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信中的称呼也非常的亲密。罗斯福认为：“俄国人不信任英国人，是因为英国
人向俄国人作的每个保证都未兑现……。我们和俄国人相处这么好的原因是，我们
一直恪守我们的诺言”，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俄国人被打垮更糟糕的了…… 。
我宁可丢掉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东西，也不愿让俄国人失败。”罗斯福在
1943年3 月18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得意地说：“我亲自同斯大林打交道要比你们的
外交部或我的国务院办理更好。斯大林不喜欢你们的上层人物。他认为他更喜欢我，
而我希望他将继续如此。”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终于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前，来自遥
远的两个世界的巨手握在一起。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的举止有些矜持，似乎不太
习惯与他从前的敌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一起。罗斯福决定要调节一下会议的
紧张空气。他开始取笑丘吉尔的英国人派头，挖苦约翰牛，嘲笑他的雪茄烟和他的
习惯。这边丘吉尔面红耳赤，紧锁双眉，那边斯大林的脸上终于由阴转晴，最后爆
发出一阵大笑。罗斯福私下里告诉属下：“我把那种气氛一直保持到斯大林和我一
起大笑为止，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管他叫‘约大叔’了。他能可以为我是前一天就
那么精神饱满的，不过他那一天放声大笑，走过来和我握手。从那以后我们私人的
关系密切起来……。坚冰已经打破，我们像伙伴和兄弟那样交谈。”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苏联的特工人员得知德国间谍将在英国驻伊朗使馆中安放
定时炸弹，图谋刺杀到英国使馆会晤的斯大林和罗斯福，但苏联特工人员无法阻止
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会。正当苏联特工人员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排除英国使馆中的定时
炸弹时，斯大林想出了解决问题的绝招儿。他给罗斯福打电话：“尊敬的罗斯福先
生，我想请您和丘吉尔先生吃烤鱼串。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明天的会就安排在苏联
使馆举行。会后我们马上进餐，吃烤鱼串！”罗斯福非常赞同斯大林的建议，从而
免于一场灾难。对于这一救命之恩，罗斯福是不能忘记的，两者的关系也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德黑兰会议弥合了苏联和美国长久的裂痕，也隔合两个世界级大国的最高统治
者的关系。
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和苏联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进行了合作和协调，因此才
出现了悲悲怯怯自称是“英国小毛驴”的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的不满和屡屡怨言。
在1945年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达成了妥协，大体上确定了战后双方在
欧洲和亚洲大陆上的自身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格局。1945年4 月25日，分别来自东部
和西部的美国和苏联军队在德国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两国官兵热烈拥抱，俄
罗斯的伏特加酒和美国的香烟、口香糖成为彼此间传递情感的最好语言。
同年8 月12日是苏联体育节，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朱可夫元帅理
所当然成为陪同人员。体育节检阅那天，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和他选定的美国驻
苏大使哈里曼和迪恩将军登上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墓的检阅台，这是一次破例的盛情
邀请，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外国人、尤其是被列宁声声咒骂的资产阶级人物登上过
列宁墓。美国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向人们挥
手，然后以“俄国方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全场善良的人们为之欢呼，整个世界
沉浸在一片美好的幻想之中。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使整个世界为之感动，它标
志着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巅峰状态。
六、徐徐拉开的“铁幕”
二战后期，欧洲一派和平景象。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设想着维持战
时的合作，对于大多数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来说，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一般市民，
无论是资产阶级人物，还是共产党人，大家彼此都是战友和朋友，都在为战争的胜
利结束而欢欣鼓舞。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中写道：
“这是抵抗运动的幻想——既模糊而又豁达大度。这一想法和人民阵线的理想相似，
但超过了战前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或最低纲领的概念，体现了欧洲社会的一个全新
观点。它在人民阵线的社会正义目标上又加上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阶级调和的理想，
它想通过创造一个新的和没有宗派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人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上，
在使天主教徒和反教会者长期分裂的隔阂上架起桥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争的
胜利者，也有如此的想法。
然而，这看似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浓密的乌云，远处隐
约可闻的阵阵雷声使人们难以摆脱阴霸满天的印象。
在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想当然认为：美国与苏联已
经忘记过去的不愉快，美国和苏联应该共同主宰世界。罗斯福因此提出了设立美国、
苏联、英国和中国“四大警察”的想法，目的就是由美国和苏联拉上英国和中国两
个“穷伙伴”，共享世界大家园“盟主”的福份。
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必然的基础便是同苏联达成牢固的协议，从狭义上讲，
两国当中任何一国也不仰赖于另一国，但是，从较广泛的意义讲，照我的看法，两
国之中任何一国都只有在同另一国进行合作的条件下方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为此，
“两国政府须得明白：在国际事务方面，它们的方针，只能永远并行不悖，任何时
候也不可相互对抗”。
尽管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使命结束，结成战时
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合作的经济基础
依然存在，苏联还曾试图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分得60亿美元的“美羹”。
但是事非人愿，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首脑们发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
彼此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相互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深。
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初抱怨：“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和苏联相处很不容易”。
战后的数年中，苏联势力在东欧“凯歌行进”，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发挥了巨
大的影响力，使美国为之惊恐。美国政界的死硬反共人物感叹：“共产主义成为世
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
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
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上最远的各个角落”。
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最
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罗斯福总统没有福气等到星条旗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各地迎风飘扬的那一
天，他打败一系列战争恶魔，但是他却永远被病魔击倒了。1945年3 月12日下午1
时，罗斯福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他告诉他的夫人说：“我的头很痛”，随即就
陷人昏迷之中，3 时35分，罗斯福停止了呼吸。当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来到克里
姆林宫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默默无言地紧握着哈里曼的手大约
有30秒钟之久，竟忘记请客人坐下。斯大林连连对哈里曼说：“我们是好朋友，是
很好的朋友。”
由于罗斯福是任期未满就突然去世的，因此他职务由副总统杜鲁门代理，不费
吹灰之力就拾到一顶总统桂冠，这恐怕是杜鲁门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杜鲁门是一个
极为保守的人物，他的性格上和为人上与已故的罗斯福迥然相异。罗斯福出身豪门
大族，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欧洲式教育，14岁进伊顿公学读书，18岁就成为哈佛大
学法学院的学生。罗斯福仪态优雅、举止潇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
“罗斯福笑容”和“炉边谈话”几乎就是美国的象征，也变成了美国以至同盟国的
“安慰剂”。杜鲁门则出身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在他的身上更多的体现
出的是西部牛仔的风格，豪爽、粗鲁、好斗。杜鲁门一直为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从
事粗活和其他的体力劳动而自豪。
显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美国领导人的变更没有精神准备，但是斯大林还是对
杜鲁门的就任表示了礼节上的祝贺，斯大林在致贺信中表示：苏联和他本人坚信
“各大国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是杜鲁门一上台，就改变
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1945年4 月20日和23日连续召开会议，召集主要外交和军
事顾问开会，商讨对苏政策问题。当国务卿斯退了纽斯报告苏联打算强迫美国和英
国承认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杜鲁门语气强硬地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与苏联的协定，迄今为止，只是一种单行道，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他
认为，“如果雅尔塔协定的一个方面不被遵守”，他就要认为“整个雅尔塔协定将
不再为大家所遵守了”。杜鲁门宣布：“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
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已不愿与苏联联平分天下，
他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我准备采取坚定态度”，
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他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
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爆发”。他在国会上强调：美国应该改变对策，遏制苏联国
际地位日益上升的势头。
1945年7 月16日，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岛试验一种新式武器，
只见一片令人炫目的白光后，一个庞大的象磨茹的云块升上天空，人类第一颗原子
弹试验成功。8 月6 日，美国空军的B －29轰炸机第20一航空队第509 混合大队在
日本的广岛投下了名为BOY （小男孩）的以铀为原料的特种炸弹。8 月9 日，以钚
为主要原料的特种炸弹“小胖子”投在日本的另一座城市长崎。这两个名称可爱的
东西“小男孩”、“小胖子”就是骇人听闻的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政
界的精神为之一振，杜鲁门认为这是自“诺亚方舟之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预见到
的毁灭之光。……美国不必再乞求苏联参战，因为现在已发现了一种力量与性质都
是全新的武器，以至于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了”。
由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相继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及其特有的影响，使美国
政界和军界的一些要人们改变了对战争和世界局势的看法。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强调：“原子弹的惊人破坏力产生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
军现在拥有决定性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
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军界要人阿诺德将军在1945年5 月提出：
“美国当前的头号敌人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希特勒和德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苏联的威胁却近在眼前，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立即着手进行对苏空战的准
备”。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科罗拉多参议员埃德温·琼斯在1945年11月28日的发言
中声称：“我们拥有设在从菲律宾到亚洲海岸的阿拉斯加和从阿拉斯加到南大西洋
亚速尔群岛这一地区的战略机场。因此，一有命令，就能把原子弹投到地面任何地
点并返回自己的基地……，毫无疑问，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将是美国外交的大棒”。
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提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第一次
使用了“冷战”为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词。
正在杜鲁门政府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之时，白宫中的鹰派人物、驻苏联大
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乔治·凯南于1946年2 月从莫斯科向华
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第511 号），这份电报可能是美国
历史上最长的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乔治·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俄国
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本来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原野上与凶
悍的游牧民族为邻，生活没有保障，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
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了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
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这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
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
陈旧的，其心理基础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接触时是经不
起比较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老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接触，
担心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会产生某种
后果。他们学到的谋求安全的惟一方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
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哪个国家达成协议或作出妥协。……苏联的意图必须始终
庄严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无论何人所以不应抵估教条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
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
把外部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孕
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受到蒸蒸日上的
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理论为他们
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依据，把俄国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扩大俄
国警察的权限而施加经常不断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
求。这主要是说明，数世纪以来不平静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这
个运动中，攻击和自卫的观念已经无法分清。但是，披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外衣，
又用甜言蜜语向一个绝望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外部世界作出许诺，俄罗斯民族主义
比之以往就更加危险、更加狡猾。”
乔治·凯南认为：“总结起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
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它坚信，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
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
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这个政治力量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之一的精神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并且它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
义潮流孕育出来的。此外，它还有一个精巧、涉及面广的组织机构，用以在外国发
挥它的影响，这个机构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种技能，管理它的人对于地下工作方
法的经验和技巧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凯南最后开出了药方，他认为可以“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
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因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
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
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
上几乎用不着动武。”
这个药方上开的灵丹妙药的名字叫“遏制”，即所谓的“不动武的武力”。
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简直是如获至宝，杜鲁门立即下令将乔治·
凯南从莫斯科召回，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他进行多次的长时间密谈。另一位鹰
派人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学院学生的
必读文件。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狂言呓语和乔治·凯南的“真知灼见”，在西方，特别是在
已经下野但雄心不老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爵士的心上引起了难得的共鸣，在这位英
国保守党领袖身上又重现了20年代干涉苏俄时的那个劲头。
丘吉尔认为今后对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俄国人承认英美实力的基础之上”。在
1945年4 月24日那一页日记中写道：“由于德国军事力量的消灭，苏联和西方国家
之间的关系难免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威胁，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
苏维埃俄国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第二，为防止其进一步扩展，必须立即建
立新的阵线；第三，这条阵线在欧洲应尽量向东推移”。
在对付苏联问题上非常合拍的杜鲁门和丘吉尔关系立即升温，杜鲁门邀请丘吉
尔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为示“友谊”，一路上杜鲁门亲自作陪。他们在会谈中制
定了要草拟一篇足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领导人特别宣言的演说计划，丘吉尔自告奋
勇承担演说任务。1946年3 月5 日，杜鲁门将丘吉尔请到自己的老家密苏里州的富
尔敦，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丘吉尔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长篇演说《和平砥柱》。
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感叹大英帝国日薄西山而自称是夹在“北美野牛”和
“北极熊”之间的“英国小毛驴”的丘吉尔，此刻已经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他不无献媚地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
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
你不但觉得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也感到忧虑，恐怕以后的成就未必达到这样高的
水平。对你我两国来说，现在都有一个机会来这里，一个明确的、光彩夺目的机会。
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长期的责备。”
丘吉尔这时完全忘记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间两次旷日持久的战争，
俨然将英国和美国以兄弟相称，尽管说这些话时心里不免酸溜溜的。他说：“……
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大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
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这位爵士在极力攀缘“山姆大叔”后，便道出他的“三味真言”了。
他居心叵测地说：“现在我讲到威胁着茅舍家庭和普通老百姓的第二个危险，
即暴政。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每个公民到处都能享受的
自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些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
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
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
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
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
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
莱德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
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
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丘吉尔爵士的观点与乔治·凯南的意见真是相同，他也认为：“我对我们俄国
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
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丘吉尔爵士最后主张是：“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
止战争和尽快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
不能解决问题；袖手旁观，也不能解决问题；采取绥靖政策，也无济于事。现在需
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富尔敦演说结束，丘吉尔同在场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一道唱起美国国歌，这一行
为甚至在英国国内招致了非议。
就在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发表8 天后，斯大林于1946年3 月回3 日在莫斯
科对《真理报》记者发表“斯大林式”的讲话：“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
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
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象希特勒及其伙伴。希
特勒于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
最优秀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
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
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
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
的民族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在讲话中没有忘记翻一翻丘吉尔的旧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丘吉
尔先生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国讨伐俄国
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
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
1946年希腊和土耳其爆发了人民革命，苏联政府予以了最积极的关注。斯大林
当然希望它能够扩大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最终使共产党掌握希腊的政权。
1947年2 月，美国政府收到英国的两件照会，英国表示愿意把援助希腊和土耳
其的任务交给美国，英国政府宣布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军。人们认为，这个照会证明
英国“已将领导世界的这一任务连同全部困难和全部光荣一起交给了美国”。1947
年3 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认为希腊和土耳其直接处于共产主义威胁之
下，为了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向这两国政府提供4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杜鲁门总
统签署命令，派遣战列舰“密苏里”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此行动对土耳其
执政政府表示支持。美国记者李普曼评论：“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它
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
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美国实业家布朗说得更加明确：“我们能够从较近的距离
炸毁俄国的柔软的腹地和几乎全部大城市”，“我们的城市距离俄国的轰炸机基地
却非常远。”
1947年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他宣称世界已分为
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和使命，他指责苏联是“极权
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声称美国
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施行的征服活
动。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说“这
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
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
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我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
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
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
1946年8 月，苏联宣布已经掌握了原子弹计划，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间只维持
了1 年多，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对此遗憾再三地写道：“我们的垄断结束了，它的发
生比我们的专家预计的早得多。”
冷战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了，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凯南的言行不过是历
史悲喜剧的序幕。美国与苏联那种战时的亲密关系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有的只是互
相猜疑、威胁和谩骂。
七、战后苏美第一次交锋
德国投降后，按照波茨坦协议和雅尔塔协定的有关规定，美国、英国、苏联和
法国分区占领德国。但是，苏联与西方三国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开始口角相
争。当苏联与西方三国关系破裂后，三国加速了西占区的政治和经济建设。1948年
6 月，美国政府实施“大狗行动”，将30车厢新德国纸币运到西占区。1948年6 月
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单独实行货币改革，在马克上特别加印“B ”的标记，
据说采用的是英文“大狗”（Big dog ）的第一个字母，规定10个旧马克换1 个
“B ”记马克，4 ．2 个“B ”记马克兑换1 美元。苏联不甘示弱，三天后的6 月
22日在苏占区也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与西占区不同的是，新马克上打印的“D ”标
记，新马克是作为大柏林的流通货币，占领西柏林的美英法拒绝接受。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它位于苏占区内，波茨坦协定中只规定柏林由美、英、法、
苏四方共管，但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规定。1948年后，苏联和美、
英、法国采取一系列行动，使柏林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
西柏林仍处于苏联占领军的包围中，它只靠一条受苏军控制的通道或者依靠空中运
输与英法美西占区保持联系，它实际上成为一块“飞地”。苏联认为，德国的分裂
已经势在必行，东德政权一旦建立，西柏林就变成西方势力在东德的前哨阵地，如
果美国在这里布置战略武器，东德以至苏联都将处于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因此斯大
林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拔掉这个钉子。
1948年6 月24日，苏联发表声明，宣布：大柏林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
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
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的柏林的通路实施交通管制：停止火车客运交通；禁止西占区
汽车马车进入苏占区，水路运输须经苏军许可并彻底检查后方能通行，货运列车也
须彻底检查方能通行。
苏联的目的是以武力迫使西方完全退出柏林，然而西柏林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
为“存在于铁幕的共产主义那边的最后一个民主岗哨”，西方三国决定与苏联进行
对抗。柏林危机爆发。
苏联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封锁西柏林。苏联军人开始拦截从西区开往西柏林运送
煤炭的列车，理由是“机车的安全存在问题”。从而切断了它与西占区的水陆交通，
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煤、电和食品。西柏林英美法军人和200 万居民的食品和日常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立即告急，西柏林只剩下36天的食物了。这是苏联对西占区单方面
发行新马克的回答。
6 月26日，苏占区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被美国宪兵扣留，美军方面提出
的原因是这次苏联元帅回东柏林驻地通过西柏林美军的关卡时，拒绝停车接受美军
哨兵的检查。甚至一个美国士兵毫不犹豫地将卡宾枪顶在了苏联元帅大腹便便的肚
子上，元帅的卫兵们一时间拔出佩枪，准备为维护苏军的荣誉和元帅的尊严而挺身
赴死，后来是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极力忍让下，才使火气十足的双方士兵的情绪平
息下来。
美英法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开辟由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飞往西柏林的三条
“空中补给线”，昼夜运送生活必需品。从6 月38日开始美英法动用当时所能动用
的全部空运力量，建立了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C －47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
飞向西柏林。在西柏林被封锁的一年中，总计飞行 277728 架次，空运货物 Zll万
吨，空运费用高达2 亿5 千万美元，在空运过程中，飞机失事24架。同时，美英法
对苏占区所需的钢、焦炭、电力也实行封锁。与此同时，载有原子弹的三个战略B
－52型轰炸机大队由美国本土飞到英国，苏联也把驻德苏军增加到40个师。美国于
1948年3 月至12月先后制定过“大热天”、“欢乐”和“烧灼”三个核打击计划，
准备用34枚、50枚和133 枚原子弹，分别袭击苏联的24个、20个和70个目标，彻底
摧毁苏联。一时间柏林上空战云密布，剑拔弩张，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大肆鼓噪：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有关柏林的情况可以直接上报他的
办公桌上，每天夜里他不得不靠安眠药才能人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又是
可怕的一天。柏林一片混乱。福雷斯特尔等人向我介绍了基地、原子弹、莫斯科、
列宁格勒等方面的情况。听后，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感到战争就在眼前了。”
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回一封加急电报，汇报柏林危机的进
展情况。杜鲁门看了电报后内心惴惴不安，他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个便条上写着：
“俄国会先动手吗？谁将扣动扳机？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美国报纸上也净是如下的报道：“在国会大厅，在街头巷尾，美国公民
到处都在谈论美苏之间有可能要发生的战争”，“华盛顿今天的气氛，已不再是战
后的气氛，而是战前的气氛”。
9 月22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分别向苏联政府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照会，表示：
如果苏联不停止对柏林的封锁，就将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0月3 日，苏联拒
绝在安理会上讨论柏林危机问题，理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 条，该问题应
由占领德国的四国政府协商解决。10月4 日，美英法代表将柏林问题作为临时议程
提交安理会，苏联仍然坚持安理会没有资格讨论此事，拒绝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
并且否决了安理会有关解决柏林危机的提案。最终，还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
代表会谈，将此事私了。1949年5 月12日，四方宣布解除在西柏林的非常军事行动，
延续11个月的柏林危机结束了。
“柏林危机”暂趋缓和了，但是德国分裂的局面却是无可挽回了。
所谓“冷战”，是相对于战火纷飞的“热战”而言，即它是一种政治对抗关系，
又是军事对抗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西
欧各国只能望其顶背。特别是第一次柏林危机时，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和双方的军
事对峙，使英法等国真正看到了新的战争威胁。一旦苏联和美国的战事爆发，西欧
又将变成夹在两个气冲斗牛的巨人中间的鸡蛋。法国外长皮杜尔表示，只有美国帮
助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也说：西
欧的防务性安排，如无美国参加，将毫无实际价值。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强调：除
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定的“集体抵抗侵略的协定”，否则英国或其他
“自由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
西欧一些国家鼓噪立即在大西洋对岸得到和声。美国四星将军杜利特尔认为
“美国应该在实际上、思想上和精神上作好准备，向俄国工业中心投掷炸弹”。众
议院军事拨款委员会主席肯农则认为，美国需要北大西洋集团，是为了获得基地，
以便“利用以大陆为某地的飞机去打击莫斯科和俄国的所有其他城市”。参议员艾
奇逊在国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的同盟者西欧代表着两亿多自由的人们，他们
能够为我们的共同防御事业贡献才能、潜力和勇敢”。1948年5 月，美国副国务卿
罗维特表示：美国必须对那些“感到经常处在苏联沉重压力下的欧洲国家给以保障，
从而鼓舞他们的信心和信念”。
1949年4 月4 日，比利时、冰岛、丹麦、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
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外长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的有效
期为2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成立，它的英文
缩写是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是明确的，公约中宣布：“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
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
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
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
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
北约组织的总部原设在伦敦，1951年迁到巴黎，1967年又迁到布鲁塞尔。北约
组织设有常设国际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他同时也是部长理事会、防务委员会的
主席。北约组织在军事委员下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海峡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加拿大——美国区域计划委员会。
其中，盟军最高司令为最大的军事指挥机构，下设中欧、北欧、南欧和地中海四个
盟军司令部。第一任的盟军最高司令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其实这也是美国军人的专
利。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人员中，美国军官占 47 ％。美国通过北约向欧洲盟
国发号施令，干预欧洲盟国防务计划的制定，有权要求盟国按其意图扩充军备、决
定兵役期限、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军工生产等。
毫无疑问，北约组织的目标是对准苏联及其它的卫星国——东欧各国。为了在
欧洲南翼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1952年2 月，美国把不是北大西洋国家的希腊和
土耳其拉人“北约”组织。1949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一次美
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的演说中就明确表示：“俄国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是我们惟
一可能的敌人”。当时的法国《世界报》评论：“北大西洋公约预计在将来要武装
联邦德国，这是没有疑义的，就像每一个卵中都有一个胚胎一样。”
面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军事集团的咄咄逼人之势，苏联决定予以反击。在苏联
的提议下，1955年5 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华沙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宣布
“如果发生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其它缔约国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