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后面的山边，林木扶疏，幽禽时咔，加上一道长长的走廊，阑干上种了几十盆兰花，环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每次来港，总会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来打算在香港居留，写一部关于朱熹研究的书（书名好像是《朱子学案》，在台湾出版后曾寄给我，目前留在香港，记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澜波及香港，把他吓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湾去。
在这里必须一提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学识丰富，品性贤淑，对钱先生无微不至，而且集侍从、秘书、司机、庖厨工作于一身。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钱先生怎样生活下去，特别是当他视力朦胧以后。
钱夫人和内子也相当投契，每次互访，我和钱先生天南地北一谈便两三小时，她们就闲话家常去也，很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因为钱先生的普通话“乡音无改”，内子一知半解。根本没资格做“旁听生”。某天下午，钱先生驱车（司机当然不是夫人）来访，晚饭后突然黑云密布，大雨滂沱，马路变了溪涧，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里留宿。有这么一会儿，碰巧钱夫人和我走开了，客厅里剩下钱先生和内子谈话，钱先生说了什么内子全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只能唯唯诺诺作领会之状。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滑稽、尴尬。
钱先生爱抽香烟，烟瘾之大虽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却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时，美国某顶级学府（记不起是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人别出心裁，特地定购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贺礼，包装的透明胶纸都印有英文的“钱穆博士”字样，非常名贵。但钱先生惯抽气味清淡的“555”牌纸烟，受不了那种特别而浓郁的烟味，而且过后烟味“绕梁三日”，别人也不好受。因此钱夫人就拿来转赠给我了。
话说钱先生“回归”时，台湾局势还很严峻：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高压统治，长期戒严，经济萧条，生活困苦。但与此同时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制菠萝”，真假炸弹，海边时见从内地漂流过来的五花大绑浮尸，暴动之声不绝于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比较安定，所以钱先生伉俪终于决计“适彼乐土”了。新居是钱夫人的哥哥（名建筑师、台中横贯公路的规划者）设计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双溪，距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钱先生赴台前曾将建筑平面图给我看，并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是一所比较宽敞的“寻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尽可满足主人种树栽花的雅趣。钱夫人说：“台湾地皮和建筑价钱便宜，卖掉汇丰银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强应付了。”结果呢，建筑费不用自己掏腰包（后来因此而被迫迁出，下文再谈），而香港正在“风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归。
为什么盖房子不用自己出钱呢？原来钱先生在回归前常常往来港台之间，因为是著名学者，又是国之大老，备受老蒋先生器重，并且要小蒋先生拜在门下。当小蒋先生知道钱先生要回台湾定居，便按照原有的建筑图形盖房子给钱先生，表示礼遇，当然也不会订立契约。后来他屏当回归，所以行李包括书籍文物家具连同小房车都顺利过关，通行无阻，大概也是因小蒋先生之故吧。
外双溪的钱宅，落成时只是一所朴实无华的房子坐落在空地上，此外别无所有。经过钱先生伉俪刻意经营，买树买花美化环境，加建房屋，才渐渐稍具园林之胜。他很满意这个安乐窝，号为“素书楼”，早上到中央图书馆看书，徒步往来当做健身运动。他多次写信要我来访，说家里客室可以下榻，中央图书的古籍珍本，中央博物馆的字画古董可以大开眼界。但为了种种原因（如申请入境手续麻烦，香港“身份证明书”会被盖上“中华民国”钤记之类），迟迟不能成行。然而他回归后也常来香港（如参加中文大学和新亚书院庆典、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校外考试委员等），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不少。
钱先生对香港大学中文系相当好感，亦颇有渊源。他初到香港，系主任林仰山（英国人的中国名字）教授便请他到系里讲学。林是一位中国通，精通中文，说得一口流畅的普通话，抗战前以传教士身份在山东大学任教，久仰钱先生的大名，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印象更加深刻，所以有此一举。接下来是罗香林先生，罗先生也是史学家，写得一手好古文，声气相通，交谊更不在话下。罗先生未当教授之前中文大学刚成立的时候，公开征聘历史系教授，钱先生极力推荐罗先生，结果因为某种“内幕”而遴选了一位学历、经历和著作都远不及罗先生的人，令他气忿不已。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还有点愤愤不平，说：“别的系请谁我不管，但历史是我的本行，不接纳我的意见而听命于洋人，成何体统！”罗先生退休后，继任的是马蒙教授，马教授的令先君是钱先生的友好，自然一见如故了。可以说，他对港大中文系有一份亲切感。
按照港大的规章，毕业考试须聘请一位校外考试委员审查试题，复核该卷的评分，三年一任，在任期间由校方招待前来访问一次。中文系的科目特别多；以中国文学（古典的）为主体，还包括中史、中哲、美术、考古和翻译；而中国文学之中又包括五经、三传和小学，实际上比外国大学的东方学院复杂得多，要请一位样样皆通的委员是绝无可能的。一向习惯聘请海外著名学府的华商教授担任，不过虚应故事罢了。我以为远隔重洋，文件往还不免费时失事。因此，大约是七十年代初吧，聘请钱先生担任一次，理由是不但港台之间文件朝发夕至，而且各科之中除翻译外，都在他的学术范围里。第二年他依约前来访问，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笑道：“老师打的分数，局外人不宜更动。只是有些题目文字不大斟酌。还有专家诗一卷，臧克家哪有资格和杜工部并列呢？而且试题又文言又白话，不伦不类。”原来中文系课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教专家诗（杜甫诗），试题用文言。那个学年，一位喜欢白话诗的讲师希望引进新诗，系务会议是通过了，但不能独立成为一科，只好作专家诗的附庸，用白话文出了两个关于臧克家新诗的题目，聊备一格，所以被钱先生非议。
钱先生最后一次来港好像是一九八六年，是为了会见他在内地的两个儿子和胞侄钱伟长先生，那年头大陆虽已相当开放，如果不是像伟长先生这样的人物带头，两位小钱办理出入境手续恐怕不会特别通融的。他们住在中文大学的漂亮宾馆，那时候钱先生的视觉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听觉依然灵敏，我和内子来访，一开口他便知道是我。闲谈中提到旅游，他说：“从前交通不方便，但许多名山大川都曾经游览，可惜现在眼睛不争气，否则一定回故乡看看。那里是个好地方，你不要错过。”因为他们父子难得一见，我不便久留。告辞时他说：“以前我请你来台湾，你不来，现在眼睛坏了，不来也罢！”
台湾改朝换代后“民主”起来了，县市议员纷纷出笼，众所周知，议员的拿手好戏是无事生事、小事化大事，或者演全武行。钱先生虽非政治人物（挂名亦不管事的资政），却是个大目标，于是有人秋后算账，不问情由，硬说他的外双溪住宅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夫人了解民与官争，是非曲直是纠缠不清的，又不是没有地方可住，就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安乐窝，搬到市中心的洋房去。从此以后，钱先生似乎患上抑郁症，不说话，也厌食。
一九九○年暑假我和内子参加了“专上教育考察团”去台湾，目的在于探望钱先生伉俪，所以为期七天的行程，我们开小差，在钱家盘桓了两天，大门一打开，钱夫人高声说：“罗先生来啦。”只见他拿着手杖笑嘻嘻地走过来，讲了一句只有几个字的说话，我也听不清楚。钱夫人说：“搬家以后，从来没见过他这样高兴的。”但和他寒暄，他只是点头微笑，不再说话了。一连两天我们都在他家里吃午饭，边吃边谈时间很长，他老是含笑端坐，偶然也吃一点特制的营剂；用几十种名贵药材熬成的浓液。钱先生脸色光润，步履稳健如昔，足以证明这种药物的效果。想不到一个月后，因吃东西梗着气管而谢世。值得一提的是，那两天拍的照片，据新亚旧生会会长许涛（也是我的师范学生）说，照片是钱先生最后的留影，弥足珍贵，当许君代表新亚旧生赴台致祭时，我匆忙写了挽联给他带去以表哀思：
四纪辱交亲，硕学当前真小友；
一肩承道统，先生去后更何人！
钱先生有生之年不及重回故乡，殁后骨灰由夫人护送回去，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安葬于无锡湖山佳处，亦足以慰藉在天之灵了。
想不到过了几年，当年被公家收回的外双溪钱宅获得“平反”，成立“钱穆纪念馆”。前倨后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事。纪念馆征集有关文物，我把钱先生的部分手札托友人送去以表寸衷。
《香港人和事》后记
罗孚先生所编《香港的人和事》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于1998年出版繁体中文版，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本次出版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校正了部分讹误，删节了部分内容；书名改为《香港人和事》。
沈昌文先生多次建议并积极推动罗孚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具体指导；黄苗子先生在住院期间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陈子善先生热情地撰写了推荐信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陈平原、李怀宇二位先生也给予了许多支持；田珅、董曦阳二位先生在前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罗海雷先生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照片。在此深表感谢。
范用先生生前一直关心罗孚著作的出版。在本书付排期间，范用先生不幸去世，在此谨表哀悼。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