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村外临海湾的土地还是农田，春夏秋冬都有村民劳动，牵着黄牛水牛来来往往。
文化人士钟爱的村落
村民大部分姓曾，客家族。什么时候搬到九华径来的故事，以前听到讲过，现在忘记了。
九华径出来的两边山上都荒得很。右边是蔓延出去的海崖，左边山崖只有很少不成材的马尾松。后来给一个是做“收买佬”可能发了意外财的人买下来，一层层地平了地，挖了路；挖完一阵，热闹一阵又搁下来，搁下来不久又搞，来回十来次。内行朋友说在荒地上开路或房屋地基，要等它自然陷落，一次一次地平整，是省钱的办法。一年多以后，一幢幢几层高级别墅洋房盖出来，也有了水泥马路，俨然成了气候。那个“收买佬”显然是发财之后上别处高升去了。
我见过这人，高大，松皮松肉，戴一顶窄沿破草帽，走起路来一跛一颠，从不跟人打招呼说话。
接着才是荔枝角游乐场的出现，每天大鼓洋号的大喇叭广播。九华径住着的人觉得吵是吵，但还不懂得讨厌和提抗议这些事。何况那时候的音乐没有今天流行歌那么让人觉得浅薄无聊。
我一九四八年春回到香港，住谢菲道廖冰兄家里，很过意不去。一次到九龙砵兰街看漫画家张文元和演剧老朋友方莹。那地方是一个内地出来的进步文化人的寄居之所，来来往往的朋友很多，在那里遇见楼适夷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搬到九华径居住？
我太太当时在湾仔德明中学教书，便辞职跟我住到九华径楼适夷先生一板之隔的楼上来；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之类投稿过日子。
楼适夷先生和太太黄福炜住前房兼拥有靠窗的大厅，中房是一对华商报年轻夫妇，后房是我们，屋尾住着一位老广东，姓潘名顾西的可爱老先生。他说他是邓演达的熟人。有一个老女工照顾他。他不断地在发明属于“科学”这方面的东西，比如用一种化学液体栽出大西瓜之类的实验，诚恳态度十分感人，玻璃瓶里长出蚕豆大的西瓜。
楼下住着巴人先生，有几位马来西亚华侨青年跟在一起。巴人先生不大说话，一位爱看书的严肃的老头。
我们住着这座二层楼房，是全村唯一用钢筋水泥盖成的房子。也只住着我们这三家文化人。不过来访问的朋友却川流不息，这才引来了以后的热闹盛景。
村子里没有自来水，全靠我们楼下左边一口大石板水井以作饮食洗涤之用。巴人先生有青年帮忙照顾，楼适夷先生和我都要自己从井里舀水再提上楼去。
厕所在靠田地边的茅篷猪圈里，拉完了自己用铲子戳一把草木灰盖上。
楼先生那时付的房租是八十港元，我是五十港元。
张天翼先生说是要来租房住的，在楼家前厅躺了几天，因为有肺病，那种时空里，楼氏夫妇眼看谁也照顾不了谁，大概“上头”照顾张先生，把他移到一个有照顾的地方去了；说是九华径住过，也只是几天的事。
来往的人就多了。乔冠华、叶以群、萧乾、周钢鸣、郭沫若夫妇、邵荃麟、茅盾、蒋牧良、聂绀弩、胡风、罗承勋、司马文森、洪遒……
胡风先生来过多次，跟楼适夷先生作长夜谈，内容多是些文坛委屈争论，气势十分之昂扬慷慨，因为楼适夷先生纯朴谦和，又是坛内旧人，能体贴到胡风先生的愤懑深度，……深夜三四鼓，有时还敲我的房门来要些点心。这给我颇深的印象。那时香港在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领导下为胡风的《论现实主义道路》一书正在开批判会。
国共两派人物都有
说到这里还有个插曲。
住中房的那对年轻夫妇平日可能给楼夫人黄福炜留下了有趣的印象；黄福炜便把其中一些事写成篇散文放在《大公报》的“大公园”上发表。我一看便明白其中写的是谁，觉得“进步人士自以为很伟大”的这种小小的批评颇有点道理；加上“又伟大又娇气”的这种提法又令我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到他们打听出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位隔壁前辈太太，就气走了——黄福炜在新四军时做过军法审判员。
我想，胡风几次跟楼适夷作长夜谈，应是这一对夫妇气走之后，否则，他们俩不揭发报仇才怪！
接着是蒋天佐和陈敬容的到来。
蒋天佐我不熟，只读过他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陈敬容是诗人，在上海时我们住的不远，她还到我家来过，我当年为她的一首诗《逻辑病者的春天》刻过一幅抽象得很的木刻插图。（这幅木刻几十年来是我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评总少不了提起它；不过至今看来，事隔四十九年，我觉得这幅作品还真了得！一个二十二岁人的手艺！）
怎么是陈敬容跟蒋天佐一起从上海飞香港来了呢？陈敬容跟戈宝权不是好朋友的吗？她这一走，岂不叫戈宝权伤心到家？适夷先生跟戈宝权也是好朋友，他十分不高兴，他告诉我当天戈宝权跟陈敬容原是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不料却跟蒋天佐到了香港。
楼适夷却又要我帮蒋、陈找房子，说是住在加连威老道的叶以群交待下来的。这有一层“上面”的意思。
楼不会讲广东话；我会，我太太又是广东人，于是在隔壁为他们找到一间小楼上有阳台的房间，五十块钱一个月，但我们暗自商量好，别让村子的人帮他们挑水，要水用就自己动手！果然，每天他们两个来来去去忙着在井边洗衣，提水，十分之勉强费力。若果戈宝权有知，一定也觉得痛快，我们给他出了点聊胜于无的冤枉气。
从九华径出去的人大都当了官
记得蒋天佐大清早在村子随地小便，给九十岁的曾老先生碰见，要用手杖揍他，给人解劝才脱了大难。老先生根本不管蒋天佐会是未来的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接着是杨晦先生全家。杨住九华径最高坡上的那幢殖民地形式的屋子里，地方虽大却太潮湿。没有办法了，他夫妇孩子太多，（三四个之多吧？）别的地方容不下。
四川的作家巴波和李霁树夫妇填补了我们中房的位置。我原不认识他们二位，是借居在砵兰街“文协”楼上的、木刻同行张漾兮老兄的介绍才弄到九华径来的。
巴波又牵连来解放后在国务院任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老先生。余先生是冯玉祥将军旧部。巴波兄跟他怎么认识的我不知原委，只知余心清以后发表在《华商报》上的连载《在蒋牢中》是巴波兄的手笔。
余心清老先生住的是一间原来堆放本村拜神祭会仪仗的小套间，满是跳蚤蚊子；余先生年纪大，身体魁梧，加上一大把花白美髯，令我们肃然起敬，于是帮他打扫地面，满屋喷射D. D. T，还挂蚊帐。
回北京几十年都没有想到再去看看他，何况这位局长不一定记得起曾经帮他在九华径挂蚊帐、打扫住处这些屁大的事的小伙子。“文革”开始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小小的告辞信：
“士可杀，不可侮。”告别了人世。
我又接来了严庆澍兄的全家，严庆澍又拉来所谓的“胡风分子”耿庸兄和厦门大学的忘了名字的两位教授。
一座堆草用的石楼也成了居室
后来不知怎的我在江西赣南时的老朋友顾铁符兄也住进了村子。此人从修筑飞机场到考古鉴字、自然科学无一不会，是位达芬奇式的特号奇人。我们后来一直共同生活在北京城，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即是说我住在“大圈圈”，而他住“大圈圈”的“小圈圈”里。间或三五年邂逅一次。
文协通知我去接臧克家先生夫妇。克家先生在上海的时候住虹口的一座日本房子里，我常去找他，得到他许多帮忙和照顾。见到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真是十分高兴。我告诉他，给他们找的住处是一整座石楼，上下两层，门外一座小桥……新屋！……二十元一个月！
“这可能吗？小桥、新屋，二十元……”臧先生睁大眼睛。
是进村右手第一间堆草用的小石楼，村后山上的一道小河经过门前流出荔枝角。
臧先生远远看着这个住处，放下行李，喔喔连声。
不久，诗人雷石榆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强拆了他和台湾妻子、大舞蹈家蔡瑞月的关系，令他痛不欲生。我们知道用什么好话都难以平复这人生最大的伤痛，在严庆澍兄的隔壁给他找到一间小屋住下。
我们是四十年代初期江西信丰的熟人。他在“干报”做编辑，我在民教馆做艺术工作，有空约着一起去茶馆吃“米粿茶”，拿着速写本给大家画速写。他画得不算地道，但大家都尊敬他，烘托兴趣，要他作东请客。
我到台北，他曾带我一齐回家去看蔡瑞月和刚生的女儿。没多久，就被残暴地驱逐出境，只大半年的事。
我刚回北京，住大雅宝胡同时，记得他从保定（石家庄？）来我家作过客，就这么一别几十年没再见面。不料陈迹昨天来电话，说雷石榆有信给他，唉！不知这几十年他是怎样过来的？八十几了吧？
我差点被当做共产党
底下，这才是作家，考蒂克、单复、方成、端木蕻良住进了我们屋子并排当中那一间房子。
蒋天佐、陈敬容受不了九华径的生活，搬去九龙某处。我搬到他们那间有露台的房子。屋后住了作家李岳南。还有方成的哥哥和嫂嫂，他们是麻省理工毕业的钢铁专家，准备回国搞汽车工业的。
大画家陆志庠原是和我一起跟张正宇去台北的，我俩帮张正宇打工编一本叫做《今日台湾》的大风景画册，还去飞机场接来第一次上台湾的郎静山和他的助手，后来形势变了，印成一部画册的价值反而没有不印书的纸的原料值钱，纸价灵活得多，一印，反而僵死了。于是上头决定停印，恰好这时彭孟缉要抓我，以为我是共产党；倒是真的共产党帮我逃离台湾。溜回香港，当然不能告诉张正宇和陆志庠。多少多少年后的“文革”，我被指为国民党，让我站在长板凳上弯腰两三个小时，大冷天滴得地板上一滩汗。其实入国民党也并非容易的事。那些造反派小家伙不清楚而已，夹在两大仇人之间，有什么办法？陆志庠很快也来到九华径，住进在我屋子旁边一间堆饲草的小屋，楼上是木头楼板，只有一尺见方的透气窗户，居然也要二十元一个月。
陆志庠又聋又哑，村人早晨取饲草喂牛他听不见，很耽误事，不租了！好说歹说，让陆志庠临睡前大拇脚指头包块胶布再绑一根线从窗口垂到楼下代替电铃。
又从台湾逃出朱鸣冈、林端正夫妇带着孩子也住进我们这一横排房子末尾。
据说在美国进过军校的蒋炎午和方成是熟人，也搬来跟他们住在一起。蒋炎午在《大公报》写文章歌颂共产党骂国民党，很是活泼。
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是记住的
所有九华径的这一批老少在解放军进北京之后都搭上赴天津的船走了。蒋炎午也得了一笔乔冠华给的路费跟方成他们去办行装。一天下午，我在阳台上跟他们挥手再见，目送他们离开九华径。明明白白看见蒋炎午挟着一具帆布军床，走在他们里头，第二天清早，也是明明白白看见蒋炎午睡眼惺忪地从左手台阶上另一个门里懒洋洋走出来。问他怎么一回事？
“不去了！”他说。
后来他用“国之华”的笔名在“新闻天地”写文章骂共产党，记得文章中有一句：“中共大口径的谎言”使我非常生气。
这个人，你气也没用：他毫不在乎！
几十年过去。前些年他来北京看我，说是“权威方面”邀请他来参观的。并给我带了见面礼物。
这个见面礼物，一百万元跟人打赌，我不说出来，任何人一年也猜不出是一对四十磅的国产铁哑铃。
他说已写信给邓小平，等待接见。他将向邓提供极有价值的东南亚军事战略良策……
他又来过我家一次，“要去上海看姐姐了，邓小平那边没消息，那就让他‘萧何月下追韩信’吧”！
这期间，搬来木刻家李流丹，住原先王任叔（巴人）所在。楼上新来的两夫妇带着一对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但他们老是回避我们，很久很久才跟我们开始交谈。
房东太太从事农业劳动，房东先生不大劳动，听说以前在什么地方剧团唱花旦的。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名叫“乙娣”，思想很进步，认为大家都回大陆去了我回不去，很看不起我。二孩子有一个乳名，叫“猪油公”，三儿子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留下的印象是只会哭。
跟我有时玩在一起的孩子乳名叫“阿良仔”，学名叫“曾景良”，安静而善良。十几年前我在“美丽华”开画展时还见到他，仍然规矩可亲。说是要去九华径看他，却至今没有如愿。
共产党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
楼上还住着两位马上就要回去的进步女大学生，他们收藏着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其中有林彪。她们说林彪长得漂亮，我接过一看，也的确漂亮！怎么一个勇猛无边的大将军竟会这么漂亮！浓重的眉毛，英武的眼神，加上一点过分的文雅，真不可思议。她们说林彪还没结婚，……“有的女大学生还准备嫁给他咧！”
这个“有的”我不知是谁？是不是她们自己？
几十年以后见到林彪，再想起那张照片时，我相信那是一张儿童照片吧！
后来屋后搬来了沈曼若，湖南人，早年毛泽东、刘少奇的同道，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回北京后蔡元培请客，有刘师培、黄侃、胡适这些前贤在座。蔡问刘师培认不认识沈曼若先生？刘青白眼说：“喔！那个沈伢崽啊！”
沈曼若那时才二十来岁，不高兴了！“我就是沈曼若！”
“喔！”刘师培说：“你就是沈曼若啊！你，读过什么书呀！”
“什么书都读过！”沈说。
“什么书都读过？那举一本来听听呀！”刘说。
“《论语》！”
“喔！读过《论语》，不简单哪！有什么心得呀！”
“有一句！”沈说。
“给大家讲讲着哪！”刘说。
“老而不死！”沈说。
……
住在我屋后的就是这个沈曼若。
瘦小，白皙，精神十足。讲到解放的北京，他说：“我是马上就要回北京去的，见到润之和少奇，他们不给我个好差事做做我是不答应的！……”
他以前是李济深的首席秘书，李已在北京，地位很不平常，我们区区这座小楼后房，川流不息地来着接线拉关系的国民党泄气要员——刘建绪、贺耀祖这类人物。
我忙着我的事，刻一些迎接华南解放的木刻，画一些画，写一些电影脚本和拉七拉八的散文和诗。写过十来篇“白华村人物印象记”在《大公报》连载，写这方面的东西，算是最早的了。《大公报》那时候的罗承勋兄最是清楚。
回广州参加华南第一次文代会，见到叶剑英、冯白驹这些传说中的人物。
回香港后搬了家，住到香港坚尼地道这边来，一个月仍是五十块钱一个月，住处却小多了。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原刊《文艺报》（香港）第二期
黄苗子
记邓尔雅先生
从“书越读得多越蠢论”到“大革文化命”，从几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贬窜流放到“扫四旧”，传统的学术文化已经被“扫”得差不多。和权威学术路线似乎格格不入的一种传统学科——“小学”、“训诂”、“说文”，“六书”这些从清初、特别是乾、嘉以来到民初都十分红火的考据之学，七十年代前后，便被“打入冷宫”，门庭冷落。当时如有人研究，那就被指为：“胡适之派的烦琐考订”，是钻牛角尖，是“把人引到脱离政治、脱离现实、脱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途上”；被认为只是玩古董、抽鸦片的遗老遗少们的有闲嗜好。于是这一门学问，便很少有人敢于问津。
“小学”并不解释为小孩读书的小学校，而是研究中国文字的来源、变迁、形体、结构、声切、音韵等的一门学问。“训诂”（或作“诂训”），即把古代文字或词句用今天的文义作出解释。“说文”则是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来研究中国文字，“六书”是古代教小学生识字的一门学问，把汉字分为“象形”、“会意”、“形声”……等六种组成部分，以便于学生认识字的来源，也是《说文》一书解释汉字组成的规律。统称为“小学”的这门学问，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文字学，但如把它的范围推广一些，甲骨研究、金石学、音韵学、古文文法，也都和“小学”、“训诂”有血缘关系，是先代流行的考据学（“朴学”）的一个支流。
这门学问有什么用处？它的功用不小。
要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就必须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字、金石镌刻或简帛、书籍记载下来的资料，但古人的字体和字句，现代人已经很难认识了解，要读通这些古代文籍，首先必须有小学家出来担任沟通、翻译的工作。举《诗经》的例子说：这部二千五百年前的诗歌总集，是把我们祖先的文化历史、生活风习糅合在一起的文艺宝典。三百篇十五国风，全是当时有韵的白话诗。但因时代距离久远，不仅文字的形、音、义难认，当时的政治、礼制、征战、狩猎，以及民间的农桑劳作，娱乐歌舞、男女婚恋、风情习俗等等，也必须对之有深入的探索理解，才能揭开这些神秘美妙的古代诗歌的内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古人听到河洲畔雎鸠的鸣声和悦，就联想到男士对淑女的追求。“关关”，和鸣之声，雎鸠是鸠鸟中之一种，这都要凭小学家去做探讨诠释工作，所以小学家必须具有丰富的学问知识。
于是，我想到先师邓尔雅先生。
少年时代，我随待先父冷观先生在香港读书时，就有幸拜识尔雅先生，时间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尔雅先生早年是粤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的学生，大约在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那时，尔雅先生的父亲邓莲裳（蓉镜）任广雅书院院长，先祖芑香公（绍昌）受张之洞聘为书院的文学馆分校。尔雅先生那时十五六岁，是芑香公的学生，和先父又是同学。芑香公早年是阮元在粤所办的学海堂书院的学生，清季粤中大学者陈兰甫（澧，学者称为东塾先生），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芑香公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选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得师事东塾先生，东塾先生的曾孙陈之达，也肄业广雅书院，与尔雅先生交谊至深。有这些渊源，所以尔雅先生和我家先代的关系不浅。
此外，我在十二、三岁时，和比我年长多岁的画家黄般若兄结交往来，般若兄是东莞人，和尔雅先生同乡世交，经常出入尔雅先生之门，其后还成为先生的乘龙快婿。由于这些因缘，我和先生关系更深一层；但是由于自己自幼惰忝放纵的个性，没有认真接受先生的教诲，尔雅先生真正的入室弟子，却是我四哥万夫（祖雄），他勤奋地从先生治小学和书法篆刻。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定居香港以来，似乎够得上称弟子的学人不多，四哥是三十年代亲炙深切的门生，四哥的学问功夫，受到尔雅先生的深切期许，但是由于当时有思想的青年人，都把爱国救亡视为生命的第一意义，抗日战争开始，四哥便放弃学业，只身从香港跑到陕北，最后，流血牺牲于晋冀察边区的日寇炮火中。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当了烈士，便当不了学者，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大悲剧！
在中华中学，尔雅先生教的是书法、文字学课程，他为了照顾学生的程度，深入浅出的讲授使学生听得趣味盎然，自然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记得先生讲文字声韵，说到每一地方方言的不同发音，举例说：广东话“没有”，方音略如“髦”，是由古代汉语，“毋”、“罔”、“亡”、“无”等字的一音之转，而在湖南，就念作“卯”；到了广西，“母懊”切的上声音，就念为“摩凹”切的平声。他讲：从前有一位到广东经商的广西人，收到妻子托人捎来的家书，是不识字老伴的手笔，上面画个猫咪，下面画个铜钱。旁人看了莫明其妙，丈夫一看就说，“这是没有（猫）钱，向我告急了”。故事一说，同学在笑声中便领会了古代文字的“象形”和“假借”等意义，方音的来源和演变等道理。
尔雅先生五短身材，精瘦有神；两撇胡子，更表现出庄重仪容与学者风度。在追随先生的六七年中，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喜欢说点笑话，喜欢谈文艺掌故，恨不得把一脑门子学问都掏出来给人。由于他博学而不拘泥于前人成说，（这和他早年游学日本，接受外来的治学方法有关）因此，见解新异，引人入胜。对任何事物，都饶有兴趣地追本寻源；在茶坊酒肆，他举出“茶”字与“荼”字的渊源，“茶”即“荼”和“槚”字的音转。茶最早由福建输住欧洲，福建方言“茶”的发音，也是“茶”的音转；而欧洲人对这未见过的舶来品，只能依出产国的发音作TEA，即是闽语“茶”的发音。他又指出酒的最早发明是树上果实掉落山坳水窖中，经过发酵，其味甘芳，被人（最初可能是猿猴）发现，取为饮料的。公元前三千年的殷商人已经酷嗜麹蘖，从发现的殷商陶器、铜器中，酒瓶（尊、壶、彝、卤等）、酒杯（爵、角、觥、觯等）的名称、形式、作用（祀神、宴宾、独酌）种类繁多，各有区别。《史记》记殷纣王“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等文献，是可以从发掘出的古文物互证的……这些饶有兴趣的故事，记得都是第一次从尔雅先生处听到的。往事如尘，已不止龚定庵所谓“复我童心六十年”了。
尔雅先生教书法，除了指导我们基本的用笔方法等以外，主张各自选性情所近的书体来学，但要求初学先务方整，勿求奇纵；他指导我除了学《张迁》、《史晨》等汉隶之外，再选隋碑小楷放大临写，我们开始学《鱼公姬夫人碑》；但我那时喜趋时髦，得到一套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郑板桥手写全集，如获异宝，偷着模仿，没有遵从师训，打下严格的基本功，以致垂老无成，至今回想，后悔已来不及了。
尔雅先生的书法，无论篆书行楷，都给人以一种整洁圆静的美感。他的行楷早年接近晚清流行的北碑格调，其后见到他的前辈邓铁香（承修）以北碑参小篆八分的行楷书风，深受影响，一变而为瘦逸遒劲的独特的风格。略如北魏始平公刻石的结构而秀腴活泼，骨力劲健，如锥划沙，得巧拙相成之妙。先生很欣赏苏东坡“书贵瘦硬方通神”这句话，他不喜欢刘石庵（墉）书的肉多于骨，说：学之容易近俗。有人评先生行楷，谓如孤山处土，吹笛梅边，允为逸品，这是很难达到的艺术修养境界。先生的篆书，大抵从小篆入手，其后参以金文大篆，这本是吴大澄、黄士陵（牧甫）当时的风尚，但尔雅先生本人，更以渊博的六书、训诂学问，加以在不断增多的商周金文与逐渐出现的甲骨文字中，广泛搜讨古代篆书的美学规律，形成了历代书家未曾发现的篆书新猊。尔雅先生常喜欢引用邓完白（石如）“斯翁以后，直自小生”那句豪语，但历史演进，斯翁（李斯）以“前”的上限，也并不难夺席了。先生的篆书，行笔有如屈铁，整齐刚劲，力具千钧；章法结体，讲究规律中的奇变。黄宾虹论书，有“浑厚华滋”之说，拿来比拟先生的篆法，也是恰当不过的。先生的篆书风格和功力，也得力于他长期的治印工夫，他把秦汉玺印的结构布局应用到篆书的结体章法上，形成一种古雅而又新颖的独特作风。先生在一九三二年《题黄牧甫印谱》诗，有“布白几何入三昧”之句，他认为黄牧甫治印，能把几何图案的结构（布白）方法应用到篆刻上，所以在邓石如（怀宁）以后，牧甫（黟山）成为集大成的“神者”（原句：“怀宁以后谁神者？惟数黟山集大成”），这诗在推崇牧甫，但也可看出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先生在书法上的“与古惟新”，正是做到前人未做的功夫。
“东汉青泥迹已陈，自将铁笔写贞珉：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先生题容庚兄弟同辑《东莞印人传》）尔雅先生的篆刻与书法，世人并称双绝，先生自少喜欢刻印，自述云：“尔雅小时入塾，师教兄以《文字蒙求》、《说文部首》诸书，因得旁窥窃听，略知六书体例，乃比人为早，后捉刀嬉戏，童心颇顽；加以家有藏书，凡关于印篆之属，偷得余闲，辄手一卷，遂解篆刻。”（《邓斋印可》自序）其后就读广雅书院，曾从芑香公请教：“尔雅方童年，初学捉刀，以所刻呈教，屡承诲示，不啻问业师也。”（题屺乡丈《秋琴馆诗集》小注）但先生在治印方面的跃进，应是二十八九岁从日本归国，看到黄牧甫的作品以后。牧甫曾是吴大澄幕僚，二人对金石文字的功力甚深，均工于篆书，但牧甫尤以篆刻名于世，当代治印名家，很多受到他的影响，在金石考订和说文六书方面的钻研，本来和吴大澄、黄牧甫有共同趋嗜，一旦发现牧甫在篆刻上的崭新面目他就不能不倾倒备至，先生有一句名言：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两者的融会贯通，可能是从深研黄牧甫篆刻得来的领会。但尔雅先生在刻印方面，广泛吸收秦汉三代的权、量、泉、布、镜、鉴、瓦当等铭文入印，时或采六朝佛像、碑字入印尤为奇谲美妙，其朱白文印，下刀斩钉截铁，朴拙遒劲而姿媚绝俗，似乎又在前人之上了。
先生嗜抽卷烟，口袋里装满了小长方形的卷烟纸，对于先生，这小纸片不单纯是抽纸烟用的，他在读书（甚至在朋友书斋谈天，或茶馆读报时）发现对他有用的资料，就马上拿出卷烟纸片，认真地抄下来，我当时不懂得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先生说：做学问的人，凭的是资料，资料要一点一滴去积累，小纸片儿积得多，把它分类整理出来，就是你最宝贵的资料了。先生的教导，使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渊博学问，都是由点滴积攒得来的，这些锱铢积存，要下苦功和毅力。浅尝辄止，是不能有大成就的。但更重要的体会是：书法、篆刻，原是一门艺术，我原以为只要从书法的用笔、结构布局等笔墨方面用功，或顶多读几本《临池管见》、《艺舟双楫》等，便可以跻身于书法家之林。但当我体会到尔雅先生的艺术成就如此卓越出群，原来在笔法（书艺）、刀法（篆刻）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后台支柱——小学训诂的学术修养。这门学问似乎和书法艺术的成就无关，其实，要达到书法艺术的深造，字的根源、演变、结构、陶文、甲骨、大小篆以至隶书、行楷的变化，都和书法艺术有内在联系，书法、篆刻功夫越是到家，越学得这门学问缺少不得。当然见仁见智，艺术的任何入门，任何道路是可以任人自由选择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尔雅先生的诗，也如他的书法篆刻一样，隽永有味，古朴中含清新。我更爱他风趣十足的佳句如：“一针十九维他命，百岁寻常荷尔蒙”（《壬辰元旦》），“地球与月往还频，痛痒相关影迹亲”（《丁丑秋冬杂诗》。按：一九三七年，已有登月球的预见了。一笑）；“人虽博犹贤，马当引为耻；既无九方皋，不如勿千里”（观赛马）；“酒属魔浆工作祟，芋诚灵乐太相思”（咖啡）等等，不一。容希白先生谓先生“篆刻学邓石如、黄士陵；正书学邓承修；诗学龚自珍，而均能变化以自成家，观者罕知其所自出”，诚为知言。先生游日习美术，画亦老辣朴拙，尤以折枝花见长，吾家昔有先生花卉山水屏二副，每过书斋，辙为流连神往，今不复见矣！
先生名溥，以古人训蒙书中有“宋延年、邓万岁”句，更名万岁。又因王恂三岁便识“风”“丁”二字（见《元史·王恂傅》）晚年自号风丁老人，意思是年老了，还只像三岁的王恂那样，只识得两个字。用意谦逊而饶有风趣。先生在书画作品中署名，多作“尔疋”，“疋”即古“雅”字，不识者或误读为“匹”。
先生于光绪九年除夕（阳历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以一九五四年十月共日卒于香港。得年七十有二。
尔雅先生是东莞邓莲裳先生的第四子，莲裳先生为清末名儒，同治辛未翰林（先生自刻印章曰“太史公牛马走”，用史迁语甚隽），历署江西粮道、乡试、会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先生虽生于北京，却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先世于北宋自江西吉水迁香港大埔锦田村，由于锦田尚有祖地，故民国十一年定居香港后，即营建绿绮圆宅于锦田，并写了大量有关大埔一带（据考订：沙田大埔海湾，有三小岛，俗呼三杯酒，此地即古媚川都，乃五代南汉采珠之场）一带的历史风物诗文。
他童年在江西就读，旋入广州学海堂，中年漫游日本，来往上海，徘徊于桂林山水间数年；此后三十三年，栖迟香港，终老此间。
先生于当代名士中，与苏曼殊（玄瑛）结交于日本，交最深；曼殊死，先生改斋名日苏曼那庵以示纪念。诗人黄晦闻，画家黄宾虹、高剑父、张大千，粤中名士蔡寒琼（守）、潘致中等，与先生艺文探讨，诗札往还不绝。先生与柳亚子神交数十年，终未谋面；一九四○年，我在香港，曾邀先生及马小进、陈君葆诸前辈小叙，并邀亚子先生，以事未果来，是年有《叠韵和尔雅》诗，小注有笛子约君会饮其家，余以先有所期，不能赴。（见柳先生《磨剑室诗词集》下）。但先生为南社中坚，曾主持南社湘集数年。
尔雅先生的高足弟子，早年的所知有女弟子伧竹骞，从先生习诗词，曾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先生甥容希白（庚）、及肇新、肇祖兄弟，于民二（一九一三）在故乡东莞从先生习小学、治甲骨金文，肇新早卒，容庚、肇祖兄弟均北京大学名授，著述甚丰，容庚《金文篇》，允为古文字学要籍；先生生平绝学的部分，总算后继有人。
先生生平所蓄文物，最宝爱者为唐代绿绮台琴，为明末名士南海邝露（湛若）抱以殉难者。海内名流，题咏迨遍。
尔雅先生是民初以来的文字学大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继承了东塾先生以来岭南学派的治学风气。可惜在“栲栳量金多买卖，人人火急向欢娱”（先生《香港》诗句）的商业都市中，国故小学，过问者希，先生遂以书法篆刻名当代。先生生平著述，所知者有：《文字源流》（约四十余万字，原稿今藏香港艺术馆）、《邓斋笔记》、《艺觚草稿》、《集唐宋诗联》、《聊斋索隐》等，均未见行世。一九六○年，容希白教授为刊行先生诗稿《绿绮园集》于广州，然风雨晦暝，选存仅三分之一，深冀不久之后，《文字源流》、《诗集》等巨著，终能与世人见面，与先生书画篆刻，同为祖国文化之光，则不特近二百年岭学之盛事也！
我于十九岁离家，从此很少回香港向尔雅先生问安请益，对于先生生平及晚年生活，所知不多。最近波翁（般若）之子黄大德兄，以搜集到外祖的生平资料，编成年表初稿示余，因此触起写此文的念头，其中也有引用年表的地方，并此致谢。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澳洲之布里斯本寄庐
黄庆云
李先生的迷宫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一位朋友颇为郑重其事地问我：“你要访问一个奇怪的老人吗？他，无儿无女无家室，却偏爱自制一些布公仔，而且造得非常灵巧，可能你会写出一个故事来。”
她以为这老人家也是童心一族，合乎我采访的兴趣。
当然，我答应了。月之某日，我们依约前往了。在九龙最繁嚣的一区的一条街道上，我们找到了那老头子住的楼房，它的楼龄，也像它的主人一样，如果我没有记错，它连那个年代装升降机的潮流也没有赶上，我们是拾级而登的。
主人说是在等我们，然而他等的地方不是在这楼房里，而是在街上的咖啡店，却要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呀！我写儿童小说的时候，凡是写到什么乱七八糟的房子时，我就会形象化地说：“这里，就像妈妈不在家的时候那样。”可是，在此时此地，只能写：“这里，就像儿女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同是属于凌乱，但是妈妈不在家与儿女不在家是大有区别的。妈妈不在家的房子是凌乱中充满动感，连灰尘也在跳舞，而儿女不在家的房子，就凌乱得毫无生气，只能从各处灰尘积聚的层次，判断主人冷落那里的时间有多长。
我带着怜悯的心情看待这里的一切，浏览这里的一切，可是，旋即发现我的判断错了。这里的东西并不如我骤然入眼的垃圾一团，也不是长久地为它的主人所冷落，而只是站错了岗，排错了队的一群。请看吧，在那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旧书堆中，压着的竟是一双楚楚可怜的美人的木腿，在那早告退休的案头日历里，夹着的是一撇怒气冲冲高高翘起的黑胡须，从一堆碎布和花边里，伸出来的是哪位求人拯救的壮士的断臂，这些每一件都是使人注目的精品，而在一张被剥夺服务权的书桌上，竟然放着一张写得端正的英文：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上帝赐给我以宁静的心情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给我以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一切，又赐给我以智慧去区别这两者。）这就使我不能不刮目相看，还想到这里就是一个迷宫，迷宫有谜也有魅力，如果我有耐心在这里钻，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宝藏来。
正当我沉思着如何打开缺口，步入迷宫的时候，那位主人李先生就优哉游哉，从咖啡店里回来了。
由于职业和兴趣的习惯，遇见陌生人，我很容易浮想联翩，如果是少男少女呢，我会想到他们青春消逝以后会怎样的，会瘦得仙风道骨如女巫一族，还是变成心宽体胖，福寿双全的老爷奶奶。如果是老公公老太太呢，我又会回溯到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在想象中重新展现他们容光焕发，轻颦浅笑的风姿。
多年的观察还使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操纵着这些变化的是时间，时间是个既无知也无情的家伙，尽管万能的上帝创造出亿万个美人与俊男的胚子，一走过时光的隧道，就毫无例外地让皱纹画花了他们的脸，把笑涡拉扯成为笑坑，把线条优美的轮廓削出了棱角，反反复复，把千娇百媚，千姿百态强撰成为几种脸型。既然是一视同仁，受害者当然是俊男美女，而其貌不扬的芸芸众生，倒觉无甚损失，从来既不曾回头一笑百媚生，此时更无效颦之必要了，哪个老人不是眉头深锁的呢？
李先生与我们寒暄之后，我便开始打量他，将他还原一番。他是个七十岁左右的人了。时间没有把他的俊秀和健美保留下来，也没有把它们全部抹杀了去。时间压服了他，他也压服了时间。在他身上有时间夺取不去的东西——风度和智慧。因为时间无情的手只能抹杀上帝的创造，而风度与智慧，却是属于他自己的。
谈话从哪里开始？当然是从对他的手艺慕名而至谈起。李先生也并不对他的工艺表示谦虚，而是表示还不够满意。他抱歉地说：“很可惜，这些玩意造一个卖一个，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存货可供你们品评了。”他随随便便地从那迷宫里翻开一些杂物，找出了几件没有完成的杰作，例如：一个哲学家缺乏了一个大烟斗，一个中国姑娘还没有安上绞着辫子的手儿，来说明他的构思；或是一些被丢弃的废品，例如一个政客双目圆睁，而其中一双应该紧紧眯起来的，一个胖富翁的颈应该包着他的衣领，反而给衣领包着，如此等等，不无风趣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我的朋友说：“这不是玩具，真是艺术品啊！”
我说：“我敢说你的买主绝不是孩子们！”
他说：“猜得对！是大人，而且还是老人家呢。老人总是怀念老日子，孩子不会怀旧的。”
这迷宫我已开始走了一步了，跟着就是第二步。我问：“听你的口音，你的老家不是香港吧？”
他说：“对！是上海。”
“那你从前是干哪一行的呢？”
他豁然微笑：“也许你想不到，我是在圣约翰大学当体育教练的。”
于是我的思想活跃起来，在我面前，他开始还原了，身上肌肉膨胀，连眼睛都会说话，都会指挥别人。
但是，那些艺术细胞藏在哪里呢？我说：“也许我猜不到，我还以为你是学艺术的。”
他说：“不是专学艺术，而是对艺术有兴趣。我喜欢画画和拍照。”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又从那迷宫的乱纸堆中，取出了几张铅笔的人像画来：“看，在制造这些布公仔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先来一个造型的。”
他又说：“我还拍过很多人像。”可是他不再去找，故意地不去找了（这是我的观察）。
于是，在他的还原的图像里，他再变成一个有艺术风采的人，而在我看不到的画像与照片中，却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风姿绰约而且品味一流的倩影。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
“你一定有一位美丽的爱侣了？”
他说：“这回你又猜对了。不但美，还很高贵呢！”
“我想，大概是中西女子中学的吧？”
他笑而不言，跟着，不待我再问，他就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香港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她先撤退了，她说她不会适合那样的生活。她约我到香港来，她在那里等我。”
我说：“那就是盟约了！”
“谁不会这样想呢！香港我没到过，但是我有亲属在香港。于是，我便结束了一切，告别了上海，到香港来了。”
然后，他沉默了一下，说：“到香港来，找到了家住荃湾的亲属，了解一下香港的情况之后，我就按着她给我的地址去找她。浅水湾——这是她的家，一点没有错。我完全没有上错车、搭错船或走错路。当我抬头一看，那座全海景、大闸门，前后花园、绿茵草地跑得马，清清泳池可作赛场的‘家’的时候，我猛然停住了。我乘船坐车、翻山渡海到这里都没走错路，但是此刻如果继续向前，哪怕是仅仅踏出一步，那么我的路子就大错特错了！荃湾和浅水湾，此湾究竟不同那湾呀！于是，我毅然作出一个决定：回身向后转！”
我说：“哎哟！你身经百战，给健儿们出谋策划，克服过多少劲敌，怎么竟然就弃权呢？”
他苦笑说：“弃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的。有某种精神可能在体育精神之上。爱人不是敌方。她的胜利也会是我的胜利。”
“那么，从此你就没有再找她了？”
“没有了！”
“那你有没有后悔呢？”
“没有，因为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很有出息，很有地位的人。他们的名字我一定不说出来。”
对我他都设了防线了，我何尝是那种东家长西家短的八卦记者！我便转了话题，说：“那就谈谈你自己吧！”
“我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回上海的了。可是人总得生活下去的。我便寻找这样那样的工作，在香港这岛上转悠转悠。有一天，我兴之所至，做了两个布公仔，亲自拿到街上去卖，果然，那些游客一看就爱不释手，不须讨价还价就买去了。这工作倒也合我的口味，这样就一直做下去了。”
我的朋友便插嘴说：“我知道，李先生的公仔价钱可不低，总是四、五百块钱一个的。”
李说：“我为什么要制造廉价的东西呢？”
我又问他：“公仔里既然凝聚了你的心血，卖了出去你不心疼吗？”
他笑着说：“哪一个画家把自己的杰作留在家里？除非他很倒霉吧。不过，我这些算得上什么艺术？归根到底，它不也是商品？市场也小得可怜，我请了两个年青助手，给我缝缝衣服，涂涂颜色，钉钉木头。你看他们不正在那边干得起劲吗？谋生之道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