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私立中文中学并不是“津贴英中兴起”以后那么急转直下，糊涂一塌。当年许多学校的师资实在不错。袁老师之外，又有教我们生物学的黎国昌先生。据说是留法博士。眼睛大大，下巴短短，髭须伸向两边，像头智慧极高的老猫。这个真感受说出来，丝毫没有减少同样是真正的敬佩之意。黎老师还给我们看他写的好几十首律诗，绝句。如果当年这班毛头小子有谁完全读对了他诗中的文字，甚至懂得赓和，老人家一定乐得颐解髭开，笑不拢嘴。
能作诗的除了袁、黎两位外，又有翟丛胜先生。他虽然没上我们的课，也送了些名为“火柱”的书给大家看。原来是与一家长洲教会有关的。上面还有他传播福音的诗。
惭愧那时对福音既乏认识，也不感动，虽然在初、高中之间，已经拿了“时兆圣经函授学校”的“基本要道班”毕业证书。答函授的课卷，就如应付会考圣经科，实在太容易了。当它是半科国文应付，便绰绰有余。圣经金句能引述的绝无仅有，也拿了会考良好，以后一想起当年的想法与做法，便愧疚不已。
愧疚的还有当年对由校务主任而校长的麦天方先生，主任区天康先生以至文史老师刘伟民先生等认识太少。他们都是礼贤会的热心教徒。刘老师后来转到赤柱圣士提反，然后到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系，他的长公子是我多年的熟朋友。那时觉得麦先生很严肃，最近看到同时是历史学博士的麦志刚牧师纪念麦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他为人虔诚、认真，还喜欢填词，写作。校长张汉光先生是认识更少了。区先生用喇叭带我们唱圣诗真好听。“我要真诚，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洁净，因为有人关心……”“……Th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当年的小小感动，直到四十年后，知命耳顺之间，才由“青年向上”而变成决志归信，也算是老师们的不肖弟子了。那时又似乎曾经扰攘一番，说要变成“信义会知行中学”，连在九龙塘的新校舍都有图则看了。后来不知如何，又没有下文。毕业后没几年，就因为校舍再被业主收回，学生来源又有问题，主办者心力已疲，就可惜地结束了。我一生念过的学校，除了港大之外，崇基是名存实亡，其他全部倒闭，知行也不例外。
湾仔德明分校大概也是和知行一样，在“津贴英中兴起潮”和“楼宇拆建热”中倒闭吧，前面说过的李荣基老师就和袁凤文老师，以至也是知行理科教师的何六韬先生、杨景弼先生等变成了中环必列嗜士街青年会中文中学的同事。现在想起来，那所中学的校长何世明牧师应该是相当礼贤下士，慧眼识人，否则为什么我所认识的好几位良师，都被他罗致？何牧师我只有几次“望之俨然”，没机会“即之也温”，近来细读他有关“融贯神学”的许多遗著，才知道他对中国文化与基督真理信仰的热诚和了解的真切。从前还一度梦想：“也到青中教书吧”，不过为的是想再次亲炙上述几位旧老师，不过那梦想还没升到去函申请的程度，也就从没实现。否则，追随了何牧师，可能就早几十年信教了。他的女公子淑儿，刚毕业港大时好像来崇基代了几节“人生哲学”的课，我那时在四年级，在课堂上见了一面，英语当然流利，看来很聪明。也算是“一时”之师吧。
敬爱的老师而转到青年会中学的还有莫耀焜先生，莫老师是早年广东高师毕业，知用学社中坚；中山大学的毕业生，都是他的师妹师弟，不要说中文大学了。当年广高的人国学修养都很好。搞现代数学的通周易，念法政的能写骈文，莫老师的学问文章，也是普受敬佩。我们的毕业同学录序，就是他代校长执笔的：
本校缔造至今，历二十六载。为侨教书绵力，对祖国效忠贞。日居月诸，今高中第十届文理二组同学，又告毕业矣。多年砚席，一旦睽离，能勿依依！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缅怀往迹，朝乾夕惕，穰今日之小成；引领前途，遗大投艰，朝他年之丕烈。勿因聪与敏而自矜：吾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毋以昏而庸为可限：当念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今后崇德广业，念兹在兹！
方今中原板荡，国步斯频；他日沦鼎再宁，需才孔亟。诸生以雄凤之清声，卜云鹏之振翮。或为中流砥柱，傲雪凌霜；或作国家栋梁，补天浴日。范成大诗云：“学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愿向救主前，虔为诸生祷！
易疏曰：“铜山崩而洛钟应。”同学之交，端重道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越吟车笠之盟，秦颂绨袍之赠。幸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书曰：“恶乎相忘？于富贵。”铭作钴砭，有厚望焉。
这篇后来某些最高学府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也一定写不出、解不了的文章，华实并茂，情辞恳切。我们当年的会考生一定发觉；文中故意用了许多高三国文课文的典故，以期我们读而能解、学以致用。结合了基督信仰和中华文化，希望我们终生受益。至于字里行间，流露了那时许多南来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意愿，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高二时有位国文教师许复琴先生，写了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学史》。“你班友仔，学晒我D口头禅！”他笑着而说的四邑腔粤语，写作本文时又一次响起于耳畔。有次流行性感冒肆虐，他一入课室，便一言不发，振笔大书“甘草三钱、薄荷二钱后下……”满了整个黑板，我们始则一望愕然，继则急抄欣然，终则或分发流传、或照买照服，对遏止病疾在校内蔓延，当然有一定的贡献。后来离开很久，报纸上还间中有他的消息，原来又是中医学院主持人、又是私立大专文史教授呢！若干年后，在台北立法院似乎又见到他——原来是他的哲嗣之远立法委员，由加拿大回来，问政、写诗、作画、长得和他几乎一样。后来之远兄还叫我这个雾水师弟兼同事，替他的诗集写序呢！
高中时，化学学得最起劲，国文也很好，历史如果不是会考时临场大意，应该有优异。生物、地理也很有兴趣。近视很深，信教很虔诚的李观淞老师，朴实忠厚，有方法，有耐心。当年我奉命在黑板上空手画了个简简陋陋的世界全图，还蒙他鼓励一番，可惜现在只看雪梨的街道了。观淞老师应该现在七八十岁了，去年知道我受浸，还十分欣喜，每期寄赠基督教周报——以前关心我这个上课好讲话的学生的功课，现在关心这个旧弟子的灵命，真是可感之至！
那时有点自豪地念理科，而数学细胞实在欠缺。解析几何、微积分、大代数，耗时耗力最多，后来“原数奉回”老师也最快。会考甲、乙两数侥幸及格，不过在全班中已是前几名了。
我们的数学差劣，英文程度就更低。私立中文中学，种种条件都不具备，英文大概不会好到哪里。除了培正。不过培正也是数理化极好，听说他们用英文辅助课本。我们就听、讲、写、读，一无是处。从初一到高三，每年要脱口而出的英语真的不超过五句，其中四句还是考口试时轮着起立“应对”的。学语言的黄金年龄而“营养”、“运动”双双缺乏，后来就受了一生的报应，也因此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感慨特深。进崇基一年级时，来自英中预科、英文比我们抛离许多马位的，越级直念二年班英文，如当今圣公会主教的邝广杰（下面不知加哪个称谓才好。抱歉抱歉。）英文系的念一年班A组，其他B至E组，依入学试成绩而分。后来有位绰号为“白发魔女”的英裔教师当系主任时，听说还特立一组Section R以待二三四年级而大一英文仍未及格的重修诸君子。“R”者，Repeat也。果真如此，许多人的自信、自尊，就又一次践踏在以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为标榜的人脚下了。我那时幸在B组，可见还算是庸中佼佼，不过后来牵于他事，在这方面不知自强自勉，就落得今天的地步了。
当然，要补充一句：高中时的英文老师王兰旖先生，一派英国绅士风度，同学们以他的口头禅为花名：Let me see，大概他是英才内敛、三思而行的学者，对我们这班劣徒，是大材小用了。
四 没有学位的大学
中学毕业了。当时我们的升学途径远不如后来之多，但也不算没有。最要紧是会考及格——即是说：国文科及格，外加四科。当然最好是英、数、理、化。如有优异、良好，更足以扬名声、显母校——因为一切都列明在报纸上面，就像后来电视台选美那些惹人兴趣的资料。
会考及格，可以申请师范一年制，教小学。口试：你当然有看课外书吧？有。知道有鲁迅这个作家吗？知道。于是发榜就没有名字了。也好。大丈夫志在大学。你不收我？我才不进你那里呢。
校内第一名，十二联校，可以保送台湾。校、院、系志愿任填。那时六个志愿都填“台大化学系”，化学之神，一定对这个当日无比痴情而后来知难而退的天真小子怜悯而轻蔑地微笑。不久就收到录取的通知了。本来就母子相依，不相远离，何况那时的交通资讯，远远非后日可比——搭的还是风涛颠簸、七日方至的四川轮哪。当时从香港打电话到新界，也要总局转驳，费用另收，何况台湾呢？更何况，不久还发生轰动世界的金门炮战。
后来才知道：当时即使填“台大医学院”，也一定录取。假若如此，或者若读有成，顺便娶得台南土财主的独生女，红包滚滚而来，甚至赴美深造成为名医；或者程度、体力都追不上，在台籍精英的心凉眼热之下彻底崩溃；或者……
以我的情况，应当接近后者——谁知呢？一切都没有发生。
那个年代，巍峨古雅的港大殿堂，当然不是为中文中学而开的，我们对这所本地最高学府，也陌生之至；甚至拾老师们的唾余，有点无知的、连酸葡萄也不是的、不屑。不过未知何故，当年的大人先生竟也网开一面：中中会考成绩好的，可以再考入“特别班”，努力英文一年，然后再考港大。多年后回头看，为自己实际前途计，我本来应该走这一条路。如果顺利的话，也是一九六二年毕业，而且有当局承认的学位，天子门生，无施不可，祖宗庇荫（唉，今天应该说：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可能以司级之尊，过渡九七。纵不如此，英语流利，根正苗红，走少了许多冤枉路，见多了好些世界。
当时不会作此等现实的“庸俗”之想。只想就此直升大学。崇基、新亚，当然也是大学，人家美国也承认，你香港殖民地政府歧视而已。（其时也不想想：将来得到美国享受“承认”成果的是“人家”，留在香港、听任摆布的，是自己。）何况，入特别班又要再申请奖学金、再宣誓、再检验身体……。于是，又放弃了。
放弃的也是为期五年每年二千五百元的“助学金”，而宁取为期四年，每年二千一百元的“奖学金”——因为自己不想四年后非依契约再念一年师范不可。因为自己不懂得商业社会一切都要开天要价、甚至谎报家境。因为申请“奖学金”比“助学金”需要更好的会考成绩，因此代表一种荣耀……那时当然预料不到、四年后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崇基，依然别无佳就，而要念师范一年，以换取同等工作的港大毕业生三分之二的薪水。
我为人糊涂、选择愚蠢之处还不止此。在那个年代，在本地升学时，港大以外，入理科的以崇基为荣，而念中国文史哲的，就必然仰望新亚门墙，想作《中国学生周报》、《人生杂志》等文化刊物所常见的钱、唐诸公弟子。我一心一意只选化学、只考崇基，于是就拿了入学试文件。一看，傻了眼：怎么中文科的篇目许多都没念过？没办法，只有自己找来，苦啃一番。王粲登楼的吟咏之声，就是如此听到的。然后考中文那天，在马料水崇基饭堂兼试场坐下，开卷一看：咦？为什么又跟不久之前的会考差不多？
然后考完了，离场了，别人的卷都收了。偶然回头一望，好像自己的卷还躺在桌上。有两位年青的监考人员也同时发现，就收拾了去。一个后来知道是高年级姓岑的还说“这张卷‘杰’了”——“杰”就是“麻烦”的意思。
后来才知道：那时行政人手不足，许多事情都靠工读生。于是：有人派错了上年的考试手册，有人又不加细看便根据过时的菜单苦苦准备酒肴，而幸亏冰箱里的馂馀仍在。有人收卷而不点卷，几乎沧海遗珠……
有人也就如此这般入了他心目中的大学。
大学是锦上添花的地方，念书的原则，不应该是雪中送炭，这是我当年的理会。
我的想法是：念大学，应该是已经选好的科目，念得更好；这样对己对人，才有益处。如果补盖罅漏，捉襟见肘，那又何苦来呢？
这些话是对自己说的。
入了化学系，发觉一年级四五十人，大半是从培正来的。他们许多都言必称“浸会”、“贝勒大学”，准备下一步就到美国。用惯的是理科英文课本，到崇基看那时台湾“海盗版”蓝色封皮的Pauling Deming的《化学概论》，真是驾轻就熟，我们就没有这个方便。教英文那位西籍的麦太太，人很和善，用英文《读者文摘》作教材，那些生字排山倒海而来，真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人家是越摘越少，我们是越查越多。那时又因图书馆里有关中国思想、文化和近代史的书不少，如入宝山，越看越有兴趣，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念化学系。时间很不够用。最要命还是微积分。那位由台湾负誉而来的社长策先生。dy/dx，演算如风，脸色如铁。一测验，百分之九十不及格是稀松常事。连培正诸君，也频频集思广益，如临大敌，不要说我们这类出自杂牌的散兵游勇了。于是自知动学以来第一次的、功课不易追上的恐吓，形诸毕业以后多年的梦寐。
何苦呢？况且自己粗心大意，根本不是理科的料子。
何苦呢？
于是趁成绩表还没有淌血，趁实验室还没有爆炸，申请转系。转一向喜欢的国文。
和蔼的化学系主任张雄谋博士通过了。凝重的中文系主任钟应梅先生同意了。学生姓名，各科成绩如数家珍的注册主任谢昭杰先生也没有异议了。就等教育司专上学院奖助学金小组批准。
一个早上，在走廊碰到有时心事重重、有时满面笑容的谢主任。他劈头就说：“你何不转生物系？”语气亲切而激动。学生们的情况，他真的常在念中。对了，化学生物，性质本来就近。自己会考生物，也是优异。
“你还是转中文系吧。刚刚开会通过了。”一打电话到教育司，对方还未听完就告诉我说。
从此就念了七个学期的中文系，教了一生的中文。
早知念中文，当初应该考新亚。那个科系比较受尊重，教者、学者，也会比较更自重。十目所视，而不是得过且过，有司者就会更以真正的学术自重，而较少纯然以权术自重。
当然，我说的是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不断重演的人性表现。这些表现，不必然是太多了，然后人们才会以受害者的体验申说。
也当然，现在自己也可能庆幸：如果当年不是如此选择，现在批评新儒家，相信基督教，那心路历程，可能就更不顺畅。
基督教被视为洋教。热心维护传统文化的大师，以信教的中国人为文化上的不忠者；热心传播福音的人，也往往有意无意冷待中文。这些问题讲来复杂，不是年少识浅而又指教无人的当年之我所能预知，所能了解。
念上了三年级。因为功课不忙，不知如何，做了学生会智育股长，兼中文学会副会长。杂事纷繁，念书不大勤力，加上个性粗疏，而书面表达所学的比率又不低，于是造成侥幸易得的表面成绩而其实一生浅陋，早已自悔而又难以自救。
人或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自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中文系教西洋文学的吴笑生讲师去世，身为所谓主编的我，虽没有直接受教，也在《崇基学生报》上用了“哲人其萎”“山颓木坏”之类、已经迹近陈套的字样。系主任见了，就脸色一沉，对我说：“对他不能用这话。”
那时，一年级读书指导（要籍解题）、二年级史记、三年级词、老子、荀子、文字学、四年级毕业论文，统统由系主任开授。真是鸿博。他和校长凌道扬、前任教务长刁作谦、去世的前系主任钟鲁齐、校外委员港大罗香林先生等，都是客籍人士，连续主持系政有十五、六年吧。人与事都习惯由他安排，宰制。他最尊重的同事，是教诗选和《文心雕龙》的伍俶（叔傥）先生。伍先生是靳春黄侃高弟，与新亚的潘重规先生、台湾师大的林尹先生等是同门了，不过不搞小学而专精选体，我们似乎在他身边嗅到些魏晋名士气息。讨他喜欢的同学大概不会对他提起杜甫、韩愈这类等名字，不要说朱、陆、阳明了。在他一篇《自序》里似乎还提过不喜欢《岳阳楼记》。一口浓重温州口音的国语，一不留神就整段要放弃，从下一段再特别用心听起。不过他年辈最高，名气最大，喜欢作诗的同学自然纷纷葵倾，以获得沾溉。有天，某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女同学天真地问他：“杜甫是诗圣，为什么我们不开杜诗？”我就眼见伍先生没有什么表情地说：“新亚已经开了。”——当然，有些人设计课程，是真的以“学生为本”，为他们的宽阔眼光以及中学教书的需要着想，“不怕雷同、只问正宗”的。不过，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我们又有说什么呢？况且，中国学术、文艺，名家名作无数，许多都只能自修，也应当自修了。
许多同学与王怀冰先生比较狎熟。他住在油麻地吴淞街闹市，儿女很多。平易近人，讲课很大一部分是重复了不知第几次的近代人物掌故与传闻琐事，常常提起“我的朋友罗香林先生”之类，与系主任常常继承他们乡先辈古直之后痛骂胡适，又大异其趣。王先生大抵是爱热闹、重感性的人，与其他两位主要老师性格很不相同。自问那时也是年少识浅，在隐约觉得大有矛盾的长辈之间，有轻率的选择性同情，甚至无辜卷入蒙猜受忌的青白眼范围之中，以至影响去就。若干年后，有机会和旧日的业师以同工的缘份共事共处（譬如在珠海文史研究所当了好几年博、硕士的论文翻查之类），一次又一次体验到某些传统文人、村夫子式的糊涂、颟顸。不明是非、不辨事理。就恍然明白孟子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是至理名言了。
一年级时教国文那位杨睿聪先生，原来是高三时年青的、台大回来的数学科杨景弼先生的尊翁，也不知应当称呼他是老师抑或太老师了。原来四年级的声韵学是他教的，用的是一看再看总不明白的、正中版叶光球的教本。升班前正买了这本东西，杨先生就不幸病故，请了位潮籍女学者林莲仙老师来代，改用她在中山大学的教授王力的《汉语音韵学》，配合了那时仅有的参考小书，罗常培、唐作藩等的册子，自己排比整理一番，也理出个所以然，并且在以后几十年当中，大学老师讲声调，粤音常识时，受用不尽了。林老师非常尽责，相当紧张，富有潮汕人士荣誉感和奋斗生命力。后来和女儿同日获得港大博士，一时腾为佳话。爱儿不幸念中四时随神父往游泳而遇溺，成了她又一项极大的伤痛。我们初以学生身份到她中环府上拜年时，女儿还是初中生，后来就成了港大医学院生理讲师，并且是历史系一位同事的夫人了。林先生似乎有不少委屈，我和家人每年春节拜候时总约略听说一二。眼见她珍如拱璧、锁在玻璃壁框里面的亡儿手制模型战舰，自己的书法、博士和各类评判证书、襟绶等，总不免又佩服、又感慨。林先生后来卒之当了一段不长时间的系主任，临退休前力争在最后一个月升了教授。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学业以后多年的事了。退休后她又到过浸会、岭南等校出掌系政，好像都不大愉快，近年和我们的联络也极少了。前两年还在港大她女婿当舍监的那个宿舍街旁，远远看见她满头白发的臃肿身影，实在令人惊惧那无情的时间！
念了四年崇基，相当得益还是选修外系的某些科目。从崇基的前身、广州岭南华业，到美国跟过杜威、又回母校服务的曾昭森博士，六十年代初期离开大陆，到崇基当教务长。他开了科半学年的“形式逻辑学”，我好奇心地一选，选出个终生的兴趣来。当年承蒙昭森老师奖赏，还在华业后替他改了几趟这科的卷子。到港大中文系任职时，还滥竽充数地，在“现代汉语”科提供给同学们一些这方面的入门知识，希望大家“想得合理”，于是“说得明白、写得清楚”，甚至再教另一个下一代时，也不致糊糊涂涂呢。实际上曾先生的课虽然只有四、五个月，那感念与佩服却是终生的。
曾昭森博士早就观光过外国的月光，但他仍然眷怀禹域的太阳；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也敬爱传统的中国文化。许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新儿童》，那本战后风行了好几年、启迪了无数小心灵的好刊物，就是在他领导之下，他的高足黄庆云女士所主编的。多年来不论转徙奔波到地球哪个角落，横排着一整套的《新儿童》，总在他的客厅大玻璃书柜，直到他七四年因病去世。在病榻中他还亲笔为我写了封给港大的咨询函件，力荐我这教了十年中学的当年崇基第一名毕业生，也可以教大学。对曾老师，我有永远的谢意。
曾先生为人刚正，听说后来与他有葭莩之亲的容启东校长，也不大和洽。或者他坚持教育家的理想和炎黄子孙的气度吧，他特别气愤于某些华洋人士的媚佞与骄妄。再可能加上别的原因吧，许多人都说：曾博士脾气很烈。不过他对学生是很宽和、很有爱心与耐心的。
我们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曾先生和神学组主管梛亚（Dr Noah Fehl）以及他当财务组主管的夫人非常不对。我们念四年级“人生哲学”科的“柏拉图理想国”就是范博士所教，他还编了本提纲挈领的书，由崇基拨款出版。宗基的成立，就和台中大度山的东海一样，旨在继承因国内政局剧变而扫地以尽的十三间教会大学的传统，所以各系各级都要读《圣经》，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到渐渐接受政府津助、监管，圣经科就改名“人生哲学”，教材也广阔了，譬如二年级就教“中国哲学史”，用的却是日本学者宇野哲人的书——就像不看“中央日报”、《人民日报》，而看翻译了的《读卖新闻》。不过那本书也算条理清晰，规规矩矩，只是没什么深刻或者新颖的见地。绝大部分同学对待两学分的“人生哲学”，怕就如台湾同辈之对待“三民主义”、“国父思想”、“俄帝侵华史”吧。
郁郁不得志的是另一位外系老师、教西洋经济史的丘镇英先生。“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印象很深的、挂在他沙田的小小客厅中，好像是他岳父墨迹，以青年的苏轼相期许，谅想丘老师当日风华正茂，不过教我们时还是兼课讲师，满面病容与愁容，奋力支撑，也是好像客家腔的国语，讲解得清清楚楚。还写了本不太厚的、这方面的书，可能是才命相妨吧，没有多少年之后，丘先生贫病交迫中去世。寂寞当世名，萧条身后事。不过当时还在中学的公子成桐，不久就崭露头角，从崇基数学系以惊人成绩升学美国，再一个不久，就成了驰誉世界，获得荣衔无数的数学大师。德门有后，丘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安慰了。
比起丘先生，另外一位经济及工商管理系的教师，童冠贤先生，就恐怕舒泰热闹得多了。不过他人是肃肃穆穆的，要校中好像属于德高望重那一组。他开的其中一科是“比较经济制度”，上课时照着自己的本子慢慢宣读，气定神闲，让我们笔记——大概就像十一、二年前，他一度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时，仰承层峯之旨，面对芸芸委员，宣读议案记录的样子吧。我那时的国语程度比后来更劣，“经济”“政治”难解难分，“建构”“结构”无差无别，自觉记录得不知所谓；而下课铃一响就师生异路，问字无从。好在不久就偶然在旧书店发现两本与本科同名的书籍，里面许多段节似曾相识，于是大喜过望，继此“记有余力”，就可以旁及许多其他参考资料，什么“求利动机”、“企业精神”、“自由创意”、“计划经济”等，就赶在二十多年后大陆改革开放之际许多大学中的人唾余牙慧之前，朗朗上口了。
五 师范
经济学家在某些惯于涯岸自高的“国学大师”口中虽然也是肤浅，不过，中国历代哲人所困惑不已的“才命”问题，却可以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需求与供应。你学术成绩全面的优良、办事有效率而认真、一视同仁地尊师重道……都没有用，如果操用人之权者是一个小袁世凯的话。他所悦纳的是一头吠啮、坑害别人，而只对他柔顺忠诚的狗。其实也是“用人唯才”，不过是“奴才”而已。
话说得太远了。一九六二年夏天，首次进入港大。——不是教、不是学，是参加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的“统一文凭”试。取得资格后，不论是第一名优异也好，名列（请注意：不是“落”）孙山也好，远要进罗富国师范学院念所谓“特别一年制”，镀铜一年，然后可以教官、津、补初中甚至小学，月薪是港大毕业生的三分之二。学位？当然不承认；承认的是“文凭教师”，低“学位教师”一等。谁叫你不是正途出身？
另一种出身最好是立即出国。到美国。直读研究院，拿了博士回来，就不得了——如果有人提拔的话。
不懂做人的人，当然没有在关键位置的人提拔。即使四年来拿的是“奖学金”而不是“助学金”，不一定要受师范训练，只是自己家境既贫，又没人照顾母亲，于是别无出路，唯有随众投考罗师。
那时特一制的主任柳存仁博士刚移度澳洲国立大学，两年后还升了教授，当年大概四十多岁的庞德新先生，由皇仁中文科主任而筲箕渤海湾官中校长而继任柳公之职，与由培正中学而转教罗师的罗师——罗忼烈老师，相处甚好。入学试中文卷是罗先生出的。他一向主张最好考作文。八条题目，要求用八种文体，白话文言，散体骈语、诗词对联，似乎什么都考上了。罗老师是对的：这一关通不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
“中文作文，题目怎样出？”
众多中文系毕业生，似乎无人能答。
是照应学生心智吗？是联系社会现实吗？是考虑文体性质吗？……
大家搔首踟蹰，没有人想轻率开口。
“小学国语教学法”的讲师、胖胖的梁太太耐心地等了一会，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闪着怜悯的目光——唉，智慧就是逊港大一筹——叹一口气，惋惜地，慢慢地说：“就是把题目写在黑板。”
那时同学们来自三院和浸会、珠海，大家都有点英雄落难——或者是狗熊被困——或者是京官下放的心态。不过那时风气淳朴，我们对罗、庞二公以外的各位导师——包括上述的梁太太，都是同样尊重的。荣德渊先生讲“教学法”，黑板处理一流，几笔就一个个线条人像，帮助讲解。教“陶工”的李援华先生是话剧专家，看来有点莎翁式的洞达世情，备尝世味。讲“教具运用”的杨延庸先生，三十五年后在澳洲雪梨华埠一家大陆中文书店里蓦地重逢——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几天之前，还是同样地谦谦谨谨。
不会对太多人谦虚、也大概不会对任何人无礼的，是词曲专家罗忼烈先生。忝列门墙三十五年，要看他“慷慨激烈”从没机缘，常常感到的是温雅雍容，翩翩风度。与他同出詹安泰先生之门而自号霸儒的陈湛铨先生，横斥一世、儿抚群众，真是大异其趣，他跟钱宾四先生却又旧交甚笃。听说钱先生想他移席中大，会见时横遭某人刁难；有次罗先生自己偶然提起，也只是淡淡道来，全不动气。后来他过了港大，我正退出中大哲学研究所，想到港大念硕士，一通电话，罗老师就答应了。《清代名家骈文》的研究写成、出版，他还写了篇华彩纷披的四六序文，功力深厚，我辈是无法望其项背了。到我任职港大，同时念博士，以“魏源研究”为题，仍是请他担任“监督导师”（Supervisor）。两年后论文完成，有些指鹿为马的人乱作不负责任的批评，“近代学术”虽不在罗老师的研究兴趣范围，他还是费神替我打点，让我奋力自保呢！
罗老师以公务员退休而任教港大，港大再退休又担当澳门大学中文系顾问。近年移民加国，枫叶荻花，大半年是寒风萧瑟，恐怕温和的罗老师是相当不惯了。
罗老师与我无缘做他弟子的柳存仁教授相当交厚。老一辈的人是相当长情的。柳先生精勤积学，四海驰名，目力奇佳，可写极细之字，而待人甚为温厚，多年来对我这末学后生，屡屡奖掖，就可惜朽木难雕，辜负了长者的殷殷厚意。两次论文，也都无缘请他作校外指导，否则一定更蒙教益了。
硕士论文的校外审查是蒋彝先生。别号“哑行者”的他，喜画熊猫、写英文游记，又是罗先生的老友。有次蒋先生又从故乡江西、蒙受当局招待而回，来港大探望罗先生。晚辈叨陪座末，面瞻前辈的风采。嘻嘻哈哈之际，不知谁提起“中古民主前途”之类不大符合现场气氛的问题，蒋先生平平静静地说：“中国老百姓，要什么民主呢！”我到现在还不懂得怎样接口。
话说远了，还是拉回更早一些、那罗师的日子。
和罗老师当年算是“同行”而相处如友国的，是特一制主任庞德新先生，年富力强，有冲劲、有创意，出身港大中文系。据传战后有位洋讲师被学生反诘得哑口无言、羞愤自杀，庞先生当时可能有第一手的经历。他好像也念过罗师。书香世代。听说早年在皇仁任教，有次胃病入院，认识了那位照顾他的美丽护士，就是后来的师母，庞先生是爽朗明快的人，我就被他分派到他旧情犹在的筲箕湾官中和皇仁实习。有次，他慌慌忙忙地召见我：
“为什么这堂实习大失水准？”
“？”
“就是这一堂。”
“？——咦，阮先生好像没有来过呀。”
“不，他看过你。这就是他的报告。”
“？”
“咦，对了，为什么他用she字？……”
那一课是原来的女教师上的。我替代实习的是她另外一课。
不要紧，忘记了什么时候听来的英文格言：To Err Is Humam, To Forgive Divine。
庞先生有次也在家里举行感恩崇拜，在好几年之后，那时他是会考历史科主考。好像试题和他用笔名写的参考书被人指摘说有疑似的关系，闹了一些风潮。后来庞先生就从政府退休，转到联合书院当讲师了。
刚才提到那位阮雁鸣先生，实在也有不少优点。高高大大望之俨然。挟着一本小册子，一进课室便从容开讲，口若悬河，十分动听。不大要看小册子；而一年终结，我们记下的东西也只是一本小册子，所以大家都很满意。我和两三位“少数民族分子”——到大学毕业还不懂打乒乓球的少数族类——可以有更多时间，到休息室拿起最简陋的木板球拍，较量切磋，可惜以后就各散东西，不能华山论剑了。
罗师一年，虽非浪费，也近于无谓。不过总比几年在大陆关入牛棚的人幸运就是。到夏天，辛苦一年的最重要的阶段到了——四处谋职。当时庞主任高兴地告诉我：实习和论文成绩都很高，可以得奖。过一阵子，学院还出了张布告，我们好几位同学，都名在政府学校打算聘用之列，可以不必费神打应征信了。怎知七月初，晴天霹雳，原本那批人纷纷收到政府拒绝的信，庞先生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也照例不能问。梁太太就悄悄对人就：可能是政治部通不过，其实，早就有人告诫：那几个月期间，少在国货公司门口经过。但是，也奇怪，有位中学毕业于培侨的，反而入选。有两姊妹，也一成一败。葫芦里，没有人知道卖什么药。
算了吧。认命地重新对着打字机，对着学校名单、信封、信纸。好几间天主教女校都石沉大海，唯有圣嘉勒竟然约见，原来打给她们的那一封信已经疲累得漏了性别。那位高贵美丽如圣母的、温和诚恳地对我表示欣赏，但请我另外介绍一位女同学给她们的修女，后来一别十多年，竟变成自己两名小女与其他同学一样、又厌又怕的肥校长。又写了两封信给旺角弼街的英华男校，也全无回音。后来才知道：老校长根本不看任何应征求职的信，要聘人，就直接打电话政府部门负责人找。他是正宗英国人，住过三年零八个月集中营，获有OBE，人人对他都五分敬重。
他找罗师院长，院长找主任，主任找我，因此就在英华书院教了十载。
六 有学位的大学
十载过了一载，中文大学就忽然成立，低我们两届的师弟师妹就忽然有了据说跟港大地位相同的学位。当局为表宽厚，还准许我们这些中大前的毕业生——《华侨日报》教育版主编称之为“酒渣”——申请回校，读一年至两年，然后再参加毕业试。一次过考九张卷，如有失手，乃属自误。
“不想自误，就回去。”
“不想自辱，就不要回去。”
不同的师友，不同的意见。回去，就丢了工作——如果雇主不谅解。许多同学，就进退两难。有些辞职，有些出国，有此继续屈就文凭教师。同样是把牙根咬实。
幸亏英华的年青校长谅解——而且鼓励，他把时间表调整一下：星期二、三、四让我直教五堂，腾出了下午，其余两天，都饮“七喜”——seven up上满七节。全周总共二十九节，已经比一般年青同事少一节了。那年，我还刚刚接手教中五会考班，要艰苦地改卷备课，以及替自己备九卷的课。
幸好那时只是二十五岁。
也不知是怎样应付过来了。第一年教中五会考班，几十篇文章，一一详细准备，提要钩元，设计题解，问答，帮助学生准备，因为这是他们前途所系。自己的前途所系，则也在另外的九个科目。中文系的六卷还好，专家文、词、文字学、声韵学、文心雕龙、专书（荀子），一一博览群书，编资料给自己看。重要的原文，都录了自己诵读的音，眼睛看倦了就播音，用耳朵温习。日间在九龙塘上课，星期二、三、四，匆匆吃了午饭，就大破悭囊飞的士——那时的士真不是普通收入的人常搭的——到旺角火车站，赶入马料水，冲上课堂。那时的火车还未电气化，中大校园也没有联系巴士。其余所有时间，都是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温习、温习、再温习。如果教书工作上有什么特别任务，要拨出时间，那就惨了。
如果大学里的讲师不谅解，以为你有意旷课，甚至以为你看他不起，那就更惨了。碰上从台湾来香港的龙宇纯就是这个情况。龙先生和他夫人的宇宙，是清纯严谨的小学世界；注意力自然和搞天文学的刚好相反。偏偏系主任安排他教荀子，于是也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治这本“专书”。以前上钟先生这科，算是以“义理”为主的——虽则他也教“文字学”、对《说文》以前的东西提也不提的“文字学”。龙先生许多教材都来自《古史辨》，有次大概许多重读生都刚好没来，他又刚好单单独独讲《非十二子篇》的“五行”说。考试时奇兵突出，许多人就全军覆没。我算是当年以《荀子管窥》为毕业论文的，也在这一题上面，弃兵曳甲而走。有两位高我两班、那课刚好有来，于是笔记秘而不宣，姓氏都以“L”等音的学长眼见我们割须弃袍的狼狈状况，那幸灾乐祸、心凉都出了面的表情，就如几年后在英华打羽毛球断了脚筋，那位体育同事的神态一样，现在还不太模糊呢！
唉，人就是如此。或者易地而处，自己也一样。还是请上帝又一次饶恕我们吧。
副修方面，如果自己肯乖乖地选中国史，可能轻松一点，但是不想。再选经济史，经济制度吧，又教师、课程都大变了。一向对义理之学有兴趣，于是看看宗哲系开设的科目。于是认识了劳思光先生。
劳先生名荣玮，上年刚来，开“中国哲学史”上卷，今年开下卷，上卷可以自修，分两科考。他个子不高，极之清癯，常打蝴蝶领花，烟不离手。国语也不易懂，不过一开口，便令人敬佩他识见不凡，功力深不可测。许多一向自以为懂的问题，经他一说，才知道全不是那回事。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隽语：中文系看不起历史系，历史系看不起哲学系；认识了劳先生，可能情况刚好相反。
劳先生的史识和考据工夫，可以与他的“伯兄”劳榦同当教授；他的时论可以当大报主笔；他的一手毛笔字，精雅工切的骈文，色丽音和、用典深密、兴寄绵邈的义山律体，当今许多中文系的所谓教授绝对写不出。至于哲学的研究，诸子百家、理学佛学之外，他还是康德知识论的专家哪！奇怪的是他又喜欢搞搞推背图、烧饼歌之类，连他女儿延韵小姐，年纪小小，就学了他子平术数那一手，据说还可以替人算命呢，比起许多连自己的本行都算不好，而又烟灰与口沫齐飞、眼界与胸襟同窄的，他是有理由冷冷傲傲的。
劳先生已刊的著作很多，《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已在台湾各著名大学用为教本，早年在台湾遭禁的言论集，后来也印成四大册流布。有家大书局并且出版了他的诗集——当然不是语体的新诗。早在初上他课后两三年，国内“文革”方炽，他有一首“已酉感怀”：
蓬岛燕城共夕阳，江山霸气日消亡；
偏安世漫诚夷甫，公论人知薄赞皇，
屈问费辞天久死，莽廷陈颂国同狂。
前宵一枕连明雨，怅绝昌黎成鬓霜！
原来那时他才四十岁。二十年后“蓬岛”依旧“偏安”，而“燕城”又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事。他又有诗多首。其中之一：
密檄深宵出，千军向凤城；
群呼惊国贼，赤手叹书生！
浩浩苍黎劫，悠悠末世名。
伤时无涕泪，坐听雨连明。
又是一个“雨连明”！思登哲学的峰极，而又痼瘝在怀，心肠常热。这样的五律恐怕是标榜魏晋的人所不喜的。又回说六十年代后期的事了。有次与劳先生同上马料水为车站，刚好碰到前面提过的，中文系的大老，伍叔傥先生。不知谁人稍变杜陵的名句：“诗是伍家事。”他就微微一笑，没有搭腔。劳先生那辈人的教养，对前辈是始终保持客气的。
有时随手写他的近作诗篇，或者在我所藏他的大著扉页题几个字，劳先生有时会兴到勉励两句，可惜自己始终是钝根，又没有机会放下工作好好追随劳先生补读一些基本的书籍，所以始终是外围的“早期弟子”之一。三十年来新春都有拜候，只是最近几年，他似乎多在台湾，我又僻处南陲，敬问起居就少了。最近看到好友温伟耀博士的抒情小品《真情的约会》，谈到“良师”，他慨叹至今未遇到肯悉心指导他的教者。劳先生就是他在中文大学写博士论文“北宋理学研究”的指导教授，但只听过三堂他亲讲的课。除了可数的几次学术性面谈，根本扯不上生命的交汇云云。如果劳先生知道他这位“关门弟子”的影响力和心事，或者也有点遗憾：与这位年青而成就卓伟的神哲学家谈得太少吧。
有位年纪比劳先生稍高，名气更响的大宗师说：“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中国人。”其实西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不包括佛教。劳先生在这方面，不知是否会多一点谦卑与好感。最近闻悉他身体不好，返港休养，便打电话到旧址问疾。幸运地接通了。原来老师也看到前时我所写的见证小册子。他说：“你就说说自己的感想好了，不必谈论学术。”其实，即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就已经可以是学术；要到劳先生那个层次才配谈学术，天下又能有几人呢？
当年任恩德博士（Dr. E. Runyan）就与助教金圣华同学一面谈新买的吸尘机，一面和我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时光倒流三十年，又是重读学位的日子。话说那时副修哲学，除了劳先生的两科“中国哲学史上、下”外，以前在崇基四年级时念过《理想国》（Republic），就与柏拉图再对话一番吧，怎知新任讲师由美而来，新课程要包括大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而不是《理想图》，外加《亚里士多德文选》一巨册。本来说希腊话的两师徒改用艰深英语向我围攻，助阵的有任博士和我的昔日同窗，当我们在罗师浑沌时便已留美一年取得硕士归来荣任助教的金小姐。她（应该说她们）用美式自由讨论法，预先要饱读原书，如此这般，我们师生三个之中，英文最差处境最劣、心情最闷的那个人，自然最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