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绥远抗日，上海沪江大学的大学生组了一个远赴绥远的劳军团。家翁旅途上与爱国的大学生结伴，在战火中认识了劳军团里的一位女大学生。这位女大学生，就是我的家姑余瑞芳。两人共怀爱国之心，开始互相倾慕，但还未有真正深入接触的机会。在绥远结识后，他们分别回了香港。随后“七七事变”，家翁在香港街上偶然碰到曾与他一同前往绥远的杨先生，杨先生对家翁：“你在绥远认识的余小姐好像也回来香港了。”家翁于是往余家拜访。却原来这位余小姐正准备与一位感情不错也是姓陈的男同学一同再赴西安作抗日宣传，而家翁那时也正有意思北上，也邀家姑结伴，家姑正在犹豫应该与谁同行，纪安的外婆，即家姑的母亲见过到访的陈梦因就十分喜欢，在一个穷记者与一个富有的男同学之间，母亲建议女儿选择前者。由此，两人结伴在大后方到处奔走，从事抗日宣传，到抗战胜利始返回广东。一个是小学未完成，自学奋斗的穷记者，一个是爱国的漂亮、精明、果断的女大学生，经历家国患难，终结为夫妇。俗语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翁姑的姻缘却比那千里姻缘更传奇，也更有意思。
一九八八年，我与纪安刚订下婚事，家翁与家姑同年举行金婚纪念，在香港中环美心设下喜宴。我这未进门的媳妇，看着喜上眉梢的两老手拖手甜蜜地向宾客敬酒；心想，五十年夫妻，半个世纪！真不能想象，心下很有触动。这是情的浪漫。
在家里，我常常听翁姑说往事。我好像不在听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印证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翁姑一生的经历与时代是不可割离的，好友洪长泰治中国近代史，曾专程访问家翁。小思（卢玮銮）研究香港文学，最爱听家翁讲掌故，说要休假到家翁家住两个月，每天听他说往事。家翁视小思为知己，到去世前一星期，生命斗志还高，他对我说要等小思来听他说故事。
我是念历史的，第一次知道他曾经访问过陈济棠、李汉魂、李济琛、张发奎，甚至陈独秀，然后看到他和蔡廷锴、张大千、薛觉先等的合照，感觉上是震撼。在脑海当中，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以为只在书上读到的，怎也没想到他们竟与我家翁在一起。在我来说，那是一种不太真实的浪漫。
我以浪漫来形容家翁的一生，是形容侠盗罗宾汉那种浪漫，充满豪情、侠义、历奇、此志不移，又带点堂吉诃德色彩的那种浪漫。罗宾汉和堂吉诃德是虚构的，但家翁的一生却是真实的。
家翁一九三九年加入香港《星岛晚报》，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加入《星岛》之前，他早已是任职《大光报》的成名记者，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篇土肥原的采访稿。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二郎路过香港，事情本身就非常秘密，家翁不但探得消息，并且有办法登上邮轮采访。翌日见报，当然轰动一时了。
抗日时期，家翁是个活跃的年轻记者，基地在香港，但他只身跑遍战地。那儿有重要战事他就去那儿，那里有抗日活动他就去采访报道。孙国栋教授和多位经历当年的长辈，谈起来都认为最感人的是他采访绥远百灵庙的抗战报道。家翁在新闻界素有足智多谋之称，常常找到别人想不到的重要角度。在采访绥远抗战时，除了别人看得到的战况、中国军民顽强抗敌的报道和战火摧残下民生惨情的描写外，他触角四伸，连垃圾堆都不放过。结果给他找到日军留下的笔记，显示了日本侵略中国部署之精密；证明日军每到一地，攻略沿线的地理民情，连当地每家每户的人口畜口，均有详实记录。这方面战后很多学者从文献可以证实，但家翁在战时已为南方的香港读者报道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翁姑携同大姐纪远和襁褓中的纪安，经韶关赴桂林大后方逃难，后又亲历湘桂大撤退，战后才辗转回到香港。听翁姑讲述平生经历，是一课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家翁那一代，真可算是苦难的中国人，经历比翁姑凄惨的人虽比比皆是，然而像家翁那么紧贴时代脉搏，当是少数，这与他的职业和性格有关。家翁的多年同事和老友皆称他机警灵敏、思路纵横、交游广阔、有胆有识有义气，这是我绝对相信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采访到那么多的名人。特别在抗战时期，南方的军官将帅，无一漏于他采访稿之外。军政名人、文人学者，以至土匪恶霸，他都有办法接近。
家翁亲历的精彩掌故之多，真是难以尽说，他平生引以自豪的采访更不可胜数。不过他常常提及的，倒不是访问土肥原或是绥远纪行，而是几件带有侠客色彩的事。
其一是在翁姑逃难桂林时，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也落难榕城。薛班为环境所迫，曾在香港沦陷后演过“跳加官”，难为民众谅解，在桂林开锣恐有问题；二则粤班到桂林演戏，也有“地头”问题。果然开戏之后遭人恐吓破坏，演不成。不演戏，班中兄弟炊事也成问题。家翁得悉其困境后，挺身求见当时掌管两广军事，也是桂林最高管理层的李济琛将军，直述戏班是最无助的，沦陷后仍要演戏，本是迫于无奈。戏班从香港远远逃到桂林，正是抱着爱国心而不愿在敌区受屈辱所致，谁料在桂林开戏谋生，又遭不法之徒捣乱，当局不能坐视不理。李济琛深受感动，表示定要究办捣乱者，后来更为戏班提供了一家旧戏院，经装修后改名为国民戏院。家翁又奔走桂林报界和文化界，希望他们支持薛班，于是“觉先声”得以顺利公演。后来“觉先声剧团”还邀他当过一阵经理兼班主，因此家翁常自嘲为“羊牯班主”；晚年每谈起此事，颇为自鸣得意。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那时他的家乡中山有一名大贼，在深山野岭拥有不少人马，打家劫舍，为非作恶。中山县当时的县长孙乾与家翁颇有交往，相谈起来，知道家翁也是中山人，就与他商量对策。家翁不动声色，打听大贼巢穴所在，竟然单身入巢求见大贼。想不到又真让他见到了，他身上无枪无弹，也无把握，只凭一张嘴游说：“国家经历了八年灾难，抗战胜利了，人民还未从战火复元，全国皆穷困不堪。你也知中山乡里生活的苦况，大家都是中山人，何忍更摧残他们？”家翁讲这掌故，道来简单，个中细节，他绝少谈及，只知道结果是大贼见了他之后，很快就解散部下，接受县长招安。
早期的中国记者采访要靠个人的线眼、人事交情和机智，固然要走动于军政名人之间，也得摸熟三山五岳的门路。家翁常常教训后辈，当记者做报人，诸色人等皆要相识，但做人则如踏钢线，自己绝不能行差踏错。一次为私利而欠下人情，以后就不能挺身做人。建立了受人尊重的声望，那么义字当头走动四方，很多时“闲话一句”就可解决人家的危困。家翁再有一件平生得意事是与张大千有关的。张大千与香港名摄影家高岭梅是至交，国共内战时，张大千逃难到香港就住在高家。有一次家翁与高岭梅酒饭之间，偶尔谈及张大千的烦恼。原来张大千希望从内陆接他最敬重的大嫂张善子夫人和胞侄来香港，人已从上海到了澳门，但没有香港的证件，唯一办法就是坐舢舨偷渡。张大千担忧小艇承不起风浪有危险，更怕当时海上十分活跃的海盗，正不知如何是好。家翁不表任何意见，只问了善子夫人的所在。没几天，善子夫人与儿子居然坐港澳大轮安全抵港。张大千那时与家翁尚未谋面，知是家翁替他走动成功的，于是托高岭梅送家翁一幅字画为谢。家翁帮忙的理由是：“谁叫我是高岭梅的朋友，而他是高岭梅的至交呢！”帮忙的个中内情，当年张大千、高岭梅和很多朋友均有问及，家翁只回答：“闲话一句而已！”到晚年他常常谈起此事，我也曾试探问他究竟用什么办法，他永远只有一个答案：“平日种因，有事时闲话一句！”
家翁在美国的家，客厅中除了张大千一幅山水中堂外，还有两幅十分独特而富有纪念意义的字画，一幅是张大千草草几笔的小品青瓜，另一幅是张大千写的一幅字，记张大千特备菜肴款待家翁，座中还有画家方召麔女士。家翁认为小青瓜的一幅画是他与高岭梅、张大千的交往纪念。
家翁一生有很多“威水”事迹，但他最感到得意的，也最能代表他为人的是以上几件仗义助人之事，我以为正因为他有古侠之风。他最乐在其中的事就是行侠仗义，他帮的几个人，事前都是素未谋面的。正如他常开玩笑自嘲，其实是自鸣得意的说法：“我一生，无他，好管闲事！”
谈起张大千，家翁所藏其他名家送他的画也不少，每幅画的背后大概都有一个故事。近代名画家徐悲鸿、王济远、黄般若、赵少昂、黄君璧、方君璧、陈荆鸿、黄苗子等，均曾与家翁交往。他有一张照片，张大千右手扶着郎静山，左手搭着家翁的肩膀，三个“长衫客”，笑得灿烂，看得人羡慕之极。
谈到画，家翁又有可爱之处。换作别人，家藏名画，一定珍而重之，因为是值钱的。名画家送他的画，他杂乱无章地挂个满壁；挂不起的，他胡乱卷起就放到衣柜里；谈到某段相关往事就出以示客。有些名家的画，他居然自己用浆糊胶水装裱，其实画可能给裱坏了，但他仍沾沾自喜。他见到这些画，只想到朋友交情而不是这幅名画的价钱。前几年饭厅壁上张大千的画旁边是另一位名家的赠字，后来认识了孙国栋教授，孙教授写了一首词送给他，他高兴极了，立刻以孙教授的书法换了名家的字，理由是：孙教授意厚情浓，我要天天看着。
在家里，家翁有一角天地，那是对着窗外小湖的书桌，旁边是他收藏稿件、照片和资料的小书架。这一角小天地，正如他的脑袋，藏着中国近世历史的宝贵资料。由于他是记者和编辑的缘故，他资料之齐全，照片之多，我们看似乱作一堆，但他自己却像变法宝一样，要什么可以掏出什么来。有一次我在加州轩佛市的三邑公所看到名将蔡廷锴的墨宝，回家煞有介事地告诉家翁。家翁微笑不语，从抽屉拿出照片一张，他与这位“靓仔”将军并肩坐在南华球场一起看足球！
“大天二”、“特级校对”与《记者故事》
认识家翁的朋友都知道，家翁是一个“坐不稳”的人，总是奔跑四处，耳听八方；遇到问题，“计仔”甚多。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不懂的都会追问。又由于自学出身，博闻强记习以为常，他对各方事物，总有点常识。一九三九年他开始在《星岛日报》写足球经，栏名“水皮漫笔”；“水皮”，波经是也。“水皮”在广东话是不济事的意思，他也借此自嘲是外行人写波经。其实他一来好足球，二来交游广阔，与著名球星皆有往还，写的波经常有别人所没有的角度和见解。家翁脑筋灵活，在评波之时善用自创的形容词，他敢批评足球名将姚卓然花巧，盘球不交自我表演，谓他“左插花右插花”，生动鬼马，娱乐性丰富，读者自然喜欢。记得儿时电台讲波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叶观揖发明了“MCC蒙查查”一语，后来成为香港地传神的形容词。家翁比他更早，我们现在常用“拥趸”一词，正是家翁在波经中的神来之笔。
写《水波漫笔》，家翁用“大天二”作笔名。对于“大天二”笔名的起源，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家翁在《星岛》的旧部只知这是他的诨名，好的意思是“江湖好汉”，不好的意思是“烂仔一名”；因为这位“老总”有江湖义气，所以用这笔名写波经。最近卜少夫老又解释说“大天二”是张发奎的诨名，张发奎的签名，奎字看起来像“大天二”，即广东人称之“大佬”。卜老说由于陈梦因在新闻界著名侠义，与大天二的声望相符，所以取名“大天二”。他们所述家翁好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是真的，不过“大天二”笔名却另有起源。原来抗战时期，珠江三角洲有一位响当当的草莽英雄何老二，诨名“大天二”。家翁平生不问别人地位与出身，最敬重的是侠义之人和事，极推崇这位江湖好汉，也觉得他与自己性情相合，所以就取了“大天二”作笔名。
波经是很即时的，过后就很少有人会重看了，可是食经却是历久常新的。“大天二”的波经已经很少人记得，但“特级校对”的“食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寻来细读。文化圈中人皆知香港“食经”之开先河者“特级校对”，“特级校对”即“大天二”，是家翁陈梦因也。一九五一年二月，《星岛日报》娱乐版要加强内容，该版的编辑陈良光想到了衣、食、住、行的生活主题，因为家翁精于粤菜，常以“食在广州”挂在口边，于是请他每日写一篇饮食小品，题为“食经”。那时家翁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每天都要看“大样”，所以自嘲为特级校对，开栏写“食经”，也就用了“特级校对”作笔名。如此一写，想不到反应甚佳，每天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各种饮食问题，“特级校对”成了饮食顾问，“食经”也就变了长寿专栏，后来更结集成单行本《食经》十册。《食经》早已绝版，我家勉强是凑合到一整套，当中还有是影印本的，不过“特级校对”之笔名，家翁用到过世之前，从未辍笔。我是在前几年因为很多朋友谈及，江献珠女士又珍而重之地藏了一套，我才向家翁讨来一看。我初以为是过时的东西，谁知一看就不能释手。在他之前也有食经的出现，不过所谓食经其实是食谱而已。在香港报刊上从文化的角度来写饮食，是“特级校对”《食经》开的先河。《食经》里固然有些菜谱，但菜谱并不作主，主要是菜谱背后的原理和故事。例如他熟悉广州四大名厨，因而知道名厨最讲究基本功夫，写出为何“大豆芽菜炒肉松”是考厨师的第一道菜。记者出身，加上战时采访和宣传抗日，大江南北，无远不至，所以家翁对各地饮食文化颇有独到而有趣的故事。又因为他与军政名人往还，经常有机会作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座上客，所以很多著名家厨的秘方，他均有本事探出来。他还有一道写食经的“板斧”，就是每天上街市，视察市情民情。《食经》之后他又写了《讲食集》、《粤菜溯源录》和《鼎鼐杂碎》等有关中国饮食的书，可惜印数都不多，很多朋友向我们要，而我们却没有多几本存书。
家翁好饮食文化，所以与饮食界的人都相熟，他对饮食文化的意见，也十分为饮食界中人所接受。谈到饮食界，很多人都知道家翁与美心集团的伍氏兄弟交情甚笃，这也是有因由的。五十年代美心开始时是一家在中环地库的法国餐厅，生意不佳，伍氏兄弟要将生意方式改变，以现代化企业方法经营饮食及中餐，苦于缺乏资金。家翁一方面很欣赏伍氏兄弟的才华，另一方面又仗义心起，于是主动着手帮忙美心筹集资金，邀了几位有财力的股东入股，由此成了伍氏兄弟的至交。家翁的眼光果然不差，伍氏一改传统中国饮食的经营手法，结合中西方的管理优点，例如传统菜谱皆是大厨秘方，美心则用开明的训练方式，要求厨师要每一道菜都保持固定配方、份量和水准。美心由当年的地库餐厅，成为现在国际饮食集团，也是香港一个成功的故事，而伍氏兄弟是十分重义重情的人，对翁姑一直十分礼重。他们的交往，使我们这一辈人很羡慕。
家翁谈饮食，并不是纸上谈兵的，他也爱亲自下厨。他在饮食界最好的朋友江献珠女士是清代创制“太史五蛇羹”的江太史之孙女，是饮食专家和名厨，著有中英文食谱及专书多本，又是饮食文化的专栏作家，她的书在香港和美国均十分畅销。江献珠女士的夫婿陈天机博士是电脑专家，七十年代中香港中文大学从IBM邀他回港任教，后来更做了联合书院院长多年，我远在婚前已认识他们夫妇。陈天机博士是葡萄酒专家，我和中大一些同事常有口福尝遍“珠矶小馆”（陈天氏伉俪的家）的美酒佳肴。提起此等中大旧事，皆因我与家翁变成一家人后，中大的老友如杨钟基、高美庆、小思、陈永明、梁巨鸿等就变成了家翁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好食”之徒，每与家翁及江献珠共饭，正如钟基的评语是：“高手过招，叹为观止！”
江献珠厨艺高超脱俗，对此她也颇为自负，而她在饮食方面心悦诚服的人就只有我家翁。她夫妇与翁姑相交数十年，仿似家人，她跟着纪安兄弟称家翁为“阿爸”，对家翁也亲如“阿爸”。他们之间真个有不少“高手过招”的故事，例如一大锅馄饨中少下了一粒蒜头，家翁立刻可以指出来。有一次江献珠做了一道用腊肠的菜，家翁吃几口即说与平日水准差了一点点，指出她的腊肠老了些。江献珠不得不佩服阿爸的“嘴尖”，只得承认那是从纽约带回来的腊肠，确实是旧了一点。早年竹笙甚为名贵，刚有养殖时，江献珠有一次故意在野生竹笙的菜中加了几支养殖的，样子味道都几乎全无分别，看家翁是否吃得出，结果一一给他分出来。
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之后，此间的中菜大厨和华厨学校老师如梁祥师傅、王燊培师傅等都学着江献珠叫家翁做“阿爸”。阿爸一辈的老友，大都是退休移民，原在美国的也早已退休。在美国，年老不开车，生活也是十分单调的。阿爸和祥叔是活动的能者，阿爸未罹病之前，差不多每个月都和祥叔组织“大食会”，相约“老”朋友和好饮食的同志聚会，而且每次都有他和祥叔等精心设计的菜肴。
晚年的“特级校对”比很多年轻人活跃得多。
众人阿爸
家翁今年十月过世时，年届八十七；若非癌病，我们都乐观估计他会寿享百龄。就在今年初，他还是壮健如牛，声如洪钟，走路快步如飞。每年他往返香港数次，或到中国小游。在香港，为了不放过见朋友的机会，他常常从早餐开始，午餐、下午茶、晚饭，甚至饭后看京戏，一天可以赴五个约会。在美国，他一天两回从阿拉美达的家开车到屋仑中国城买菜，习以为常：“唐人”习惯，要吃新鲜的。
在家里，儿媳唤他“阿爸”。（“爸”字念下平声。虽然此字广东话的上平声和下平声同指父亲，但听起来上平声的“阿爸”带点霸气，下平声念的“阿爸”感觉总是亲切些。）三蕃市山湾区的中菜名厨多与家翁相交，都昵称他“阿爸”。阿爸退休移民美国三十多年，最大的乐趣是“煮饭”请客。“煮饭”一词是江献珠所发明的。普通的“煮饭”一词当然不是她先用，不过，江献珠与家翁的“煮饭”却是另有一番意思的。江献珠若说：“我煮饭给你吃！”我几可见到满桌精巧独特的美食，又岂是家常饭那么简单呢？吾家翁说：“煮饭给你吃！”即是说他会发翅烧海参弄鲍鱼了。在罹病前，他一直保持状态：一星期最少“煮”一次“饭”！
谈到请客，阿爸是著名的孟尝。虽然年过八十，每有外地老友过境，他绝不会放过请客。在今年初发现癌症之前，每次他请客都是亲自炮制，拿出最好的款待客人。阿爸的车库经常吊着几十支大翅，发翅熬汤，他绝不马虎；即使到餐馆宴客，他也自来发好的翅。他菜单之中的虾子海参、冷盘加州鲜鲍都是从头做起；豆豉鸡所用的豆豉，是他半夜起来用紫苏蒸炖过的。
阿爸所藏的好东西，只有一样不用以款客的，就是他的两头鲍鱼。阿爸买作料是不惜腰中钱的，他有过几十支两头干鲍，放在几个透明的玻璃瓶里，每年家姑生日，他就煮一支，鲍鱼切丝，鲍鱼汁煨长寿面。
人家都不太相信，子女平日工作忙，吃得十分随便；要吃好的？上阿爸家！有朋自远方来？上阿爸家！
家翁八十多岁，他的“老”朋友不少齿摇发落，能开车到他家吃他的饭者渐少了。可是他却也不愁无食客，一两星期无动静，阿爸就会说：“你好像很久没有联络孙教授，好应该请人家吃顿饭了，约他下周末来吧。”约好了，定下日期，一两天后，阿爸又会说：“孙教授和罗先生是好朋友，不能厚此薄彼，也请罗先生夫妇吧！”又过了一两天，他会说：“周末吃饭总共八人，你随便请两个朋友，凑够十人好了！”到请客的前一天，阿爸总又说：“煮饭嘛，一桌十人和十二人分别不大，你就多请两个吧！”如是者，酒酣耳热，阿爸大显身手之余，手持酒杯，高谈阔论一个晚上。
家翁请客，诸般借口。他是一个很会自寻快乐的人，谁请过他吃饭，即使他并非主宾，也认定别人是专诚宴请他；人家请他一次，他可以回请十次。更常见的请客借口是：他是某某的朋友嘛！客人是新闻界的后辈，他就说：“叫他来让我教他两下新闻板斧。”陈若曦在柏克莱时，他常常请她夫妇，借口更好笑：“这个台湾婆（先此声明，并无贬意），想也没有什么机会吃正宗的广东菜，我让她开开眼界。”阿爸爱热闹，也喜欢在酒家两三席地宴客，在美国通常是屋仑翠苑，在香港则是华商总会或是铜锣湾美心，因为“厨师我可以指掂！”所谓“指掂”者，他要用自己发的翅，指定人家做徐季良家厨秘方的豆豉鸡，教人家用鱼翅瓜作菜等等。这年头大菜馆都有成规，我们常常劝他别搞得人家人仰马翻，劝不来。这几家菜馆的大厨尊重“特级校对”，竟又往往任他指使，结果又都是宾、主、厨尽开颜，只好服了他。在餐馆宴客，他邀约时永不肯说理由，怕别人送礼。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真的理由，所以每次酒过数巡，客人追问，他就说是“伯爷婆牛一”。做子女哪能揭穿呢？只得陪着他敬酒，心中好笑，妈妈九月底生日，庆生宴可以由五月开始吃到十月；每次请客都是她生日。阿爸请客，真正理由只有一个：他爱朋友爱热闹。
谈到鱼翅瓜作菜，这里可以提一件题外事。这两年一家素菜馆声称首先引进鱼翅瓜到香港，大卖广告。随后阿爸收到很多朋友的信，说那家素菜馆少见多怪自我吹嘘，因为陈梦因十年前已经引进鱼翅瓜了。这真也是事实，家翁每年回港，行李中总有几个鱼翅瓜，早期的还是江献珠后园所种植的。华商总会和美心的厨师替家翁以鱼翅瓜作羹作菜多年了。
阿爸晚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和“小”朋友，绝不寂寞，只缘于他好客、宽容，待人真心的好，更难得精力旺盛，懂得寻找自己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与他同龄的老人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阿爸的家门俨然长开，几乎没有一天无客到。与纪安婚后九年间，我在香港最好的老师和朋友，都成了阿爸的朋友。罗孚伯伯、刘殿爵教授、孙国栋教授、罗球庆老师，以至远居伦敦的赖宝勤教授都是他经常挂在口边的朋友。每次他和家姑到香港，杨钟基、高美庆、陈永明、小思、黄轩利、梁天伟、岑逸飞、戴天等“小”朋友一大堆，逗得他非常高兴。他常常开玩笑讲反话说：“做这个家翁不易，除了要应付媳妇，还要应付媳妇的老师和朋友！”
谈起这几位阿爸的“小朋友”，我真的十分感激。阿爸病重的时候，钟基、小思、永明等相约轮着每星期由一人写信给他，称赞鼓励他。翁姑读信就忍不住激动。这些信，为他最后的日子带来难以言喻的喜悦。
在《星岛》的黄金岁月
家翁在《星岛日报》的历史，很多专栏作者都写过，他自己在《记者故事》书中亦有所忆述。
在进入《星岛日报》之前，他在《大光报》已颇有名气，因而《星岛》报系的“波士”胡好才会礼贤下士，将他拉过来。
就是为了报答胡好的知己和礼遇，家翁在《星岛》渡过了他一生的黄金岁月。家翁称胡好为“波士”，对这位“波士”可谓死心塌地。就是到了晚年，每每在提起“波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见到他脸上的激情。家翁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常常教训我们：“你有恩于人，人家忘恩负义别管他；人家有恩于你，无论如何得报答。这才是‘人’！”家翁还有一个妙着：别人负他，他会为那人找诸般负义的理由把过失变得很轻；别人对他好，他会把好意放大十倍，把人家的情义变得重如泰山。所以他做人很快乐，晚年的口头禅是：“人家仲记得我呢个伯爷公，对伯爷婆咁好！”我和纪安常常与家姑一起取笑他“自作多情”、“自我陶醉”。一个经历过这么多的家国苦难和江湖风雨的人，能够像他这样单纯地自作多情和自我陶醉的恐怕不容易。这是他的福气，所以他从来就过得很快活。
因此，提起《星岛》，他总从胡好的知遇说起。家翁一九三九年初进入《星岛》报系，并受胡好暗托改革《星岛晚报》。他有时代的触觉，认为当时的晚报在十二时出版，其实与早报相去不远，于是献计重新组织新闻工作，将《星岛晚报》出版时间由中午十二时改为下午四时。那时战云密布，读者都急欲知道最新的战争消息，黄昏出版的晚报正好迎合社会的需求，《星岛晚报》由此销路直线上升，开创了香港名实相符的晚报之先河。一九五○年他正式出任《星岛日报》总编辑，直到一九六二年退休移民为止。
远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和香港的报界尚是发展时期，就连记者一词还未出现，记者称为访员。那年头既没有新闻学院，当记者的从无训练，无新闻标准，也没有像美国《纽约日报》的大报作榜样。像家翁这样的记者，采访和组织新闻是没有成规可循的。当年的记者无社会地位，被称为“楂笔烂仔”；看家翁的“记者故事”，当知早期记者在毫无前迹可循之下，各出奇谋，各施其法，就是这样创出新闻的路来。三十年代开始，以后好几十年，《星岛》和《华侨》成为香港本土报纸的两大重镇，也是香港新报业的先锋，开创了大报的榜样。家翁在《星岛》二十多年，协助《星岛》各方面的发展，对香港报业的贡献，大抵不会有人置疑。
家翁很有朋友缘份，这也是他一生重友长情的回报吧。他移民美国，《星岛》的旧同事每有过境，都会来探望他。家翁晚年有几位比他略小一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其中一位就是从前他在《星岛》的旧同事顾澄沧先生。顾先生一九五二年进入《星岛》，称呼家翁“老总”到如今。在三蕃市山湾区甚至在北美，他可能是与家翁相交最久的《星岛》旧部了。顾先生也常常向我们讲述他们以前在《星岛》有苦有乐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家翁这个老总在《星岛》大家庭里很得下属敬重，他对下属十分体恤，有困难者无有不帮忙的，有江湖式的义气，所以才有“大天二”之绰号。谈到这位《星岛》旧部顾澄沧，香港文化界有不少人认识他，他重义长情也是很多朋友所乐道的。顾先生夫妇和从前任职美国新闻处的赖显廷先生夫妇，是家翁晚年最亲密的“麻将友”。人家聚会旨在打麻将，他们打麻将旨在聚会。家翁未患病之前他们一星期聚首几次，家翁病后他们每星期都会来探望。近十年，固然因为家翁好客而家门长开，但翁姑也得到他们很好的照顾。有一次他们结伴坐邮船旅行，家姑刚中风康复，双腿无力，走远一点的路要坐轮椅，旅行全程就由这几位老友无微不至地照顾。顾澄沧住在对海旧金山，路途不近，可是每有约会，他总是管接管送。他经常从旧金山开四十五分钟车到阿拉美达接我翁姑，再开车回旧金山赴约，饭后又往返送他们回家，比服侍真的上司还要殷勤。这种友谊大抵是他在《星岛》时结下的，当今之世可能不易找到了。
家翁虽然从《星岛》退休三十多年了，但他对《星岛》和香港报界还是十分关心的。三十年香港报业无论从概念与运作都变了几个世代，有很多事情是隔了一个太平洋的家翁所不知和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每有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过境，都会请来与家翁一聚。我和纪安开玩笑说是为阿爸“补料”。凡有香港来的传媒“新料”，家翁都竖起耳朵听，听后他自作分析，议论滔滔。这是乐趣，也表示报人的心始终离不开报界，离不开《星岛》。
虽然离开了三十多年，《星岛》对家翁还是很尊重的。旧金山《星岛》的总编辑程怀澄兄对家翁十分推重，总裁刘世添兄更曾亲自诚意地邀请过他写专栏。家翁在饮食方面一直有固定写的专栏，多年来为《大成》杂志撰写记者故事，写报坛旧事又总不免涉及是非，故而推却了。家翁逝世时香港及美西的《星岛》均以报社名义发丧，世添兄帮了很多忙，胡仙小姐不但代付香港的讣闻费用，更寄来支票加入我们筹设的防癌讲座基金。
我们特别把《星岛》送来的花圈，放在灵堂最重要的位置，纪念家翁与《星岛》四分一世纪的渊源。
老记本色
阿爸最爱说记者的故事。铁脚、马眼、神仙肚是他那一辈记者的真实写照。那年头记者固被谑称“楂笔烂仔”，言论自由也不如今天的理所当然，当记者是时有危险的。采访时什么地方怎样恶劣的环境都有，所以行囊中必备干湿褛一件，用以防风挡雨，睡时抵抗木虱。阿爸说他的搪瓷漱口盅既作茶餐具，也作枕头。止泻成药不可少，还带备生大蒜以作肠胃消毒之用。
阿爸是战地记者，经历枪林弹雨，但始终无风无险，也没怎的受过伤，这固然是运气。不过，壮健的体魄和机灵的头脑是在乱世中保存性命的关键，他有很多“执番条命仔”的故事。其中一次在韶关，前面火车站已挤满难民，插针难进，后有日本的追兵。看着快要成为日本兵的炮灰了，这时一列军车经过，他听到车上说话的是山东口音，于是用他跑江湖学来仅有的几句山东话与车上的“老乡”搭讪，说他到过山东，学会讲山东话。就凭几句山东话，车上军官不忍这个懂自己家乡话的“老乡”落难，竟让他躺在车底的木板上把他载走。他躺着，贴面的是火车底，左右均是滚动的车轮，下面不到数寸就是铺满石头的路轨。他紧紧扳着头顶的一条铁杆，稍一松手人就会滚下路轨去，甚至变作肉酱了。就是这样捱了几小时，全身几乎麻了，但总算逃离险境，保存了生命。
这是他遇事机灵，“计仔”多端的一例。直到晚年，还是什么事也难不倒他的，因为任何事在他的脑海里总有办法解决，至少他相信会有办法解决。他为人热心，子女或朋友遇到难题，他就要帮手想办法。只见他眼睛一转，说：“如此如此行吗？”行不通？不消两分钟，他又有主意了：“这样又是否可行呢？”他的口头禅是：“我自有办法。”这就也是他的记者本色吧。
至于采访，他也自有一套，至今是否仍实用不得而知，可是听来却有一番道理。阿爸小学也未念完，但博闻好学，所以满肚子知识，这与他全力以赴做记者有关。他采访的一个板斧就是“投其所好”。三十年代访问著名的将军香翰屏，先做点研究功夫，知得香氏好舞文弄墨，自号“半个书生”，故于访问时先念几句香氏的诗作，再谈他喜欢的米体书法。香将军自是引为知己，遂谈得特别畅快。
阿爸虽然八十多岁，但头脑精明，每天读多份报章，不离老记本色，对时事国情最感兴趣。酒饭之间，主客畅谈。阿爸最高兴是客人到访，酒酣耳热，他爱议论滔滔，不过他比很多老人家更可爱的地方是，每遇到未听过、未想过的见闻，他立刻会集中精神，竖起耳朵恭听。纪安和我在香港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不少，每有过境的，我们都安排到阿爸家吃顿饭。阿爸从客人处得到新见闻新消息就十分开心。这种好学博闻的精神，是八十多岁老人家所难得的。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也会为他带回一些他未听过的见闻。纪安、纪临、纪旋都爱将自己工作上或听来的新事物，向爸爸报告，并且总是开玩笑说：“阿爸！这事情包保你不知道，未听过！”阿爸就会心急地说：“快讲！快讲！”每次我出差回来，甫进家门他第一句总是说：“有乜古仔讲我听？”
几个月前他的病况已不轻，不大出门了，饮食也只靠浓汤或稠粥以争取营养；又因刚做过化疗电疗，他常常还不太肯吃。一天我出差回来，他有几位老友到家探望，我进门他又问：“有乜古仔讲我地听？”我看到桌上的浓汤完全没有动过，就说：“您先喝了汤，我放好东西再说！”他像小孩子一样不依：“汤我一会儿会饮，你先讲出差的见闻。”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东西，于是我坚持：“您先喝汤，我再报告。”他十分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喝了汤，然后催促我讲故事。
这种急于求知求听新事物的心，当是他的老记本色。这也是为什么他八七高龄，到去世前脑筋还是那么活跃的原因。
阿爸另一个可爱处是开明民主，不论你辈分多低，只要讲的有道理，他都会听。他在家里没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许儿女自由发挥意见而不以为忤。我们在家习惯辩论，阿爸从不会以为被子女后辈冒犯，总是论理论道。阿爸拥护共和党，佩服李光耀，而纪安则推许民主党，我们对李光耀极有意见。闲话家常，陈家辩论政治政见，习以为常，有时外人反而看得过意不去。记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饭后如常高谈阔论，戴天在旁频说：“你们怎可以这样对老人家呢？应该让他一点嘛！”谁知他们父子兄弟正乐在其中。
我翁姑都极富幽默感，朋友都视与他们聊天为赏心乐事。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与翁姑笑谈旧男友的往事，就可体会到他们的开明，就不说他们的年纪，不论他们出身于旧时代旧文化，翁姑的开明民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就以新一代的标准也是少见的。
认识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关心政治和世界大事。这除了是记者和报人的触觉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于他的爱国情怀。他那一代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在殖民地的澳门和香港生活过，而那些年头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压的，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不能出头，人民就会受苦。他也亲历日本侵略中国，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痛。抗战时期，他的爱国还是付诸行动的。在今天看来，阿爸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与子女常常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极崇拜他的，虽然他的政见极端，但子女都为有位爱国的父亲而骄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仑的凯撒医院，留下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这篇文章还未动笔阿爸就过世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抱歉和遗憾。文章写成，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敬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
“云姊姊”和《新儿童》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在香港中环大会堂低座的小餐厅里，我陪母亲黄庆云应约而至，等待着我们的，却是素未谋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儿童》读者，童年时居于香港，求学时去了美国，一直心仪《新儿童》的主编“云姊姊”，并且曾经和云姊姊通过信，又向《新儿童》投过稿，发表过学生作文……她这次和丈夫到香港，其中一个想达成的愿望，就是和童年的“偶像”云姊姊见面，倾谈。
当我和母亲走到那张预订的餐桌，便看见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满面笑容地站立起来，双手伸向母亲，动情地叫着：“云姊姊，您可好？我就是您的读者×××呀……”
其实，像这样的情景，我也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看见。母亲当年主编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新儿童》，以“云姊姊”的笔名写稿，又设立了和小读者联系的“云姊姊信箱”，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云姊姊”和《新儿童》的魅力，还是依然存在。
最近，我为香港儿童文学探源计划编写《香江儿梦话百年》一书，特别请“云姊姊”——母亲黄庆云回忆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的旧事。
“回忆一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也像回忆一个人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一样，当中有着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母亲对我说。
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第五个年头。母亲随她就读的广州岭南大学搬到香港来，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而母亲那时是研究生，研究的专题是儿童文学。
根据母亲的回忆，当时香港有许多流浪儿童和穷苦的儿童，关心孩子的大朋友们发起了一些儿童福利的运动，和组织小童群益会及儿童剧场等。在香港大学教书的马鉴先生邀请母亲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儿童剧场是群众性的组织，由若干间小学校负责演出，招待校内和校外的儿童。小童群益会是一个慈善机构，收容流浪儿和擦鞋仔。母亲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并且为他们讲故事。那时候，儿童读物是少得可怜的，演戏的剧本不够了，只好自己动手写；故事书不够了，就自己写自己讲。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了第一个儿童剧《中国小主人》，以及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
不久，母亲又参加了青年会少年部的活动，并且经常应学校的邀请，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的实际需要，使母亲意识到为儿童写作的重要性。
同在这一年，母亲的论文导师，岭南大学教授曾昭森，问母亲愿不愿意编一本儿童刊物，他愿意负经济责任。母亲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了。由那个时候开始，母亲就一直当了十多二十年的儿童刊物的主编。这个刊物就是《新儿童》半月刊。
母亲主编儿童刊物的劲头很大，她当时是一名研究生，是拿学校津贴的，每天要给教授们做两个小时的工作，此外还要上课、写论文。编辑工作都是业余干的。另外管业务的一个同学也是利用课余的时间做的。纸张、印刷、广告、发行，什么事情都要管。但他们却雄心勃勃，一办就要办个半月刊，因为感到孩子们对时间的感觉不像大人，要他们等一个月就太久了。
由于母亲那时候很年青，脱离少年时代还不太久，对一切都比较有新鲜感。她自己写作的热情固然很高，收到外面的投稿，做第一个读者，也觉得十分有趣，特别是吸引孩子们应征的稿件，如作文、剪贴、图案之类，常常为孩子们丰富、天真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感到惊奇和喜悦。
母亲告诉我，给予初生的《新儿童》以有力支持的是许地山先生。当年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从《新儿童》创刊起，他就为她写童话。第一篇《萤灯》，是写一个王子在国家被敌人侵略时，躲在一盏大的萤灯里面，深入敌后，终于打败敌人的故事；另一个童话是《桃金娘》，写桃金娘是一个勤劳的，心灵手巧，精通纺织的姑娘，她怎么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怀念。许教授对作品很认真，每次母亲到他那里取稿时，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母亲讲述创作的过程，像为了研究萤的发光看了多少材料，对“桃金娘”这植物经过多少的考证等等。许地山教授还和母亲讨论了童话的问题，并且鼓励母亲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童话。而每一篇稿子从二校起，许地山教授都坚持自己校对，以便有所修改。那两篇童话都是连载的。到《桃金娘》最后一段的清样出来后，母亲拿去给许地山教授校对完毕，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他溘然长逝的噩耗。要是许教授能多活一些日子，香港儿童文学的园地必会开出更多绚烂的花朵来的。
同时，在香港的文艺界，给《新儿童》写稿的作家不少。鸥外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了几十年的儿童诗。他是极其认真的，连插图都自己动手，不假手他人，因为他的插图也往往是创作的一部分，很受孩子欢迎。
《新儿童》是一本综合性杂志，编者的设想是要使这本杂志成为儿童自己的。社长曾昭森博士是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信徒，他相信民主教育而反对强制性教育，相信启发动机的教学法而反对强迫注入的教学法。至于我的母亲，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不满，同时也受了鲁迅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孩子”的影响，觉得孩子们应该接受真正的民主教育，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小大人，不要填鸭式地向他们注入传统的、腐朽的东西，要启发他们敢想，敢说，做一个读者也要做这个杂志的参与者。因此，杂志里凡是儿童自己可以参加的活动，都让孩子们参加。如什么集体连续的创作，修改作文，启发心智的剪贴、猜谜……，都是以孩子为主的，“云姊姊信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是一个答复孩子来信的信箱。在这个信箱里，除了知识性的问题之外，许多是社会问题，或是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都加以回答，并且在孩子中间引起讨论。在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引导孩子们立下大志去改造社会。由于重视孩子的地位，敢于推心置腹地探讨对未来的理想，因此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写信时称母亲为“云姊姊”，每天都有十几封以至几十封孩子的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