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5章。.8
1547 [清]张履祥《愿学记》之三，《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八。
1548 《明史·成祖本纪》：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
1549 《南齐书·桂阳王萧宝贞传》。
1550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二传误后世”条，见前引。
1551 《后汉书·丁鸿传》：及鸿亡封，与骏遇于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止而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悟，垂涕叹息，乃还就国，开门教授。（案：丁鸿此举，也属汉代风气使然，参见[宋]苏轼《刘恺丁鸿孰贤论》，《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4－46页。[宋]苏辙《刘恺丁鸿孰贤论》，《栾城应诏集》第十一卷，《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9－1340页。）
1552 《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1553 也有异说，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86页引全祖望《鲒埼亭集·正名论》。
155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檀弓下》引[汉]许慎《五经异义》及[汉]郑玄《驳五经异义》：《异义》：“卫辄拒父，《公羊》以为孝子不以父命辞王父之命，许拒其父。《左氏》以为子而拒父，悖德逆伦，大恶也。”郑《驳异义》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则伤仁恩。”则郑意以《公羊》所云，公义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报杀其父是伤仁恩也。
1555 《公羊传·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辙，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辙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辙？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辙。然则辙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1556 《榖梁传·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尝。祫祭者，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跻，升也，先亲而后祖也，逆祀也。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是无祖也。无祖，则无天也。故曰：文无天。无天者，是无天而行也。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
1557 牟润孙：《春秋时代母系遗俗公羊证义》，《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26页：榖梁传春秋，不用亲亲之义，且有意避改公羊文，其为晚出之书无疑。（公羊早于榖梁，榖梁取公羊增省之，刘原父晁说之陈兰甫诸儒均曾言之，得此足为佐证。）
1558 [明]贺仲轼/撰，[清]范骧/删订《春秋归义》卷一：段之罪重于庄，然《春秋》独归狱于庄者，段虽宠，一诸侯之贵介弟耳，安得有土地、甲兵？使之有土地、甲兵者，庄也。是庄自作一可克之段，然后遂以力克之，故曰郑伯克段，不独为段不弟、如二君已也。骨肉之祸，圣人所不忍言，必处无可奈何之势不得已而应之，如周公之于管、蔡，然后可苟一毫有心于其间。虽以段之恶，庄终不得饰己罪以欺人，此圣人权人伦之变，诛一庄以示天下后世之君藩口兄弟之变以阴济其私者。请京不拒，贰郑不问，收廪延不问，庄之所以示爱弟也。将袭郑然后伐之，庄之所以示段罪也。故夫奔共则段无词，置母则姜无词，以段与母之事示国人则国人亦无词。己之害已除，然后假颍考叔之言以返其母，人但见其融融泄泄，欲辞首恶之诛其可得邪？或谓封京之时庄未必有杀弟之心，是则然矣，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踰制之封盖授以为恶之资，而处非其据末流之弊将何底乎？唐太宗创造基业，高祖正帝位而己承之，此定势也。立为太子，固辞不居，此何心也。固辞不居，自然立建成，文皇能以藩服终乎？身既失时不取，兄又愚而不让，禁门虽欲不流血，安可得乎？故郑庄不宜与段京而与之，有杀其弟而已矣；文皇不宜辞太子位而辞之，有杀其兄而已矣。
1559 [美]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引Eisenberg, Kinship, 231页。
1560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1561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二传无子字。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1562 [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八：唐太宗贞观十年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已。臣案：太宗此言，其殆有感于隐、巢之事乎？昆弟至情，虽不幸怵于利害，或有时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终有不可掩者，使能因此心之发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则见之于事必有充其实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谓有四端者，知皆扩而充之。太宗眷眷于诸王之别，所谓恻隐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与。
1563 [宋]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一：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
1564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1565 [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录陆九龄诗，四部丛刊本。
1566 详见[清]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册，第167页。
1567 [明]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1568 [宋]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仁义礼智信”：何谓义、礼、智都是仁？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到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亦都浑是天理流行。到那义，裁断千条万绪，各得其宜，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别万事，是非各定，亦都浑是这天理流行。
1569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6－17页。
1570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五册，第507页：卷六十五卷·木钟学案·《四端说》：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
1571 [宋]范祖禹《唐鉴》卷一：或者又以为使建成为天子，辅之以元吉，则唐必亡。臣曰：古之贤人宁死不为不义者，义重于死故也。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
1572 《孟子·公孙丑上》。
1573 《资治通鉴》卷一：臣光曰：……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1574 [明]黄正宪《春秋翼附》卷一：按武公能定王室，可谓善继桓公矣，岂曰不贤？但当姜氏亟请立段之时，何不明示以长幼之序，乃迟疑不决以坚姜氏溺爱之心？由是请京、收贰、缮甲具兵之谋自此始启矣，卒致庄公顺母私情养乱而戕杀之，何忍哉。故段之不义，伯之残忍，皆武公酿成之，而姜氏阶之厉也。书曰郑伯克段于鄢，岂特罪共叔之不弟不臣，郑伯之处心积虑哉？
1575 如[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卷上：胡《传》曰：郑伯恶养天伦，使陷于罪，因以翦之，故推见郑伯之至隐矣。然郑伯之心非惟无弟，而亦无母久矣。左氏曰：郑伯克段于鄢，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此其心何心哉！盖姜氏当武公之时，常欲立段矣，郑伯愤蓄于心，及克段，不觉发之于言，乃真心之不容掩也。使非封人之对，则母子之伦绝，郑伯复何自立于天地间哉！噫！观于郑伯，则隐公不其贤乎！
[明]郝敬《春秋直解》卷一：段，郑庄公母弟也，母姜夫人爱之，郑伯恶之。段以鄢叛，郑伯攻而克之，遂幽其母。不称弟，不弟也，郑伯亦不兄，路人之谓也。
[明]朱善《诗解颐》卷一·大叔于田?总论：段之轻浮浅露如此，固不得为善矣，然庄公所以处之者果得为尽善乎？仁人之于兄弟也，亦亲爱之而已矣，教诲之而已矣。使庄公之于叔段，果能宠之以髙位，与之以大邑，富之贵之而无藏怒蓄怨之意，既足以尽吾爱弟之诚矣，而又使吏治其私邑，使彼城郭不得以擅完，车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兴，则段虽欲为乱，恶乎敢。夫亲之而使其贵，爱之而使其富，既足以全吾仁，使吏治其邑而彼不得以妄为，复足以全吾义。若是则庄公所以处段者无以异于舜之处象，孰得而议之哉？今庄公不然，始则恣其所为而不问，终则操之已蹙而不恕，则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夺之也，其宠之者乃所以残之也，其不仁已甚矣。圣人录二诗于《国风》，既以著叔段之恶，而书郑伯克段于《春秋》，复以甚庄公之罪，其亦可以为后世戒矣。
[明]姜宝《春秋事义全考》卷一：段本居京，京在今郑州荥阳县，本郑大邑也，而段又多才不义，其逆谋势所必至。今段不书叛，鄢不书围，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详矣。然谓之克，则见段强得众，亦待久而后克尔。故段不称弟，谓绝其属籍而以罪讨。齐履谦氏以为讨罪之辞是也。段既得罪于国，则宜称国以讨，而专目郑伯，责在郑伯也。段之恶，郑伯养成之也。胡《传》后段说是。其说云：姜氏当武公存之时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国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宠弟多才居乎外，国人又悦而归之，恐其终将轧巳为后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为之所，纵使失道以至于乱，然后以叛逆讨之，则国人不敢从，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属籍当绝，不可复居父母之邦，此郑伯之志也。王政以善养人，推其所为使百姓兴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恶养天伦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又云：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恩掩义也。使吏治其国，而象不得有为，义胜恩也。恩义并立而中持衡焉，段虽凶逆，焉敢作乱？此《春秋》责庄公之意也。
1576 [明]季本《春秋私考》卷一：段本居京。京在今郑州荥阳县，本郑大邑也，而段又以多才不义，其为谋逆势所必至。今段不书叛，鄢不书围，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详矣。然谓之克，则见段强得众，势不可当，虽入于鄢，非山谷可依之地，亦待久而后克尔。故段不称弟，谓已绝于属籍，以罪讨也。
1577 [明]姚舜牧《春秋疑问》卷一：凡人有孝友之诚心而又明予夺之大义，则母子兄弟之间必能委曲承顺而区处得宜，若舜之与象，其极也。乃郑庄处心积虑唯在徇母之情、养弟之恶，而一抉以为快，斯真忍人已哉。再观其交质于周、结仇于宋、输平于鲁，种种处心皆积为不善以肆其奸逞之计，是入《春秋》之极残极忍不容诛之首恶也。再案：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当时鲁娶于宋，为一党，齐、郑相倚为一党，而宋与郑则世仇莫解也。观是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三年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五年，邾人、郑人伐宋。宋人伐郑，围长葛。则当时宋、鲁、齐、郑之事可识矣。乃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夏五月，公会齐侯盟于艾。七年夏，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十年春，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公败宋师于菅。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自是鲁与宋绝，专与齐婚，终春秋之世。故夫子于此特书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尚忍心害理，思一抉以为快，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以入其陷阱也。隐何以许其输平，何以许其归祊，携宋之党，反翚之师，助郑之虐，一至此之甚哉。此一语专为后日来输平、归祊、助郑、伐宋起，非谓此事极大漫书于鲁之《春秋》也。识得此处书旨分明，则凡他所书事事有原有委，总是为鲁而发。夫子作《春秋》本旨可思过半矣。敢问高明。
1578 [清]《春秋传说汇纂》“圣祖仁皇帝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六经皆孔圣删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各述所闻以为传，门弟子各衍其师说，末流益纷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微言既绝，大义弗彰，至于灾祥谶纬之学兴而更趋于怪僻。程子所谓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书也。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畔于传者勿录。书成凡四十卷，名之曰《传说汇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贤不能赞一词，司马迁称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而人人异端，当时已无定论，后之诸儒欲于千百年后悬断圣人笔削之指不亦难乎。是书之辑亦唯择其言之当于理者，虽不敢谓深于《春秋》，而辨之详、取之慎，于属辞比事之教或有资焉。是为序。康煕六十年夏六月朔。
1579 [清]顾炎武《咏史》，《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页。
1580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by Benjamin A. El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相对于前朝而言，清代对士大夫的压制显然为人夸大了。把考据学派的兴起归因于清朝文化压制政策的说法，忽略了前代出现过类似政治环境的事实。不论宋朝，还是明朝，都不是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天堂。更有甚者，17世纪，太监魏忠贤操纵的对政治敌手东林党的迫害，其手法之残酷恐怖，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清朝的文禁。另见第171页注释⑩（案：即对上段的注释）：这个观点从路德·C·古德里希《乾隆文字狱》出版后，广为学界接受，（巴尔的摩，1935）页30－67。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由文字狱造成朴学兴盛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乾嘉学派的形成与文字狱并无必然联系，把这一学派的成因归结为是“康乾盛世”的产物。有学者指出，明代也有文字狱，但明代却没有产生以主流形式出现的考据学，这说明文字狱既可以使纯学术性的考据学产生，也可以使言心言性的王学或其他学问产生。因而不能把乾嘉学派的产生归结为文字狱。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文字狱说”，还是“康乾盛世说”，都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的外在原因的探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字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亦应给以充分注意。
1581 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原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
1582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
1583 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自戴氏反复倡言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之后，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官修《四库全书》，将它写人了《凡例》之中，“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文字之训话，则义理何自而推”。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四库馆臣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历代著述的评价之中。纪昀亦曾说过:“不明训话，义理何自而知。”这一宗旨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584 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by Benjamin A. El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18世纪，程朱博学精神的崇尚者江永（1861－1762）比17世纪的阎若璩和顾炎武走得更远。他彻底抛弃顾、阎从前代沿袭的把训诂学研究视为义理实践一部分的观点。江永声称，古音韵研究只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学术课题，而不是实现一种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这就在考据学界实现了一种关键性的观念转变。
1585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472页：《纯长子枝语》卷十八谓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上《释儒》已取此义。又云：“儒为有道术之称，而道术则在六经。所以区古今，而通天地人，此儒之实际也。”
1586 [清]李塨《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158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南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
1588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而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譬若人欲食甘，操钱入市，问物有名甘者乎？无有也。买饴食之，甘在焉。
同类观点另参[清]钱大昕《经籍纂诂序》，《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1589 [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1590 [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1591 [清]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1592 [清]冯班《钝吟杂录》，指海本，卷四。
1593 [清]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1594 古代学制，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180页“讲‘君子之教’的简文“：……古代学制，古书有不同记载：（1）八岁入小学，学书计（读写技能），十五入大学，学礼乐射御（《大戴礼·保傅》、《白虎通·辟雍》、《汉书·食货志》、许慎《说文解字叙》）；（2）十岁入小学，学书计，十三学乐，十五学射御，二十学礼（《礼记·内则》）；（3）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尚书大传》）。简文残缺，所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七岁以前受父母教育，八岁入学，学数一岁、学书三岁、学言三岁，十五以后学礼乐射御；一种是七岁以前受父母教育，八岁入学，学书三岁、学言三岁，十三以后学礼乐射御。疑“教射与御”后面还有“教礼与乐，又五岁”或“教礼与乐，又七岁”。
1595 [清]龚自珍《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5页。
1596 [清]纳兰成德《春秋经筌序》，《通志堂经解》[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首。
1597 [清]方苞《春秋直解》卷一：鄢，段之邑也。春秋之初，公子大夫未有擅其私邑者，而段独据邑以抗其君，故书克，敌辞也。不书出奔者，自僖二十八年卫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书也。隐、庄、桓、闵、僖五公近百年，外大夫公子岂无奔者，而无一见于经，必其国不告，或告而鲁史不书也。郑突、曹赤书归而奔不见经，则公子之奔不书审矣。段据邑以抗君，动干戈于邦内，故以为非常而志之，其败而奔则以为不足志焉耳。庄十二年宋厉出奔陈，则志失贼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也。
159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传注》：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于偏驳也。
1599 [清]严启隆《春秋传注》卷一：此外事之首见也。史于外事，凭告则书。郑既来告，必告段罪。故没其母弟之亲而以克乱播于诸侯。克段于鄢，即郑伯之告词，不当误以罪庄读也。圣人作经，即本鲁史旧文，其所罪庄，别自有在。不以庄之兄弟义为义，罪庄若何？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实始郑庄。当是时，周室虽衰，王纲未解，郑庄，桓公之孙，武公之子。桓即宣王之母弟，于周最亲，两世为王卿士，兼以郑庄才略十倍诸君，使其乃心王室则上尊共主、下率群侯，犹可致周室复兴，使礼乐征伐还归天子，而今日伐卫，明日伐宋，相仇相党，迄于射王。苟无郑庄，乌至而启春秋之乱哉。揆厥所繇，实自克段之日为始。有克段然后有伐卫之兵，有伐卫然后有东门之役，有东门然后有入郛之师，有入郛然后有长葛之围，有长葛然后有华督之弑。事之相因，不可断绝。经于外事不加笔削，从其本始而备存之，未尝专以兄弟为义。故罪郑庄不在克段，罪克段不在克段之文，克段之文盖郑伯之告文也。
1600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至迟到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史官记事，已经形成了相互赴告的惯例。因此重大事件往往各国史官都有记录。《左传·襄公二十年》载：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不告则不书。鲁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入主晋国，《春秋》经文不书此事，《左传》解释云：“不书，不告入也。”杨伯峻注：“晋文不告入，故鲁史不书。”
1601 《左传·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1602 [清]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揅经室二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543－544页。
160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1604 [清]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一：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简书，而左丘明作传则取策书而修之。……诚以《春秋》记事，原有门部，而作志者则因门为题，就事立志，谓之籖题，不谓之纲领。盖纲领必概括其事而取其要领以为文，籖题则但志其门名而必藉按策以见其事，不相侔也。（宋人以纲目拟《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门部见于旧史官记事法式有二十二门……凡此门部先定之为记事之则，而志名者则又另立一籖题以为门部之标识。至于事之始末详略皆所不问。如同一朝晋，而成十八年公如晋，朝晋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晋，则我以新立朝晋君也。同一会齐，而庄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为平乘丘之败；二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扈，为申结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隐七年公伐邾为释宋怨；僖二十二年公伐邾为讨鄫杀。同一迁许，而成十五年许迁于叶则许自请迁者；昭九年许迁于夷则系楚逼迁之者。向使无策书，则此《春秋》者不过一门部名目，曰朝耳，会盟耳，侵伐而迁灭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谓此名目中有微词，凡书国、书爵、书名、书氏，皆有义例，岂非夣夣？然而不考经文则不能读传，不深核简书则不能检校策书之事，凡释《春秋》必当以经文为主，而以传佐之。
1605 [清]毛奇龄《春秋条贯》卷一：郑武公之子庄公为母姜氏所恶，请立次子叔段而武公不许。庄公立，姜氏请封段岩邑。使居京城，且复收西鄙、北鄙，至于廪延。缮甲兵，具卒乘，将袭国，而姜氏应之。及期，郑伯乃以二百乘伐京，京人叛叔段。入鄢，郑伯遂克段于鄢，而叔段奔共。书曰克，胜之也，盖善其胜之不杀之也。《公》、《榖》不见策书，误以为杀之。《公》曰：克者，杀也。《榖》曰：能也，能杀也。遂谓夫子此书责伯之养恶以杀其弟，而不知策书具在，伯未尝杀弟也。共者小国而今为郑邑，叔据居之，终其身。初名京城太叔，今名共叔，皆以所居为名，故郑伯置姜氏城颍，繻葛之战射王中肩，此二事逆迹显著，而只此一节其于兄弟间可补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缢仲庆父成法之变。《春秋》开卷即书此，以为兄弟人伦所考鉴。所谓一端善即善之化工，无偏私也。
或曰姜氏将杀庄公，此与宋襄夫人杀宋昭公罪同，何以置城颍为非是？曰：姜有罪，人可治之，庄不得治之也。如鲁庄姜氏弑子般，齐得杀之，闵、僖不得而杀之也。幸郑庄悔之早尔。后儒极恶郑庄养成弟恶以厚其崩而待之毙，总以杀叔二字致误，若知不杀叔，则从前皆可谅矣。《徐仲山日记》曰：世以待毙责伯为不通。向使伯不待毙，遽如公子吕之言起而除之，则无故杀弟，虽日播公羊氏君亲无将之一言以自解，肯恕伯乎？今伯不惟待之毙，且待之不毙，而深文之徒犹谓失教训不早裁制，则周公大圣尚不能得之管、蔡，而以之责伯，不可也。胡氏解《春秋》，既知不杀，依然深文之，谓庄恐轧己，必俟其败以绝其属籍，使不得居父母之邦。夫《春秋》绝属则将斥其氏、灭其族、不立其后，而郑庄不然。
1606 [清]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卷一：段于庄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义，恃母而骄，以至于乱，绳以国法，不得不讨。庄公之失，始在顺母志而授之以京，终在段入鄢而复穷之以伐。夫段为姜氏爱子，庄欲顺母志岂别无富之贵之之道邪？夫岂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为乱之资邪？在庄于此无奈母之数请而姑以予之，亦谓可以快其求、盈其愿，而不意其后之至于此也。先儒谓庄故予之以养成其恶，然则予之之日，庄预计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乱；彼作乱，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乱而公不闻，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胜，则郑将为段有，此虽至愚者不为，而郑庄肯为之乎？盖母不请，庄必不予。母请而庄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谓庄素有杀段之心，则当请制时何不因以毙之，而反以岩邑辞之也？迨乎乱作而致讨，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穷而入鄢，复何能为？斯时谕之以礼，怀之以恩，段非归死必且自亡，而庄更蹙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谊，段固忘之，而庄亦与俱绝之矣。《春秋》不书段奔而书伯克段，其以此夫？
1607 [清]李塨《春秋传注》卷一：君帅师则称君，卿大夫帅称卿大夫。称郑伯，伯自帅师也。段，弟也，不书，缮甲将袭郑而不弟也。克，□也。《易》所谓大师克也。鄢，郑邑，不书出奔，胜之而不言杀即出奔也，不待书也。封建相沿久，五伦多故，而首祸在兄弟继。此书鲁之隐、桓，齐之子纠、小白，郑之忽、突，卫之伋、朔，晋之桓叔，兄弟争杀，无国无之，甚至于季康子嗣位而桓子所属之嫡子生视之已有人代为杀，且兄弟让位如宋宣公、吴王诸樊而终成弑戮，以至商臣以子弑父，商人以臣弑君，敬嬴欲立其子而贼其君夫所立之子，至于友邦相杀，愈难尽述，而五伦胥灭矣。皆由封建世位、世爵而争夺樊然。秦后封建易而郡县，世爵移而科目，尺官铢禄皆由朝廷，欲争无由，故弑逆之祸反少于三代，此封建所以不能复于后世也。
1608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1609 [清]黄宗羲《封建》，《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十一册，第18页；《明文海评语彚集》卷九十二·论九，同书第121页。
1610 [明]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访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1611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杜牧华清宫诗失实”条：宋彭乘《墨客挥犀》云：杜牧《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据《唐记》，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按自古词人如此者甚多。秦始皇未尝一日居阿房宫，杜牧《阿房宫赋》亦失实也。
另，近年考古发现证明阿房宫为未完工建筑，应未及投入使用。参见杨东宇、段清波：《阿房宫概念与阿房宫考古》，《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西安市阿房宫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4年第4期。
1612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166页。
1613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Thucydides），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页。
1614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Local Knowledge, by Geertz,C.），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2－235页。
1615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6页。
1616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册，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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