地改变了一贯体例，虽然公子忽是祸首，但偏偏还要按爵禄等级来给他们排序，还是把郑国排在最后，由此彰显鲁国“犹秉周礼”。715——如果这也算一则春秋大义的话，倒是很有几分反讽味道的。
从《春秋》和《左传》这段记载来看爵位等级，似为明证，但深究一下好像还有疑点。先看一下《左传》原文：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左传·桓公十年》）
鲁国排座次把郑国安排在后边，原文是“鲁以周班后郑”，用的是“周班”这个词，杨伯峻的注释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郑应在后”；《左传》解释《春秋》之所以把郑公子忽报复之师的参与者次序记为齐、卫在前，郑国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杨注：“王爵即周班”。716那么，这个两次作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级呢，还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至少也不能轻易排除后者成立的可能。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齐国的始封君是姜太公，卫国的始封君是康叔封，这两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获得分封的，而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获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来排座次的话，齐、卫两国也确实应该排在郑国之前。
《左传》中滕侯、薛侯争座次的事件大约可以成为一条佐证：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左传·隐公十一年》）
两方面争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薛侯强调自家受封时间早，滕侯强调自家与周天子同姓。——尽管滕侯成了最后的赢家，但从薛侯的话里至少可以看出：受封时间早，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资历，这大概就像“长征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种身份区别，也属人之常情。但另一方面，薛侯的受封资历早得似乎有些过分了，据《左传·定公元年》，薛的先祖为夏之车正，是在夏代就受封了。717
如果把问题再进一步的话，那就得问问《左传》里关于排座次的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地”解释了《春秋》。
那么，不妨看看《春秋》记载中的诸侯排座次——那时候还没有以姓氏比划为序的风气，理应级别越高越靠前，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列举一下《春秋》从隐公到文公的这些年里排座次的记载：
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蔡侯、郑伯会于邓。
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
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庄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庄公二十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庄公三十二年：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僖公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僖公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
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央大员总是被排在最前边的，卿大夫则被排在诸侯之后，但诸侯之间的次序却很难看出什么确定的等级排序，公、侯在前，伯、子、男在后只是一个大体情况。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齐国是侯爵，郑国是伯爵，齐侯排在郑伯前边，这没错；而宋国是公爵，有时候排在前列，有时候却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齐侯的后边。齐侯常常排在宋公前边，而在庄公三十二年宋公却排在齐侯前边。——如果这可以被解释为霸主位列在前的话，倒也合于常情，但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718《春秋》如此排列诸侯位次，很难相信这是孔子之作或者经过孔子的笔削。
再者，如果按照《左传·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君争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谓的“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原则，719在宗盟活动中中先分同姓、异姓，720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姓的排序当在爵位排序之前，但上述记载显然没有体现出这种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齐侯和陈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宋公，郑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许男（这个排列多次出现）。庄公十六年出场的人物把五等爵都会集全了，次序照旧无章可寻：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这样的座次无论如何都是很让人费解的。而周人又是很讲究等级秩序的，前文《左传·隐公十一年》中滕国和薛国的两位国君争座次，后来鲁隐公还特意派人开导，讲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这场争执。个中矛盾，颇为费解。
爵位当与权利和义务有关。说到义务，诸侯对天子的贡赋是有高低之别的，《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认为郑国位卑而贡重，从而据理力争，说道：“从前天子制法，贡赋的轻重是根据诸侯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的，位卑而贡重的是甸服，‘郑伯男也’，却让我们按照公、侯的标准纳贡，我们恐怕力所不能及，因此请求减免。”721
在子产这段争辩里，有一句话很难断句，即“郑伯男也”——到底是“郑伯，男也”，还是“郑，伯男也”，不易确定。至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歧说就更多了。722简而言之，依前者而论，郑伯的身份是男爵，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依后者而论，伯、男则属于同一个等级。联系一下上下文，子产先说了“位卑而贡重的是甸服”，接下来说“郑伯男也”，那么无论是伯男还是男，指的应该是服制而非爵制，伯男与甸服对举，当是与甸服属于同样的一个分类体系当中的。
从《尚书》及金文来看，服制之分确实是西周史实。723常有人以子产这段话来说明爵位与贡赋的关系，似乎不够严密，因为子产的话仅仅说明了服制，却没有说明爵制。
在爵位所涉及的权利与义务中，再来看看权利。权利最切身的自然就是待遇。周人的待遇标准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谓“授民授疆土”。侯志义《采邑考》表述这种关系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爵位是赐采的先决条件。”724这就是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侯文随后引了两条史料来说明“爵位一定，禄俸亦随之而定。《礼记》（卷十一）《王制》说：‘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国语》载叔向之语，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晋语八》）。道出了这一事实。意味按职务定爵位，再以爵位来立食禄。爵位一旦确立，则禄俸随之而来。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禄自然便显出差别来了。禄与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周时候，物质交换不普遍，货币经济不发达，天子、诸侯虽然赏臣下以货币（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装饰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禄之‘禄’，便只能以土地来充当——文献称作‘禄邑’。因在为农业已居社会经济首位的西周时期，土地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成为宝中之宝，故以地为禄，是再好莫过的，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725
这个说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会的森严等级，但缺憾是：第一，这依然是分高低等级的；第二，这两条史料有点问题。
关于《礼记·王制》，前文已经说过，通篇都像是乌托邦的图纸，至于具体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用王文锦的翻译，意思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726但这话还有上下文的，前一句是“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给他工作”，接下来才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这种情况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说“给俸禄”，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至于《国语·晋语八》叔向的那段话，也要联系上下文来看。整个故事是说，秦国的后子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有千辆之多，楚国的公子干也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只有五辆。叔向当时是晋国的太傅，掌管官员俸禄。韩宣子问他打听秦、楚这两位公子的俸禄标准，叔向说：“大诸侯国的卿，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上大夫给一百顷田赋的俸禄，这两位的级别都是上大夫，都给他们一百顷田赋当俸禄好了。”韩宣子很不理解，问：“这两位一贫一富，为什么给的俸禄都一样呢？”叔向回答说：“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此即‘爵以建事，禄以食爵’）……”727
叔向说的这事，和上述《礼记·王制》一样，说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这个聘任制，说得宽泛一些，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孟子，被外国国君给以高薪，这些事都是有的。但孔孟他们拿的薪水再高，也没有获得封地，属于孟子所谓“异姓之卿”，而非“贵戚之卿”。这就像现代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这薪水也正如叔向所谓的“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还要核之以业绩等等，但他们无论薪水再高，却拿不到公司的股份。这是春秋时代一大制度之变，尤其到战国时代，郡县制度开始发展，地方官拿的薪水虽然也有采邑之名义，但实际上只是收取某块地方的田赋而已，如叔向说的“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云云，只是给俸，并不给地。所以，以这些资料来解释五等爵显然是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