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的婚姻都以分离告终，两任女人生下的两个女子，都跟了母姓。
因此，古龙在香港的时候是用什么名字上小学，就一点也不重要了。
古龙，永远就是古龙。
隐 郎
旧信封藏逐客令
我是五十年代初期由香港一间报馆“调”去参加另一张报纸的创刊工作的，到一九九一年退休时，我的职位是该报的总编辑，退休后续任董事两年。一九九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前我去旅游，只见桌上有个旧信封，原是写给人事部的，但“人事部”三个字给划去了，在空白位置写上我的名字，那旧信封的封口胶纸沾满灰尘，信封没有封口，随便地丢在那里，我以为那是个留下的便条，拿出信来一看，原来是一封打印出来的信，还有人事部的图章，是一封“公函”，打的字大意是：你的董事任期已于某月某日满了。多谢你的服务。
发一封多谢函竟连一个新信封都不舍得用，并不是新来的“老板”寒酸成这样，他是我的朋友，说是拿出数以亿计的钱来接办这个报，请客吃饭挥金如土，而他又一向自诩他的管理方法一流，怎会发谢函也舍不得一个新信封？而当我收到明显从垃圾桶里捡拾回来的旧信封套着给我的通知信时，我立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给我的讯息是：反正都是垃圾，要扫地出门的了，随便拾个旧信封通知他走！
一个“多年朋友”，是我把他拉来接办这个陷于财政困难中的报纸，而且做他的“盲公竹”的，到了这个时候，叫我走还不要紧，不料用的是这种侮辱性的手段。
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等于下逐客令了，我在这里过了四十年，并无过错，这样给赶走，心里很是悲凉。而我是刚从地球的另一边飞回来的，时差未过，行李也还未打开，回报馆只是看看有没有信件和留言，看到此信，心中激气，头脑昏昏然的，来不及收捡东西，就回家睡觉去。
谁知回到家，还未坐定，报馆的电话就来了，是人事部一个小职员，她问：“你回来过吗？看到我们那封信没有？”我说：“看到了。”她说：“那么，你再回来把桌上你的东西收拾拿走，我们要那个地方用！”
小职员是奉命的，我跟她没什么好说。
我想，我还回去干嘛？要小职员或护卫员监视着我收拾东西吗？
这个“朋友”是做得出的，在我卸任总编辑后，一位在报馆服务了三十多年的老编辑突被即时解雇，人事部说不出解雇他的理由，还贴出告示，不准他再进报馆大门，这样的事对老职工伤害太深，传扬了出去，有行家在他报鸣不平，称我这“朋友”为“无良雇主”。旧信封藏逐客令，摆明车马要羞辱我，我何必回去再自取其辱？
自从卸总编辑职只任董事，我跟同时退休的总经理一同给搬到一个在传达室外面的小房间，这好像还是给我们这两个留任董事的礼遇，我们还可以在那里联系一些朋友，收信，看看报，给报社提点参考性的意见，小房间门上挂了个“董事”牌板。在我去旅游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到这个房间，跟我的“朋友”——我招来的“新老板”见面，他说我董事任满后不续聘了，但可改任顾问。我以为这个小房间或可保留，而把那块“董事”的牌子改为“顾问”吧？谁知临别，我的“朋友”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不会在你回来前收回这个房间的。”
我当时一愣，知道这话中有话，是说，回来后，就收回房间了。
因此我是有些心理准备的，当晚我就把一些私人物件拿走，剩下的只是一些书籍，文件，一个茶杯，一副眼镜。
其实我已准备主动把房间交回，这较被赶走好，大家都算好来好去，不失他礼貌也不伤我感情，只是刚落飞机，昏昏然，以为过两天回去收拾和交回房门锁匙也不要紧吧？不料他竟如此迫不及待！争取主动逐客。家人听我呆呆放下电话后的陈述也说：“点解咁唔俾面？”
更“唔俾面”的事接踵而来，我请一位仍未被踢走的旧同事代我交还房门锁匙，顺便就到我那要被收回的小房间里拿回我的茶杯，因为那是同事在我生日时送我的纪念品，并顺手拾回那个眼镜，又请另一同事看看还有没有寄给我的信件，他们都为我办了，信件也带来了，但同事说，信件不是在我桌上拿到的，而是在垃圾桶拾回来的，他们把我的信都丢到垃圾桶了！数日后，又有旧同事在垃圾桶里又给我捡回寄给我的信件。
再过几天，有一封信寄到我家，里面有个信封是寄到报馆的，报馆拒收，并写“无此人”字样。我在这报馆四十年，也曾是个主管，从来没有这样对待离职的同事，我觉得太没有人情了，真是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据说后来还立例，个人信件一律不准寄到报馆。
更有绝的，另一个报的负责人打电话到报馆找我，被回说：“没这人了。”问：“能转个口讯吗？”答：“我们不转。”再问：“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可以吗？”答：“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叫人辗转找到我，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原来真可以做得这样绝！
又接着，编辑的电话来了，她是我在任时提拔起来的下属。我有个专栏在报上多年了，是报上的一个“招牌”。我由总编辑岗位退下来后，仍保持这个专栏，稿费很低，那是我任内报馆穷，自己压低稿费。新“老板”挟“巨资”来接办，高稿费由外面拉稿，我的稿费不变。我只为了联系读者，继续写下来，每天七百字，旅游前留下一批稿子，回来后尚未用完，编辑打电话来说：“又要改版了，你的专栏减为四百字，剩下几篇稿也要删短。”
七百字减为四百字，是要删一半了。
我可以删！不过，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讯息，把我从报馆赶走之后，再从版面上赶走呢？
我是由投稿投到报馆工作的，四十年写专栏从未被斩过稿，我不怕被斩稿，其实斩稿也是平常事，写稿佬是全无保障的，小说也可腰斩呢。不过，既然有这个讯息传来，一叶知秋，我心中有数，我还是自己主动把稿停掉，好过又一次被人扫地出门吧？
于是我说：“好吧，你把余下的稿还给我，我再写一篇告别读者，趁改版你换别的专栏好了。”我想，到这个时候，如果还不知进退，会又一次受辱的。
这样，四十年我把全部精神力量都放了下去的地方，就与我毫不相干了。
这大概也是我那个“朋友”的目的已达。他到底是个外行，但他又要表现“老板”的“权威”。他接办后，用高薪雇用一些资历比我们原来老职工浅的人，甚至外行人来管我们的老职工，就是因为老职工多知道他的底细，他认为不好驾驭，那就要把这些老职工扫地出门、迫走；我虽然是多年“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当然是利害比友情重要了。
还有我的一个拍档，是专写社评的老手，我们都信任他，但“新老板”经常当众骂他，他只好辞职，交了辞职信，数日后，他竟收到报馆人事部的“解雇通知”。勤苦工作四十年竟然“衰收尾”，他最后是被“炒”出来的。
不过，这些事到底做得太难看了，于是，“新老板”不久又把个别认为还可利用的老职工叫回来；一再改版，也还保留一位老同事的专栏，好做个样板，掩饰他的无情无义。
以后，我再也没踏足这家报馆，知道销量每况愈下，同行都瞧不起此报，痛惜之余，对人也愧提此报。对于那位“朋友”，他原来只是要手上有个传媒，以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本钱，我当日拉他注资接办，真是犯了大错，自己“捉虫”，害了同事，实在惭愧。
这个报，在五十年代初期创刊时很困难，送都没人要，经过我们艰苦经营，渐渐摸出门路，创造了一些特色，销路上升，曾为香港行销最大报纸之一，只是好景不长，一个风暴，元气大伤，自此陷入艰苦经营，在报业竞争越来越剧烈的时候，眼看支持不下去了，但毕竟已有规模，且仍有一群好同事，大致都能同心同德，我们认为只要注资发展，仍有可为的。我找这位“朋友”，最初只是请他支持广告，但他说可以在更大范围合作，原来他想办报，我是这样把他引来的，他是外行，又不是真老板，真老板要看过编辑方针才决定，计划由我起草，整个交接过程由我和他两个合作完成，但他一接手马上就派心腹来管我，这个牛高马大的心腹一来就作威作福，说他有不懂游水就做救生员的经历，一到任就施下马威，扫几个老职工出门，高薪雇用不够格的记者编辑。恰逢调薪，这些新来的还大幅调升，老职工只象征性地加一点，我反对无效，而这一来我马上被原有同事埋怨，我明知引狼入室，但噬脐莫及，多年低稿费支持我的作者又成批被斩，又都来埋怨我“不是朋友”，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总编辑已自身难保，弄得我两面不是人，精神深受困扰，患上失眠，情绪低落，要服镇静剂、安眠药，健康状况直线下降，这“老朋友”确实厉害，我怎干得下去呢？
于是我退下来，总编辑不当了，只仍挂个董事，开董事会，就听我那“朋友”训话打官腔，做朋友的嘻嘻哈哈，此时他是“老板”（其实只是假老板），却霸道十足，嘴脸难看。
我认为他还会体念种种情分，给我们保留个小房间，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做生招牌，以示他对人有情有义，谁知他不要！
有说，赶我走的一些细节不关他的事，只是那人事部经理擅作威福，也许是，但底下人都善于作威作福，不就是他的“好管理”吗？他那些惯看“眉头眼额”的下属，如他由“集团”调来的人事经理之流，只要听见：“见他回来就要他走！”还不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然，又怎会从垃圾桶里拾个旧信封，来下侮辱性的逐客令？
我从此绝迹那间报馆，也久不见那个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朋友”了。有人又对我说，他的“地位”，多凭报馆有个传媒。
又有人对我说行上的几个故事，做到主管职位的人，出差后回到报馆，发现办公室已有别人坐上，他的私人的用品已被代为清理检拾，放在纸皮箱叫他自己捧回去。另一个是根本连桌子也不见了，原来是“炒了鱿鱼”。有些传媒高级行政人员被即炒，还要护卫员监视检拾物件，押送出去。这朋友说：“他没在你旅游期间就收回你的房间，已经是信守诺言，认为算是给你面子的了。”呵，原来如此。可能是我四十年的感情包袱背得太重了，一时放不下呢。
我完全空闲下来，心情又不太好，便又到外地旅居。数月后回来，一天，我在一个新开的商场，被人叫住，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几时回来了？怎么无声无息？”原来就是那个“朋友”，花甲之人，穿一件惨绿色的T恤，包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胖嘟嘟的，稀疏的几条头发，一脸堆着例牌的笑容——我后来知道他行上有人背地里叫他笑面虎。
我吃了一惊，他竟问我怎么“无声无息”？我笑说：“你有什么好关照！”再也没搭讪。他觉得没趣，大概有了些“地位”，只惯受奉承，而且只有他骂人，哪受得一句逆耳之言？当时见他脸色就变，我便走开，我这人不懂做戏，是个很大弱点。得罪人了。只听他在我背后喝叫他那还是稚年的儿子：“走啦，我们走啦！”
当时和我一起逛商场的亲戚问：“他是谁？”我说了，他说：“文化人么？我以为是个猪肉佬呢。”
又过了数年。我和一个久别的旧友重逢，他说：“我常看见你从前那位老板，据说，他有心脏病呢。”
“他的心不好，我近年才知道。”我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他一道去旅行，那时他处境欠佳，就常掩着肝区，说他的肝有问题。现在又轮到心有问题，他的心肝不好，怕是处境又不太好了吧？”
传闻很多，有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剃其头者不会是我，我没有能力。而且，当我退休前失眠症医不好，去学静坐，有点成效，师傅是位佛学大师，知我心存怨愤，启发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教我安忍，修“忍辱波罗蜜”。但师傅又教我要深信因果，“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有智慧的人，尽量不去种恶因。我不知道我写了这篇东西会不会又种下恶因，我可能还是不够智慧，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同事和老作者们道个歉，他们受了伤害，我难辞其咎！
因此，我又只希望我那位过去的“朋友”在他力所仍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强势管理，规定人事部的垃圾桶里，不能再有捡得起来用的旧信封。
他头发稀疏，不堪一剃了呢！
颜纯钩
少芳的故事
少芳是我中学的学姐，高三级。读书时也算得一个才女，长得高高瘦瘦的，略有些黝黑，而五官却精致，一双眼晴深幽幽的，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心事。那时她是学校里的跳高好手，在那年月，女孩子穿了短裤跳高，也差不多是一件新鲜事，少芳穿一条及膝灰黄短裤，站在沙坑外，神色肃穆地端视横在她面前的标杆时，身后便围了很多好事的男同学。那时没有人知道，少芳将越不过横在她一生路途上的无数标杆，每次她都跌下来，沮丧而寂寞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少芳一个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少棠，因此我知道他们一点家事。她们家原来也姓颜，后来据说祖上和外姓人争执，姓颜的宗族竟不为他出头，他生气起来，便弃了自己的原姓，改姓君。我常觉得她祖上是颇有性格的男人，以“君”为姓，真有点漠视族人的气概。少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黄梅戏时代很出名的明星，但因多年分隔，也没什么感情，后来少芳到了香港，也没得到她多少照应，她有时会淡淡地说：“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没有？我怎么跟她说有什么需要！”言下也很无奈。但如果是自己至亲的人，有需要时也不妨直说的，可见她一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而因此也一直自外于他人。
少芳“文革”前考进长沙铁道学院，没有毕业运动就来了，她有一段时间还是造反派，“南下”到我们老家帮助当地的红卫兵。不过她对政治似乎也只限于一种边缘状态，似乎介入了，又没有介入很深，她的文静只让人觉得她不适合那些野蛮的斗争，只适合在冬日向阳的窗口，捧一本《红楼梦》，看出那没落王族里种种人世苍凉，略一咀嚼就感怀身世，满眶泪水，然后合上书本，半日怔忡不已。她说话声音也细细的，走路步子小小的，举止都缓慢而优雅，这些都不是做作出来，是她生命中的本来面目。而她竟生活在那样一个暴烈的时代，人性粗砺割人，人都以冷酷为时髦，任何温婉的性情都不合时宜了，少芳一定觉得自己和那时代格格不入，并因此而苦恼。
“文革”后大家都各自失踪，直到有一天，我到母校图书馆去找点旧书看，在书库里沾得满头蛛网灰尘，那时听到外面一个女孩子，细声细气和管理图书馆的老师谈天，听来嗓音很熟，出来一看，竟然是少芳。那时她刚从军垦农场回来，还是黑瘦，情绪也不高，站着说一会话，冬日的阳光从天窗处斜切下来，罩着她半个人，她头发眼睫都泛着光，眼睛却深深藏在暗处。说起“文革”的事，还是浅浅地笑，似乎叹息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她对于人世，常有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好像是先天的一种疑惑和担忧。
我们后来在香港见面，是她带了一位校友的作品来给我，打电话联络后，我便在晚间到她租住的太古城见她。我们在太古城一家小快餐店喝一杯东西，店里冷气太强，灯光太暗，她却娓娓说着自己的事。来港后在一家模具工厂绘图，似乎颇受老板的重用，说她主持的几项工程都效益不错。
她还是独身，好多年不见，却也不见老，瘦怯的身子好像一阵风都吹走了，临走前我开玩笑，说你要多吃点东西，太瘦了。她说食量并不小，只是不长肉，从小都如此了，还笑道：“现在不是很时髦吗？”
我想说时髦的不是瘦弱，是苗条，她的瘦不是苗条，倒像是营养不良。
其实对于她的事我早有所闻，她原先一个男朋友是我弟媳娘家的堂兄，算起来也是一门亲戚。这男士年纪也不小了，人倒是高大有台型，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两个人外形相衬，也应有近似的生活趣味，本来应是很登对的，可惜的是，或许都因为太高傲了，又都不那么开朗坦诚，因此互相之间的刺探、猜忌太多。一个略主动了，另一个就往后退缩，等到你这头冷下来，他那里又有进攻之意，套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两个人就是不作“接触”，但既是恋爱，怎么当对方是“敌”呢？互相盘查探询，种种小花样、小动作，总是“弯弯绕”个没完，时间长了，大家都疲了，提不起劲头来，只好任其自生自灭。
一段好姻缘因此断送了，使我母校里那些关心少芳的老师和同学，都为她欷歔不已。
现在两个人又都来了香港，又都知道对方在哪里，又似乎通过电话，互赠礼物，而于感情上头，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也问起过少芳，她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又说她不想给他误会，以为她还在等，她希望对方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说如果你真在等，就让对方知道你在等，如果你不再等他了，也告诉他各自方便，如此岂不痛快干净？少芳听了，又默然无语了。我猜想她还在等，只是又不想让对方知道她的心事，最好那男士积极一点，主动再来追求，那时她的自尊心才算得到安顿。对一个有古典情怀的女子，这种矜持或许是有理的，可惜她碰上的又不是一个愿意坦承心事的男人。
在香港人们各有各忙，少芳和我也只是几个月通一次电话而已，她后来搬了几次家，工作似乎也开始不顺利。她说房东在厅里桌上摆水果、杂物，很多都有暗示，而公司里的同事又时时偷开她的抽屉，不知有什么阴谋。我开始觉得她有点不妥，只劝她不要太多疑心，香港人得闲死唔得闲病，除非真的有病，否则怎么会搞那么复杂的花样！房东不喜欢你，让你搬走就是了，还要摆什么水果那么麻烦！同事的阴谋，大不了是给你小鞋穿，你最多是一走了之，天无绝人之路，不要自寻烦恼。
而少芳总是说：你不明白，这里面有很多文章，他们都连成一气了，到处派人监视。这种心理到后来便更耸人听闻，她说：新华社和天主教两股势力都在监视她。我笑说：“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人员也有限，工作都很忙，哪里顾得上你这种小人物。”少芳还是很沮丧地摇头，觉得我不理解她，也不能体谅她的苦处。
再后来，几乎有一年多没有她的消息，有一天少芳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找我聊聊，我便又约了她吃饭。她还是老样子，外表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几年人人都老了，我的白头发茁长起来，皱纹横斜，乍见面时我觉得比这个学姐还要老多了。少芳还略化了妆，精神似乎不错，一坐下来就说起她的生意。她已经辞工自己打天下，到大陆做一点进出口，虽是皮包公司，但她信心十足，说和某某军分区有合作项目在谈判，又和省外贸办也搭上了关系，总之有得做。再谈下来，又说起被人监视陷害的事，言之凿凿，几乎生气起来，我便担心地说：“你这样的心态在做生意，只怕会被人利用。”她便承认了，说很多次都几乎要成了，就因为有人陷害她，眼看到手的钱又泡了汤。商场上尔虞我诈，岂是她行走的地方？但少芳似乎不甘于自己做不成什么事，她要与命运赌一场。
吃完饭她向我开口借钱，我有点愕然，因为论做生意的资本，她不该来找我的。我当时养家活口已经艰难，哪有余钱去做生意？但朋友求到了，总得尽力帮忙，她便问我能借多少给她，我说最多是几千到万把块钱，少芳听了，苦笑着摇头，说：“那不济事。”我也知道不济事的，但她不到走投无路，也不至于向我开口。
临分手前我跟她说：“不要再做生意了，你愿意听我的话，就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休养一段时间，再回来打工好了。”少芳很生气地摇头，说：“你这样看我就错了，我根本不是精神的问题，我只是受人陷害。”
单身一人在香港，工作生活都压力重重，婚姻眼看无望，精神苦闷无处宣泄，一个人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呢？那时她妹妹少棠听说也面临离婚困境，有一个哥哥在厦门，一个妹妹在澳门，似乎都没有密切联络。我说你去厦门住一段时间，看看那里的医生，她不置可否地走了。
事后我问过一位做社工的朋友，我不知道像少芳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政府部门想想办法，也算救一个人。社工朋友说：在香港，除非一个人的精神病有伤害他人的危险，才可以强制她进医院治疗，否则别人无能为力。我心想少芳没有本事伤害他人，她最多是伤害自己而已，因此也没有任何人能让她进医院。
少芳再找我时，竟已经结婚了，她的婚讯没有公开，只说和一位离婚男人在上海登记结婚，有时候她到上海去见他，有时让他到深圳来会面。她说：“他来回的机票和酒店食宿都是我给的。”后来又特别声明：“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我们在一起也没发生什么事的。”仿佛夫妻在酒店里同床共枕倒是一件羞耻的事了。
她还是多疑，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就连她丈夫，她说：“他一到深圳就问酒店房间里有没有窃听，你说他会不会是安全部的人？”
我对于她的疑问，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唯一能做的，只是劝她看医生，而每次这样说完，我都告诉自己是多余的。
然后有一天，突然收到同乡会一张讣告，说君少芳女士因患白血病突然去世。我拿着讣告上楼，只觉指尖冰凉，脚步都有点虚浮。我至今不太相信少芳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其实在她多年如此不堪的日子里面，早就隐伏了她的结局，她在这个悲惨人生，是只有一条路好走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
我没有参加她的丧礼，多年来我已经很抗拒去参加朋友、尤其是曾有深交的朋友的丧礼。至今在我的印象里，少芳还是那副瘦瘦的容颜，浅浅的笑，她的目光幽深无底，她的无语凝视都是对世道人心的诘问。
双 翼
李秉仁办《书谱》
湾仔天乐里口有一家天乐餐厅，现在仍是食肆，却已屡换招牌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一个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里喝下午茶，随意地谈到了书法，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因此就有一本书法杂志《书谱》出版了。
那时我在一家报馆担任副刊编务，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那几年认识了许多华侨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他偶然给我几首旧体诗，有时代转来梁披云老先生（澳门归侨总会会长）的近作。旧体诗在香港读者相对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点，他也不见怪，还是照样把得意的近作拿给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够在报上刊登出来。
记不起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第一次见面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姓名与容貌。因为姓名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只差一个字，容貌则有点像一位同事。
他个子不高，神情内蕴，常常像带有点忧郁，但他的诗，却常表达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谈起印尼峇里岛，就禁不住赞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给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是个很随和的人。
那天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书法，好像是他问我在香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碑帖。那时国内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说，现在要买碑帖，只能买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都很无奈。
我们又聊到办杂志。
那时的文化人，常有好好办一份杂志的心愿，但限于没有资力，往往是说说而已。话头好像是他开的，说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随口答，综合性杂志好歹要有个规模，非有较多的人力财力不可。接着刚才谈书法的余绪，我说：倒是办一份书法杂志，虽然冷门，却可能容易立足，而且开头时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物力就干起来。
他静静地喝他的咖啡，没有多说。
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一见面认真地问：“办杂志的事情怎样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定了定神才知道在继续那天的话题。我说，哪里来的钱？哪里来的人？那天只是想到就说。
他说：我来做。
那时他在一家公司做事，业务是代理餐具。老板黄丰洲先生，印尼华侨。他说，老板会支持他。至于他自己，以前在报社工作过，文化工作是有点经验的。现在需要了解的是香港搞出版的情况。
这好办，那时我对于印刷成本、纸价、发行都熟悉，也有一套编印上简化程序的经验。我建议采用十六开本，套一个红色足够了。为了省钱，我建议他在家中发稿，自己校对，印好就由印刷厂送到发行的书报社去。这一切，算起来成本不算很高昂。书法刊物，双月刊或季刊可以了。他欣然地说，我住在长洲，很安静，晚上可以做这件事。
那时我仍然想，像他这样沉默随和的性格，事情大概是慢慢地进行的。谁知接下来，才知道他性格的另一面是：直率，急性子，而且有一份可爱的固执。
接下来的日子他连续约我见面，每一次都解决一些问题，办杂志的事进展很快。
一次是重新争论是否以书法为专题。他说，有些朋友建议，至少应该书画兼有。光是书法，读者太少了。我说，如果让我给你出主意，我坚决主张只搞书法。这冷门，然而有特色，易引起注意。画呢，以画为主的杂志已有了（《美术家》就办得很好），甚至好些综合性杂志也以精美的彩页刊登名家作品。你能够拿到最好的作品么？即使拿到了，你得算一算，每期增加若干彩页的成本是多少！——我相信当他默然同意我的主张时，最后的一条理由（成本）是最有力的理由。听他语气，似乎是很有信心去找到名画家作品的。不过我也跟他争论过，即使你拿到齐白石的作品，也不见得能把人家的现成读者拉过来，除非你拿到的是齐白石最佳之作。书法呢，现在就只有这么一本杂志，我们可以刊登王羲之的最出色名作，可以刊登许多人家目前想找而找不到的名作。
但下一次见面，他就完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他一开口就问：“书谱两个字，你说教谁来题好？”原来他已经为杂志名称定了名（好像是梁披云先生提出来的）。我又放言高论，说现代人谁也不请。不管请哪一位大名家题，都会带来门派之见。更严重的，还会带来一条政治上的界线。我主张从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们马上讨论哪件碑帖好？孙过庭的《书谱序》当然有最现成的书谱二字，但草书看来不合适。他喜欢魏碑（后来他以李将分的笔名在《书谱》上写了不少有关魏碑的文章），他说，在魏碑中去找吧，《张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赞成，《张黑女碑》字多。
很快又见面，我说：你连杂志名都定好了，真要干起来的样子？话没说完，他说：“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拓了“书谱”两个字。原来他一回去就找这两个字，“谱”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砚石后面刻，拓了出来，就是这张纸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时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的影印机，我带回家，用我的“禄来可得”相机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后来就采用做《书谱》的标准字，版权页上有“李将分刻”字样。现在我手头仍保存有最初晒出来的照片。
我开始为他的认真与投入感动，看看他，还是那么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实际上这些天来他是执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这本杂志一定是办得成的了。
接着他给我更大的惊异。他说：“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报社不远，方便你来。”停顿了一下，又讷讷地接下去说：“你来帮我。”
他说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请求，但又是一个不容反对的决定。
我一时回答不来。我正以为这些天发了许多高论，现在是收敛的时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来争着看一份新杂志的诞生了。没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时间都特别，他先把我当做一定能参加他的工作，又体谅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么就找个地方近我的工作地点，希望我能够多少兼顾。这是体谅，也是硬来。他已经替我想了那么多，我又怎样拒绝？简直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决定！
那时刻我脑子里转动着的无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虑。这是一份高薪工作吗？绝不会是；工作有长期保障吗？不保险；我还有能力来兼这份差事吗？很艰难（那时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负担重，工余还尽量写些杂七杂八的稿件以谋稿费，实际上正心力交瘁）；能够舍弃原有的工作吗？不可能；这份杂志值得办吗？值得（想到可以在当时荒芜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试植一株小花小草，觉得还真有点意思）；我本身对书法艺术有兴趣吗？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时间，在一旁尽点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
他说，就这样。我想也就只能这样。
这时我竟然觉察，这段日子里，其实他那一股热诚，那一股对工作的执著，其实已经在带动着我了。
我减少了一些稿件的写作，挪出一些时间。现在与他讨论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时间那样想到就说了，得多想想做起来的后果了。
他告诉我，黄丰洲先生答应支持他一笔款子，作为开办。这是他能够租下办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决定离开黄丰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书谱社的工作。
这位老板真难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时，有许多华侨是很热心支持文化事业的。黄先生又是一位。后来，我有机会见过黄丰洲先生一面，可惜没有长谈。
这以后是一段忙碌的筹备时间，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杂志，还准备出版丛帖，总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们组成的班子十分简单，部分像我一样是兼职，麻雀小，五脏全。李兄是社长，其他的人，暂时不必有什么职衔。大家见什么做什么，与现代管理职权分明的观念大异其趣。不开会，实际的会是在茶楼饮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说的都说了。不成熟的意见，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变成一个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这上面，李兄带了很好的头，他有自以为好的主意，一定坚持以至固执，有时他说服了别人，有时他觉得别人的意见对，就默不做声了，回到杂志社，马上急急如律令地赶紧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于想做的事似的。
我们普遍觉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问，十二月能不能赶出来？要赶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赶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创刊？他可不理，只是坚持：能在十二月出，为什么不在十二月出？问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来，于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后来订合订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册，第一卷特别厚，因为是七册。这事我至今觉得有趣，的确，我说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创刊一份杂志。
又一个例子是，他弄来了一套国内出版当时已绝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开本，其中有些字幅并不大，空白很多。我们都认为最好把开本重新设计一下，因为在香港的书店，要争取一大片地方来陈列八开本的书籍很困难，不陈列，在销售上就吃亏了。他听了也点头，但过两天，他与印刷厂方面一商量，就马上付印了。说，印刷厂认为开本不成问题。在印刷上来说，八开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厂不会考虑发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实也不是不明白，实际上是不耐烦慢慢重新设计，在他的心理倾向，有东西总是早一点推出好。
办这么一份专题性杂志，我担心的是一味专门，找来几篇书法论文一摆了事，连喜欢书法的读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个人主张，要把杂志办得像一道酒席，开始时上什么小点，然后什么热荤，后来是大菜，甜品。他听了没作声，我担心在具体编定的时候仍会有争执，谁知却一直非常顺利。他一接受，就认真那样做，那样思考，有时还具体提出这一期怎么配搭。不过，我们每期都用不少时间讨论重点文章，重点碑帖。有争论，永远争论出好结果。
《书谱》创刊后，后应还好，渐渐地还引起远近朋友的注意。美国、日本、韩国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来订阅。那时《书谱》还是唯一的中国书法杂志，冷门，但却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读者的门。
每天他从长洲到湾仔来上班，我却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黄丰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计划不能继续。但《书谱》以及《书谱丛帖》的工作已经铺开，我见李兄的面容多了一点忧郁，料想他会有些压力。好在开支一直还是很节省的，销量也在发展，一切似乎可以这样不错地发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开始，但，一个突然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个年头，七七年的春天。
那时，日本有个书法团体玄美书道会访港，书谱社邀请了几位本港书法家与他们举行雅集。访港团中有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岸本太郎、奥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霁山等。能够有国际嘉宾到来，我们当然很高兴。雅集是用晚饭时间，我没有法子参加准备工作，只能在急急把报社工作做到一个段落之后，赶到北角世运酒楼楼头。一进门，就见到李秉仁兄在挥毫，神情很兴奋。我心想，他的劲儿又来了。他在那里写字，我赶紧招待宾客。我们作为主方，根本不够人手。
忽然，曾荣光兄跑来告诉我：李兄有点昏眩，也许是劳累疲乏了，现在先叫碗面让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着向许多陌生客人点头、招呼，完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但接着情形看来不对，曾兄连忙叫了救护车，把李兄送进了不远的东华东院。我们留下的几个支撑着场面，情形非常狼狈。
第二天去东华东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骑楼的一角，看上去病况还算稳定。是心绞痛。
这以后的几个月，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之前，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去，在长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觉睡得真香，舒服极了。我还以为他能这样做运动锻炼，身体挺好。现在发了这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复的吧。谁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打电话到我家，像平时一样语焉不多，但再次地说：“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我想，这两天里该想法子抽出时间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讯了。
梁披云先生悼诗：“艺文应不朽，年岁太堪伤。”
《书谱》第十八期，七七年十月号，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厦门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
李先生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一九七四年与友好集资在香港创办书谱社，出版《书谱》双月刊，刊印碑帖，一心发扬我国独特之书法篆刻艺术。
李先生曾游出产寿山石福建寿山乡，探产石诸峰，久久不能忘怀。书谱创刊，作《寿山石随笔》，并以寿山石齐名。笔名史仲鹭。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玛丽医院。
就这样，忽然，许多事情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书谱》仍然办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们回到书谱社，觉得很不习惯，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许多东西。
我们几个参与过《书谱》工作的朋友，常说：“如果没有李秉仁，就不会有这本《书谱》。”这话的意思，固然是说他实际上做了许多开创的工作，但更深一层的感受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来再说的冲劲，如果没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么这一份书法杂志，也许只存在于一次两次的闲谈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罗忼烈
钱穆先生
——忆旧游之一
承勋宗兄忽然打来长途电话，继之以传真，说正在替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几位曾经“流寓”香港的老前辈如钱穆、廖恩焘、刘海粟、蒋彝诸先生，都和我有点交情，要我写一些有关他们的轶闻琐事，作为“谈助”。遗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如书札字画照片都不在手边，无所凭借，事隔多年，记忆不免渐渐模糊了。甚至从前发表过关于他们的篇章，现在也记不起来。这里说的只是一点一滴不成片段的琐事。
钱穆先生别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家，著作等身，门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过二十年，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个重要的组合，对于发扬中国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贡献极大，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认识钱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时还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识的哲学家。那时候内战烽烟已经弥漫北国和江南，他们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我们有机会相识。当年的国立大学是用“金圆券”发薪的，一天贬值几次，当教授虽然不会死，吃苦却是准定的。过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开办华侨大学于广州河南凤凰冈，薪金是以港币计算的，待遇很好，我们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红墙绿瓦古式建筑的渠渠大厦，远离市区，起居饮食不很方便，虽有宿舍，常住是够闷的。在这以前，我在市区租有一层小洋房，一人独居，钱先生从凤凰冈出来，有时也住在这里。一起喝龙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
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