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在“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接下来就是“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榖梁传》也紧随《春秋》，《左传》却在“三月”和“夏五月”之间插入了一件“夏四月”的事情，记载很简略：“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这句话实际该被拆成两句，第一句“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纯属记事，是说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地的城墙；第二句“不书，非公命也”是交代体例，说《春秋》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这件事并不是奉鲁隐公的命令而行的——这一体例，叫做“不书”。
（一）《春秋》之“不书”
所谓“不书”，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春秋》是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史编辑删定的，有些内容照录，有些语句加以修饰而从中体现微言大义的褒贬，有些内容则删去不录，而《左传》的作者曾经看过作为《春秋》底本的鲁史，两相对照之下，很清楚地知道孔子到底作了哪些改动——比如，隐公元年四月发生的“费伯帅师城郎”，就是鲁史旧本有记载而孔子删去不录的。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对此事并无只言片语，看来两传的先师并未见过鲁史旧文——这一比较，会让人觉得《左传》比《公》、《榖》两传更要可靠一些。
不仅如此，《左传》紧接着还解释了孔子之所以删去“费伯帅师城郎”这一记载的理由：这一事件是费伯私自行动的，并未得到鲁隐公的指派。于是，这一“不书”也和“书”一样暗含着孔子的某些微言大义，而这里的微言大义又是《公》、《榖》两传所未能阐发的。
读者如果把这几层意思一一体会出来，很容易就觉得《左传》比《公》、《榖》两传距离孔子更近，而这就关系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诸如学派的地位和学者的职位之类，所以，这个说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严谨的学风和纯真的信仰也许在争议当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尽管这都是我们难以揣度的。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道：这种所谓“不书”的体例都是刻意编造出来的，显得左氏亲眼见过史稿原本，非《公羊传》所能及。殊不知《春秋》对于筑城这类事是一定要加以记载的，以示重视民力之意。再说，如果费伯这次筑城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春秋》自当在文辞上做做手脚，以示微言大义之贬，决不会仅以一个“不书”了事。909
刘逢禄虽然论之得力，但《左传》一派的学者也自有一套说辞。当初杜预就曾引《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国君的举动必定要书之于史册），说这是史官记事的规矩，孔子这次的“不书”也是因袭了这一惯例。——这就意味着：即便是鲁史旧文，其中也不会有费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的记载。孔颖达为之作疏，越发强调了这层意思，说旧史不书，《春秋》也跟着不书。910——这就意味着，《左传》的这条记录另有资料来源。
但是，若依杜、孔之说，马上又会出现问题：既然“君举必书”，但与《春秋》经文一作对照，难道国君每年所作之事都会如此之少吗？再者，《左传·襄公七年》也记载过一次费邑筑城的事情，这时的费邑是季氏的私邑，由南遗管理，掌管徒役的叔仲昭伯为了向季氏讨好而去打通南遗的关节，说：“请修筑费邑的城墙，我给你多派劳动力。”于是季氏修筑了费邑的城墙。911
叔仲昭伯对南遗说的“请城费”，很难理解为请南遗向鲁君请命修筑费邑的城墙，那么这次城费自然是“非公命也”，《春秋》却没有一视同仁地予以“不书”。至此，《左传》的前后文便难以自洽，再来考察隐公元年这次“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的记载，所谓“不书，非公命也”的解经之辞就显得多少有些牵强了。
（二）费与费有别
钱牧斋途经费县，道中赋诗：“驱车入鲁吊遗黎，宗国相传事可悲。歌凤有人供放逐，斗鸡无相系安危。申丰锦去邻争羡，阳虎弓还盗亦嗤。唯有汶阳田下水，至今流恨绕凫龟。”912通篇都用春秋鲁事，多与费地有关。
费伯帅师城郎。这位费伯是鲁国大夫，不姓费，而是和周天子、鲁隐公一样姓姬，费是他的采邑，在今天山东省鱼台县西南。费，在春秋时代也算是个颇为有名的地方，《论语·雍也》讲过鲁国权贵季氏想让孔子的学生闵子骞作费邑的地方官，闵子骞不愿意干，宁可逃跑也不愿接受，913《论语·先进》还曾说起子路要让子羔作费邑的地方官，惹得孔子很不高兴。914更著名的是《论语·季氏》里那段：“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季氏将伐的这个颛臾，就“近于费”，大约让季氏觉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起意要把它拿下来。《论语·阳货》还有一段经学疑案，通行解释是说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想招揽孔子入伙，孔子还真动心想去，于是说出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句千古名言。915
《左传·僖公元年》有“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说鲁僖公把汶水以北之田及费邑赐给了季友，这和《论语》里的相关记载倒是可以合拍的。
但费地的知名，渊源还要比上述这些更早。《尚书》里边有一篇《费誓》，内容一般认为是鲁国始封君（或第二任封君）伯禽916平定徐戎、淮夷之乱，在费地誓师大会上的演说词。917孔安国《尚书传》注音说：“费音秘”，释义说：“费，鲁东郊之地名”。
费，不读fèì而读bì，再看《左传》，杜预给费伯的费字注音，说：“费音祕”《汉书·五行志》颜师古的注释里也有提及：费，是鲁国的城邑，读音是“秘”。陆德明《经典释文》在《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这里注释“费”字，说：“音祕，邑名。”9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费伯这里注释说：“‘费’，《释文》音‘秘’。费伯，鲁大夫。费亭当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西南。”919
前后一联系，这个费地看来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伯禽曾经在此誓师，后来这地方成了费伯的采邑，再后来又归了季氏，但季氏名下的费地总出麻烦，不得不频繁更换地方官，甚至还有个公山弗扰据费邑而叛乱。——元代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就串起过这些资料，给了我们一个笼而统之的印象。920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谈到费地人文地理的历史脉络，说这里是“古费国也”，后来即有“费伯帅师城郎”，再后来又作了季氏的采邑，汉代为费县，属东海郡，从宋朝到隋朝都属琅琊郡……西北八十里的蒙山就是老莱子的躬耕之处，西北七十五里是东蒙山，即《论语》所谓“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之东蒙。921
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说费伯的费和季氏的费并不是同一个地方，甚至连读音都不一样。丁寿徵《春秋异地同名考》有一条“费与费有别”，援引高士奇的说法，说费伯之费读作fèi，“今兖州府鱼台县西南有费亭”；季氏之费读作bì，另是一地。92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同样有一条“费与费有别”，内容也和丁寿徵基本相同。
这个费字，考究一下倒还真有一番复杂的历史。《广韵·至韵》说费字同鄪（bì），是鲁国邑名。但从更早的记载（《尚书·费誓》）考证，事情却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有个文献版本的问题。汉代以后《尚书》传本主要有三种：一是汉初伏生传给晁错的二十八篇本，由伏生口述，经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是为《今文尚书》；二是汉景帝时鲁恭王从孔宅墙壁里拆出来的古本《尚书》，由孔安国将之隶古定，是为《古文尚书》；三是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
战乱的环境加之学术风气的作用，《尚书》的几种版本陆续失传，结果，今天的通行本就是梅赜的伪《古文尚书》了，好在其中还包含着伏生本的《今文尚书》。梅赜版本所用的字体也是隶古定，到了唐朝，唐玄宗指派卫包把古籍改成简体字，也就是改隶古定为唐朝流行的楷书，而后刻石立碑，这就是经学史上有名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但从此以后，隶古定版本的《尚书》便原貌无存了。
卫包的这次改字抄经会不会把有些字给改错了呢？这还真很难说。就算现代人把繁体字转抄成简体字，也面临着很多陷阱。所以，后世经师难免对卫包有所指责。眼下遇到的问题就和卫包有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谈及《费誓》之“费”，说道：“今通行伪孔本称‘费’，然而这是唐代卫包凭自己的理解错误地改用的，原始资料最初似作‘肸’，但它同时又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用字。”923
刘起釪索引历代相关文献，罗列种种：《史记·鲁周公世家》作“肸”，《尚书大传》作“鲜”，《说文》作“粊”，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作“狝”，等等等等，直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证《明公簋》的铭文，认为铭文中的▓【造字－造字图片（1）】字正是肸、粊的本字，“徐广以为‘一作狝’者为近实。肸、粊、鲜均假借字”。
图－明公簋铭文
释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造字－造字图片（1）】鲁侯有▓【造字：“国”字把“玉”换成“卜”】功，用作旅彝。
明公即周公旦，孔子心向往之的圣人。这句话今译为：周王命周公旦派遣三族军队征伐东方三国，到达了▓【造字－造字图片（1）】地。鲁侯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因而制作旅彝。924
▓【造字－造字图片（1）】字，郭沫若释为▓【造字：上半部分：左“尔”右“犬”；下半部分：‘邑’】
刘起釪认为郭沫若的这一考证是“发千古之覆，为学术史上一大快事，使我们知道此地称▓【造字：上半部分：左“尔”右“犬”；下半部分：‘邑’】（即狝），此篇誓词原当称《狝誓》，其它皆假借字”，并且：
由上所列资料，藉知此地名分歧诸情况。而最后由现代金文研究，获知其地原称狝邑。由《史记》据先秦资料所引用，文献中最先称其地为肸，当是狝的同音假借字。同样由秦博士伏生传至汉代的鲜字，亦由于同音假借。而西汉三家今文用音转的粊字，东汉古文各篇全承用了今文二十九篇篇名，故亦用粊字。东晋伪古文再承用之，直传至唐代，故用此地名为誓词篇名为《粊誓》，在《尚书》学史上使用时间为最长。至唐天宝时改用费字，最虚妄无据。清儒已指出费为另一地，距鲁都曲阜三百余里，怎能为鲁郊？……可是由于刻成《唐石经》，为以后一切版本之祖，遂贻误至今。现应明确，作为地名，原称狝邑，先秦至汉用了同音假借字肸、鲜及音转字粊……而从来不称费。925
把资料前后连贯一下，可以推测出来：伯禽誓师的费（bì）很可能就是季氏的费（bì）邑，而费（fèi）伯的采邑费（fèi）邑另有其地。而且，这两个地方本来也不该算是（按丁寿徵和顾栋高的说法）“异地同名”，而是“异地异名”，只是这个“异名”在历史上传抄的过程中变成“同名”了。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论语》里边那些关于费邑的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费邑之为费邑而不为狝邑的佐证呢？——这还真很难说，《论语》的可靠程度比之《春秋》三传和伪《古文尚书》怕也并不会高出多少。用朱维铮的话说：“到郑玄为止，《论语》的结集基本定型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足有六百年。中间反复极多，在结集史上，空白和混乱交替出现，学派纠葛和政治干预相互作用……结集的过程是材料真实性退化的过程，愈改编愈失真。”926
（三）费伯·费庈父
《左传·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qín）父胜之。”是说鲁国的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灭掉了极国。据杜注，这个费庈父也就是隐公元年里帅师城郎的那位费伯。927
那么，把隐公元年的城郎和隐公二年的灭极联系起来，这里边似乎有着什么隐意——再来联系一下第三条线索：《春秋经·隐公九年》有“夏，城郎”，这就是说，在郎地筑城之事才在隐公元年有过一次，又在隐公九年有了一次。这到底是隐公元年的城郎没能完工呢，还是在八年之后又有返工呢？
从这几条线索里，前辈学者们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推理之路，一是认为仅在九年之间两次城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隐公元年的郎和隐公九年的郎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比如清人江永，他在《春秋地理考实》里就是这么分析的，不过说话多用“盖”字，并非凿凿之言，9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取江永之说；929二是认为此郎亦即彼郎，筑城工作既非未完工，亦非出现返工，之所以前后文出现矛盾，是因为其间另有隐情：隐公元年虽然说费伯到郎地筑城，其实这只是一个障眼法，线索就是费伯城郎之事并不见于鲁国史册——事情大约是这样的：费伯扬言去郎地筑城，其实目标是距离郎地很近的极国，这是兵家诈术，所以到了第二年，司空无骇和费伯看准时机，两支军队联攻大败极国，这就是隐公二年所记之事，至于《春秋》所载隐公九年的那次城郎，那就是货真价实地在郎地筑城了——这一观点见于清人惠士奇的《春秋说》，大胆假设，难以求证，所以也和江永一样用“盖”字说话。930
谁对谁错，难以辨别。这样一件史料上的小事，从事实本身来说也许毫不重要，但对事实的任何一种推测或解读都会直接影响到孔子的微言大义。比如，如果说城郎这件事属于未经鲁隐公批准的擅自行动，而孔子删掉这个记载，应该是为了给鲁隐公留面子，这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广的“为尊者讳”的书法原则；如果城郎这件事是出于兵家诈术，孔子的删削显然就是另外一种意思了；如果孔子并不知道城郎的前因后果到底如何，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写在《春秋》上，那肯定也就不存在什么微言大义了；如果鲁史旧文确有城郎的记载，孔子并未删削，而是照录不误，只是这条竹简不小心丢掉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他当初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更难说清了。
越发让人头痛的是，旧意见争执未休，新说法又不断出现。竹添光鸿根据《路史》说，读作fèi的费地是滑国的地盘。虽然《路史》并不是一部可靠的书，但竹添光鸿接下来的推论却很有几分道理：城郎之事为什么没有经过鲁隐公的批准，是因为鲁隐公当时正在服丧期间，国家政务都委托给大臣办理。
这个说法的出处应该是《尚书·无逸》和《论语·宪问》，931大意是说，在上一任国君刚死、新国君即位的时候，新国君要服丧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新国君不问政务，把一切国政都交给冢宰（近似于后世的宰相）打理，大臣们也各安其职，听命于冢宰。
新君三年不听政，这事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孔子说古人都是这样的。可是，难道春秋时代也这样吗？——就在这隐公元年的三月，鲁隐公就有和邾仪父盟于蔑的事情，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竹添光鸿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弥缝道：在春秋时代，就算刚死的那位国君还没下葬，新君也是可以出席盟会的。932——解经的努力，总难免顾此而失彼，若为避免失彼，又难免要多方弥合。
第二卷 隐公元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