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段一事上，“三传”解经各有各说，篇幅都不太长，疑点却有很多。仔细分析的话，虽然很难找出正确答案，现有的答案却让人越想越觉得可疑。
除了在“克”字上的争议之外，对于褒谁贬谁，对于叔段的出奔，历代学者提出了无数的意见。孔子的真意究竟是什么，真理到底在谁手里，这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所谓重中之重，因为这远不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密切地关乎时政的，诸如藩王问题、宗族问题、贵戚问题，都需要从对克段事件的阐释中获得相应的理论依据。即如前文讲到的汉景帝与梁王这一对兄弟，其关系便与郑庄公与叔段的关系大为相似，比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深诛景帝之心，便是从这一关系入手的。1410
话说回来，按《左传》的记载，叔段兵败之后并没有被郑庄公杀死，而是流亡到了共地，是称共叔段。作为郑国公子，叔段逃到共地的这种情况在《春秋》当中应该被称为“出奔”，也就是说，如果《春秋》的体例完备而严谨的话，在这里还应该有一句“太叔出奔共”，形式如《春秋·桓公十一年》“郑忽出奔卫”，或如《春秋·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等等。但是，叔段的出奔却被《春秋》“遗漏”了。在一众经学家的眼里，《春秋》是孔圣的万世垂法，不可能存在这种遗漏，所以，这个遗漏肯定是圣人故意为之的，其中一定有什么深刻的涵义等待我们的细心发掘。
孔子的微言大义如同达芬奇密码，让两千年来无数的睿智之士前赴后继。从这层意义上说，经学就是密码学，而这一密码学中的公理就是：密码是当真存在的。以下继续作一点管中窥豹的工作，看看不同时代的专家们是如何以不同的风格与方式来孜孜以解码的。
（一）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啖助、陆淳、赵匡的学术革命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太平盛世骤然冰消瓦解，这也在思想领域里促成了一场革命。——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得有高明的政治思想来作指导，那么，时政的情形既然不算太好，这是否说明现有的政治思想还不够完善？啖助、陆淳、赵匡这三位《春秋》学的大家回顾学术历史，觉得“三传”以及专研“三传”的前辈名家们把路线走错了——《春秋》不应该仅仅被追溯到周公制礼，其意义更不仅仅是黜周王鲁或者褒贬劝诫，前代学者们这么讲，虽然也得了一些《春秋》真谛，但流于表面，未能达到《春秋》的真正内核。
那么，孔子修《春秋》到底有什么深意？啖助说道：“孔子的深意究竟是什么，‘三传’并没有明文记载，解‘三传’的学者们则各说各话。搞《左传》的认为《春秋》意在秉承周公之志，在周德衰落、典礼丧失的情况下，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春秋》，考其行事，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预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搞公羊学的则说：孔子作《春秋》是黜周王鲁，变姬周之‘文’而从殷商之‘质’。何休就是这一派的代表。而治《榖梁传》的却说：平王东迁之后，天下板荡，王室衰微，孔子很痛心，于是作《春秋》以褒善贬恶，给天下确定是非标准，使好人安心，使坏人害怕。范宁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三家各执一辞，但是照我看来，他们谁也没说到要点。这三家既然在宏纲大旨上就走偏了，等而下之的那些解说就更加离题万里了。依我看，《春秋》的大旨就是八个字：救时之弊，革礼之薄。”
啖助这个结论的理论根据就是前文讲过的夏、商、周三代不同政治特色的流变：夏的特色是忠，忠的弊端是野；殷商上承夏政，政治特色是敬，而敬的弊端是鬼；周人上承殷商，政治特色是文，文的弊端是僿。要想革出僿这个弊端，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夏政之忠。从这三代的政治演变可以看出：所谓文，其实只是忠的末流，也就是说，忠是本，文是末。国家制订政治纲领，取法于本，其弊为末，如果取法于末，弊病可就大了。
那么，武王和周公都是一代英杰，难道看不出这个问题吗？不是他们看不出，而是因为他们上承殷商之弊，不得已而以文为自己的政治特色。周公过世之后，按说周人自家的政治已经基本稳定了，对当初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应该变革一下了，但一直没人动手来作改革，就任凭原本的权宜之计变成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周代政治的弊端还要大于夏、商二代。及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孔子很痛心，说道：“虞夏之道，人民少有怨恨，殷周之道则弊端太多。”又说：“后来的世代里就算还能有明主兴起，怕也很难赶上大舜了。”孔子大概是觉得大舜那种淳朴的政治难以行于末世，但退而求其次，夏代的忠道却是可以复兴的。所以《春秋》是以夏代之忠道作为核心纲领，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才说《春秋》的核心纲领可以概括为那八个字：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佐证还有不少，比如《淮南子》说过“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又说“三王之道如循环”，等等等等，三政循环，要救周政之弊自然要以夏政为优。所以我们知道，《春秋》是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代的政治特色为本，并不是完全信守周典的。如果按杜预的说法，《春秋》本之周礼，那么周德虽然衰落，礼法尚未泯灭，又何必另作一部《春秋》？所谓“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这和孔子说的“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明显是矛盾的。杜预见解浅陋，不可尽信。
何休的见解又如何？何休说过《春秋》是“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这确实把话说对了几分，但何休显然没有本着这个精神去作。何休没有把这个纲领用之于忠道原情，而是用之于名位上的纠缠，在黜周王鲁上大做文章，实在是失之于浅末，对于《春秋》宏旨未得其门而入。《春秋》要以夏之忠道革除周代文道的弊端，重点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而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
范宁的榖梁学更不靠谱，所谓劝惩褒贬云云，历代史书有哪个不是劝惩褒贬，难道只有孔子的《春秋》才这样么？所以三家之说都没能把握住问题的核心。我们研究《春秋》，还是得把握住“救周之弊，革礼之失”这八字真言。1411
——这一番议论，把杜预、何休、范宁这分列“三传”学术颠峰的三位大师一网打尽，重新确立了学术新基调，挑战着学术权威。但要说到啖助这一派的成就，大概可以评为“勇于冲破藩篱，精神可嘉”，而他们的诸多新论往往只能说在穿凿附会的程度上比前辈们又前进了一步，并且开启了一个推尊《春秋》而摒弃“三传”的新的研究倾向。
如在克段一事上，陆淳引述赵匡的意见点评“三传”得失。——《左传》解经，说：“如二君，故曰克”，而“克”字为能胜之名，并无二君之义，《春秋》全文并没有两位国君交手而用“克”字的例子。（他们在这点上倒很有几分严谨求证的精神。）《左传》又说：“不言出奔，难之也”，陆淳引啖助语说：这是孔子贬斥郑庄公志在杀弟，所以不提叔段出奔，因为如果说了叔段出奔，那么郑庄公就只有逐弟之恶而没有杀弟之罪了，而且也看不出叔段的逆心。
《左传》又说“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啖助的意见是：庄公分明说过“姜氏欲之，焉避害”，还说过“不义不昵，厚将崩”，可见郑庄公是不愿意给自己惹上恶名的，只不过不知大义这才终于有了杀弟的举动，但要说他作为儿子把亲生母亲囚禁了起来，这就不可能了。《左传》这么写简直就是瞎说。
——啖助的这种解释已经近乎于以义理来平衡事实了，在《春秋集传辨疑》里更直指“郑伯必不囚母”，以至四库馆臣论道：啖助实属臆断——郑庄公掘地见母所挖的那条大隧道留有故址，《水经注》明文有载，哪能随便就说《左传》捏造？照啖助这么说，哪还有可信的史料？1412
啖助接下来再评《公羊传》。《公羊传》说：“克者，杀之也”，陆淳引赵匡的话说：通观《春秋》体例，从没有把“克”字用作“杀”的意思。《公羊传》又说：“不称弟，当国也”，这个说法也靠不住，之所以不称弟，是为了表示叔段没有谨守为弟之道，在这点上还是《左传》的解释比较恰当。
《榖梁传》的解经是：“克者何？能杀也”，赵匡的意见是：《榖梁传》对“克”字的解释并不恰当，但总体来说《榖梁传》的解释还算尽在骨肉情理之中，所以只要把“能杀也”这个说法去掉，其他内容倒也值得保留。
《榖梁传》又说：“《春秋》对叔段不称公子，因为叔段没有谨守作公子之道。”——叔段是郑武公的儿子，按惯例是可以被称为公子段的，而《春秋》既没有称他为弟段，也没有称他为公子段，只是单单用了一个“段”字。赵匡的看法是：《春秋》笔法是把握问题的重点，而在对叔段的称谓上，弟弟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公子的身份则在其次，《春秋》已经不称叔段为弟了，这就是择其要领了，就没必要再在不称公子的问题上多费周章了。
赵匡接下来还提出了一个考据上的疑点：郑伯克段于鄢，这个鄢应当是邬，也是郑国的地盘。
赵匡的这个说法后来确实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明代陈耀文《正杨》举《切韵》为证：“帝虎并讹，乌焉互舛”，这是字形相近而发生讹误。1413这个邬地，就是《左传》后文提到的“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之邬，“郑伯克段于邬”在传抄的过程中被误写为了“郑伯克段于鄢”。杜预注鄢地为“颍川鄢陵”，大错特错。道理是：从京地到邬地并不太远，邬地又在郑国的疆域之内，所以叔段麾下能网罗有一批人马，和郑庄公两雄相争，这才被《春秋》称之为“克”。如果叔段从京地远走鄢陵，这便出了国境，也就没有了人马可用，郑庄公若在这里打败叔段便不能被称之为“克”。加之《左传》又说叔段从鄢地出奔，到了共地，而考之地理，自邬地过河正是通往共地的捷径，如果叔段已经南行到了鄢陵，是不大可能从鄢陵跑到共地的。——在对“于鄢”的解释上，《公羊传》也是错的，还是以《榖梁传》为优。1414
赵匡的说法无论是对是错，首先是打破了旧有的一种经学传统——以往的经学家们大多专攻一传，贬斥其他，有人捍卫《左传》，有人说《公羊学》才是圣人的大义传承，有人则说《榖梁传》最优，互相攻讦，不死不休。尤其在汉代，不同学派为了争立学官，获得官学地位，打得更是不可开交。但陆淳这部《春秋集传纂例》汇集啖助、赵匡之说，不主“三传”中的任何一传。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传”被近乎平等地摆在了新式显微镜下，被同样地分析、辩驳、梳理、审查，今、古文经学的坚固藩篱好像完全看不到了。大约可以说，陆淳这部书开启了宋代《春秋》学“舍传求经”的先河——也许几百年下来，人们对旧有的门户斗争已经深感厌烦了吧？
再者，赵匡对“于鄢”的辨析明显求之于史实地理的考据，而不止是一味地在义理上下功夫。对义理杀伤力最大的往往不是对立义理的雄辩，而是对事实的发现。如果赵匡的考据是对的，《左传》和《榖梁传》倒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可《公羊传》却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连带着那些公羊学家的地位也会受到相应的动摇。
经学家普遍认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以“郑伯克段”和“郑伯克段于鄢”在涵义上是很不一样的。《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何不称叔段为弟，说“当国也”，何休解释说：叔段想当国君，所以《春秋》就本着叔段的心理，像描写一位国君那样来描写他，以此来凸现叔段的谋逆之心。1415
从文义来看，《公羊传》说“当国也”， 意思是：《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接下来，《公羊传》又解释“于鄢”的涵义，说：“其地何？当国也。”——《春秋》为什么要特地标明叔段被克的地点，原因也是“当国”。接下来便和齐人杀公孙无知的事情作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是：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内，《春秋》就不写明地点；而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外，但谋乱被杀之人并没能匹敌一国之君，《春秋》也不会写明地点。
为什么《春秋》在笔法上会有这个区别？据何休的解释：如果“当国”之人身处在国都之外，就很有可能结交邻国，借邻国之力造成内乱，所以《春秋》才要特别注明其人所在之地，用意是说：这个人已经很有里通外国的危险性了，得赶紧除掉才行！而如果这个人势力没有那么大，即“不当国”，那他即便身在国都之外，具有交结邻国的可能，也没有力量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春秋》便没必要特地注明地点。如果是在国都之内，当国之人受诛，祸患已绝，便没有必要注明地点；其人力量若不足以当国，《春秋》就以杀大夫的体例来作记录，也没必要注明地点。1416
何休的解释不知道是上有师承还是完全根据《公羊传》的文本所作的揣摩，而赵匡的考据则直击《公羊传》本身，其结果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公羊传》在这一地点的记载上完全失误的话，那么多随之而来的义理发挥也自然就没有了着落。——在训诂考据上对经典的质疑要到清代才大行其道，阎若璩证伪了古文《尚书》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子。相形之下，赵匡他们的考据功夫就薄弱得多了。但毕竟他们发起了这个攻势，“三传”的权威性同时受到了怀疑。
从克段一事管窥啖助、赵匡的解经风格，虽有考据但失之于浅薄，多出新裁但失之于无据，乃至尽废“三传”而直解《春秋》，从此开启了一代崭新学风。余绪流传，愈演愈烈。到了清代，有人感觉这一派经学胡编乱造、肆意发挥，实在太过分了，后来乾隆朝编了一部《御纂春秋直解》，要以政治力量来一匡经学是非，四库馆臣在对这部书的评论里说道：自从啖、赵开风气之先，学者们秉承其绪，多以私见揣度经义，在见解上力求出新，结果继踵者越多，《春秋》之学越荒。及至孙复出现，提出《春秋》有贬无褒的新说，经学更入歧途，学者们在字里行间到处探求孔子的贬抑所在，实在找不到了就大搞深文周纳。这些实在是信不得的。而这些书里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胡安国的《春秋传》，满篇都是牵强附会。1417
牵强附会的始作俑者倒不能算在啖助、赵匡他们头上，四库馆臣引王充评论《公》、《榖》两家的话说：“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可以说作为经学重镇的《春秋》之学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基调。
（二）宋学管窥
1．孙复
在啖、赵之后，四库馆臣主要驳斥的对象一是孙复，一是胡安国，前者是北宋《春秋》学开山祖师，后者是南宋《春秋》学颠峰人物。全祖望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1418
庆历年间学风一变，疑古之风渐起，先贤们的经与传纷纷受到苛刻眼光的重新审视。1419胡瑗、孙复，以及孙复的高足石介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正站在这一时代的转捩点上。
胡瑗以易学名世，孙复则笃于《春秋》。孙的《春秋》学据说受之于范仲淹，上承啖、赵，其特色一是尊王攘夷，二是认为《春秋》笔法有贬而无褒。——道德标杆至此有了越来越苛刻的倾向，对真理唯一性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其导致的结果是：虽然人无完人，但看人的眼光却多少套上了完人的模子，正于邪的壁垒也越发森严起来。余风及于明代，便有名满天下的复社、东林党，再到后来更有《老残游记》感叹清官为恶甚于贪官。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对克段一事如此阐发：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看出来的？因为在《春秋》的写法上，诸侯杀大夫，或称人，或称国，杀世子，杀同母弟弟则称君，而这里称呼郑伯，属于称君的情况，由此而知道郑伯所克的段就是自己的同母兄弟。所谓“克”，是力胜之辞，以郑庄公的力量方才能够制服叔段，可见叔段骄悍难制，国人莫能与之相抗。郑庄公养成了叔段之恶，最后加之以刀兵，这就叫做兄不兄，弟不弟，都该批评。1420
对于郑庄公兄弟二人，历来有维护郑庄公的，也有为叔段辩护的，但同加批评仍属主流意见。但孙复的问题是：不仅在这一个问题上把所有当事人一勺烩，而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了这种一勺烩的风格。当然，无论孙复也好，旁人也罢，意见再怎么新奇，一般而言都是在“探求孔子的真谛”而不是自作发挥——虽然事实上刚好相反。经典对于后人来说，其启事是在一开始便已告完成的，后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在理论上说不过是把圣人的启事给揭示出来而已，至于谁的揭示才是正确的揭示，这就只能仰赖于权威机构的认定了。
从这层意义上看，经学并不像是一门世俗的学问，反而和神学非常近似。——罗马天主教对教义的看法也是这样：教义是从一开始便完全无误地交给我们了，只是我们没有能力完全理解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天主教并没有教义史，有的只是对教义的领会史。同样对于经学，并没有经义史这回事，有的只是对经义的揭示史。奥顿在《教理史手册》里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经学：“所谓教理史必须预先假定（假设）所启事的真理在客观方面看来是永远不会更改的；然而，在主观方面，人们对于教理的理解上是可能有进步的。”1421
啖、赵开舍传求经之风，孙复开有贬无褒之例，1422杂说越来越多，苛评也越来越甚。道德标杆的树立通常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在“非常高尚”变成新标准之后，“高尚”便是要被批评的了，知人论世的口吻也就越来越严厉了。
宋代一部不知作者的《春秋通义》1423这样评道：“如果郑庄公杀了叔段，《春秋》就该写作‘郑伯杀其弟。’如果叔段出奔，《春秋》就该写作‘郑公子段自鄢出奔共。’而《春秋》却书郑伯、书克，不书弟，叔段之恶由此而明，郑伯之恶也由此而明。”1424褒贬议论同于孙复。
风气所及，《春秋》背后的史实支柱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清代四库馆臣评程公说《春秋分纪》时论及宋代学风，说道：自从孙复之后，人们都以臆断来解说《春秋》，恐怕前人的意见会对自己不利，便把“三传”的义例一概废掉。尤其害怕《左传》事实分明，不能由着自己随意发挥，便把《左传》的记事也一并置之不顾。就好像赃官断案，先把证据毁了，又把证人杀了，是非曲直就可以全由自己空口白牙怎么说怎么是。1425评赵鹏飞《春秋经筌》则指出了舍传求经只是一个不可能的口号：就以《春秋》开篇的几件事为例，如果没有《传》文，就算有穷理格物之儒者尽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弄清声子、仲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弄清经文“克段”之段到底是谁，又究竟出了什么事，问题到底处在哪里。1426
2．刘敞
但大风气虽然如此，倒也并非人人都是这样，至少在程度上也是有些区别的。比如刘敞也是北宋治《春秋》的大家，欧阳修以一代文宗的身份，在修《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的时候，于凡例处还要多向刘敞请教。1427据四库馆臣的评论，北宋以来出新意解释《春秋》的要数孙复与刘敞为始作俑者。但这两人大有区别：孙沿袭啖、赵的学风，几乎尽废“三传”，而刘对“三传”则既不尽信，也不尽废，所以刘的训释水平比孙要高出很多。1428——这是刘的优点，而缺点是，他还开了另外的一个先河，即篡改经传文字的先河，大约有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就由着自己的意思动笔改了，也不作出任何说明。1429后来宋人很有些疑经改经的风气，以义理正确统辖事实正确，对于文本上的矛盾龃龉即以义理贯通之，不惮改字，胆量是很大的。
按四库馆臣的意见，刘敞的训释水平远远高于孙复。的确，有些地方刘敞的意见非常平实，如评《榖梁传》对“克”字的解释，说《榖梁传》先训“克”为“能”，又转训为“能杀”，完全不合语法，1430而从《左传》对《春秋》的语例阐释中，刘敞又推出了叔段确实被杀的结论：《左传》阐释《春秋》语例，有所谓“得儁曰克”，如果叔段出奔共地，就不存在“得儁”一事，所以《春秋》也就不该称之为“克”。1431
所谓“得儁曰克”，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的解经文字：“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在《春秋·庄公十一年》，有一句简短的记载说：“公败宋师于鄑”，意思很简单，是说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左传》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次战争的来龙去脉，说宋国要报当年乘丘兵败之仇，向鲁国发动了进攻，鲁庄公率兵抵御。宋国的军队还没有列好阵势，鲁国军队就迫近攻击，在鄑地打败了宋军。1432——事情很简单，但《左传》继而阐释《春秋》的书法体例，说凡是作战，趁敌人没列好阵势而击败敌人的就写作“败某师”，大家都摆好阵势作战的就写作“战”，大溃败就写作“败绩”，俘虏了敌人的头领就写作“克”，伏击取胜的就写作“取某师”，周天子的军队打了败仗就写作“王师败绩于某”。
无论《左传》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至少从它给出的这一套体例来看，《春秋》的一句“公败宋师于鄑”便应该隐含着这次战斗是鲁军趁宋军还没列好阵势就发起进攻的事实，而“得儁曰克”，“儁”即“俊”，意指才俊之士，在这个打仗的语境之下可以引申为将官、首领。《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记陈汤有“……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颜师古注释：“俊谓敌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传》曰：‘得俊曰克’。”所以，按照“得儁曰克”这个体例，刘敞质疑道：郑庄公只有擒住了叔段才能被《春秋》称之为“克”。所以，既然《春秋》明明白白地写作“克段”，叔段应该就没能跑掉，落在了郑庄公的手里。
那么，《左传》说叔段出奔共地又是怎么回事？共地在卫国，刘敞分析说：《左传》在本年十月还记载了公孙滑出奔卫国。公孙滑是叔段的儿子，照理说父子应该在一起才对，而《左传》只提到公孙滑出奔卫国，却没提叔段。而且《左传》好几次提到公孙滑，旁边都没有叔段的身影，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事实真相应该是叔段已经遭了郑庄公的毒手，之后只有叔段的儿子公孙滑出奔在外，《左传》所据的材料误把公孙滑的出奔记作叔段的出奔了。1433
刘敞这是在《左传》的解经之辞里寻找证据，给出了一个“合理的怀疑”，但问题是刘敞的论证没能作到自洽——这里的怀疑是建立在《左传》对《春秋》语例解释正确的基础上，而他紧接着却对这个基础发出了质疑：《左传》说“如二君，故曰克”，这句话在性质上和“得儁曰克”是完全一样的，而刘敞说：《春秋》二君相伐的记载很多，都称“伐”而不称“克”，不知《左传》根据什么得出了“如二君，故曰克”这个结论？1434
如果相信“得儁曰克”的义例，那么《左传》的叙事自然有误；如果相信《左传》的叙事，那么“得儁曰克”的义例便站不住脚。这与其说是考据问题，不如说是取舍问题。刘敞取了前者，而清代沈彤则取了后者，至于“得儁曰克”与“如二君，故曰克”的矛盾，赵匡以为前者是常例，后者是特笔。1435三种论断，都很难找到依据。而庄存与《春秋正辞》又有弥合——庄是公羊家，首先要认定训“克”为“杀”的公羊义理，但他还说，叔段也确实出奔，出奔与被杀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是叔段在鄢地受了伤，出奔之后才伤重而死的。1436
经义终于会被说圆的。再看刘敞，纰漏归纰漏，他在辨析求证的一面也许确实比孙复作得出色，但另一方面，从克段一事上来看，至少刘敞的道德标杆并不比孙复更低。——《左传》表彰颍考叔的纯孝，而刘敞认为颍考叔根本够不上纯孝的标准：庄公放逐姜氏又立下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言之后，已经大感后悔了，颍考叔也已经知道了庄公的悔意，他应该向庄公这样明言才对：“您立下这种誓言，分明属于不孝，鬼神肯定不会喜欢，所以也不会听的。您不如把母亲迎了回来，这才叫做‘迁善徙义，君子之道’，鬼神也会保佑您的。”庄公若听了这种劝告，必然会欣然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庄公已经有了悔意，自己又抹不开面子破誓，身边也没有人用合适的意见来引导他，这才拖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所以，颍考叔如果能这么建议，庄公哪会不从？而颍考叔却大搞曲折迂回的办法，如此隐晦的表达要是庄公没听明白那可怎么办？他还建议挖地道，说这样就不会违背誓言，可这种小伎俩上之不足诳鬼，下之不足诬人，内之不足欺心，使君主不能明明白白地悔过，这简直就是孟子所批评的犯了错还要文过饰非的那种人，哪里称得上纯孝？1437
对于刘敞的这种议论，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迂腐，但也不能否认直言敢谏确实有着绚烂迷人的道德光环。这里体现的是对“方”与“圆”的一种认识——君子到底应该取外圆内方还是内外都一样方？吕祖谦《东莱博议》评论《左传》里“臧僖伯谏观鱼”的故事，也谈及进谏问题：进谏之道，与其让君主畏惧我的话，不如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与其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不如让君主喜欢我的话。这三种进谏分别体现为：戒之以祸、喻之以理、悟之以心。1438照吕祖谦的这个标准，颍考叔当属悟之以心的一类，尤其值得表扬才是。
其实在进谏问题上，颍考叔风格原本很占优势的。这一派首先可以在大舜那里找到理论资源——大舜侍奉自己那位典型化的坏父亲就大有以柔克刚的风格，“舜从未对父亲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也没有无视父亲的权威；他的所作所为只是谨慎地矫正了这种权威，因而也就恢复了这种权威”。1439再者，《孔子家语·辩政》以孔子之口谈到忠臣之谏君的五种方式，孔子自己就很赞同讽谏，因为个人安全还是很值得被慎重考虑的。1440其后，至少在宋前，人们还是认可讽谏多于直谏的。1441但从这里来看，这个方、圆之辩，至少在表面上刘敞一派颇占上风，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1442从此以后，东方朔式的人物濒临灭绝了，而多是方孝孺、刘宗周这样的道德楷模在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如方孝孺的名文《豫让论》，对豫让的苛责就如同刘敞这里对颍考叔的苛责，两者如出一辙。道德苛责虽然塑造了一些越发远离人情的道德楷模，但必然也会促发更多人的作伪，而对社会来说更加危险的是：正邪不两立的思想越发严峻了，这世界越来越黑白分明，芸芸众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道德感越纯，手中的大棒挥舞起来也就越狠。
刘敞是庆历经学的领军人物，庆历年间正是新政时期，王安石变法，党争沸沸扬扬，政治见解之争被阐释为君子与小人之争。一切矛盾几乎都被阐释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方法大约之有两途：理想的途径是君子感化小人，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君子打倒小人。是谓“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1443经学的世界也是现实的世界。
3．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对科举考试也有很大的改革。唐代经学的科举标准是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而进入宋代以后，政治形态有了变化，知识分子们对政治哲学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和再后来的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在宋人眼里都是清清楚楚的近代史，辽国与西夏的压力又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时政，所以宋代经学大讲尊王攘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经义顺应时局开始不断出现新解，但随之而来的麻烦就是解经的人越多，经义也就越乱。那时候的人并没有什么多元化的观念，经义一定要求统一。统一是必然的，问题只是统一于谁。宋神宗把这个重任交在了王安石的肩上，于是在熙宁八年颁行了《诗经》、《尚书》、《周礼》的王安石经义版，将之立为官学。1444
官学的意义在于：一个人要想走读书做官的路线，就得背熟官学教科书，哪怕你觉得其他学者的经学再好，也只能弃而不顾。至此，孔颖达主义淡出历史舞台，王安石主义成为新时代的官方政治哲学。士子科举，答卷与王学稍有不合，即被黜落。1445当然，无论是孔颖达主义还是王安石主义，在名义上和基本素材上还都是一样的孔子的旗号，只不过要看谁把孔子思想解释得更先进罢了。
从“变法”角度讲，经义的统一也是必然之势。一方面，变法“在道德保守主义者和其他改革反对派看来，这一切更像是法家而非儒家，为了反驳，王安石引用儒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1446另一方面，对国家经济的通盘变法必然导致集权，这是哈耶克对现代社会的缜密推论，用之于古也一样讲得通的。王安石定“国是”，黜“邪见”，力图使天下人的想法尽同于己。
王在科举改革上步子迈得很大，不仅是自己的经义注讲作为了考试标准，是为“新义”，他甚至还把进士科所考的“五经”科目作了变动：废掉了政治哲学的第一经典《春秋》，替换为诸经之中最为晚出的《周礼》，此举一出，天下大哗。1447
为什么要废掉《春秋》，说法不一。大约因为自孙复以来，《春秋》这门学问越来越空疏穿凿，让大有实干精神的王安石非常不以为然。而据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语：王安石曾经有心撰写一部释《春秋》之书以行天下，而孙觉的《春秋经解》已经先一步刊行了，王安石暗生怨恨，又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超不过孙觉，便干脆用政治势力打压学术私敌，把《春秋》废除出科举考试必修课。——这个充满小人之心的说法未必可靠，而二程的弟子杨时以为：《春秋》并非被废弃不用，而是“三传”互相出入，实在无法考订真伪，这就使《春秋》成为所有经典中最难读难解的一部。所以《春秋》才被排除出官学体系，让那些急于科举的士子们不必在这上面耗费时间。1448
杨时的这个看法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春秋》很难懂。——这样说看似比较荒谬，《春秋》被认为是孔圣人唯一的一部撰著，是经学当中的第一大经，是政治哲学的最高纲领，居然让杨时这样的大学者也能说出“很难懂”这样的感慨！
杨时这么说，倒不应该是俯伏于王安石的权势之下——这两人虽然时代不同，立场上却可以称得上死对头，甚至在王安石死后，战火还没烧完：王在崇宁三年曾被配享孔庙，和颜渊、孟子排班而立，结果在钦宗时杨时上书劝谏，渐次把王从圣殿里给拉下来了。1449
这对老对头各自都是顶尖的学者，也一样认为《春秋》太过难懂。王安石在给韩求仁的一封信里泛论自己对经典的见解，开篇说《诗经》洋洋洒洒，后来谈到《易经》，说《易经》很难，自己当初没摸到门，而结尾处寥寥两语谈论《春秋》，说“三传”不足信，所以《春秋》在诸经之中是最难懂的。1450
金景芳曾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二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为据，推定“《诗》、《书》、《礼》、《乐》是普通科，人人共习。六艺则不然，其中有《易》和《春秋》二书，是具有高深理论的著作，非高材生不能通。故在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1451
在这“非高材生不能通”的两部书里，王安石眼认为《春秋》要比《易经》还难，而难的原因在于“三传”的不足信。大胆揣摩一下王安石的意思，似乎是说：《春秋》即便真有什么深意的话，我们恐怕很难从互相龃龉的“三传”当中看出多少端倪。
至于《周礼》，其可靠性向来争议极大，褒之者如朱熹认为这是周公以此书辅佐成王，垂法后世，1452但贬之者也不乏其人，尤其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今文公羊学极为排斥古文阵营中的《周礼》。王安石废《春秋》而代之以《周礼》，难免会令一些时人怀疑。比如欧阳修，他也曾经主张重新统一经义，却很是觉得《周礼》可疑；再如蜀学的领军人物苏辙，也辨析过《周礼》有“三不可信”。表面看来《周礼》是周公治理天下的详尽而近乎完备的政治法典，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但越是细看就越感觉它像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政治乌托邦，甚至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刘歆伪造的。那么，刘歆为什么花费如此大的心血要伪造一部儒家经典？持此论之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刘歆是王莽的国师，伪造《周礼》是要给王莽的篡位提供理论依据。
这种说法虽然现在不再为学者们所采信了，但当年的杀伤力着实不小。刘克庄一次在缉熙殿进讲《周礼》，上奏说道：《周礼》这部书曾经三度大行于天下，第一次是用于王莽时代，第二次用于后周，第三次用于王安石熙宁变法，都酿成了天下大祸。1453
从应用上看，三次应用，三次大祸，而从理论上看，古文学派曾经以为《周礼》是周公亲作，刘歆、郑玄更推之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法门尽在书中。1454而推行《周礼》和天下大乱之间虽然很难说有什么牢固而确定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周礼》看上去实操性太强，不像《春秋》尽是一些谁也搞不清的原则性的大道理——或者可以这么说：《春秋》比之《周礼》更有弹性，或者说：《春秋》是“难得糊涂”，而《周礼》太过清晰了，太过清晰也就意味着顺应时事而任意曲解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很多，真要照着去做的话，麻烦和问题也就会更多。
作为新时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革新精神上似乎和王莽走上了一个近似的路子，而在“三经新义”当中，他对《周礼》也是用力最勤的，甚至是亲自执笔写就。但明白晓畅、格局井然的《周礼》并没有完全淹没那部“难懂”的《春秋》。北宋学术，除王安石的新学之外，还有二程的道学、司马光的朔学、苏氏兄弟的蜀学。而《春秋》学术的两个主流学派一是前述之孙复一派，一是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蜀学一派。正是在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政时期，苏氏兄弟遭到长期外放，苏辙在这外放期间完成了他的《春秋集解》。
4．苏轼与苏辙
黄宗羲与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梳理儒学渊源，把王氏新学和苏氏蜀学列在书末，别名为《学略》，是把这两派视为杂学，不在儒家正统之列。1455在存《春秋》还是弃《春秋》的问题上，苏氏兄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在《春秋》如何解法的问题上，他们又站在了孙复、孙觉等人的对立面。孙复号称尽弃“三传”，苏氏兄弟则独尊《左传》；孙复特重义理发挥，苏氏兄弟则力图以史实解说经义，实在解不通的地方才会到《公》、《榖》和啖、赵那里取经。1456
苏氏兄弟分注诸经，苏辙有一部《春秋集解》，走史家路线，多本《左传》。1457论其影响，据叶梦得讲到南宋前期的学风，当时学者的经学功底普遍不佳，孙复和苏辙的书比较浅易，信之者众，而刘敞的书过于难懂，又蒙穿凿之讥，所以学之者寡。1458
苏辙解克段就很有蜀学的典型风格：《春秋》对叔段为什么既不称弟也不称公子？因为叔段就要篡位为君，不再是臣子的身份了。《春秋》为什么不称叔段出奔而称郑伯克段？因为叔段的作乱是郑庄公故意养成的。所谓“克”，是“能胜”的意思。叔段作乱是蓄谋已久的，郑国人大都心知肚明，而郑庄公却不闻不问。郑庄公并不是治不了叔段，而是故意让叔段酿成大恶然后好加以诛戮。所以在驱逐了叔段之后，国人不敢有反对意见，姜氏也不敢再关照叔段，这都是郑庄公处心积虑而造成的结果。所以《春秋》记作“郑伯克段于鄢”，就是为了凸显出郑庄公的这种心思。另外，其他诸侯国里出的事情，只有人家来告知了，本国史官才会记录在策，如果人家没来告知，本国史官也就不会记录。就算是灭国这种大事，如果人家不来通报，也不会被记录在策的。公羊家和榖梁家以为诸侯之事尽在《春秋》，而由此生发出诸般解说，这实在是求之过深了。1459
苏辙这里尊《左传》而轻《公》、《榖》，给出的是一个春秋时代史官、史册的书写惯例，这个观点后来深得朱熹的赞同与发挥，1460但另一方面，这段解经似乎又过分地依据了《左传》，是对《左传》给出的描述与义理作了一番阐释，却较少考虑到《左传》本身的叙述未必就是那么可靠的，《左传》对二十多年间复杂史事的浓缩也未必就是没有太多主观倾向乃至臆测的。当然，要求苏辙具有现代史家的严谨性那也实在是苛责古人了。
三苏以史论传家，1461学风与纯粹的经学家大不相同。苏辙的解经主于《左传》，1462与其兄苏轼同，1463与王安石新学则针锋相对，1464把许多义理问题解释成单纯的修辞问题或史实问题，相对于旧时代的公羊家以及孙复一派，走的是朴素的求实一路，甚至可以说是除魅。——如今我们以史学的眼光来看，自然容易扬苏抑孙，但在历史上，《春秋》并不是以史书的角色发挥作用的，作为政治哲学纲领而言，史实问题毕竟是小节，“大义”才是最要紧的。而“大义”是否在政治上正确，这主要取决于经学家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与时政的合拍合节。换句话说，经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它是每一个时代中“当代的”的政治学，时局变了，经学纲领也跟着变，对经义的阐释也跟着变。孔子是虚的，时政才是实的。
5．胡安国
“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1465时局变了，学术呼唤自然也就变了。孙复之学与苏氏之学在北宋各领风骚，及至靖康之耻，宋室南渡，经学风气大生变化，以胡安国《春秋传》最为代表。一般认为，胡安国的学术承自程颐，在国仇家恨的背景下更把孙复的尊王攘夷之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胡氏的《春秋传》在南宋被定为官学，降及元、明两代更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到了清代，胡安国的攘夷之论自然难以通过细腻的文网，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被打入九泉之下。
当然，抛开政治因素不谈，胡安国的《春秋传》继承了北宋学人的苛评原则，浑身充满道学色彩，重义理而轻史实，仅以这几点而论，或许可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高标独树，若要拿到清代汉学的阵营里，却绝对算不上什么佳作。
从克段一事上可以略窥胡安国的解经风格，他说：用兵是国之大事，需要君臣合作才行，所以用兵之事当称国命才对；讨伐叔段，公子吕作主帅，则当称将；派出了二百乘军队，则当称师。而《春秋》既不称国命，也不称将、不称师，只称“郑伯”，是认为罪过全在郑伯身上。单是这样还嫌批评的力度不够，所以又接着写“克段于鄢”——克，是表示以武力取胜；对叔段不称弟，是说郑庄公分明把叔段当作路人；于鄢，是说郑庄公对叔段迫之太甚。1466
胡安国虽然为《春秋》重新作传，却绝没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坐终始”，就在这一小段里，史料上得自于《左传》，义理辨析上得自于《公羊传》，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最后解释“于鄢”说“操之为已蹙矣”，这就是引自《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的文字，就连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1467甚至在训诂上都是得自于何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