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则被镇压下去而无处表达不满。“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都是表现快乐的,
那也是因为所有不快乐的人都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现出愁态的人是极端
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须到西伯利亚去。”在一系列如托季
联盟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新反对派等反对派被镇压之后,斯大林体制也就基本确
立起来,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些反对派就是斯大林登上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权力
宝座的牺牲品、垫脚石。而这只是高层中的冲突,下层则有更多的无辜者因为上层
的政权争夺而被牵连进去。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
由。斯大林只能容受称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是仇敌。他要求他周围的人
都必须服从于他,不得违抗他的意志,否则就要受到他的惩罚。纪德评价道:“这
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疮舔痔者
流。”“而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
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与群众有别,而群众
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这庸俗性愈来愈下流了。”
纪德、罗兰、本雅明三个人都曾追随共产主义,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
3 个人同样的旅行苏联,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纪德是严厉的批评多于赞扬,罗兰则
是赞扬多于批评,本雅明的态度则有些颓废。但3 个人还是憧憬着苏联的未来,希
望它明天会更美好。纪德写到:“苏联的一切都使得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
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事情也能够在这里爆
发出来。”“近来,苏联给予西班牙援助这事对我们表明:苏联还能重新振作起来。
苏联还没有终止来教训我们并使我们惊奇。”而罗兰则始终对苏联采取乐观态度,
他始终认为苏联还处于完善阶段,它正尝试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因此犯错是在所难
免的不应予以苛求。如“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
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
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生虫的苹果”——这是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归来后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个词
语。生了虫的红苹果表面上看依旧使人垂涎欲滴,红色光芒的背后隐现出的阴影是
那么的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