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访问白宫倒很简单，除费和我外，尚有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申报》总编辑陈训，英文《大陆报》总编辑张国勋和天津《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由中央社华盛顿分社主任与卢棋新陪同前往。当时，美国方面安排我们出席杜鲁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会后由总统新闻秘书罗斯陪同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我们，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谈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在昆明易帜。我决定从东京经香港回昆明接出家眷。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了香港，找到彝民兄嫂伉俪，老费对我的做法，期期以为不可。我告诉他已得卢汉同意飞机降落的回电，他指出：“云南既已起义，不能不听北京的指示。根据我（费彝民）的理解，在云南真正当家的，自宣布起义之日起，可能已是地下党，而不是卢汉。卢汉固然给了你同意自由来去的覆电，如果地下党不同意，怎么办？你虽已脱离国民党，但跟国民党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飞机在炮火连天声中翩然下降，必然被怀疑负有重大政治任务，到时候，百口莫辩。”他的结论是：“老弟，不要自恃‘艺高人胆大’，如果有去无回，那就惨了！”
我因血气方刚，并过高估计自己，认为大江大海的风浪都闯过，回一趟家乡，算什么。从未冷静分析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纯凭主观的冲动，等到飞机门打开，作了阶下囚，再回想彝民老大哥的金玉良言，悔之晚矣。不过，从这段话也反映了费彝民这人是重朋友之义的。
从另一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老费这个人对朋友重义。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在《大公报》社长室接受费彝民兄的接风宴，这是我从昆明到香港重获自由的第三天。因为一别近三十年，彼此都是兴奋异常。在座作陪的也是陪我从北京到港的黄文放兄，对于我们两个人所表露的重逢喜悦，颇为感动，称为“有古人风”。
当时，中国旅行社把我接待在九龙百乐酒店，给予非常周到的照顾。但我觉得，自己出来的目的不是享受生活，而是为民族尽点责任。如果长期接受招待下去，必将失去记者的独立性而有违初衷。于是，在抵港第八日，与中旅告别，迁到青年会，既没有冷气，又没有单独浴室的小房间里。虽然居室狭小，但心胸广阔，有重获自由的感觉。对此，《新闻天地》的老弟兄们自然同表支持；难能可贵的是费彝民兄也表示赞同。我明确地告诉他：“统战饭”不能吃。他的回应是，“尊重你的决定。站在老朋友的立场，建议你先不忙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多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情况再讲话为好”。使我感到费这位朋友，立场虽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到底有一定的民主素养，能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
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我在胡菊人主编的《明报月刊》以陈棘荪笔名发表《三十年大梦将醒乎》长文，在舆论界引起了一阵波澜，很多专栏作家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写的。老费为此约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答复“是的”。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接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通。并说，有关方面（我当时体会是中共港澳共委）认为这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一篇文章。我问：“对我会怎么办？会不会塞进一个麻袋丢入大海？”他说：“不会！”我说：“要就是架到澳门，送回大陆处理。”他反问我：“谁告诉你的？”我接着说：“文革时听说就发生过这种事。”他反驳我说：“文革早就过去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主动提出：“你恐怕应该和我划清界限。”他说：“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个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作为老大哥，我要劝你一句话，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寄。你可以理性地批评党的政策和做法，但请不要批评邓小平。”我告诉费：“我曾听金耀基谈到中国的政策时，说过一句话：‘对邓不忍心批评。’我很受启发。”费马上跟进：“对呀！金耀基是台湾背景，你不能连金耀基都不如。”我说：“按照你的意见，我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要批评邓小平。这正是抗战期间新闻界人士对张季鸾先生的看法，说季鸾先生掌握了一个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批评，就是不碰蒋介石。这也许是你们大公报的传家宝吧？”费听后，正色告诉我：“老弟，我是爱护你，你不要开玩笑，文章千古事，下笔不慎重不行啊！”当我向他告辞时，他很严肃地说：“老弟，这回娄子捅大了，我也没办法帮你了。”我仍称谢而别。
后来，这件事，因为邓小平看到了这篇文章，顺口说了十个字：“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共产党是最重态度的，态度是立场问题，立场对了，观点错了问题也不大。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约我见面，见面第一句话是：“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三遍。”我说：“我知道了，被认为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文章。”他问：“你听哪一个说的？”我答：“费彝民兄已严厉批评了我，指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文章已经登出来了，有什么办法？”“不，不，不！”王匡一连说了三个“不”字，“那是费公（香港上层都如此称呼费）个人的看法。你们是老朋友，他可能要求你严一些，不过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恨铁不成钢。”
这五个字，显然是老邓十个字的衍生物。我对邓小平不觉留下了好印象。
周恩来生前单独接费彝民四十七次之多，这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费彝民又战斗了四年。而且是带病工作，最后俯仰无愧地结束了光辉的一生。
在统战扮演的的角色上，许家屯一九八三年抵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前，费彝民是身负重担的。很多台湾背景和与国民党有渊源的人，多半是由费彝民联系，北京在港争取中间的势力亦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初，费转告廖承志先生邀我赴京一行，说是：“廖公想听听你对中国统一和香港回归的意见。”我问他会不会到北京以后被抓起来，重演一九四九年在昆明上演的“送货上门，不要收条”的故事。他说：“绝对不会。”我说：“明人不做暗事。为了保险，你请廖公发一封邀请信来，万一我在北京被扣，菊人（指《百姓》总编辑胡菊人）就可拿这封信招待记者，揭露真相。”费听后大笑，批评我神经过敏。第二天他告诉我，已跟廖公通了电话，廖公劝我放心地去。我不愿多留，谈罢就走。至于邀请信，因时间紧，廖委托他代写一封。凭着几十年的友谊，我愉快地接受了下面这封信：“大声老弟：知道你将赴美一行，到美后，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向你了解对中国的看法，看你最近数年所写文章，颇有误解之处。可能由于远离之故，加以多凭旧日印象，似与实况出入较多。兄以老友资格，建议你回国一行，三四日即可。国内朋友同时也想知道你对香港的看法，希望你也畅所欲言。飞机来回票由我代为准备。此颂俪棋！”
临行前夕，我问费：“老大哥有什么交待？”他说：“只有一件事，你见了廖公，什么都可以讲，但罗孚的事，千万不要讲。”我说：“这我不能答应。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朋友为重。当然，我会记住你的嘱咐，即使是，也会有分寸，不会情绪化。”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廖承志先生宴请并作长谈。罗孚的问题单刀直入地提了出来，我说：“廖公，You don't mind。这些年来，你们党制造的冤案已经够多了，罗承勋兄突然被捕，大家都很关心，希望不要再制造冤案。”廖答：“Of cause! don't mind。我坐过国民党的牢四年，坐过我们自己的牢六年，什么是冤案，什么不是冤案，我会分的清楚的。请放心了！”回到香港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费彝民兄，他说：你陆大声的个性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既然做朋友，就得认了。彼此开怀大笑。因此，在费彝民这位统战高手身上，虽然有列宁所强调的“党性”的一面，但在很多时候反映出马克思倡导的“人道主义”的人性。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去北京访问胡耀邦，安全部长凌云宴请我时，我提出要看罗承勋的要求，他马上说可以，并表示明天就可以去看。于是，我成为承勋朋友中在他蒙冤受屈后第一个得在北京海淀双榆树南里承勋新居看到他的人。并为他介绍认识了一对好朋友、明朝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著名作家冒舒湮和舒湮夫人诸玉大夫。由于他们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结果自然变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注释
【1】 本文有删节。
孙述宪
嘉道理勋爵二三事
一
那本权威的《犹太人的世界》（The Jewish World-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Jewish People）是由十九位著名学者的专论和四百三十六幅插图组成的图文并茂的巨册。一九七九年在英国排印，由纽约的阿伯拉罕有限公司（Harry N. Abrams Inc. , New York）出版。主编是伦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英国科学院的院士伊利·嘉道理（Elie Kedourie）。
这本资料丰富的巨构，却没有关于在东方，例如古代的开封，现代的上海、香港和“海峡殖民地”等犹太人社区的记载。
但主编先生的名字，和香港一个重要的英资财团，英藉犹太裔的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Sir Elly Kadoorie & Sons Ltd.）的名字雷同，尽管拉丁字母拼音的排列有点差别。这个关联，使我们想起犹太人在东方的社区所发生的作用。还有一连串像“哈同花园”、“沙宣大楼”、“首席部长大卫马素尔”之类的名字。
至于笔者和嘉道理勋爵的渊源，也就是这篇小文的正题，现在算起来，已是三十年前便已开始的往事了。
二
那时香港工业总会的秘书长原刘素珊女士（原绍棠夫人）说嘉道理博士要接见中华电力的一个工会代表团，商讨一九六七年香港暴乱事件的若干善后问题，包括让一些牵连在内的员工复职的争议。原太问我愿意帮他一个忙担任“传话”否，我当然觉得义不容辞，于是便欣然答允。
会晤的地点是电话大厦的嘉道理洋行旧总部。到现在想起来，嘉道理勋爵选择那地点实在有深意存焉。他端坐在那些老式桃木家私的会议桌首，而不选择圣佐治行的新式办公室或去九龙“嘉多利山”麓的圣佐治大厦中电总部，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卓见。
电话大厦的地下室是当年中环最有气派的餐厅咖啡座Wise-man的老家。当工会的代表们抵达会议地点之际，他们会不会感染到一种历史宿命气氛我未敢擅专，但嘉道理给这些代表们的讯息（和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在告诉他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香港继续存在的理由。
工会代表们的姿态是完全可了解的—工人阶级尽管在政治范围的斗争上暂时失利，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和反动的港英势力抗争，他们坚持他们最基本的权益，不容剥夺—尽管当时（以至今日），那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害结合，已经毫不容情地把意识形态的分野遮断了。
在会议席上，我十分意外地发觉，单刀赴会的嘉道理，面对四、五个能言善辩的工会活跃份子，只有一个“捱义气”替他“传话”“通译”的我在旁而且丝毫没有助阵之力，但这个我日后戏称Lawrence of Arabia——因为他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的人物，却不仅能应对得体，而且态度雍容、气派堂皇之极！
嘉道理对工会代表们的处境是同情的，但他暂时帮不了忙，只能等到尘埃落定之后。他说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但大家都必须遵守。那次商讨没有结果，但嘉道理是大获全胜了。
事后嘉道理认定我的即时传译十分称职，没有在言辞上把事情（甚至仅仅乎是气氛也吧）闹僵，一定要向我表示一点谢意。于是便邀约我到他圣佐治行的总部作午膳的小叙。
圣佐治行当时也是美侨会所的所在地。嘉道理和我两人到美侨会所去享用一顿自助午餐。午餐席上他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并且慨叹说在工业总会我可以作出很广泛的贡献，但到他的机构去工作就不免局限了，尽管在待遇上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论点从工业总会的前会长钟士元爵士后来做了中华电力的董事可以得到印证）。我当时满肚子是别的密圈，对他的知遇之恩一时未能感到太深的印象。
我只记得，在那顿自助午餐席上，他促请我自选菜式，并且说：“让我们多来点叉烧。”
对于一个即使是极端开放的犹太人，在这种自助餐的公开场合，说得出这样的话也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即使他家的嘉道理实验农场繁殖小猪，而且用来送给新界的农人饲养也罢。
三
几年后，我到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工作，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德基教授一同主办了一个新闻报导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当时邀约香港的中文报纸派人参加，参加研讨会的编访人员有邵卢善、梁儒威、潘振良、伍毓庭、冯永立等十多人，都是一时之选。专题讲者有钟士元爵士、简丽中教授和嘉道理勋爵等。喻德基要我去约嘉道理勋爵，他十分爽脆，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他没有借社会变迁的角度宣扬他和他终身不娶的兄弟Horace Kadoorie如何获得声望极隆的Magsaysay Award的事迹。也没有说他家在上海发迹、办学的往事。他提到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营，也只不过如同提及香港早年把山路辟为驰马径一类的掌故而已。不知道喻德基有没有因为他的琐碎而失望，但我是衷心感激他之所以答应我出席研讨会，纯然是对我念旧之情。
从这些小事我们也许瞥见犹太人在远东的社区的一切梗概。能否补《犹太人的世界》之不足，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孙立川
“人间国宝”饶宗颐
那一日与饶宗颐教授有约，想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叫作“鼎泰丰”的台湾小店吃饭，饶公却幽默地说：“那家店已被我们吃倒了。”作为私淑弟子，我常常会因工作和学业上的事向饶公请益，而他总约我在那馆子碰头。那是个价廉物美的馆子，饶公吃得很随便，在那馆子里也常常遇见老作家吴其敏先生、罗烺先生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吧。
论到饶公的学术地位，有人说他是香港学界的祭酒，该坐第一把交椅；有人说他与钱钟书先生是中国人文科学界的并列高峰，可谓北钱南饶。而更有概括性的衔头，称他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宗教史家和比较文化史家和国际汉学交流的重要人物”。其实，对于一个学问淹贯古今中外，能书善艺且门门皆精的大家来说，除了统称为博学通儒之外，还应记得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文化人。
说起来很多人不信，这样一个从没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只上过一年的学者，却曾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且荣获多个外国和中国、香港的荣誉博士学位、名誉教授荣衔。近五十年来，他以香港为基地，却在国际学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谁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文化的沙漠难道可以培育出饶宗颐这样一位国际级的大学者吗？！当然，或许可以说，饶公的出现是上苍对香港的眷顾，赐予我们一个已等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贤哲。他自已很重视与香港的这段不解的因缘。他常常提及有两个人对他与香港结缘有极大关系，一是他的老乡、香港社会贤达方继仁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饶公很大的支持；另一位则是港大中文系教授，英国汉学家林仰山先生（F. S. Drake）。自一九五二年至六八年的十五年间，饶公任教于港大，正是在林仰山建立的学术环境中，饶教授写出了十七部学术著作，几乎占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试想，这一段时间，倘若饶公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学术建树吧！回过头来说，也正是饶宗颐提升了香港学术界的国际地位。
饶公的博学向为人称道。他幼年早慧，二十岁就在广东通志馆任纂修。最早的著作是《潮州艺文志》。此后六十年如一日，他始终没有一天中断过学术研究。前二年开始，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在酝酿出版《饶宗颐文集》，据说总字数约一千多万字，分为三十二卷。而其治学的范围，季羡林先生将之归纳为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然又有论者更指尚有音乐史、道教史、佛学、潮州学、古文论等，记有十五类。治学门类之多，涵盖之广，实令人惊叹。饶公又通多种外文。某日，我往其府上拜访，适值饶公正埋首一部大字典中，后来方知是希伯来文辞典。他精通梵文，说到这段文字缘，他曾向我多次提起，他的梵文是向印度驻港领事馆的一秘白春晖先生学的，后又专程去印度问学。另外，又兼通法文、英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对巴比伦文、日文也有所涉猎。数年前，由于饶公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他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该院成立一百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颁予外国学者此一学位，同时他又获法国政府颁授文化勋章。在日本汉学界，饶公的学术成就也深受肯定。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学者高罗佩、戴密微、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小川环树、汪德迈、清水茂等，都曾与他时有切磋、唱和之作。
作为一个学问家，饶公是我见过的学者中最纯粹的学者。上文指出，他避居香港而远离政治漩涡，却也不因香港的高度商业化而随波逐流。他虽然也认识不少政治人物，却从没有卷入政治纠葛，也不曾将自己的学者生涯去与政治、权力刻意挂钩。他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为学问而活着的人。他的禀性天赋是百分之一百的传统文人，既有过眼不忘的功力，又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性。我有时很诧异，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谁写了什么文章，文坛上有什么新书，但只要一讲到某个学术或考古新发现，他就马上神情怡然，似乎这才是一个永不言倦的话题。他们这一代人文史哲不分家，各种学问皆可打通。他曾有《念奴娇》词云：“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幸有灵犀相照彻，静对图书满壁。石不能言，花非解语，惆怅东栏雪。江山呈秀，待论书海英杰。细说画里阳秋，心源了悟，与自清秋发。想象荒烟榛莽处，妙笔飞鸿明灭，骑省纵横，文通破墨，冥契通穷发。好山好水，胸中解脱寒月。”（见胡晓明：《饶宗颐学记》）正是夫子自道。
做学问追求的是“大圆智镜”的境界，心无旁鹜，视治学为乐趣，因而才能如此赅博淹贯。饶公能画事，山水、人物、花鸟、写意均出神入化，自辟蹊径，而法书更是精妙绝伦，名垂海内。四年前，中国美协、书协、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联合为他主办的“饶宗颐书画展”轰动一时，为京华艺坛一大盛事。香港大学等院校的校牌乃出自饶公之手笔。饶公又能操弦，曾从领南古琴名宿容心言先生习琴，且收藏有数张古琴，其中据说有北宋郭佑之所藏的“万壑松”琴。因而对古琴艺术发展史亦有深入之见地，且有宏论。环顾华人学界，能集诗、画、书、音乐之艺于一身的学问大家，唯饶公一人而已矣。
值得一提的是饶公对青年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各地考察、讲学，读到年轻学者的文章，或了解某一领域新人的学术成果，他慧眼独具，不仅肯定支持他们的新发现，也会指出其不足和错漏之处，但不管什么形式，他总是以平等相待，商榷启发的态度而诲人不倦。他从不像学界的某些人物，只要年轻人一有新论，就要挂上自己的名字揩油。相反，饶公不但为后学们发表成果而奔忙，而且总要撰序或撰文加以评介和推荐。北大有一年轻学者荣新江教授与饶公的学术之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饶公不以学术权威的架子压人，所以在学术界受到人们真诚的爱戴和尊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宽容之心来扩大学术队伍。他四方奔走，在香港建立起海外第一个“敦煌研究中心”，希冀能以有限的财力邀请大陆、海外的敦煌研究专家在港静心研究，为此，他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有关敦煌研究的书和资料。其中有些资料——譬如有一套英国人制作的缩微胶卷，在几十年前，除了日本人之外，饶公是拥有此一珍贵资料的唯一的亚洲学者。近年中，他又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正将甲骨文全部输入电脑，这一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前瞻意义，也可谓功德无量之举。同时，他又与清华、中山大学和泰国崇圣大学合作创办一份学术年刊《华学》，为海内外学者提供新的研究阵地。一个浸淫中国文化如此之深的国学大师却有如此新潮的意念，足证他在同辈人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活力。
饶公当得起“人间国宝”的美誉。钱仲联先生曾说：“观堂、寒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余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之所能侔矣。”（《选堂诗词集》），评价之高，已认为在王国维之上。饶公今已八十有二，其学术心境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年轻进取的心态，看他这些年来不停地在各地奔跑，尤对各地出土之文物倍加珍视。他曾多次对我说，地下出土的文物会推翻许多前人已“铁定”的结论，但科学研究必须尊重史实，所以我总是很注意新出土的文物，而实地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会推翻自己的发见，也必须尊重历史的物证。钱仲联老之论，何止于诗学，窃以为饶公所尊奉的这种求实求是之学术精神，更是值得学界好好提倡的。
饶公对我的“私人授业”乃是我的学业之幸。顺便说说，后来我们又“吃倒”了一家小点心店，现在只有转移到一家咖啡厅里去饮咖啡了。香港没有值得人流连的咖啡座，但能听饶公讲经，则真正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醪矣。
一九九八年元月一至十二日写毕
陈耀南
香港半世忆群师
一 小学
群师。
最初真的是一群老师。一群年纪应当绝对不老、满有热情、集体意识昂扬的启蒙教育工作者。香港培侨中学小一下学期。他们的一切称呼、面孔，全都没有印象；印象终生镌刻不去的，只是“解放军”与“共产党”——他们每天津津乐道的六个字。潜移默化的两个词语，就如“圣母”、“耶稣”，如果六、七岁的我，那时念的是天主教小学。
那时是一九四七年初，跟随族兄每早爬上跑马地布律活道。后来改译为“乐活道”，中国味道稍稍回复一点。长长、斜斜。好大的球场。一次压伤了小腿的跷跷板。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开办不久。
不知为什么，只念了半年便转校了。大概是在初中的族兄忽然随众上了广州吧。我也进了另一所、另一个方向，而同样以“振兴中华”为名的私立小学。贫穷、简陋而秉承理想地生存在还未繁盛起来的铜锣湾怡和街一座四层旧楼。斜对着渣甸货仓，背后就是渣甸街。街童在跳飞机、打波子（弹玻璃球），小贩在曼声高唱：“买绸黎！裙纱熟绸”，或者准确地投掷“飞机榄”以至某层住户订阅的早报。一切模模糊糊、浑浑噩噩。陈方安生、梁爱诗等，应该正念英文小学名校；程介明兄弟、曾杰成兄弟大概刚入我的第一所“母校”吧。差以千里的人生路向，初小时就不只毫厘之远。
不过，有些东西似乎看来真的相差很远。譬如说：小学的中文“程度”。
书房里保存着一本影印的振华小学毕业纪念册。一九五一。一开首是校长的序：
“诗云：‘如切如蹉，如琢如磨’；故《鲁论》以学习有朋之训冠篇首也……”
然后是“海燕社”、高我一级的学长，赠校长的诗——唉，一首七律（首句原脱一字）：
擎天大厦赖□支，多咸东皇雨露滋；
草缠风行知利导，发聋振瞆在扶衰。
未能忘本有今日，不断向前属后时；
一样领梅春色好，北枝原不让南枝！
跟着系校长的“步元韵答毕业同学”：
大厦从来众柱支，树人树德华含滋；
任教暴雨横施虐，依旧春风乐不衰。
灼灼满园荣丽日，年年一度庆良时。
书田苦种传经义，喜见桃开又一枝。
再翻下去，竟以为是七律诗集了。“全体同学”又赠梁校务主任——相当于副校长：
谁似延陵季子贤，锦囊随处富诗篇；
回天蚕著匡时笔，避地今停策马鞭。
忍弃莼鲈微卓识，奇逢逆旅悟前缘。
几生修得龙门晋，争不狂抛引玉砖。
聪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消息了。梁主任又有步原韵答诗：
空谷佳人绝代贤，临岐犹复赠诗篇。
君如秤局争先着，我自文坛愧执鞭。
北海交游悲老夫，仓山经传补因缘。
据鞍尚许师前哲，敢守阶前故步砖！
然后是“本校史略”：
“诗云：‘薄言采芭，于彼新田，于此亩’——此言新美天下之士，使成有用之才者也……”跟着又一首“赞颂全体老师”——没有说是谁“作”。当然是以“全体学生”的身份了：
云梦苍茫何处寻？潇霜（湘？）一片散清音；
风摇斑管如闻瑟，月满花阴好按琴。
法曲悠扬传古意，澄波荡漾见师心。
美人香草思俦侣，海鸟林猿共啸吟。
大概至此作者也累了，“惜别全体老师”就缩成五律：
缘何今日宴，竟是别离筵！
易醉非关酒，伤分欲问天。
白云徒此散，明月几时圆？
咫尺天涯隔，灵犀一点传。
够了！够了！想不到那时在我们十岁左右毛头小子眼中年“高”德劭的教师们，原来当年只是三四十岁之间，而竟“培训”出感情与技巧同等成熟的、在今日大学中文系刊物也不算常见的诗人与诗篇！
那时国内龙战玄黄，人才蓬转。万里南来者能有一口饭吃已经不易。曾经指挥十万貔貅的，此刻在狮子山下每天打十万石子；曾经执教官立大学的，现在到了私立小学职位也岌岌可危。在设备、师资一切都不能和后来的合规合格相比，是事实；经常有些“超值”老师，造福“众生”，也是事实。特别是那些早年念满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古典中文的知识分子，跑到台湾当达官贵人的秘书、记室，就大写骈四俪六，流落小岛香江作其孺子之牛，就不禁技痒难熬，代“孩”立言，自鸣其坎坷与理想了。
我到六年级时，校务主任兼班主任已经换了卢梅庵先生。到三十多年后偶然重逢，才有机会拜读到旧老师的诗词，原来也是雅懿深厚。可惜当年一点也不知道，也一点都学不到；见得到的只是毕业证书上雄健的楷体。
到六年级，苏瀚生校长已经御驾亲征了我们三载古文。不记得每周是一堂两堂了。“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直到四十年后，其中一名当年的无知小童在“太学”里对着另一批“诸生”占毕呻吟，当年摇曳在怡和街四层旧楼的声音，仍然萦绕耳际。
或者要插叙一下。在二、四年级之间，不知为什么转过一次学。那时渣甸街与怡和街一齐接合轩尼诗道的利园山还未夷平，就在现在希慎商业巨厦的原址，小丘上矗立着岭英中学。什么都不记得了。只仿佛当年那位洪高煌校长“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继承他的广州母校岭南、培英，所以叫做“岭英”……
记得有一次——也不清楚是在培侨、是在振华，还是在岭英了。亦不知是一年级抑或二年级的身份，跑到三年级的课室门口一望，黑板上的字一个都不认识，那羡慕、敬仰的感觉，到写这篇文章时仍然存在。
转回振华，发生了一件墨水笔失窃风波。那时普遍很穷，对小学生来说，墨水笔真是一笔财产，如果是柏架（派克）二号、三号之类，就恍如后来娱乐圈的什么公子的平治跑车了。有一次，不知谁人失了一支墨水笔，举班骚然。班主任也忘了是姓董姓莫了，一查再查，不得要领，也不知怎的，最后嫌疑犯竟然是在下区区，指证最力的好像是一位后来才知道和学校主人名字差不多的同学。到现在还可以向相信了的造物主发誓：全不知情，那支笔，没有看过，也没有接触过。伤心极了的母亲连夜又打又骂、又问又审，都不能相信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是“贼仔”——一个从那班主任口中吼出的称呼！“如果是你，就早早承认，请求恕罪；如果真的不是你，打死也不要冤枉自己！”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浅白版本，就在那时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
当然，真相如何，我始终不知道。幸亏自己不如八、九十年代的同年那么娇弱，否则，就从学校或者家中的露台，也可以跳下去了。
五年级某一个上午的作文堂，不知怎的，神清气爽，记起《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初访孔明草庐未遇、回观隆中景物那几句：“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也不知怎样自己变化了一下，又活用了不知从哪里看来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等句——那时肯定没读过《赤壁赋》——几天后卷派回来，竟然开了超过七十分的纪录！那时的标准，六十分及格，一般“振幅”只是六、七分之内；如果“八十”，一定是批卷的中文“六”字上半脱了色，上得七十，已经又贴堂、又传观、又口头夸奖了。很遗憾忘记了当时的“国语”——那时不叫“中文”，到中学就叫“国文”——老师是谁。总之，由于那次的鼓励，以后作文也似乎好起来，考试名次，也由四十人中的二十几、十几升到比较大的个位数字了。
不过只有第一、二名才有资格被选派参加新办的小学会考。（至于“升中试”的继行而后废，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据说是黄、冯二君被派，似乎合理得没有人有什么特别感觉。至于“小时了了”的先进者，若干年后，“当年之勇”印象犹新，而后来的别人“大竟然佳”，似乎不复吴下阿蒙，就不免酸味溜溜，甚至避不见面了。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应邀担任该校中文学会主办全港中学生书法比赛评判之故，年年都到湾仔某天主教名校一次。偶然也能见到该会的顾问老师，也就是当年参加小学会考的其中一位。后来据说获得了首席官中五年奖金，直升最高学府呢！不过一别数十年，他已是满头白发、满面病容、满口生意人般的客气话了。两年多前我刚刚移民澳洲，生活有些不顺，辗转传回香港消息自然有点变样，再传回来，就据说有人笑道：“活该！活该！吃得咸鱼，就要耐得口渴！”相濡以沫难，白头如新易，这大抵也是人情之常了。也正因如此，我们都需要上帝。
报纸上没有“息劳”、“宠召”等字眼，大概积闰享寿八十八岁的苏校长终之没有信主吧。上述那位旧同学曾说替我联络，始终没有下文，再看到一别四十多年的老校长消息，已经是九三年七月底的讣闻了。贸贸然自己去了殡仪馆，见到了另一位当年同班同学，后来更因此与也是一别四十一年的好几名旧友，彼此都两鬓如霜，有些当年因战乱而迟了几年入学的，甚至已经年近耳顺了！岁月易得，实在可叹，可幸声音、笑貌、小动作、口头禅，还是四十多年前那个样子。我又冒昧地根据所得美国地址寄来慰唁校长家人，虽然石沉大海，也就聊表当年教导古文的感念之意了。
二 初中
好像在振华念了试办半年的初中一，就又糊糊涂涂地转到湾仔海旁的德明中学分校去。那时有所谓“十二职校”，都是中文中学，双十节都张灯结彩。德明算是很上轨道的。每学期的学生手册，包括了成绩表、每日功课纪录；开首几页，是肃立而唱的几首歌曲，庄重刊出的几幅图像，包括了创校人、“休休有容”的“防城陈公”。
伯南将军是否休休有容，我不知道，只听许多人说：他治粤期间，老百姓能过不错的日子。他的家族名字几代以五行偏旁部首为序，孙辈中间那字是“火”旁的“耀”，与我的稍有不同。有次到会计处交学费，那位先生还诧异地问“你要交费吗？”
不论交不交费，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都很好。教初中一动植物学的邓先生，让生物分类的“门、纲、目、科、属、种”，教我们两句歌诀，记忆世界上最多的动物——昆虫——依“翅”而分的类目：“鳞直膜鞘等双蜻，半同虱微英”。最后那字肯定错了，但又想不起；手边的书也查不到。算了吧，当年学的大部分都交回老师了，况且，三十多年来的分类方法可能又已经变了几次。只有对邓老师循循善诱的感激，没有改变。
国文——那时叫亲切庄严的“国文”，不叫中性的、世界味道的“中文”——老师王士倬先生，瘦瘦怯怯的、谦谦和和。也是难开了几十年，到八十年代中应邀到旺角诸圣中学演讲时，才再见面。王老师后来赴美，还寄来对联、谜语的研究心得，要我题字、作序呢！愧不敢当而又义不能却、情不可忘；那时才又醒觉：以他来教当年我们这班浑沌小孩，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中文很好的人往往并不主修中文；人人敬服的初三班主任李荣基先生就教物理。演算清晰，讲解明白，批改周记的毛笔书法和辞章工力，叫人格外钦佩。毕业后一段日子，就只见过他在东马来西亚骑单车的照片，又再过好几年，知道他回来香港青年会中学任教，然后初中（“碧社”）校友聚餐，邀得他出席重叙，同学们对他还是和当年上课一般尊敬呢！
佩服的还有初二、初三的国文老师陈先生泮藻。头发蓬松，被私下称为“草头”，不过没有不敬之意。课本之外，他常常写些古诗或者自作的韵句，在黑板上给我们讲解。“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美丽的罗敷，就是这样和我们认识的。
罗敷有夫，而夫子有子。他儿子名“恬”，一个笔画不多而我们认识也不多的字。陈恬那时七、八岁，活活泼泼，好像有点顽皮。到若干年后再见他时，彼此已是英华书院的同事了。记得离开陈老师后许多年，忽然在报上看到他“就任香江书院文史教席”的消息，就去函问候，怎知没有回音。后来和那时已经是成熟沉静的陈恬兄提起，原来是同姓同名。他尊大人那时已经不在了。
引发我念“陌上桑间”以至其他诗歌的不只国文老师，还有一位非师之师——所谓“学无常师、道在即是”——也值得一记。
她算不算懂得诗呢？很难说。她并不认得很多字，就是事实。不过这无疑于是她的全情投入于吟诵唐诗三百首，尤其玩味义山无题诸作，在我和母亲租住的尾房房外、她和婴儿所僦居的床位之上。有时她别无可问，就拉着我来研讨研讨，不过聚两聋不能成一聪，她不明白的我通常也不甚明白，于是不甚了了而不了了之，继续咿咿哦哦地吟咏下去，自得其乐，很有荡气回肠、一唱三畅的样子；比起后来许多英文程度并不怎样而好哼英文歌曲的人，大概是不同时代的相同陶醉吧。诗歌是属于所有人的，而声情为重要，这是这位“非师之师”给我的启示。
三 高中
四十二年前的香港水陆交通情况，真要看所谓粤语残片或者近年纷纷出笼的怀旧明信片才再得启示。当年我要原校升学，就要“步—船—车”或者“步—船—步”，从鹅颈桥——湾仔或中环码头到油麻地或旺角，然后到洗衣街正校。习惯了因无亲无故而两母子相依为命，虽然上了中学就常常顶嘴、吵嘴，精神上还是互相亲密照顾，所以，这段每天的路程实在太远了。于是又转校，考入了当时名气也不错的知行。在大坑道和布律活道相交之处。相邻的是寿山，都是十二联校之一，不过不大有联系来往。下临扫秆埔政府大球场，拐过弯应该就可以旧地重游培侨中学。不过那个年代左右分明，念十二联校的如果涉足香岛、培侨，如非诈降就是劫寨了。每朝在操场跟着训导主任区天康先生的小喇叭唱国歌、校歌、圣诗，然后上课。在此之前，就打打篮球。印象中篮球场似乎是我班天下，高手如云，包括好几位女同学，不过我既是新来的，又鸡手鸭脚，全不入流，一同由本校初中升上的他们，也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何况，不知是德明程度又稍微胜于知行，抑或是自己渐渐有点开窍，在初中时经常考第四、五的我，到高中时竟然威胁到那位从来就考第一的女同学。到升高三毕业班前夕，刚好校舍有被业主收回拆建，知行要下迁湾仔，同学们以讹传讹，人心惶惑，有几位说要转校，写信到培英取报名表，而回邮地址写知行中学转我收启。经这样可笑的安排的回信我从未收到，收到的只是一张高二结业试的成绩表，接连三学期的第一名忽然跌回第二，原因是一向八、九十分的作文惨跌到六十六分。当然，卷子是从不派回的，作文评分几乎完全是“自由心证”，也是人所共知，虽非江郎，而为何如此年未十八便已“才尽”，就不得而知了。所共知的，是高三全年免费的荣誉，给予从小一就忠诚地念上来的她，而不是才来了两年，而且又显然不算自己人，这次又只考了第二的我。
没关系。当时和以后，自己都不大介意。有两个月的免费作为“亚军奖”，也就心满意足了。何况那位女同学又美丽大方，还是篮球校队、班长等等，大家都安然让她居于女皇的位置。
全校同学都心仪，而上他课更畏若神明的，是化学老师袁凤文先生。又懂作诗填词、拉二胡、绘国画。黑板字铁画银钩，毛笔字龙飞凤舞。化学教得清楚明白，深入浅出，人人传说当年在广州还是四大天王之一呢！有没有这回事？四大天王是何方神圣？大家都不大在心，担心的是又派回化学习作了，会不会又大半堂全班接受痛骂。不过他又实在骂得令人口服心服。爱之深、责之切。先骂国文。化学习作簿里的错字别字、行文不通、语意不明，一一指瑕抵隙，比国文老师还要透彻，然后骂化学原理不明，方程式演算得糊涂，分子式平衡得混账，绘图马虎，诸如此类。站起来接受检讨的脸青唇白，远亲近邻也人人自危，兔死狐悲。不过骂完了足足一堂，派回了全班习作，大家又确是增加了学识，改进了态度和方法，那四十多分钟的挨骂实在值得。如果间有佳作，他又不吝称赞，即如暴风雨中忽然日丽春和，身受者感激涕零，其他人等也诧为异数。
有次不知如何，他忽然兴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就此抑扬顿挫，朗诵到“……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荡气回肠，我们没有人明白里面究竟说些什么，只觉得很好听，很有些感动。据说当年毛泽东驾临滇池，也曾戏问文武百官谁人背得这幅孙髯翁的名联，结果只有文武兼资的陈毅，能念半首云云。近年移居南国，投闲置散，幸亏每逢周末，有班朋友来舍共讲诗词，几乎所有人都被我鼓励而背了幅大观楼的中国第一长联——不是最长，是公认最好。至少是最好的长联之一。“……趁蟹屿螺洲，梳里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便珠帘书栋，卷不及雾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每听到这些字词，便想起不知如何失去了的，袁老师送我的手绘图书“江帆水榭向黄昏”，便想起袁老师教化学，讲诗词、念对联、骂习作的亲切声音。
初中时的化学念得实在“化学”，除了知道H2O是水之外，就水汪汪的一片，经过袁老师的启发、鼓励，自己居然每天跑到附近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货仓一个房间的公共图书馆——唉，那时只知道有这个地方了——自己找些其实早已过时的化学参考书来看，融会贯通一番，配合堂上所教，答在习作之中，并且大蒙称赞。袁老师认为在他所教的以外，还能自己找补充的，甚至不同的资料，才是好学生。惭愧的是我虽然后来获得很高分的会考优异，虽然在崇基念了半年化学系，一放下了，就绝大部分都交回老师，如今大概也只剩H2O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