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
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接近这
一边，有时接近另一边。——苏俄政治家托洛茨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都是一份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而且这份遗
产注定要在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中发挥其影响力。俄国是一个拥有300
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
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俄国文化传统持续性发挥着它的滞后作用，间接
或直接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且使承袭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和文
化传统的俄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俄国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的浸润。
来自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先进思想，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对
俄国现代化道路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影响。
一、在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废墟上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是推动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最活
跃的动因。同时历史也将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运动做出如实的记载，因此旧的、
长期运行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遗存便构成民族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谈到文化传统内部结构的划分时，我们把其划分为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等
部分。那么政治文化传统的构成又包括那些内容呢？它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制度、社
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政治心理三部分内容。政治制度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常采用的政
权统治形式；社会意识形态即受该政治制度制约的，与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等思想；民族政治心理即在该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长期侵蚀影响
下，在人们思想中积淀而成、因袭相传的政治倾向。
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渊源。俄罗斯民
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地带，尽管俄罗斯先民们终于
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大森林，但是长期形成的封闭意识却留在思想里。因此在古代俄
罗斯人那里，村社即世界。9 世纪瓦拉吉亚人的入侵把宗法制又强加于俄罗斯，再
加上蒙古的八思哈制在俄国的强制推行，使村社制、宗法制、八思哈制三位一体汇
流成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基质，即村社一宗法文化。该文化基质反映在民族的价值观
念上表现为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反映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盲目崇拜强权，
极端鄙视民主。
如果说具有东方特色的村社一宗法文化基质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的话，那么拜
占庭文化就这个母体在其孕育时期被强行注人的重要的外来基因。988 年，基辅罗
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的联姻，接受了基督教的希腊正教，强迫全体
国民众皈依耶稣，于是为自己的统治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接受了拜
占庭的政治制度。因此，俄罗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合体，而封闭的村社——宗
法文化基质和拜占庭的集权专制制度为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
形成奠定基础。
俄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封建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即由“领
主杜马”和大公共掌大权。但是在该时期俄国君主（大公）的权力就显示出较大的
独立性，莫斯科大公在法律典籍上是“统治全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的权力
“超出世界所有的君主，也支配一切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丝毫不受阻碍。”伴随着
俄罗斯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和统一国家的最后形成，莫斯科大公也从“同等人中的
第一位”变成了俄罗斯惟一的君主，领主杜马和世袭贵族的势力却在日趋下降。在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1547—1584年），莫斯科大公由东正教会正式加冕为“沙皇”，
并且由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宣布：“英明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的权威至高无上。”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执政1682—1725年），俄国的政治制度终于完成了由
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过渡。他大力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沙皇专制统
治的改革，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军权、神权、司法权集于一身，形成了俄国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统治局面。他宣布说：“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
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
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彼得一世的宣言标志着绝对专制君主制在17世纪
末18世纪初在俄国的最终确立。伴随着农奴制度的发展，专制统治结构更加稳固和
完善。当18世纪下半期的西欧和北美一片“自由”“民主”的欢呼声时，俄国却正
是“农奴主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这位被称为
是“北方的塞美拉米达”（希腊神话中的女王）的专制女皇在“开明专制”的口号
下行使独裁专制的勾当，把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统治推向巅峰状态。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俄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伴
随着专制制度的确立而发展。基督教（东正教）传人俄国之后，便立即拜倒在皇权
之下，成为其忠实的附庸。东正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极力宣扬“君
权神授”，宣扬是上帝把“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宝座的，并且
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东
正教会还积极为皇权的加强制造理论根据原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
洛费曾臆造出所谓“三个罗马”的理论，即全世界的历史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
罗马（古罗马帝国）早已没落，因为它亵读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已灭
亡，因为它与天主教会同流合污，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
将是未来正教的中心，莫斯科大公就是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信仰基督教正
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统一的王国中去，您（伊凡三世）就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
长期以来，东正教会正是忠实地充当着专制制度卫道土的角色，以愚昧、落后
的思想限制俄国人民，成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御用的封建思想家则更多地以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方式论证专制制度在俄国建
立和发展的必要性，大肆宣扬君权至上、皇权神圣。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普
罗科波维奇依据自然法原理，证明专制君主制最适合俄国的国情民风。他认为在自
然状态下，由于缺少最高权力统治，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宁，人们的生活和幸福
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而人们只有把统治权力交给最高统治者，在世袭的专制君主
政体的庇护下，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平稳而有序地发展。因此俄国需要专制君
主，沙皇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甚至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对专制君主
的命令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他是最高裁判者，在国家里不能有任何其他权力可
以变更君主的命令。”同时代的政治学家塔季切夫也依据自然法原则对自由与专制
进行了分析。他承认人的自然状况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一旦被普通人掌握就不可避
免地要蜕化成个人的任性。因此社会的利益要求限制自由，应该给自由套上一副
“缰绳”，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君主专制统治形式。他声称：国家的产生是
社会契约的结果，但是人民经常选择最符合人性的专制君主制作为政权的形式，君
主即成为一家之长，而“家长的自然利益，要求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告诫
人们应该绝对服从家长（君主）的领导，从而为沙皇的专制统治涂上一层合乎伦理
关系的光彩。18世纪初的思想家波索什科夫的思想反映了新兴的商业资产者阶层拥
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和希望依靠皇权的加强来提高该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愿望。他
在《贫富论》中主张“沙皇应该是专制统治者，他的命令就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
执行，像上帝统治全世界那样，沙皇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这些贵族思想
家的政治学说直接为彼得一世实行政治改革，剪除世袭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
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伴随着专制君主政权的发展，以专制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
态日趋完善。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载体的民族政治心理，必然被打
上专制主义的烙印。专制制度在政治L 的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侵蚀，最
终在广大俄罗斯人那里形成了被动的适应和认同，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就成为俄罗
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普遍地存在着提倡专制、鄙视民
主、尊崇皇权、漠视自由的倾向。因此，俄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无不带有皇权
主义的色彩。17世纪70年代的斯捷潘啦辛起义的口号是：“打倒所有王公、世袭贵
族和一切俄罗斯贵族，根除一切长官、政治。并实行人人平等。”但同时，拉辛又
提出“一切东正教徒和所有的教徒们要保护皇室，把处于世袭贵族手中不自由的沙
皇解放出来”的口号，即在反封建的主张之外，又打出了“勤王”的旗帜。18世纪
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布拉文热情地呼唤农民起来同“世袭贵族、王公以及一切图利者”
做坚决的斗争，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保卫我们善良正直的好沙皇”。、
因此苏联历史学家马夫罗金认为：“拥护好沙皇，这是俄国农民战争的一个传统口
号”，它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变种——皇权主义思想在广大的俄罗斯农民心理意识中
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经承认
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19
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与
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与
地下相联结。”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人
物维特伯爵也说：“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权
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识
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人
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斯农民心理
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
经承认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
19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
与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
与地下相联结。”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
人物维特伯爵也说：“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
权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
识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
人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
二、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与其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政治心理构成了社会经济
基础深厚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它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
广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形成深层的遗存，然后再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
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无形的映体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俄国历史发展和
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对新思
想的传播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19世纪以前的俄国思想文化领域，正统的
专制主义思想成为游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幽灵。
但是历史的发展终究不可阻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终将踏上现代化的道路，
而新思想的兴起同样终将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层层网罗。曾亲身在巴黎感受了法国
大革命自由气氛的俄国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感受到：“1812年、1813年、1814
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
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有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有多少新
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有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
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
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
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像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
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
脑中的原因。”19世纪20年代在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终于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
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为主体的先进思想向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
文化传统发起了挑战。俄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们为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施做了必要
的思想启蒙工作。
来自封建贵族阶级的一批先进青年最先成为民主思想的信徒和专制主义的叛逆
者，他们是拉吉舍夫、十二党人和赫尔岑。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别
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
命家的斗争精神，并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农奴制
度和专制制度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消灭它。他
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地考察了俄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
科学地指出：“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行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杜波罗留波夫称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社会，是一个
被痛苦折磨着的社会，是一个监狱般死气沉沉的社会。在这里，只有听到低徊无力、
一现即逝的窃窃絮语才偶然显露一点生气。毫无光明，毫无温暖，毫无自由；黑暗
保护的监牢，散发着霉烂潮湿的臭气。世上的一点声音，晴天的一丝光芒，都无法
进入这座监狱里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正在那里受苦；从这些已经变野的、沉
默不语的、肮脏的生物身上还可以认出人的面目，然而我们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恐
惧。”他看到“昔日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对于农民特别是对农奴的独断专横，是完全
以地主脾气是否暴躁为转移的。这种独断专横，是由于地主当时所处地位而产生的
普遍的必然的后果。”他宣布：“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是与受其压迫的人民为敌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人类尊严、个性自由、
对爱情和幸福的信念，纯洁的正直劳动都被那些胡作非为者践踏得一点影子也没有
了。”他号召人民去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
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也描写俄罗斯“现在是一派可怕的情景。
在这个国家里，有人贩卖人的勾当，他们这样做，连美国农场主所狡猾地利用的那
种口实（一口咬定黑人不是人）的行为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称呼自己不是
用堂堂正正的名字，而是用阿猫阿狗的浑号：万卡。斯捷什卡、瓦西卡、帕拉什卡
；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对人身、荣誉、财产没有丝毫保障，而且甚至连警察制度也
没有，有的只是挂了各种公职的窃贼和强盗的庞大集团。”正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
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以他们无情
的笔触剖析了专制主义文化的腐朽和黑暗，呼唤民主和自由，规划人类美好的理想，
因此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建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俄国几代人在愚昧中
猛醒，在困惑中振奋，投身到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去。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
并且将持续地对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影响作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文
化传统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和消极成分必然成为现
代化运动的巨大阻碍。在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
文化因素的激烈撞击，充满着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殊死搏杀。
早在19世纪初，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现端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初人俄国的时候，一些反动的贵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正统的
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挥动专制主义大棒，大举讨伐一切进步思
想。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伯爵在他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
卜书中，恶毒咒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他宣布：谁反对专制制
度和违反俄罗斯人世代相承的传统，谁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叛逆”。他在考察了俄
国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一世的政治发展历史之后，宣称：“专制制度是圣物，
是俄国繁荣昌盛的保护者。”俄罗斯人应该做的事就是毫无怨言地服从，保持对君
主的绝对信任，“即使坐上王位的是一个暴君，臣民也必须服从，而把他的暴行当
作上帝的惩罚来承受。”这本书是19世纪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顽固维护专制体制、
反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宣言，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统治阶级的一片赞扬。19世
纪30年代在俄国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的“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
与英、法不同，他们认为：“俄国历史发展得最早，而且将沿着完全独特的道路发
展，在专制制度救星般的领导下，不会发生革命。”30年代的反动教育大臣乌瓦罗
夫不仅下令严格禁止在大学。中学中宣传一切有悖于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且还亲自
炮制出所谓官方民族性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是俄罗
斯文化和国民生活的基础，必须发扬光大和严格遵守。
同时，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识中也同样充满新、旧文化思想的
撞击。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
将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但是他们在规划最终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圃于对俄国文化传统的留恋，都试图把先进的社会主义理
想嫁接在俄国的原始村社文化的基础之上。认为依靠“按其天性和传统来说是天生
的共产主义者”的农民的革命，利用俄国的古老村社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而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陷人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沼。造成这种思想偏差和理论失误的
最根本原因，正是深藏在这一代革命家心灵深处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
质仍然是旧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的对抗，表明俄国最先进的人士仍然难以摆
脱传统意识怪圈的困扰。
19世纪70年代，一大批先进青年响应“到民间去”的口号，来到俄国偏远的乡
村，以高度热情和牺牲精神，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广大农民宣传民主思想，
发动农民起义，以实现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社会主义”
理论。然而，他们在现实面前困惑了，因为农民对推翻专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
口号采取完全不理解和敌视态度。“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同样证明了文化传统
与现代思想的对抗。
三、经济传统拖曳的阴影
‘文化“一词的原始词义是指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农业耕作，无
论是英语中的”文化“，还是俄语中的”文化“，词源都是”耕耘“或”栽培“。
因此研究俄罗斯文化传统，必须研究其经济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的概念即是把
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制度，采用的生产方式和传承的经济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
族传统予以研究。它包括两层含意：长期运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受该经
济制度制约并适应其社会需要的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观念。
农奴制是在俄国经济生活中保持370 余年绝对统治的经济制度，是俄国经济文
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耕作是俄罗斯先民维持生
存的主要手段。早在公元10世纪俄罗斯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建立之前，俄罗斯人
便已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封建化过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和社
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农奴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伊凡三世完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农奴制生产
关系开始在全国确立。1497年法典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和依附关系的转换，农民只
有在每年的尤里耶夫节（俄历门月 26 日）前后一星期内，才允许迁徙他乡，寻找
工作。从而通过法律形式把10世纪以来封建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
关系——农奴制关系在全国确立下来。16世纪初，一个完整的农奴制经济体系和隶
属关系在俄国已经形成。农民被分为领主农奴、宫廷农奴、国有农奴、寺院农奴。
16世纪80年代，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禁年令”，宣布废除尤里耶夫节前后农民可自
由迁徙的规定，农民最后一点合法权利也被彻底剥夺。1649年法典中再次规定农奴
主对农民有无限期的占有权。农民连同其家庭及财产都属农奴主，从而把农民世世
代代都束缚在土地上，1649年法典是它标志农奴制在全国统治的稳固。从1497年法
典到1649年法典，以超经济强制为特征的农奴制经济终于在俄国完全确立。从16世
纪初到19世纪中期，农奴制在俄国始终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什么是农奴制？农奴制经济就其实质来说就是集权专制主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
的体现，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经济体制。在隶属关系上，农奴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依
附于农奴主，农奴主可随意用农奴抵押、转让、流放以致杀戮。即“一方是无限专
横，另一方是毫无权利”。在生产方式上，实行密集型的超经济强制劳动，绝少采
用先进技术。因此，列宁认为：“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
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农奴制是专制制度统治最稳固的经济基础，
专制制度则是农奴制存在的政治保障。17世纪中叶，农奴制的最终确立，为俄国政
治制度的转换，即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过渡奠定了经济前提。到18
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最终确定，为农奴制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证，使农奴
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世纪下半期，当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深人人心之时，俄国却正值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黄金时代。
一种封建制度的建立，便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认同。农奴制的发展不仅需要专制
制度政治上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封建思想在理论上的认同。19世纪的贵族历史学家
波将金主张：俄国历史进程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自由未必适合于俄罗斯民族，“好
的农奴主会比农民自己能更好维护农民利益。”在前面我们提到，到19世纪30年代
贵族思想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官方国民性原则，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
民族性”是俄罗斯的国民性原则，他宣称：“专制制度与农奴制是两种平行的势力，
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因此，“不发生普遍震荡，即不能触动农奴制度。”贵族思
想家的主张为农奴制的发展在理论上赋予合理性，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侵蚀了一代代
俄罗斯人。尽管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大潮，但俄国的农奴制仍顽固
地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才废除，并且在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制
的阴魂仍浓聚不散，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四、历史重负下的俄国农民群体
农民和地主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群体，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该群
体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在农奴制统治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异化，导致农
民劳动态度的扭曲、劳动目的的相悖、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
始社会里，俄罗斯农民受益于村社和土地，村社是互助和谐的集体，土地是养育农
民的母亲。然而当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取代了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后，农民对劳动、
对土地态度发生了巨变。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主的依附品，原来曾经给给农民幸福
和希望的土地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一年的辛勤劳作之所得几乎全部交予农奴主。
于是农民发现原来自身所固有的素质和力量已变成与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异己力
量，农民“只是物，是耕地的工具”，农民经济行为出现了异化。在人身不自由、
精神受压抑、生活乏饱暖、未来无希望的情况下，农民厌恶劳动，因为劳动不再是
幸福的源泉；农民憎恨土地，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农民的劳动态度变得消极被
动，对生产和收成漠不关心。18至19世纪的地主申诉书中经常有这样的抱怨，称农
民的劳动是“懒散、迟钝和毫无兴趣的”，“农民荒废领地、践踏庄稼、毒死牲畜，
想方设法破坏主人的田产。”
俄国的农业收获量与种子比例经常是3 ．5 ：1 ，单位面积产量十几年甚至上
百年也无明显增长。几百年来广大俄罗斯农民就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在这种矛盾
心理背景下被迫从事经济活动。
价值观念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取向，并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俄国封建的农民群体（包括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对
经济事务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估是在其直观封闭型思维方式下进行的。
该群体经济价值观念特点之一是其财产观念的狭隘性。仅从消费和自然的角度
看待财富，把财产和金钱当做养家糊口的必要的生产资料，认为利用它发财致富是
不道德的。即“财富没有独立价值，也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世
界观，只有贫穷才能保证阴间得救”。另外，农民群体总是认为，资本不如土地稳
定，虽然它对人相当诱惑力，但比土地更易失掉。大多数地主也把巧取豪夺来的金
钱仅仅看成是生活资料，忙于用其进行淫逸享乐，疏于用其进行扩大再生产，更绝
少将金钱投入流通领域开矿办厂。
特点之二即农民群体观念的封闭保守性。农民长期厮守于土地和村社，村民的
生活完全是建立在世代沿袭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封闭守旧的生产方式更促成了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习惯于把旧的体制、旧的模式、
旧的章法、旧的生活方式和先人圣典作为标准，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怀疑态度。
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时曾论述：“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范围，
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各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害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他们这种
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
特点之三即是俄国农民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
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
遵守的良好美德。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
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保存下来。恩格斯曾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村
社保留至今的欧洲惟一国家”。俄国农民大多数人仍把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奉为神
明，把这种思想升华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最终在政治上，专制主义取代民主
主义；在社会关系里，集体统一意志取代个人独立性，个人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受到
极大的压抑。总之，俄罗斯农民群体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封建
主义土壤之上，负承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世代相袭，日渐深厚。
五、经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
现代化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它将毫无例外地波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到19世纪
60年代，俄国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俄国在落后于西欧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艰难地迈
开了现代化的步伐。
俄国经济现代化包括了整个封建经济体系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变。即在经
济体制上，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过渡；在经济结构上，由传统农业经济
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在经济形态上，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可以想像，在
俄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现代化起步迟缓的国家里，其现代化任务是多么艰巨。
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必然充满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而
深存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封建经济传统也必然要持续地发挥其滞后影响。
农奴制的残余成为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阻碍。农奴制在俄国维持了长期
统治，其影响力涉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广泛的适应。农奴制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可以通过法律予以废除，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却难以在短时期
内根除其影响。改革破坏了劳役制的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制过渡，然而劳役
制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消灭，劳役制的残余——工役制仍顽固地排斥着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工役制下，农民仍要用自己的工具为
地主耕种，收成大部分仍需交给地方以及承担繁重的赋税摇役。农民仍然被束缚在
土地之上，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工役制成为摇役制的再版，因而它自然
地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
1861年颁布的《赎地法》规定，农民在未交清份地赎金前，不得离开村社，无
权自由流动。于是刚刚从农奴主奴役下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被套上了村社宗法制
的绳索。农民迫于工役制和村社制度的束缚，不能自由迁居、择业，也就不能为资
本主义工业和农业提供急需的雇佣劳动力。俄国财政部1880年的报告中承认：“所
有直接税和负担都和从前一样落在农民身上，阻碍他们的福利和事业的正常发展。”
同时，农奴制残余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也自然要渗透到资本主义工业中，如许多
私人企业家仍继续沿用封建超经济强制式的管理生产方式。苏联学者基塔尼娜认为
：“俄国垄断资本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垄断利润，而且在较大程度
上靠着封建的剥削方式。”农奴制的残余影响深远，最终使俄国的农业经济走上了
“普鲁士式”的缓慢发展道路。
国家超常干预的经济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和长远发展。
在俄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合二为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系统不仅控制
着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且还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国家的其他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事务实行超常干预，最终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俄国一大
传统。这种国家于预经济的机制，在某些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
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超常于预根本违背了经济独立发展的固有规律，妨碍了经
济结构的自行调适和经济发展的自创能力。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起步较晚，资金
积累、市场销售及竞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在俄国工业化初期，国家干
预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沙皇政府推行了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大量
引进外资、扩大铁路建设、提高关税利率。增加官方订货等。1892年的关税改革使
资产阶级受益匪浅，莫斯科工商业界领袖莫罗佐夫曾满怀感激地表示：“君主的恩
惠在提高20％的关税中升高了。”政府干预经济和扶植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
造成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经济依赖，导致私营经济官方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萎缩，
同时也妨碍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致使其政治主张一贯保守。
摆脱对沙皇政府的依赖，使私营经济独立发展，曾经被视为一些“天真的”经
济学家的幻想。1903年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报刊上曾向企业家们建议，放眼于
有潜力的国内市场，主张“农民的小屋是最好的市场”，但立即遭到企业家们的反
对，“梦想将我们的冶金业生产束缚在马掌、铁车轴和马口铁的需求上，这完全不
是面对现实的人的想法。”什么是俄国的现实呢？用俄国企业家们的话表述即是
“在俄国居民极狭小的需求方式下，官方是产品最主要的需要者，所有的工业部门
都要采取措施取得官方的援助和在具备官方定货的条件下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工商界立即号召工商企业家们“必须一秒钟都不
要耽误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以响应沙皇政府国
民经济军事化的要求。这一切都表明长期的依赖关系，已使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把
企业的前途与专制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文化传统
的表现，其结果必然为俄国的经济现代化设置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阻碍其正常健
康发展。
传统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阻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潜在因素。经济体制的
变革相应地要求价值观念和经济思想的更新，商品经济呼唤创新开拓观念，要求生
产者和经营者不断改进技术和改革管理手段，提高经济效益。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社
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开放系统，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不断与外界交换能
量和信息。然而在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基础上积淀而成的封闭因循的传统价值观念的
影响及其行为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却难以彻底根除，不断地
与商品经济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在：农民群体基于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采
取冷漠的态度，以至心理抵抗。农奴制改革前，政府为发展农业和开拓工业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