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45】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段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派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棋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梁为“枭獍”，把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46】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据说，他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并且看得出来，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47】，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派一浪高于一浪，最后到达举国疯狂的地步。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画。许多人在初时真地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地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彷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份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要确切地说，把身份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48】，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49】的透露，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50】。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
注释
【1】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2】 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一九九一年。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3】 同上。
【4】 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秋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5】 《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6】 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7】 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到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8】 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二页。
【9】 《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10】 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剑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11】 “华南四大天王”为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
【12】 褚石、徐骥编著《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六王曹渊赛”纪事诗见卷一徐骥之《自题棋史并答谢梁羽生先生》。有关“近代棋坛盛衰”之论述，见卷一《梁羽生序》。
【13】 同上。
【14】 北起沪、扬，南为穗、港。
【15】 象棋史上的“东南大战”指一九三○年十月间在香港举行的东华、东南选手比赛。代表东华的选手为周德裕、林奕仙，代表华南的选手为李庆全、冯敬如。结果成和。
【16】 “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擅长当头炮，冯敬如擅长单提马，卢辉擅长五七炮，李庆全擅长屏风马。
【17】 业余棋手陶汉明，一九九四年全国冠军。
【18】 梁羽生《杂写金应熙》，《笔、剑、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初版。
【19】 龙飞立《剑气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一九八○年十一月再版。
【20】 陈寅恪《论〈再生缘〉》：手抄本，一九五四；香港友联本，一九五九。
【2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22】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23】 蓝于《李商隐诗论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蓝为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英文版总编辑李宗瀛之笔名。
【24】 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25】 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26】 梁羽生《笔、剑、书》，第十一至二十一页。
【27】 李商隐生于公元八一二年，章士钊生于一八八一年，陈寅恪生于一八九○年。
【28】 金应熙《陈寅恪》，《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版。
【29】 万尊嶷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一月初版。
【30】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日再版。附录：周策纵《论胡适的诗》。
【31】 同上。
【32】 同上。
【33】 见胡守为为《陈寅恪之史学》所写的序。
【34】 梁羽生《名联谈趣》，第二百六十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35】 梁羽生《悼沙枫》，《笔不花》，第一八五页，中国友谊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初版。
【36】 孙述宪《万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结论的》，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37】 同上。
【38】 同上。
【39】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40】 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清华学报》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
【41】 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次印刷）。
【42】 俞明震，前清名翰林；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寅恪的母亲是俞明震的妹妹、俞大维的姑母。俞大维不仅是寅恪的表弟，又是他的妹夫，其母则是曾国藩的孙女。陈俞两家的婚姻关系网见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之《谈陈寅恪》一书有收录）。
【43】 《隔洋谈众中铄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明报》副刊《岛居新文》专栏之读者来函）。
【44】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4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台北联经，一九九五年三月出版。
【46】 汪荣祖《史学家陈寅恪传》，一四页，香港波文书局，一九七六年初版。
【47】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48】 金应熙《略论东汉之宦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49】 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
【50】 有关《金七十论》之论述，根据：一、佛学大辞典本书目Hirany Asaptati。二、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卷），二八九至二九六页，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
罗 孚
话说金庸
香江有个查大侠
香港有一种特产，既是许多人熟悉的，又是许多人说不出来的。如果考考他们或她们，十有九要答不上正确的答案，一定要追问：“说吧，你说出来吧！”
我说，那是侠客。
你会说，这是瞎扯。侠客是古代的事物，说得准确一点，是古代的人物。不是一两千年前，也至少是一两百年前的了，怎么可能是香港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产物，而且是特产？
是特产，因为只是香港才有，而香港也只有一两名。还能不特？
一名是金大侠，或查大侠；一名是梁大侠（没有陈大侠）。金大侠是金庸，也就是查大侠查良镛；梁大侠是梁羽生，没有人叫他陈大侠，尽管梁羽生原名陈文统，正如金庸原名查良镛。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侠”，只因为他们有大著，写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以武犯禁”，有一身武功，人在江湖，到处行侠仗义，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他们其实都不会弄刀舞剑，只懂得舞文弄墨，这一点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
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他们不仅骗孩子，厉害之处更在于骗大人（武侠小说被大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他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成人”）。最厉害的是能骗那些身居高峰以至颠峰的大人。华罗庚就是学术高峰上的大人，类似而更高更大的，到美国去问一下就知道。邓小平就是政治颠峰上的大人，他也是金庸的读者。廖承志这一级的就不用说了。可惜的是不能起毛泽东于地下而问之，也不能深入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地下而问之，他是不是也是金、梁的武侠小说迷？也可惜御医李志绥其命不长，他只写出毛泽东晚年是香港武侠片的热心观众，而没有提到他是不是也热心去追那些武侠片的原著。查良镛这一生的命是够好的，就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青睐，要不然，能被请入中南海深宫里作客，和毛主席大谈韦小宝，岂非人间佳话？这样，他就是会遍了三朝元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三朝元老了。
这就十拿九稳，可以当上香港的特首了吧，专门导演武侠片的张彻，列举查良镛有八大优点，可任特区行政长官。其实，八德怎及这三朝（朝见）？
而三朝的要害又在一侠。尽管人人都知道武侠小说是以假骗人的，但人人甘心受骗，还要夸他们骗得好，骗得妙，更希望他们多多益善地善哄善骗。不知道现在这第三代的江泽民对武侠的兴趣如何？没有听见在他看到查良镛时，曾经念“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或者念“亦狂亦侠亦温文”，这些龚定庵的诗句他总记得，龚定庵是和他们扬州打过交道的人啊！而江泽民是常常在人前显示他是和诗打交道的有才情的朋友。
查良镛不见得狂，也不见得侠，但是温文。他虽不侠，却是造侠者。怪就怪在香港的人，把造侠者就直截了当地当做“侠”，称为“大侠”，而对之膜拜了。查良镛和梁羽生就是这样坐上大侠的大位的，颇有点人在江湖，黄袍加身，身不由己的味道，真是强加！
还有更怪的，是香港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和事来做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不是开玩笑，他们是谈得很正经的。这使人想到，查大侠真是治港的“真命天子”。这使人不敢去想《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还有处有还无。”
难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都是“假作真”的？难道我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制”竟是高度的“真亦假”？
愿查大侠、梁大侠有以教我！
一九九六年
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
女作家李黎新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没有香港》，是因为香港回归有感而发。这样的题目可以触发出许多文章，我倒是为其中的一句话吓了一跳。
那不是她的话，是她引用别人的话。有人十分瞧不起香港地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这话说得俏皮，只是太轻薄了，戴着多少顶国际中心帽子的这个大都市，却居然不在说话的人的眼里。
“除了金庸，只有平庸。”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相反而相成的合成体。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说话的人把金庸和香港分裂开来，把一个金庸和整个香港相比。这一比，显然是在李黎的文章以前，否则就不会被李黎引用。当她听到而想到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命题时，她还能说出，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吗？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
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大陆上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开始写作这样的作品么？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不夸张吧。颠倒过来，如果没有金庸，是不是就没有眼前这繁华的大都市香港呢？未必。
如果没有金庸，是不是就没有新派武侠小说？这话该请金庸自己回答，或梁羽生、或古龙（可惜死了）、或别的名家来回答。
如果没有新派武侠小说，香港就没有别的小说了么？香港就没有文学了么？甚至就没有革命文学了么？正统的北京大学的正统学者，是奉金庸的小说为革命文学的。我不薄金庸的小说，我不能不薄这样的学者了。革命乎？真要命！
“平庸”的香港还出过容国团呢，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出了丘成桐，世界数学高峰的峰顶人。谁知道将来还要出什么杰出之士？
如果没有不平庸的香港！
一九九七年
万古云霄一羽毛
“百年一金庸”。
“千古文人侠客梦”。
“万古云霄一羽毛”。
百、千、万，百是广告文章，千是研究武侠小说的书名，万是赞颂金庸的成就。金庸之为金庸，他的成就就是武侠小说，金庸之外，他还有别的文章，别的成就，那是查良镛名下的成就了，不在金庸之内，也就不在我们的谈论之内。
“百年一金庸”，百年难遇，不世之才也。
“千古文人侠客梦”，是谈武侠小说的古与今，也谈了金庸，更以金庸为主探讨了武侠小说，但不全是金庸。
“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和金庸有什么关系呢？不明明是杜甫出名的一句诗么？正是，杜甫用这句诗赞颂“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家用它来赞颂金庸。
万古，是时间的永恒；云霄，是空间的无限；一羽毛，是唯它独尊。总之，是无以上之的崇高吧。
千百年来，人们对杜甫这句诗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那是因为诸葛亮的形象实在够大，人们没有想到要提什么异议。而诸葛亮之所以有如此大名，当然和他所建立的德、言、功三不朽有关。这些之所以不朽，之所以深入人心，至少在最近几百年来，靠了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吧，人们主要是从这部通俗小说里认识诸葛亮的，当然也还有许多野老的传说，特别在四川、云南一带；也还有他的遗文，尤其是前后《出师表》。此外也要算上《三国志》，但那是远远比不上《三国演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到通俗的力量。
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去想通俗和高雅的问题。《三国志》是不是比《三国演义》高雅呢？《三国演义》是不是就不高雅了呢？《三国演义》是不是反过来比《三国志》高雅呢？
如果在古人，如果就文字来说，当然要认为《三国演义》只是俗文学，《三国志》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演义云云，是说故事人口中的东西，也流传于贩夫走卒的众口。但现代人的观念改变了。人们从《三国演义》中接触到许多英雄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所能得到的远比读《三国志》为多，就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因此还能瞧不起《三国演义》，认为它水平不高？它的生动活泼，实在要高过《三国志》（其实不该把历史记载和小说著作相比，体裁不同也）。同时也不会由于它是白话（其实也不是今天的白话），而觉得它不雅。看到动人处，也要赞它雅，也就是精彩！
我们也知道，当三国的故事还没有正式成为《演义》这书，当它还是话本，或者还不是完整的话本，只是在民间各地，流传众口时夹杂尽许多口语，也实在雅不起来。从俗到雅，就有这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当中，会不断摆脱俗。但故事的开始，也一定就包含着雅，生活中的雅，历史中的雅。在脱俗的过程中，雅由最初的粗糙变得最后的精致、精彩！
我说《三国》，我想，《水浒》也是一样，水泊梁山的故事也是一样。
我这样想过《三国》，也这样想过《水浒》。想过罗贯中，也想过施耐庵。不到近现代，他们在文坛上是不会有越来越高的地位的。
这些早就想过了，但直到近年，才去想金庸，想梁羽生，如把金、梁、和罗、施相比，他们不就是当代的罗、施么？
我想，武侠小说不也是文学？由于多年积习，由于早些武侠小说的粗制滥造，我是曾经摇头的。正像初读侦探小说时，我曾经不认为它是文学。到了推理小说时，观感就渐渐不同了。这有些相同于读新派武侠小说的经验。我是从新派武侠小说开始，才承认它是通俗文学的。然后，再逐渐看到了金、梁这些大家的精致和精彩。
这当然是我的认识落后于现实。
我发现甚至于在逐渐赶上现实时，今天我依然落后。我有过两次真正的大吃一惊。
第一次大吃一惊，是北京有北大的教授、正牌的文艺理论家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这赞扬是北大隆重颁发荣誉学位给金庸时的正式赞词。赞得十分认真。
武侠小说能够踏进北大的文学殿堂，进而高踞革命文学的大位，我实在是吃惊。这以前，北师大有教授把金庸推上大师的宝座，而且位列第四座，把茅盾、老舍都压下来了，那已使人吃惊。北师大又加上北大，大上加大了。
第二次大吃一惊，是看到这“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盛赞而圣赞。这不是一时的第四，而是万古的唯一，就更加是我的思想所追不上的了。“万古”云云，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轻薄万古，直上云霄的议论。
我在追赶。我已经从通俗文学的层次又追而上之，认同金、梁他们的新派武侠小说，并不比严肃文学为差，有些成就更在一些严肃文学之上，而更加深刻、精彩。但我又记得北大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陈平原的看法。他说，他从不看武侠小说而看新派武侠小说，以至于写书研究武侠小说，就写出了他这本《侠客梦》，但他还不能认同，武侠小说是比高雅文学更高雅的文学。我也如此，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够长进。
我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听说金庸也有过不写武侠写历史小说的念头。这多多少少都有写实在的历史高于虚构的侠客的味道吧。金庸还办过《武侠与历史》杂志呢，我认为历史比武侠正经，读者认为武侠比历史有味，已是“名山”。不知道侠不如史是不是错误的想法。
在“万古云霄”之下，我也许要急起直追，赶一赶时髦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
小 思
一段护书往事
——记陈君葆先生
一
陈君葆老师去世于兹十五年（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每逢想起在南丫岛、太古城追随他问学的日子，我感到愧悔，因为至今我还没有好好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现在年轻一辈，谁会知道陈君葆是谁？在香港文学研究起步时，我也并不知道他对香港平民教育、香港资料保存、中港文化沟通等等重要贡献。一位默默为中港文献资料努力不懈的文化人，香港除曾给他一个虚衔OBE之外，实在亏待了他，现在他的后人想为他出版遗作，也一波三折。
最近在《大公报》看到谢荣滚先生所做《宋庆龄在香港——陈君葆日记摘录》，令我想起陈先生众多的贡献，不禁执笔试写他尽力护书的一段往事。
二
翻阅香港历史，不难发现在祖国危险关头，它往往能提供某种活存机会，让祖国向南开一口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被日军入侵以后，有心的文化人早已忧心忡忡，惧畏一旦战火蔓延，我国珍贵的书籍善本，就会遭劫，于是想方设法，陆续装箱远运国外暂存，他们多选香港为安全的中转站，或暂托之所。当时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尽管已有备战措施，但许多人仍甚乐观，认为日军不会向此英人管辖的小岛下手。怎样才能以正当手续，让书籍合法地进口，转运出口，是他们最关注的程序，几经考查，知道只要通过一所重要学府，就可名正言顺过关了。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许地山和图书馆主任陈君葆成为理想的协助人选。几年内，以香港大学图书馆名义收取寄来书籍，数量极多，这项工作，实在吃力不讨好，因为书籍虽然运到港大，但并不属于港大，许、陈二人作为“中间人”，责任非轻。首先亲自拿提货单去取货，再要点收，更要找地方妥为保存，部分藏于图书馆，部分还得藏于上海银行保险库里。书籍运港途中，由于中国局势紧张，通讯不方便，船期不准确，阻障重重，累得中间人常要奔走竟日追查书的下落。另外，还需要处理十分杂复的物主身份问题，有些是私人藏品，有些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有些是物主身份存疑，却左请右托要港大收留极珍贵书籍的。看陈君葆的日记，由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他就几乎天天为这些善本书费神。存馆书数目多少，现已无从准确计算，但只是郑振铎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书，到一九四○年底，已积聚了好几万册。
三
一九三八年初，香港已微闻日军攻打虎门、赤湾一带的炮声，到十月广州沦陷，政府与市民再不那么安心了，陆续做着防空演习，这种紧张气氛，令许、陈二人必须加快步伐，为那些公私藏书谋求安全之地。他们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负责整理、记录、装箱，准备分批海运到美国暂存。可是，太平洋战火一兴，海运无法如期通航，装了箱的书还来不及运走，日本军队已经开始进攻香港。此时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谓“黑色圣诞”，香港市民在连天炮火下，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生活中。
日军在港陷三日后，就派出十多名军官由宪兵队长平川率领，到香港大学封查图书馆，在门外钉上“大日本军民政部管理”木条。真正是合该有事，他们仔细检查存书时，竟发现一百一十一箱已装箱的书，木箱上写着收件人是“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而付寄人是“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这批共三万册原属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就使陈君葆陷于险境，担上了“私通敌人”、“盗取中国古物”的罪名。负责接收及寄出那些书的两个人，许地山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病逝，就只剩下陈君葆一人孤身担承这罪责了。当时平川认为事态严重，怀疑还有许多中国古物利用这途径运走，于是把陈君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刘国蓁、刘弼扣留起来，作长时间的盘问。陈先生日后回忆此事时说，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尚幸当时日本人眼见馆中藏书极多，且尚懂尊重文化人，就放过了陈君葆，但仍要他与各馆员负责管理由总督部文教课接管了的港大图书馆。不久，他就亲眼看到那一百一十一箱善本古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运离香港大学，运到何处，他无法知悉，依据常理推想，必然运回日本去了。
三年零八个月，陈君葆为了保存图书馆所藏书籍，在敌人监视下埋头整理所藏书籍，但对失去的一百一十一箱属于自己国家的宝物，仍念念不忘。战火中，损失文化财产，其实也非他一人之责，可是，对他来说，却感到责无旁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就立刻展开追查，包括到各仓库去追问存仓有没有那批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陈君葆知道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执行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托请代为留意那一百一十一箱书的下落。一九四六年六月，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带来好消息，信中说：
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刻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还希望陈君葆立刻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这一消息，给他寻书的一线曙光，他立刻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请杭氏必须加速追寻失书。皇天不负有心人，同年七月，杭立武来信报喜，说一百一十一箱书已经找回了。试想如不是陈君葆战后毫不放松的追寻，写了无数报告，这批善本书恐归国无日。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百废待兴，试问派驻日本的人怎会留意藏于上野公园的失书？
四
回头说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
当时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中英文书总数约为二十四万一千三百多册。其中多是中外人士在战乱期间托存的，也有上文所述各大图书馆所寄存的，日本人最重视文物文献资料，只要看封查图书馆，是他们攻占香港三四天后就赶着做的事便可知道。陈君葆不卸责，不逃避，孤身前往日宪兵部，面对审查，事后又答应日人继续留任图书馆主任，与没走散的馆员一起埋首整理馆藏图书，可以说忍辱负重，与图书馆藏书共存亡。馆员刘国蓁于十多年后回忆该段日子，用了“茹苦含辛”四字来形容。
五
陈君葆还为香港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兵荒马乱之际，人命难保，谁会关心一些不可衣不可食的“废纸”？陈先生说在沦陷初期，他发现无数政府档案例如生死注册处的册籍，散放在中环邮政总局内，没人理会。他清楚知道这是香港政府和市民的历史凭证和身份证明，就几经辛苦设法把这等档案运回港大图书馆去，为政府保护可供日后参考的资料，及为战前出生市民保存了身份证据。另外，尽量搜集因战乱而散出的各大学、中学所藏书。以他专业知识，无私的态度，抢救了无数书刊。胜利后，陆续归还原主。正因有些物主已不知所踪，只好仍归港大。令图书馆书籍不单保存完好，还增了无主可还的书，这完全是陈君葆一人的功劳。
英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香港后，对本地有贡献的人，论功行赏，一九四七年颁给陈先生OBE勋衔。港督杨慕琦爵士在贺函中，赞扬陈君葆说：
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于一九四一年抗战期间及其后沦陷时期的英勇行为、牺性精神，以及尽忠职守的表现，对他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这段赞词并不是徒然的官样文章，是真实的写照。
陈老师晚年仍是关心中港两地文化工作，退休在家与书为伴。我知道他几十年日记不断，诗作亦多，曾问他会不会写回忆录，他说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值得记的，而每当提及许多与他有关联的大事，例如协助宋庆龄主理“保卫中国同盟”、追查藏书失去事等，他都多提别人，少提自己，现在细读他的日记，也只见冷静叙述，没半点夸耀一已之功。这种修行：做了好事大事，不居功不夸已，而甘受寂寞，实在令人敬佩。
写毕此文，试引老师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的七言《漫感》一首，让读者细味：
老去生涯万卷书 肯将身世付闲居
客来莫问知非岁 寂寞犹能待起予
后 记
本文写成参考了下列资料：
1．我访问陈君葆老师的口述记录。
2．谢荣滚先生提供的有关事件的陈君葆先生日记节选。
3．刘国蓁：《服务冯平山图书馆的回忆》（1—7）。《华侨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陈君葆：《水云楼诗草》。广东旅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八月。
5．凤翚：《曾被劫往日本的我国善本书》。《艺林丛录》第一编。一九六一年十月，八八一九一页。
篇幅关系，引述文字不一一注明出处。在此仅谢谢荣滚先生的无私帮助，提供有关日记。又：盼陈老师日记能早日面世，因它足可为研究香港文化、中港英关系提供丰富材料。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日完稿
吴瑞卿
吾家翁
——记陈梦因
吾家之翁，亦即吾之家翁。
我题此文为“吾家翁”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取此题目，当时自觉得意非常。香港有不少人认识吾家之老翁，亦即吾之家翁陈梦因。家翁一些亲切趣事，想也会有人喜欢一读吧。
老早就想写家翁，其实也另有暗因。家翁是中国第一代的新闻记者，抗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著名的战地记者，此与萧乾老背景相同；萧乾老写《流民图》感人热泪；家翁写《绥远纪行》，激奋民心。两人曾经同期在香港，同在报界：萧乾在《大公报》编“大公园”，家翁则主理《星岛》。十年前我在香港与萧老夫妇结上忘年之交，萧老赠我他的《一本褪色的相册》。我转给家翁阅读，读后他对我说：“您对萧乾的记者故事熟悉了，可要听听我的？”那时我刚与纪安结婚，对家翁的过去确是不甚了了。其后日夕相处，读了家翁不少文章，也从别人处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渐渐有了一个概念：从一个香港记者、编辑的一生，我看到中国近代的变迁；不是书本的历史，是活的历史。
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萧乾夫妇的文章后，一直就很想写一篇关于家翁的，特别想写他晚年生活的有趣轶事。可是，写自己的家翁，总有自我吹捧之嫌，为了这点点头巾气，“吾家翁”就搁下来了。
家翁病重离世前约十天，罗孚伯伯为编辑此书约稿，希望我写一位熟悉的、值得写，又与香港有关的人物，建议我写家翁。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家翁符合他开的条件。
也许就该由罗孚伯伯谈起吧！罗孚的书和文章我读过不少，其人其事也早有所闻，但第一次相识还是九三年周策纵教授在香港所介绍的。随后一年，罗孚与香港作协潘耀明兄等路过湾区，我们在旧金山又见了面。我想罗孚与家翁同在报界，应是旧识，于是问他可认识陈梦因，那时他始知陈梦因乃家翁，并且就在湾区，欢喜不已，急着要相约见面。我当晚告知家翁，老人家比罗孚还要兴奋。原来他们自抗战时在桂林逃难时认识，有的是过半世纪的交情。于是立刻约好日子，家翁随即忙着浸发鱼翅、烧海参、炖鲍鱼，准备老友光临。
那夜，罗伯伯及伯母进门，翁姑迎迓，四老欢喜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问：“您们多久没见面了？”他们答：“总有几十年了！”却原来，从前《星岛》偏右，《大公》为左，同在香港，同是大报老总，数十年来不相往还，这对老朋友要在几十年后的美国才能痛快地表达友情。香港小如弹丸，两岸夹缝也不宽，为了不同的“阵营”，好友相隔竟如银汉双星，绝少碰面，也可说是历史的独特现象。
自家翁与罗孚伉俪“重逢”后，时相思念。罗孚每到美国，家翁必定亲自下厨招待；家翁返港小住，罗孚亦必设宴畅叙。
大时代的浪漫人生
谈到历史，像家翁与罗孚那一代人可谓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一生的经历反映了中国和香港的历史；他们的命运，紧紧与中国的命运相系。家翁五名子女，四人的名字都与中国历史有关：大姐纪远志记一九三六年日军入侵绥远，中国军民在百灵庙英勇抗敌；纪安乃纪念翁姑携手在西安宣传抗日；纪临是纪念湘桂大逃亡时在桂林宣传抗战；纪旋乃庆祝抗战胜利凯旋。
家翁是中山人，在澳门出生及度过童年。他生于一九一○年，那是清代最后一年；换言之，他生于帝皇年代。经历清帝皇朝至今仍在世的，恐怕也没有几人了。他有生之年，经历了民国创立、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中国、国共斗争、中共建立政权，以至香港回归中国，是真正的历史见证人。二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早期的新闻记者，后来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退休后晚年还热衷国家大事；他是活在大时代的人。
在大时代中，他渡过了浪漫的一生。
“浪漫”一词原是广义的，并非指狭义的儿女私情，但家翁浪漫一生，既是广义又是狭义。他和我家姑爱情故事的浪漫就很为人羡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侵中国东三省，一九三三年日军占据热河，一九三六年入侵绥远。一九三六年绥远的战况激烈，家翁从香港赶赴塞外，冒生命危险采访著名的百灵庙抗日大战。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香港米粮商会会长，杨先生那时运米北上赈灾。我的历史老师，经历当年抗战的孙国栋教授，常对我们这些未经战火的后辈说：陈梦因的《绥远纪行》报道日军之残暴及我国军民之英勇抗敌，激发国人对日侵华的义愤，起了极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