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它的大幕，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从而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那时候，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两千万 16到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就是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处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任志强和同学们当时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凭着这句话自愿卷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他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几乎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自己收拾起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了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加上总共6、7个小时后才算是见识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既感很神圣，又觉得很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他特意爬到了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聊以留念。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汗头上戴着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有蛤蟆的浑浊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3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穷得好一点而已。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与众不同之处。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变成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晚上睡觉的时候羊就会咳嗽，因为老鼠很大，老鼠会把羊咬的遍体鳞伤。任志强和同学们常常是伴着羊的咳嗽声入睡的，并且“大老鼠”还经常做客他们的房间。
从大城市到农村，从不愁吃喝到为了能喝上碗玉米糊糊而拼命的劳动。这群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们那种懒散的个性也是短期难以更改的，任志强一伙人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
当时，任志强每个月只有8元钱的生活费，而农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时间，值一毛二分钱，任志强苦干一天（准确的说是半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这虽然让任志强很不平，但也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当地主要农作物以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为主，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种细粮的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就更填不饱肚子。
那时候，在任志强的头脑里，未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现在同任志强一起吃饭，就会发现他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一点都不讲究；如果让任志强蹲在街头吃饭，他就像一个民工一样。
1969年3、4月份开春的时候，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逐渐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正逢7、8月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在干活时意外骨折，无奈之下，老乡们只好安排任志强回京养伤。
两个月后，1969年10月，一向“独立自主”任志强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他陪着妹妹完成了秋收和秋播。
转眼间，1969年的冬季征兵开始了，渴望军装的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熟人关系，最终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1970年年初，郭庄的乡亲们一直没见任志强回来干活，于是上报给延安方面。延安方面很重视任志强的“逃跑”，他们派干部到北京任志强家“捉拿”任志强，要让任志强重返陕北接受再教育。
正在紧急关头，是任志强的姐姐使任志强从延安干部的“魔爪”中摆脱了出来。任志强的姐姐拿出了一份任志强从部队寄回的五好战土喜报。看到如此正式的“军队喜报”，延安干部放手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任志强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