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都过去了。秀外慧中的金小姐后来继续一帆风顺，拿了法国博士，当了中大的翻译系教授了。
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给来港不久，与《华侨日报》主人有深厚旧交的徐复观先生，替他当该报新开“中国文学”双周刊的执行编辑。因为看到劳思光先生前年“已酉”冬天在美国写的《殷海光挽词序》，骈四俪六，声情并茂，就请他给我登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四期：
夫西河选守，祈奚解不避仇；惠子损年，庄生欢无与语。盖明一间之公私，是别怨恩于月旦；笑多方之诡曲，未妨品赏乎英才。矧乃值正学之消沉，谁能免蔽？论偏安之萧索，国竟无人！邻笛三更，顿启安仁之赋；生刍一束，虽抒徐子之怀。兰叶纷锄，蝇声四逼。讵得无招魂之曲，以付诸对酒歌哉？
吾于殷君福生，识面与艰难之际，早疑儿语之费辞；构争于微末之言，深讶灌夫之骂座。无披肝相见之欢，非抵掌论交之列也。然而歧途挥泪，识杨朱之苦心；劲草当霜，喜弥衡之孤节。方举国若狂之日，见斯人独往之风，固已不执一着，共期千古矣……
情文兼至，切合身份、交情，相信当时骈文的大雅方家成楚望先生见之，亦必称赏。可惜徐复观先生一看，似乎不大高兴，说：“他不诚实！”前辈间的恩怨，我们真无法了解。几年前台湾某学术名宿和我提起：五十年代时他和劳先生也极熟，后来因为某些类似白居易骂吴起的事情而对他重新估价云云。一面之辞，当然难以尽信；何况人又有哪个没有光度不足的一面呢？即使抗拒基督福音的人，只要肯稍稍虚心，读《罗马书》到第七章，也很少不为之感动吧。至于徐先生和与他互相敬重的苏文擢先生，都是我欲师之而未得，但极之敬慕的前辈，因为另外已经写过一些文章纪念，在这里就不赘了。
自己读书，教学几十年，碰到的老师也有几十位，对他们或者印象模糊，或者终生感念。他们之中，或誉满学林，或少人知晓，都是半世纪来香港文化界一个缩影。总之，中国向重人伦而尊师道，师生不是五伦之人，而兼五伦之义。“老师”在中文的涵义，似乎非英文所谓Teacher可比。最起码的，是搜罗教材，排比资料；好一点的，是深入浅出，挈领提纲。能进一步镕铸群言，断以己意的，已是难得的良师，至于金针度人，兼传道、授业、解惑众长而点燃了学者真理之火，经师人师那就可遇而不可求了。
不过，高到无心尚之的师尊，只有一位，而且求则得之，经过有香港的几十年酝酿，庆幸到了澳洲，我就卒之找到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日初稿于雪梨
陈 任
我的早年广播生涯
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动，“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因为在他主播的《大丈夫日记》广播剧内频频发出反共言论，又反对当年发动暴乱的（香港）左派的所作所为，终召杀身之祸；谋杀事件发生后没多久，陈任也就加入了“商台”，算起来比俞琤还早了半年。
进入“商台”说起来也有一段古。毕业后陈任任职《德臣西报》（China Mail），后改称《中国邮报》，原来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晚报，七十年代中期被“电视企业”收购后停刊。又编又写，又做人物专访，一次到“商台”替当时的中文台节目主任邝天培作访问，他觉得陈任声线不错，且口齿伶俐，遂力邀陈任试音，想不到这一试也就开始了陈任的电台广播生涯。
试音及格，邝天培希望陈任替“商业二台”主持周一至周五，早上七时至九时的节目，当时由于仍需在《德臣西报》上班的关系，陈任被迫婉拒，实在有点无奈。事隔半年，邝天培再来电，邀陈任加入刚刚启播《年青人时间》，主持其中几个节目。《年青人时间》播放时间自下午四时至六时，陈任在报馆是三点钟下班，工作时间并无冲突，于是就一口答应下来。
其时的“商台”还在又一村租用一所由私人住宅改建而成的“临时”办公室与播音室（不过这一“临”，也“临”了十多年），颇类一家家庭式手工业的机构。《年青人时间》的节目监制有三位，分别是李安逑、刘拱璧与何俭航，而“经常性”的节目主持只有一位自话剧组调配过来的陈凯诗。
陈任进“商台”任客卿主持，被编入刘拱璧的一组。刘拱璧是邝天培的爱将，可惜天生声线沙哑，只能做幕后。《年青人时间》其实由李安逑创思出来，她台前幕后一脚踢，也有一定的听众基础，形势上似乎略占上风。
虽然大家一起监制同一时段，彼此之间却是竞争激烈者。职是之故，陈任甫入刘拱璧阵营，便深受重用；加上陈任当年的四人乐队又出唱片，又上电视，又做演唱会，算是颇受欢迎，也就薄有名气，于是“商台”不少大型户外演出，由陈任担任司仪。
早年陈任与陈凯诗被“商台”高层认为是主持节目的最佳拍档：我们二人除分别各自主持自己的节目外，还被委派主持逢周六中午十二时至一时播放的《第一号直播室》节目，当时很受欢迎。
以客卿身份进入“商台”后约半年，其时“商业一台”的总监温江明（艺名“华龙”）来找陈任，邀请陈任辞退报馆工作，全职在“商台”工作；当时陈任好生奇怪，怎么不是“商业二台”的总监周聪来找自己，毕竟一向是在“商业二台”开咪啊，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而周先生已经作古多年矣。
言归正传。对于温江明的建议，陈任也着实想了几天，其实，跨传媒一定较单一传媒好玩，可惜时间上有时会难迁就；而且，全职在“商台”工作就表示自己与乐队不能上电视，对当年少不更事，又好出风头的陈任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也。
不过，自己又已深深爱上了广播工作，自我内心交战了几天，终于决定答应温先生的要求；然而有一个条件，就是可以继续（间中）上电视，温先生后来与大老板何佐芝商讨，何先生居然答应了陈任的要求。
够讽刺的是，全职加入“商台”以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乐队也因而减少了不少活动（陈任没时间练习也），更遑论上电视；结果数年后陈任以“独行歌手”姿态上电视宣传自己的个人大碟后，即遭警告，原来当时何先生已经密锣紧鼓，筹备他的“佳艺电视”矣，初步构思是，“商台”的良将都要留给“佳视”。
且说陈任在“商台”当全职，职位也是节目监制，居然与自己以前主持的节目的监制平起平坐，也难怪刘拱璧后来有点不开心，与陈任关系逐渐疏远，陈任完全可以理解，无奈形势注定如此，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如今想来，实在有点可惜。
此时《年青人时间》开始发生变化。李安逑离职，跳槽“香港电台”；何俭航介绍了一位新人进“商台”，正是当今“商台”红人俞琤；另一方面，刘拱璧也找来了一位男主持戎子江，欲捧他出来制衡陈任；陈凯诗经朋友介绍，亦带了一位男主持加入“商台”任客卿主持，此君正是当年任职岑昆南主编的《香港青年周报》的乐仕。
这五个人（包括陈任自己），正是《年青人时间》早期的台柱。陈任与陈凯诗是一对，俞琤与戎子江又是一对，其实都是不同监制激烈竞争下的安排。随着李安逑的离开，陈任接了她手中的几个节目，可是自己并无意卷进这场争执，因为当年对台前演出的兴趣远远大于幕后者也。
乐仕本来在“商台”任兼职主持，后来不知如何，与岑昆南闹翻，于是离开《香港青年时报》。离职那天，他致电陈任，为自己今后的生计无着落而彷徨，陈任一向乐于助人，于是向“商业二台”总监周聪建议，请乐仕在“商台”当全职主持，逢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时至十时替他开一个新节目《今日之歌》，周聪首肯，于是乐仕也就开始在“商台”任全职矣。他后来在广播圈声名鹊起，其实自《今日之歌》始，《今日之歌》替他建立了广大的听众基础啊。
陈任在“商台”的“全盛时期”，一个星期做定七天节目，还要监制一些不是自己主持的节目（譬如上述乐仕的《今日之歌》）。周一至周五，除了在下午四时至六时的《年青人时间》主持一些“斩件式”的节目外，还有下午三时半至四时的《每日一星》点唱节目；周末中午十二时则与陈凯诗一起主持《第一号直播室》，周日则主持早上七时至九时的《星期日公园》。
这些节目，如今新一辈大概没有几多个人会听过，即使同辈，相信记得这些节目的人也不会多。提起这些节目，倒让陈任想起从前主持《星期日公园》的一件糗事来。
那时候陈任青春少艾（少不更事？），周末晚上喜欢与诸友一起叙叙，晚饭“直落”泡泡酒吧，谈兴正浓，也就忘了翌晨要早起，所以主持《星期日公园》对当年的陈任来说，实在是一件苦差。
且说某周末陈任又再与诸友兴高采烈地喝至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吓？已经是七时十五分矣，弊家伙，立刻匆匆洗脸，驱车赶返电台，车中收音机传来的竟然是新马师曾的《客途秋恨》，当下心忖：没有主持，当然只好尽量播一些“长”歌矣……
及抵电台，电台头头周聪在直播室内手忙脚乱地打点一切。由于当时陈任已经“一脚踢”负责开咪、说话、放唱片、放广告、放宣传声带等等的工作，所以“商业二台”这个时段是没有控制员（Operator）者，陈任缺席，一切便“倒泻箩蟹”矣。
由于陈任缺席，当日“商业一台”的控制员便只得“声音两边立”，替“商一”主持开咪后，立刻赶往“商二”放碟，然后赶返“商一”放广告，又再到“商二”放广告……，诸如此类，其忙乱情况可想而知。
陈任自知犯了严重错误，忙不迭向周聪道歉，周聪铁青着脸，陈任心忖：呢次死梗，炒（鱿鱼）硬……，随于八时开始回复正常，继续主持剩下来的一个钟头节目。不知道是吉人天相，还是“商台”诸头头当年对陈任“宠爱有加”，数天后，陈任接老板何佐芝亲笔书一信，当时以为是“大信封”，拆开一看，只见书笺内书寥寥数语，曰：陈任，以后不得再犯。然后是何老板的签名。
提到这件糗事，又叫陈任忆想起当年争取做“一脚踢”DJ的经过。DJ陈任曾直译作“唱片骑师”，与节目主持不同，节目主持只负责谈话，或者介绍歌曲，其他一切由控制员（搅掂）；DJ则不同，如前所言，是什么都由自己一手包办，这种分别，许多业者至今仍不明白。
言归正传，且说当年“商台”英文台全部用DJ主持节目，中文台（“一台”与“二台”）不知是谁定下的规矩，主持人不可当DJ自己放唱片，必须由控制员负责。
陈任当时看在眼里，心忖：为什么“鬼佬”可以，吾辈则不能？于是不断据理力争，后来俞琤也加入“战圈”，与陈任“并肩作战”，不断争取；结果争取经年，始获“二台”头头首肯，时维一九七○年。
谈到与俞琤并肩作战，又有另一段古。话说《年青人时间》早期的三位监制，在六十年代末期先后离开，于是“商台”加聘了三位监制，分别是：梁少容、梁焕钊与梁玉冰；俞琤那时是“商业二台”的皇牌女DJ，她原来的节目监制何俭航一走，其他几位新人不敢接手，于是这个责任又落到陈任头上，除了乐仕《今日这歌》外，陈任又“挂名”做俞琤节目的监制，一做就是大半年。
说做俞琤节目的“挂名”监制，真是一点不假。因为整个节目制作，她都可以一手一脚全部做妥，兼且十分出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监制”她，只是碍于当年“商台”的制度，陈任才“挂名”者；不过这“挂名”也有好处，俞琤的节目差不多是信心的保证，一定做得好，广告爆棚，于是年尾加薪，陈任亦“与有荣焉”，论“功”（？）行赏，实在要多谢俞琤。
在“商台”的日子，陈任还与陈韵文在“一台”主持过一个名为《流行歌曲话当年》的怀旧（英文）金曲节目，由胡沙监制。陈韵文对经典金曲素有研究，经常捧着几本大书进播音室做节目，碰巧经典金曲也是陈任的“心头好”，二个拍档主持，敢信十分出色，韵文（在节目内）较稳重，陈任则轻松风趣，二个相得益彰，连监制亦不时称赞。
韵文当年脾气刚烈暴躁。一次录音，陈任迟到十五分钟，这当然是自己不对。于是抵现场，已经低头认错；不料韵文得势不饶人，继续破口大骂，历时十余分钟，陈任斯时亦年少气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节目录不成，以后也不再合作。
七二年九月，“港台”中文台长周乃杨因病提早退休，由张汉彪接手，他托陈任挚友、“港台英文台”DJ郭利民（UNCLE RAY是也）来游说陈任过“港台”，终于七三年初成事，结束了陈任的“商台”生涯。
唐 琼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前 言
巴金在上海写作《随想录》的八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六）期间，给笔者（唐琼是潘际坰的笔名）的信，共有一百多封，最后一封是一九九四年一月。这位德高望重、誉满国际的老作家后来从中选出十七封，于上海文学刊物《收获》“作家书简”栏发表，见《收获》（巴金主编）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但“收信人（潘际坰）的话”似无必要转载。拙文以这十七封信为主，有时也参考其他来函。我想，先就一两封信其中一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加笔者所知背景资料，注释或说明，以示全貌。《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报纸发表时横遭删改，老作家盛怒之下，宣布“罢写”，这件事，不，这事件，也许可以列入香港文学史的。
其次，十七封信根据收到先后编号，再按《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书写作时期，分别排列，仅作一般注释。最后，将《随想录》手稿捐赠京沪三家图书馆以及《随想录》十种版本概况，略加介绍。
这八年，也是《随想录》一百五十篇文章从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提前辑集为五卷本单行本，最后更有合订本分别在香港和北京问世的过程。
我想先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摘录作家所谈创作经过亦即心路历程，可以解答为什为先在《大公报》发表问题，这也许是读者愿意知道的。
碰巧（日本）影片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搞、催稿。我看见《大公园》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他又不无愤慨地说：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老人对平庸的晚辈这种爱护之情，使我汗颜不已。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谨记：他在写《随想录》之前。“文革”后期，上海王洪文等人还公然将巴金称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哩。
我以为，巴金愿意将《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还有历史因素。三十年代初起，《文艺》副刊长期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出现，初期的《文艺》主编是杨振声（小说《玉君》作者）、沈从文、（沈推荐的）萧乾，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杨刚，其中有他的好友。三六年《大公报》主办文艺奖，巴金是十位评委之一。曹禺的《日出》荣获戏剧奖，小说奖是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奖《画梦录》，三人合领奖金一千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除萧乾等人编的《文艺》外，还有巴金老搭档靳以编的《星期文艺》。
倘若说，《合订本新记》可以看作巴金对《随想录》的总结，那么，他当年和《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同时寄给我并嘱咐暂不发表留待单行本刊用的《总序》，则可看作作家动笔时的展望和期待。文章不长，转录如下：
我年过七十（生于一九○四年——笔者），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鹰的歌》之谜
1981.8.12（第6封）
际坰兄：
我六日去莫干山，十四日去杭州，十五日回上海。山中十分安静，住在万竹丛中，仿佛世外桃源。写了一则《随想》，准备返沪后寄上，请审阅。小棠昨天来这里，说是《文集》已寄到，邮票也收到了，很感谢。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十二日
为《收获》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将来也要在《随想录》中发表，以后把清样寄给您。又及。（注：着重点是收信人加的，下同。）
1981.11.7（第7封）
际坰兄：
在国外住了三个星期，回来在北京开了几天会，相当疲劳，到了家，动也不想动了。两封信都看到，药和邮票也都收到，很感谢。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
祝
好！
巴金
十一月七日
拜托您一件事，请代买两部书：
一、沈从文著，商务版《中国历代服装史》（？），听说售价五百港币。
二、杨乃强著，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
《鹰的歌》十七年前（一九八一）港报发表的时候，只有“鹰的歌巴金”五个字，有题目与作者，而无正文。单行本《真话集》（港版），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北京版单行本未受影响）
前引两函。只是问题一部分。简单说来，我在北京休假时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离港前听说，香港有几家报社总编辑听了国务院“外办”（外事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一个文件的精神，大意是：文革的文章今后要少登或不登。既往不咎，但自九月（？）某日起，如果再违背，那就要打屁股。我休假回港后，收到十一月七日信，大吃一惊。问同事们，说是奉总编辑之命，要设法略加删改，大家商量很久，又经总编同意后见报。没隔几天，社长从北京开会（好像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回来，在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一天，乔木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文章不是不可以改，但要征求作者同意。要么，你们索性不用，退还作者。谈到这里，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两人相对无言而苦笑，我告退。
跨出门外，我蓦然想起一句天津版的上海洋泾浜：You ask me, me ask who嘞？差点笑出声来。人遇到苦恼，总会设法自嘲的吧。另一方面，接到巴老来信抗议，我只好再三道歉，承认不是，请他，又托黄裳、辛笛，转请他继续写稿，千万不要不写。《鹰的歌》文末，借高尔基小说《鹰》，暗喻《随想篇》，表白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宁可“滚下海去”的决心。
如今，我倒想起两件文坛史料，不妨一谈。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沪病逝后，巴金在万国殡仪馆守灵，上海《大公报》左下角登一篇短评《悼鲁迅先生》，名为追悼，实有攻击之意，引起文艺界公愤。“巴金气得跳了起来。”（详见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一九八二年一月萧乾文章）
再就是，我曾从浙江大学校友办的刊物上，知道胡乔木一九三一年读书时因为反对校长邵某，而被开除，于是去上海“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后来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并以填词见长的胡乔木，想来早就了解巴金。巴金曾为鲁迅赏识，称道“巴金是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这见于一篇重要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当时鲁迅认为，“左联”的周扬（起应）有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两者之间的矛盾，常靠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带来的权威意见而谋求化解。文章究竟是鲁迅写的，还是鲁迅授意冯雪峰写的？这段公案，可参阅《随想录》中的《纪念雪峰》和《怀念胡风》，我以为可信。
第一封信与访问法国
1978.12.181①封
际坰兄：
两信都收到。《纪念文集》【1】和两种期刊也到了，很感谢。《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2】里就说明我写作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因此在可能范围内想多写点东西。《随想录》不比大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收进去。
看看香港的杂志很有意思，倘使方便，希望以后常寄点来。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十八日
1978.12.181②封
际坰兄：
寄来的信和剪报都收到了。三十年纪念文集平装本早已寄到，今天又收到了精装本，非常感谢。我的两篇短文算不了什么，你们肯发表，我以后还要投搞。《随想录》我也要写下去【3】。现在杂事较多，不能安心写作，明年一定要把生活好好安排一下。
你上次来信提到《知堂回想录》，这书我尚未收到，不知寄出没有。您这次信上说寄出了稿纸，收到后我会如数转给黄裳兄。其实这里找稿纸也很方便，您寄稿纸来反倒麻烦了。
寄来的两本刊物【4】都收到。我的儿子【5】对《开卷》颇感兴趣。第一期有卞之琳的访问记，能否找一本寄给我？谢谢。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巴金
廿五日
1979.3.24③封
际坰兄：
八日来信今天才收到。李治华【6】的通讯处记得已经补抄给您了。《忆萧珊》我已从这里寄去，您只须寄《记巴金》【7】去，并请寄航空信，拜托拜托。《随想录》十三、十四已寄上。我四月九日赴京，在京呆十天左右。现在为文汇报文艺栏写一篇《创作回忆录》，如有多的时间，还可以写一篇随想。我们大约五月中旬返国【8】。
读到您谈《收获》印数的那篇文章。《收获》实印十万册，在上海卖三万册。因此《收获》一出来就没有了。今年难增加印数。
别话后谈。
祝
好！
巴金
三月廿四日
1979.8.13④封
际坰兄：
剪报二十三和来信都收到。《随想录》第一集（1979）已编成【9】，共三十篇，每篇都有一小标题，后附《后记》一篇（不发表）。日内就把《二十九》、《三十》两篇寄奉。请您将1、3、7三篇的复印品寄下，我改好即寄还。《三十一》以后各篇编在1980集内。
上海仍然热，但我还可以应付过去。校样全看好了。《大公报》按期收到，谢谢你们。
祝
好！
巴金
十三日
《二十三》篇倒数第三段，二、三行：“他不是对我，是对我女儿说的。”应当是“……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我才说“这个我知道……”我只是向你解释一下，用不着更正，反正我在单行本中改了。
又及
笔者按：以上写于《随想录》第一卷时期
1981.2.3⑤封
际坰兄：
祝您春节愉快。前几天寄上一篇随想《三论骗子》，想已收到。现在忽然想起文中有一个错字，请代改正。即“十九世纪农民起义领袖……”改为“十八世纪”。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写字吃力，不过不会躺下来，请放心。
祝
好！
巴金
二月三日
1982.1.28⑧封
际坰兄：
托辛笛带来的信收到。谢谢。
寄上《随想七十五》请审阅，好不便用，就请转给罗兄【10】。随想录我还要写下去。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廿八日
《巴金文集》【11】第七卷如能单买，请代买二册，不单买，也就算了。
又及
以上写于《真话集》时期。
《探索集》（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年九月）写作时期，作者与笔者通信十封，未选入。本集附录《我和文学》，是他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京都“文化演讲会”上的讲话。写于广岛。
《真话集》时期选四封，先为五、八两封注释，六、七两封信前已转载，此属补注。
杜宣：文章处处说巴金
六、七两封信，后者提到“在国外住了三个星期，回来在北京开了几天会，相当疲劳，到了家，动也不想动了……”。“在国外住了三个星期”，当指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巴金率领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朱子奇、叶君健、华朔望、杜宣等一行九人，去法国参加第四十五届笔会大会。法国笔会会长、著名作家塔瓦里埃说：“伟大东方文明古国的作家代表团来了。没有使我们失望，特别是尊敬的大作家巴金先生的到来，我们感到安慰和荣幸。”二十日，接受国际笔会秘书长英国名作家艾尔斯托夫，交给大会一份《致中国北京纪念鲁迅大会》电文稿，由巴金、国际笔会主席魏斯特堡和东道主塔瓦里埃三人签署发出，可见国际笔会大会对北京纪念鲁迅大会的重视。杜宣有即兴诗一首：“文章处处说巴金，此度巴黎誉满城。红酒一杯人万里，秋风飒飒发如银。”
九月三日，与女儿李小林应邀到瑞士伯尔尼访问。十月七日，结束访问启程回国。十三日，应约至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晤谈。
让女儿做《随想录》第一个读者
1982.7.10⑨封
际坰兄：
四日来信收到，谢谢。我出院后请了医生在家推拿。经医生介绍，每隔一天去医院“吊针”，效果不错，所以能写文章。
第三篇寄上，请审阅。第四篇将是《病中（二）》。写完第一百篇也不会搁笔，请勿念。我行动仍不便，但精神好。
祝
好！
巴金
十日
1982.9.7⑩
际坰兄：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真话集》【12】校样承您代看，十分感谢。
我身体仍欠佳，杂事又多，因此文章写得少，寄上随想一则，请审阅。
丽的电视台【13】未来联系过，让他们去吧，我也无精力管这些事。谢谢您关心。
祝
好！
芾甘
九月七日
1983.6.19⑪封
际坰兄：
信和手稿两篇收到，托人带的巧克力前些天也收到了，十分感谢。我的健康恢复很慢，现仍在进行推拿、打针等治疗。有空写点文章。病中只能写随想录。
寄上九十九一则，请审阅。
祝
好！
巴金
六月十九日
1984.1.8⑫封
际坰兄：
再寄上随想109一则，请您审阅。沉默使我难受，有时在病房中也写几百字，虽然慢，虽然困难，总算写出几篇短文。既然写出来了，放一放，改一改。还是要发表的。
麻烦您一件事，请代购《随想录》第一集精，平各五册寄下，至感。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一月八日
以上写于《病中集》时期。
《病中集》后记，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动人而且感人，他写道：“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也就是说从《探索集》开始不久。——笔者）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认真负责，有话就说，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巴金老人追忆收信人第一次约稿
1984.8.16⑬封
际坰兄：
先后寄来两封信都已拜读，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随想录》第五集一篇也未写成。在上海过夏天并不是容易的事。我答应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倘使健康允许，我能在香港见到您，那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承您代看《病中集》校样，十分感谢。我当然盼望这本小书在年内出版，不过为这小事麻烦您和朋友们，我很不安。
《奥运会纪念邮票册》尚未收到。您说“还可代购一册”，那就请您再寄下一册吧， 因为我家里有两位“集邮家”。【14】
上海三次文代会最近召开，我未参加，听说开得很热闹。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八月十六日
1984.9.11⑭封
际坰兄：
信和首日封收到，谢谢。最近两个月身体不好，文章写得极慢。香港之行【15】今天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
《随想录》121原稿寄上，请审阅。虽然慢，第五集总得写完。无论如何明年要写完《随想录》。
还要拜托您买两本书，就是港版《沈从文文集》第四卷和《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这两书我本来都有，还是由您代买的，不知怎样给别人拿走了。现在请您在三联替我补购寄下。
老赵【16】想念从文的文章我已拜读。请代问候他。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芾甘
九月十一日
1985.4.26⑮封
际坰兄：
十八日来信收到，我从北京回来，十一日曾寄上随想一则（《再认识托尔斯泰》），不知见到没有？您寄来的胡氏谈话录【17】已经接到了，谢谢。您这信讲起退休的事，使我感觉到时间跑得太快了，您到霞飞坊找我写稿，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18】。的确您也该休息了，不过手里还有一支笔，您是不肯休息的。《随想录》继续在《大公报》发表，不成问题，还有二十三篇文章，今年一定要写完。您愿意帮忙校对，那太好了，很感谢您。辛笛去港，会到报馆看您，我的近况他会告诉您，写字吃力，写不下去了。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四月廿六日
1985.12.30⑯封
际坰兄：
刚才黄裳来，说您将在香港过春节，三天前我寄上随想一篇，请《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转交，想已收到。近三个多月因病和别的“干扰”搁笔未写“随想”了，算一下还差十七篇，决定明年上半年写完它们。我的身体虽差，估计还可以拖两三年，我还有不少待做的事，不会闭上眼睛，请勿念。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十二月三十日
1986.8.20⑰封
际坰兄：
信收到。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19】，已找魏帆拿回执到邮局去查问了。魏帆（在文学馆工作）今天上车返京，我叫她带去五则随想（144到148），明天下午就给您送去，这样便不会再发生问题。稿收到后请给我一信，随想录以后不再写了。我真的要搁笔了。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芾甘
二十日
以上写于《无题集》时期。
尾 声
巴金非常重视他本人晚年这部散文著作，他对黄裳说过，《随想录》可以当他的遗嘱看。他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教育国人和后代，但是阻力不小，所以他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就版本而言，北京、香港等地已出版的单行本（平装、精装），合订本（精装、特装、特装限量本）以及一九九三年为祝贺巴金九十大庆（虚岁）而在十一月廿五日之前赶成的《随想录》线装本（北京华夏出版社），冰心题签，织锦缎函套。因为收入《怀念从文》与《怀念二叔》两文，所以线装本共收文章一五二篇。
不久前在香港听到一个喜讯：据巴金手稿编印的《随想录》，有人在筹划出版；不过又说，手稿少了几篇。我查旧信，手稿《九十六愿化泥土》与《九十七病中（一）》是巴金老人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用挂号信要我转赠北京现代文学馆的。全部手稿我都是遵嘱并以巴金名义分三部分分别交与北京图书馆、北京现代文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一九九○年、一九九一年有关来函，现尚留存。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五日写完，时旅居美国硅谷
注释
【1】 香港《大公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珍珠港事变后日军攻占香港，报纸停刊，战后一九四八年复刊。此处《纪念文集》指陈凡主编《香港大公报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2】 指总序，文已转录。
【3】 巴金此时并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并准备写一本怀念夫人萧珊的小说：《一对美丽的眼睛》，刚刚开头。
【4】 两本刊物，一为《开卷》，另一本似为《海洋文艺》。
【5】 李小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电影《摇啊摇》听说是由他的原作改编为电影剧本的。
【6】 巴金《家》的法文译者，李的巴黎通讯处第一次漏写，后又补一信来告知。
【7】 载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至廿二日香港《新晚报》，作者黄裳。
【8】 一九七九年四月廿四日，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抵达巴黎，受到热烈欢迎。他看中国电影《家》，想不到巴黎的大学里也有《随想录》读者，第三大学中文系有两个法国同学，分别用中文、法文朗诵他的文章，“我听着，十分激动”。
【9】 提前编成第一卷，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以防盗印。
【10】 罗兄指当时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
【11】 嘱笔者在香港代购的《巴金文集》，据我所知，作者曾送一部给《家》的法文译者、住在巴黎的李治华。
【12】 单行本《真话集》。
【13】 香港丽的电视台有意拍摄电视剧巴金的《家》，我托《新晚报》韦妮打听进展情况，同时函告巴老。后来电视台的计划似告流产。
【14】 两位“集邮家”指的是巴金的公子李小棠和外孙女祝端端。
【15】 指香港中文大学十月十八日颁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事，后抱病于十月十六日成行。典礼盛会前后，巴金受到热烈欢迎。十一月一日，巴金在香港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谈到“伤痕文学”时，表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揭露、批判“文革”的作品应当继续写，但写的目的是为了医治伤痕，而不是人身攻击。目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写出足够深刻的作品。
【16】 老赵指赵瑞，诗人，从文指沈从文。赵出身于昆明西南联大，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应中文大学之邀，已在中大讲学，后与巴金在颁授学位典礼后晤面，记得我们还摄影留念。赵的夫人杨苡（原名杨静如），作家、翻译家，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之妹，笔者曾在北京、上海先后与她晤叙。她早年在天津读中学时即仰慕巴金作品与作家本人，差不多同时与上海的中学生陈蕴珍（笔名萧珊，后为巴金夫人）都与巴金通信。杨苡著有《雪泥集》，是巴金与她多年通信的辑集。陈、杨二人同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且在校外同住一房，是好友。
【17】 《胡适之谈话录》。
【18】 时为一九四六年夏或稍后，当时潘际坰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缉转任副刊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发稿事务，编《出版界》，曾去霞飞坊（今淮海坊）五十九号拜访巴金先生，请他赐稿。距巴老写这封信已有四十年光景，他的记忆力真好。五十年代之初，黄裳兄告我，巴金先生有意要我们两人为上海平明出版社编一套《新时代文丛》。我们大约工作了三年左右，出书十余种，直至五三年我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廿五年后，七八年夏又调回港报。至于我的退休，似乎有些突然，也许正是巴老在《合订本新记》里提到的“害怕”我“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他们急于要我退休，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随想录》还未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仍由我来报社校对，直至全部登完为止。
【19】 “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一语，反映八十二岁老人家，头脑十分冷静而清醒，收信人衷心感激不尽。但是，无论如何，《鹰之歌》风波平息，此后文章毫无删改，煌煌巨著《随想录》毕竟在八年之间全部登完，随即出版合订本，受到万千读者热烈欢迎。国内许多读者则一直埋怨买不到书，叫苦不迭。难道有人对《随想录》“客观控制”吗？
黄永玉
往事模糊芦花岸
——香港九华径的一些回忆
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原来叫做“狗爬径”，不好听，改成现在的名字。
四十年代要去九华径，在尖沙咀搭六路巴士到荔枝角终点站美孚油库，沿海湾边的海堤直进远远山窝里的小村子便是了。
四八年的时候，荔枝角这个小海湾开始还不怎么闹热。不少星期天前来游玩的人都提了鱼网、水桶、钓杆这类的东西，把这里当做荒无人烟的探险寻宝地方。其实海湾内潮涨潮落的小部分海产，早由九华径的村民捡拾干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