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事》
作者: 罗孚【完结】
内容简介：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罗孚，邀约二十多位香港作家，写下他们怀念中的人和事，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且都是名家写名家，不作虚构，但在表现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 [1]
有些东西原来都存在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令人遗忘，但也是时间提醒我们记住历史，令我们有了记忆。
作者简介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类似的，还有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描绘了一幅97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諲，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丝韦随笔》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编者
2010年9月2日
罗 孚
编者的话
一
香港的人和事》是邀请一些能文之士，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最熟悉的事，当然是和香港有关的人和事。由于是最熟悉的，相信是较有可读性的。
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不作虚构，但在表现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写来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个别地方或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或略有溢美之辞，实也难免。我们不想说得绝对。那就请高明的读者自作判断了。
人和事，人之所以为人，是通过他所作的事表现出来的；事在人为，而事之所以为事，更非有人去做不可。人和事，不可分，写人写事也就不可分。说到底，当然还是人为主，主要还是写人。
香港虽然只是一个地方，却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特区，因此也就颇有可以特别一写的地方——人和事。由于我们只是偶然想起，尝试一下，就动手了，没有周详的计划，做下来的结果，就有了一点小圈子的味道。限于文化的小圈子，几乎没有去写文化圈子以外的人。邀请的作者也有限，虽然已有高手，却有许多高手来不及邀请。
因此而想到，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份人物杂志就好了，可以面面俱到，方面很广，一次又一次地去写多种多样的人物，写人世，写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人间世，写尽人间的百态和万象。
我们一些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不禁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兴趣，他们已经自己定了下来，此刻写的只是他要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之一而已。
香港虽小，写香港的人和事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这就有望于后之来者了。
二
本书文章的排列以作者署名的笔画为序。编者自认为这有一个好处，即他自己的文字因此可以排在最后，附于骥尾。
作者其实多为读者熟知，但奉命简介如下：
小思，原名卢玮銮，一九三九年出生于香港。散文作家、香港文学研究开拓者，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多种著作和编辑的书籍行世。
她有关香港的著作有《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文纵》、《香港文学散步》、《追迹香港文学》（合著）等。她编辑的有《香港的忧郁》、《许地山卷》、《叶灵凤书话》等。
这篇《记陈君葆先生》也属于香港人以至中国人应该记得的香港的故事之一。
吴瑞卿，一九五三年出生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博士，学过文史，教过新闻，主持过电台多个节目。著有《但愿人长久》、《没有天使的天使岛》等。现居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国务院特约翻译。与丈夫陈纪安合编《美国生活百科丛书》多种。
周蜜蜜，又名密密。出生于一九五三年，来港定居于七九年。原籍广西罗城。
父亲是作家周钢鸣，母亲是作家黄庆云。黄庆云是以“云姐姐”出名的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女儿也就承继了父母的衣钵，特别是母亲的，写了不少儿童文学的作品，多次得过奖。她也写大人们看的小说。
胡菊人，一九三三年出生，广东顺德人。五十年代初到香港，当过校役、杂役。后参加友联出版社工作，晚间读书于珠海书院，半工半读毕业后，六十年代初主持《大学生活》杂志，后又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六七年起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历时十二年。七九年任《中报》、《中报月刊》总编辑。八一年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任总编辑。
现定居温哥华，仍为港报写作专栏。在香港时，曾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菊人菊人，人淡如菊乎？“采菊东篱下”的人，也有舞干戚而“猛志固常在”的时候，而且是常有。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广西蒙山。现居澳洲雪梨。
在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但对文史有兴趣。四九年毕业来港，参加《大公报》工作，其后主编副刊，以冯瑜宁、梁慧如笔名，写文艺随笔、历史小品。
五四年开始写武侠小说，以《龙虎斗京华》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道路，与后起的金庸有一时瑜亮之称，并称为金梁，同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三十年间，写了武侠小说三十五部。
下棋是他的兴趣所在，精于围棋，尤精于象棋。看过许多棋赛，写有许多精采的棋评。
对对子也是他的兴趣所在，著有《名联谈趣》一书。他自撰一副嵌上自己名字的对联：“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间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上下联末一字嵌上了“羽生”。
现定居澳洲雪梨。同在“雪”中的陈耀南呼之为“生公”，不知梁羽生能说何法？
马国亮，出生于一九○八年，广东顺德人。现住美国旧金山湾区。
小时就到香港读了两年英文，其后几次来港，一九五三年还因是左派电影工作者而被港英政府逮解出境，八十年代才重到香港。
二十五岁就担任上海《良友画报》的主编。四十年代在香港办过《大地画报》。五十年代担任过《新中华画报》主编。八十年代又担任香港《良友画报》的顾问。
他不仅是小说作家，还是编剧家，担任过长城公司的秘书长，编过七部剧本。这以前，还为薛觉先、马师曾主演的故事片编过剧本。
他有一个音乐家庭，夫人马思荪是马思聪的妹妹，和女儿马常子都是钢琴家。
他著有小说《命运交响曲》，散文集《浮想纵横》、《美国短长》、《偷闲小品》等。
陆铿，字大声（这个名字是于右任送给他的）。笔名陈棘荪。一九一九出生于湖北襄阳，原籍云南保山。现定居美国旧金山。
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
是中国最早的两名广播记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应了大声之名。后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副总编辑。二次大战末期曾赴欧洲战场采访。
坐过国、共两党的牢（主要是后者）。吃过肃反、反右和“文革”的苦。
“文革”后到香港，任《中报》总主笔。其后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任社长。
著有《陆铿回忆忏悔录》、《胡耀邦访问记》等。
孙述宪，笔名齐桓，一九五○年出生，广东中山人。小学时代在黄广云主编的新儿童第一届征文比赛时获奖。后去重庆就读南开中学，天津就读南开大学，广州就读岭南大学。
五十年代在港致力于文艺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凿空三万里》，写张骞开拓西域的故事。担任人人出版社总编辑，主编过《人人文学》杂志。
六十年代担任《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驻港记者。六九年曾任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秘书长兼总干事。又曾任翻译学会会长。
曾与人合作翻译《日瓦戈医生》。
孙立川，一九五○年出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曾在《明报月刊》工作，现为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鲁迅研究抉微》及散文集等。曾创办留日中国学生《荒岛》文学杂志，并任主编。
陈耀南，一九四一年出生，广东新会人。先学理后学文，先后在崇基书院、罗富国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得中大硕士学位及港大博士学位。
先后在香港理工学院、港大及台湾中兴大学任高级讲师、教授。也曾在台湾任立法委员。
现定居澳洲雪梨，耀南也。有著作及诗集多种。
陈任，一九四七年出生于北京，四八年来港。九四年重返校园，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
青年时代即参加《德臣西报》工作。后入商业电台，开始电子传媒生涯，再转香港电台，多次获选为最受欢迎男DJ。
七八年起，前往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处经营唱片公司。九一年回港，参加创办新城电台。现在香港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唐琼，原名潘际垧。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江苏淮阴，却是淮安人。现居旧金山湾区。
早年写新诗。四十年代之初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参加《大公报》工作，负责过经理工作，主编也主管过副刊，也做过记者的采访工作，采访过“末代皇帝”“末代皇妃”溥仪夫妇，写过他们的秘闻出书。在北京多年，著有《京华小记》多集、《唐琼随笔》等。
黄永玉，一九二四年出生，湖南凤凰土家族人。只读过初中和简易师范（简到只读了两个月），最后却成为大学教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
以木刻开始活跃于美术界，后来画中国画、油画，也搞雕塑，又从属书法，一专多能。一家都作画，夫人、儿、女，都是画家。
美术之外，又从事文学创作。写电影剧本，写新诗，写散文、杂文，写小说，都有成就。
画集之外，著有《永玉三记》、《永玉四、五、六记》，杂文集《太阳下的风景》、《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诗集《老婆呀，不要哭》等。
永玉，永恒的玉。
黄苗子，一九一三年出生，今年已经高龄八十五。在本书的作者中，仅次于九十高龄的马国亮，齿列第二。广东中山人。有人笑说，黄苗子不是苗子，黄永玉才是苗子。
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尔雅的学生，他自己现在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他为国民党做官，为共产党做事。在共产党当政后，他做了右派，派他做“北大”学生——在北大荒学劳动。
长期研究中国美术史，写美术评论，写诗，写散文杂文，和聂绀弩一样，爱以杂文入诗，标榜“诗到无邪便打油”。
著有《牛油集》（诗）、《无梦盦流水账》（散文）等，还有有关美术的文集多种。
一生与美术结缘，夫人是画家、作家郁风。他是郁达夫的侄女婿。
黄庆云，一九二五年出生，广州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她的笔名就是当年大大有名于港澳、华南的“云姊姊”。后来却不用笔名用本名。
先后读过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办过《新儿童》半月刊，写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及其他。著作有诗，有剧，有童话，有小说，有回忆录。
担任过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
垂老笔耕不倦，正在摸索一个新的方向，写作新的儿童文学作品。
冯叶，一九五三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河南开封。父亲冯纪忠，是著名建筑学家，曾任同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母亲席素华，画家。
冯叶三岁起就跟林风眠识字念诗，林老后收她为义女，教她画画，成为他的关门弟子。画余学琴，成为钢琴教师。
通英、法文，曾在澳门东亚大学学英国文学。
一九八三年起多次在巴黎、里昂、东京、香港、美国、星洲举行书展。
现来往、居住于香港、巴黎两地。
席素华也曾随林风眠学画，与冯叶既是母女，又是同门师姐妹。
董桥，原名董存爵，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原籍福建晋江，曾是印尼华侨。台湾成功大学毕业，后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研究院从事研究。
六五年来港，六九年任美国新闻处编辑。八○年自英返港后，先后任《明报月刊》、《读者文摘》中文版、《明报》总编辑。现任《苹果日报》副社长。
著有散文集《董桥文录》、《英华沉浮录》（全十卷）、《跟中国的梦赛跑》、《这一代的事》、《双城杂笔》等，评论集《辩证法的黄昏》、《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等。
蒋芸，上海出生，原籍苏州，在台湾读政治大学，欢喜文艺创作，一九六七年的《迟鸽小筑》在台湾获最佳散文奖。
六九年来香港，任电影公司编剧，编审。后主编《清秀杂志》，获蒋清秀之名，因其人与文与刊物都被认为清秀之故。
著作多种，有小说《人填歌，歌填人》等，有散文集《从前月光》、《相见也无事》、《我想念我爱》等，有杂文集《一百二十个男人》、《一百二十个女人》等。
薛兴国，一九四九年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大学化工系毕业，却长期干新闻工作，后来港任《香港联合报》副社长，现任《联合报》报系香港新闻中心主任。
著有《通宵达旦读金庸》、《静物随想》、《酸雨集》，译有《人生智慧小语》、《达尔惊奇小说》、《少年阿默的秘密日记》、《丑女与野兽》等。
隐郎，因要隐名，此处从略，但读者可从他的文章中得知“郎”是何人。
颜纯钩，笔名慕翼，一九四八年出生于福建晋江。华侨家庭。
六九至七八年间，在家乡插队落户，做电工。
七八年来港。八十年代两次获小说奖冠军。九十年代又获台湾剧本奖。现为天地图书公司负责编辑工作。
著作有小说《红灯记》、《天谴》，剧本《血雨》等。
双翼，原名吴羊璧，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广东澄海。四八年来港，四九年起参加《文汇报》工作，编辑以至主持副刊，达四十年之久。
曾与李怡等合办《伴侣》杂志，后又办《文艺伴侣》月刊。七四年李秉仁办《书谱》双月刊，他担任主编。启内地书法杂志的先河，他自己的书法俊逸有神。
著作有小说、散文及散论《水浒》、《聊斋》、《今古奇观》等多种，近作是散文集《香港五十秋》。
罗忼烈，一九一八年出生，广东合浦人。毕业于中山大学。
教中国文学逾半个世纪。在培正中学任教后，先后在罗富国师范学院、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任讲师、教授、客座教授，并培养了一大群硕士、博士。
对诗、词、曲和文字学、训诂学、古音学深有研究。得意之作是《周邦彦清真集笺》，比王国维《清真先生逸事》多了许多新材料，也多新意。
著作很多，除上书外，还有《话柳永》、《北小令文字谱》、《元曲三百首笺》、《校刊孤本传奇凌云记》、《词典论稿》、《诗词曲论文集》、《词学杂俎》、《两小山齐论文集》、《两小山齐杂著》、《两小山齐乐府》等。
其名忼忼烈烈，其人温文尔雅。
罗孚，一九二一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曾任《新晚报》总编辑，《大公报》副总编辑。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八十年代曾在北京足不出户一年，假释生涯十年。
著有《西窗小品》、《香港，香港》、《丝韦卷》、《丝韦随笔》、《燕山诗话》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和本书等。
罗孚一九九八年五月于旧金山
梁羽生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1】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2】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3】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4】，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5】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6】，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7】，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8】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处，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9】。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泯灭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10】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
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象棋·武侠·诗词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
我不是他的“本门弟子”，若用禅宗的说法，或勉强可称“教外别传”。因此我不想正儿八经地谈学术，而是谈一些可能被人目为“不务正业”的玩艺。
我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比较接近，有许多原因。“气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几样共同的爱好，第一样是象棋。我最初是学围棋的，后来因为围棋对手难觅，改下象棋，经常废寝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摆棋谱），但迷的程度好像还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学生，是比较崇尚英国的“绅士风度”的，只有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我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也是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获得岭大象棋比赛冠军，有一盘棋是我以后手屏风马打败劲敌的，甚为得意，遂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信不覊，银河浪涌小龙驹，摈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词的起句和结句都和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银河浪涌小龙驹”、“摈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历来有关象棋的吟咏，都是偏于当头炮的，专题屏风马的则难得一见（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我并不是觉得自己这首词写得好，但似乎还算得是“内行人语”，遂投到校刊发表。金师见了和我说：“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11】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那天恰巧他有空，我们就下了两盘棋。
第一盘，我先行，以当头炮猛攻他的屏风马，他果然名不虚传，着法绵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几乎给他反先，只好急急兑子成和。第二盘他先行，还以当头炮。我不上马而用顺手炮对付，他似乎有点诧意，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也不先说，一心专注继续下棋。中局我试用自己创的变着，或许有点出乎金师意料之外，此盘则是我后手反先，不过结果还是成和。
对局终结，他果然就问：“因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我这才有机会向他解释：“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所以不论先行、后走，我都是动炮（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某君，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金师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本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准备好了的那套，结果白费工夫。”我说：“你熟读兵书，再下我是下不过你的。”
金应熙的“熟读兵书”，也确实到了惊人地步。他喜欢搜罗棋谱，古今并集，且往往有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现场抄录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夺鼎赛”在香港文周酒家举行【12】，参赛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来国手，隐隐含有“对抗”意味，更加引人注意。结果由早已拥有“七省棋王”衔头的周德裕夺魁，董文渊第二，卢辉第三。六王赛不仅轰动一时，对往后棋坛亦有深远影响。中国象棋史家徐骥在他的专著有纪事诗【13】云：
戏马犹存旧将台，文园夺鼎挟风雷。
云飞凤去六王毕，又见杨陈旷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园六王夺鼎，事已风流云散。）
“六王夺鼎赛”期间，金应熙是文园的座上客，偶有缺场，亦必补录。我曾见过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14】，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在香港，一九三○年爆发的东南大战【15】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得者视同秘笈。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受两地棋风的影响，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16】更是如数家珍。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四十年来几局棋？”真是屈指可数。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大公园》是个综合性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都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璘，我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份，获得全国冠军的【17】。也不仅仅是限于天份吧。）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的问题，永远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不过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有关他迷于棋的趣事倒时有传来。例如下面一个。
“据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某公安部门请他去做一个政治报告。演讲完毕，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见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边观战。有个人民警察跑来赶走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给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来，警察一看，吃一惊道：‘你不是刚才做报告的那个教授吗？’金说：‘不错，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18】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名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希望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于我，更有特别的感觉。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乡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象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通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19】，“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是看过的，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小学后期，读了一些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对《七侠五义》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缺点很多，或许正是因此，其形象也就特别生动。（白玉堂的收场是“陷入铜网阵，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颇有“悲剧英雄”意味）。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我不太喜欢这本小说，开头写得还不错，后来就越写越神怪了（我并不排斥神怪，但写神怪也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闹）。看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我就几乎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对书中写的“张汶祥刺马”那段故事，倒是甚为欣赏，这段故事，武功的描写极少，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在中学阶段，我不喜欢现代的武侠小说，反而喜欢古代的武侠小说，我是在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唐人传奇的，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总的来说，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20】，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中共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个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