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火星小孩，生性腼腆，佝偻着脊背，像笨拙的小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让他打三垒，又让我当游击手——我是左撇子，还接不来滚地球。可我是美国人，所以就这样了。通过视频学运动的效果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过于明显，明显到人们从来想不到要提一嘴，比如永远别让左撇子当游击手。可是在火星上，一切都有了新面貌。那里有些人爱上了打棒球，订购了设备，建了一些场地，然后就开始了。
火星南半球撞击盆地，约八百公里宽。 所以我们——我，还有这个名叫格雷戈尔的小孩，在内野左翼手忙脚乱。他看起来年龄很小，我问他几岁，他说八岁。我想：老天爷啊，你才没那么小。可我又意识到他当然是指火星年，因此他大约十六七岁，可是他看起来还要更小一些。他最近才从其他地方搬来阿耳古瑞 ，和亲戚朋友一起住在当地他的合作社的房子里。我从没直接跟他说，但在我眼里，他似乎很孤独。哪怕他是一支烂透了的球队里面球技最烂的，他也从来没有缺席过训练。显而易见，他为自己的所有失误和三振出局而感到十分灰心丧气。我之前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出门：如此害羞，驼背，还长着粉刺，会被自己的脚绊倒，满脸通红、喃喃自语——非常典型。
英语也不是他的第一语言，他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或摩拉维亚语之类的。反正除了他合作社里的一对老夫妻，没有人讲它。所以他咕咕哝哝地说着火星版本的英语，有时候还用上翻译盒子，但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努力让自己不落到非要开口的境地，免得脱口而出一个又一个的语法错误。我俩一定构成了一道风景线——我身高只到他腰。我们看着地面球擦身而过，跟魔术表演似的。要不就是拦截球，跟在球后面四处撵，之后再拿着球飞过一垒，与跑者失之交臂。我们很少能完成封杀。还好别人跟我们也差不多，要不我俩真就无比刺眼了。在火星上，一场棒球赛总是会出现很高的比分。
不过，无论如何，景色是很美的。真的，就像一场梦。首先，在阿耳古瑞这样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地平线只有三英里远，而不是六英里。对于地球人的眼睛来说，这种差别显而易见。另外，他们的棒球场内野只比正常规模略大一些，但外野必须建得很大。我们球队所在的球场上，中线长九百英尺，边线为七百英尺。站在本垒板上远眺，外野围栏仿佛远处的一道小绿线。在紫红色天空下，它几乎就是地平线本身——我想跟你说的是，棒球场覆盖了整个肉眼可见的世界。太棒了。
他们和四个外野手一起打球，就像打垒球，外野手中间的球道很宽。可以说，这里的空气和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一样稀薄，而且重力只有地球的38%，因此被击中的曲线球就像是被大号木杆击中的高尔夫球一样飞得老远。哪怕场地再大，每场比赛都还是有许多本垒打。火星上没有多少零封对手的比赛，反正，在我加入之前是没有多少的。
爬过奥林匹斯山之后，我去了阿耳古瑞，目的是协助他们建立一座新型土壤科学研究所。他们很明智，没有靠视频指导胡乱尝试。起初，我闲暇时会去爬切力特姆斯，可迷上棒球之后，棒球便占据了我大部分空闲时间。好吧，我参加。他们问我时我这么说。可我不做教练的事，我不喜欢对别人该做什么指指点点。
所以我会和其他人一起去做跑动练习，给永远都派不上用场的肌肉热身。接着维尔纳开始内野击球练习，格雷戈尔和我练习挥棒。我们就像几名斗牛士。偶尔我们能逮住一个球，猛扔到一垒；偶尔，一垒手——身高突破两米，跟辆坦克似的——能接到我们的投球，这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拍手套击掌。这样日复一日，格雷戈尔在我面前的害羞终于少了一点儿——尽管也没好多少。我看得出来，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投球。他的手臂长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柔若无骨，仿佛从鱿鱼身上扯下来的触手；他的手腕松软无力，非常适合扔曲线球。当然了，有时候球会被他扔得高过一垒手头顶十米，却依旧不断往上升；毫无疑问，球这也算是在移动嘛。我开始意识到，他之所以出来打棒球，或许不光是因为可以不用和人交谈，而且还在于他有本事把东西扔得老远。我也意识到,与其说害羞，不如说他性格阴沉，又或许二者兼具。
总之，我们的防守就是个笑话，击球还略微好一些。格雷戈尔学会了把球打落，还有在半路拦截地滚球，手法卓有成效。我也开始与他们磨合在了一起。好不容易从慢悠悠投了几年的垒球改变过来，我的各方面进度都要落后队伍一个星期，加上格雷戈尔这位游击手，我确信队友们觉得队里混进了个美国骗子。而且由于规则限制每队只能有两个地球人，他们肯定对我们两个失望透顶。可是我慢慢调整了对时机的掌握，然后开始打得越来越好。问题在于他们的投手没有什么具有杀伤力的招数，这些大高个儿只会像格雷戈尔一样后退，然后尽力扔球。光是扔球就能耗光他们的力气。这可有点儿吓人，因为他们经常不小心朝你人扔过来。但若投球没有问题，那你只需静待时机即可。只要能击中一个，瞧那球飞得多精彩！每次球棒与球的连接都像一个奇迹。仿佛只要你以正确的方式击中，就能把它送入行星轨道。而且这其实也是他们给本垒打起的昵称，他们会它说是“轨道球”——看着球从球场飞往地平线。他们还在后挡板上系了个小铃铛，就像船铃铛，每有人击中一个球，他们就在你跑垒时摇起铃铛。这本地习俗很棒。
因此我沉浸其中，哪怕自己总是笨手笨脚，依旧不妨碍它是个美妙的游戏。因为笑得太厉害，训练结束以后，我最酸痛的肌肉总是肚子那一团。我甚至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些成功：接住往我右边飞的球，再向后转身掷向一垒或二垒。这当然很荒谬，但却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就像盲人国度唯一一个独眼龙：矮子里面拔将军。这不是说他们不是好运动员，你明白的，可是他们小时候都没有打过球，所以没有棒球这种本能。他们只是喜欢玩，而我能明白为什么——在和这个世界一般大的绿色球场上，在这紫色天空下，黄绿色的棒球四处飞舞——美哉。那是我们的欢乐时光。
我也开始给格雷戈尔教一些小妙招，尽管我曾向自己发誓绝不好为人师。我不喜欢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这游戏的难度也不适合那么做。但当我把高飞球打给外野手时，总忍不住要告诉他们：要看球、跟在球底下跑，戴上手套接球，而不是伸着胳膊，仿佛一尊奔跑的自由女神像似的；也很难不在他们轮流击打高飞球时（操作起来比看起来更难）给他们讲点儿击球技巧。格雷戈尔和我在热身期间总是会投球接球：只靠看着我模仿，并尝试朝小小的目标投球，他的表现就渐渐提高了。他扔得的确非常用力。从他的投球中，我看到了许多变化。它们从各个方向追着我而来，考虑到他那松软的手腕，倒是不足为奇。我必须全神贯注、目光敏锐，否则就会接不住。他缺乏控制，但很有潜力。
事实上，我们的投手技术很臭。我喜欢这些家伙，可是只要你一把注意力放他们身上，他们就没法扔出好球。一般情况下，每场比赛他们都把十到二十个击球手保送一垒，这还是五局比赛。维尔纳会看着托马斯把十位击球手保送一垒，然后他会如释重负地接手，然后自己再送十位。有时他们会这么操作两次。格雷戈尔和我会站在那里，看着另一支球队的跑垒手列队游行，或是仿佛在杂货店门口排队似的，一个接一个从我们身边走过。当维尔纳站到投球区土墩时，我会站在格雷戈尔旁边对他说：“格雷戈尔，你知道吗，你可以比这些家伙都投得更棒，你的手臂长得好。”而他会惊恐地看着我，喃喃自语：不，不不不，不可能。
但是后来有一次热身时，他突然扔出一个极为惊艳的曲线球。我靠手腕接住它，一边揉着手腕一边向他走过去。
你看到那个球的曲线轨迹了吗？我说。
看到了。他说着，目光看向别处，对不起。
不用觉得抱歉，这叫曲线球，格雷戈尔。这种投球可以派得上用场。最后一刻你扭动了手腕，球从弧顶拐了弯，像这样，看到了吗？来，再试一次。
就这样，我们慢慢开始练习掌握它。高中最后一年时，我曾是康涅狄格州棒球代表队队员，每天干的就是扔这玩意儿——曲线球、滑行曲线球、叉指快速球、变化球。我能看出格雷戈尔的大部分成功投球只是因为碰对了运气，但为了不让他感到困惑，我只帮他改进曲线球。我对他说：就像你第一次投球那样，把它扔给我。
我以为你不会指导我们。他说。
我不是在指导你！你只管那样扔。比赛的时候直着扔球，能扔多直扔多直。
他用摩拉维亚语对我咕哝几句，也不看我的眼睛，但还是照做了。没过多久，他就可以扔出不错的曲线球。当然，火星上稀薄的空气意味着小球几乎没有可借力的地方，但我注意到蓝点棒球的缝线比红点棒球要多。他们两种球都打，好像没有区别似的，但其实有。我记下了这事，继续和格雷戈尔一起练习。
我们做了许多练习。我从伸展开始向他展示如何投球，因为怕挥臂动作会让他胳膊打结。到赛季中期时，他已经能挥臂投出一个漂亮的曲线球。我们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他对此无比狂热，但投出的球曲度很大。我的身手得非常敏捷才能接住其中一些，但这也让我对游击手的角色更为擅长。尽管最终，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在一场比赛中以0∶20落后。一名击球手击中了一个高耸的内野高飞球，我跟着跑回去，风一直吹着它向前飞，我就一直跟着它跑。等接住它时，我才发现自己正以“大”字躺在一堆目瞪口呆的中场手中间。
也许你应该守外野。维尔纳说。
我说，谢天谢地。
因此从那以后，我开始守左外野或右外野，在比赛中能追着直线球一直跑到围栏，然后把球扔回给接传手。但更多时候，我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另一支球队的打者被保送。我像往常一样不停地大喊，却在那一刻突然注意到，火星上压根儿没有人在这样的比赛中大喊大叫，我仿佛身处聋哑人联盟的比赛。我不得不在两百码以外的中场一刻不停向整个球队大喊，当然也包括对裁判的裁决大声批判。我离本垒板更远了，但我的表现还是比他们好，他们也清楚这一点。真有趣。人们路过会时说：嘿，那儿肯定有个美国人。
有一天——又是我们主场失利——我想是28比12，大家都去吃东西了，格雷戈尔却只是站着，眺望着远方。你要一起来吗？我指着其他人问他，可他摇摇头。他得回家，去工作。我自己也要回去工作，因此和他一起走回镇里（镇子就像得克萨斯的狭长带状地区）。我在他所在的合作社外面停下来，不知道那儿是大房子还是小公寓所在的大楼——我分不清火星上这两种房子。他站在那里，就像一根灯柱。我正准备离开时，一位老妇人出来邀请我进去。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格雷戈尔跟她提过我。于是我又被介绍给了厨房里的人，大多数都很高。格雷戈尔似乎很尴尬，不想让我待在那儿，因此我尽快抓住机会离开了。老妇人有一个丈夫，他们两个看起来像格雷戈尔的祖父母。那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年纪和他差不多，像一只鹰似的看着我们俩。格雷戈尔从不与她对视。
接下来那次训练中，我说：格雷戈尔，他们是你祖父母吗？
就像我的祖父母。
还有那个女孩，她是谁？
没有回答。
比如表妹之类的？
对。
格雷戈尔，你父母呢？他们在哪？
他只是耸耸肩，开始朝我投球。
我的印象是，你的父母住在他所在合作社的另一处分社里，但我一直没能把地方对上号。在火星上看到的许多东西都让我很喜欢——合作社的共同经营，极大地减轻了他们的压力，相较地球上的我们，他们的生活相当轻松。可他们有些育儿系统——孩子由集体抚养，或单亲，或在其他的情况下长大——我不是非常能接受。你要是问我，我会说它会带来些问题。一帮小年轻厮混在一块儿，时刻打算找个谁揍一顿之类的。估计你做什么都救不回来。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熬到了赛季末，而我打算在赛季结束后返回地球。我们球队的战绩是3胜15负，常规赛积分榜倒数第一。不过，他们为阿耳古瑞盆地的所有球队举办了最后一次周末锦标赛，由于球队太多，所以大家都得背靠背连打三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中很快败北，然后又输了第二场，主要是因为上垒。维尔纳一度暂时缓解了托马斯的压力，当这不再奏效后，托马斯回到投球区土墩，又重新解救了维尔纳。这局面发生时，我从中心区一路跑来投球区土墩和他们会合。我说：听着，兄弟们，让格雷戈尔投球。
格雷戈尔！二人异口同声：没门！
维尔纳说，他还不如我们。
是吗？我说，您二位刚连续保送了十一位击球手。再不换格雷戈尔来，我们就完蛋了。
因此他们同意了。如你所料，当时他们二人都很泄气。于是我走到格雷戈尔跟前说：好了，格雷戈尔，现在你试试。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非常抵触。他抬头看了看坐着数百观众的看台，其中大部分是朋友、家人，还有些好奇的路人。我还看到可能是他祖父母的夫妻，还有可能是他女朋友的那个女孩，他们都在看台上观看比赛。每过一秒，格雷戈尔的表情都变得愈发阴郁，愈发愁眉苦脸。
来吧，格雷戈尔。我说着，把球塞进他的手里。我跟你说，我会接住你的球，就像热身那样，你只管继续扔你的曲线球。我连拖带拽，把他拉到投球区的土墩上。
因此，当我去穿上捕手装备、搬了一盒蓝点棒球去裁判员补给区前面时，维尔纳正帮他热身。看得出来，格雷戈尔非常紧张，我也很紧张。我以前从来没有捕过球，他也从来没有投过球，而且这时候已经满垒了，还没有人出局。这是个非比寻常的棒球时刻。
终于，我穿戴完毕，朝他走了过去。不用担心用力太猛，我对他说，只管把曲线球往我的手套扔就行。别去在意打者。每次投球前我都会给你信号，两个手指代表曲线球，一个手指代表快球。
快球？他问。
就是让你快速扔球。别担心，反正我们只要投出曲线球就行。
你说过你不教别人，他幽怨道。
我不是在教球，我说，我在捕球。
因此我回去，在本垒板后准备就绪。瞧好了，曲线球。我对教练说。曲线球？他问。
开始了。
格雷戈尔蹲伏在投球区土墩上，活像一只大螳螂。他满脸通红、面目狰狞。他投的第一球径直飞过我们头顶正上，飞去了挡网。等我拿回它，已有两人上垒，但我淘汰了从一垒往三垒跑的跑者。我去找格雷戈尔。好了，我说，清垒完毕，我们干掉了一个。我们继续扔，冲着手套扔，就像上次那样，不过更低一点儿。
他照做了。
他把球扔给击球手，击球手击球，球直接被擦进我的手套。裁判哑口无言。我转过身，向他展示我手套里的球。那是个好球，我告诉他。
好球！他喊道。
他对我咧嘴一笑，这是个曲线球，对吗？
这当然他妈的是了。
嘿，击球手问，刚才那是啥？
我们会再秀给你看的。我说。
打那之后，格雷戈尔开始大展身手。我不停比出两根手指，他不停地投曲线球。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好球，却也足以避免他保送太多击球手。所有球都是蓝点棒球，裁判开始觉得饶有兴味起来。
两名击球手身后，我看到全场观众以及当时没有比赛的球队都挤在挡网后面看格雷戈尔投球。火星上从来没有人见过曲线球，现在他们都挤在后面，想从最佳角度看到它。每划出一道曲线，他们都重出一口气，叽叽呱呱、喋喋不休。击球手或是擦棒，或是虚晃一棒，然后咧嘴笑着回头看向人群，仿佛在说：看到了吗？那是个曲线球！
于是，我们杀了回来，赢下那场比赛。我们一直让格雷戈尔投球，又赢了接下来三场比赛。第三局，他正好投了27球，9名打者全都三振出局。在一场高中比赛中，沃尔特·费勒曾经让27名打者全部三振出局，就像眼下这种情况。
观众们爱得不行。格雷戈尔的脸蛋不再那么通红，他站在投手区，腰杆儿更加笔挺了。他还是不愿意看其他地方，只盯着我的手套，不过他那愁云密布的担忧已转变为杀气十足的专注。或许他很瘦削，但他身材高挑。站在土墩上，他开始让人心生畏惧。
由此，我们慢慢爬入优胜组，接着进了半决赛。比赛间隙，一群人一窝蜂涌到格雷戈尔身边，想让他在自己的棒球上签名。大部分时候他都看起来晕头转向，但有一次，我看到他抬头看了一眼观众席上合作社的家庭，朝他们挥了挥手，面上带着转瞬即逝的微笑。
你的胳膊还能继续坚持吗？我问他。
什么意思？他回道。
好吧，我说。听好了，这场比赛里我想再次打外野。你能给维尔纳投球吗？因为我们接下来对阵的球队里有几个美国人，厄尼和恺撒，我怀疑他们可能会接曲线球。我只是有这种预感。
格雷戈尔点点头。我看得出来，只要还有目标可以让他扔球，其他都不足为虑。于是，我跟维尔纳安排好这件事，在半决赛时回到了右外野。此时我们正在灯光中比赛，绛紫色暮光下，球场就像绿色天鹅绒。从中场往里看，一切都很渺小，仿佛在梦境之中。
我肯定是灵光一现，因为我抓到了厄尼打出的一个平直球——我一个滑步捕到球，接着跑了大概三十秒钟穿过中间，触杀了从恺撒来的一个牛高马大的得克萨斯跑者。连格雷戈尔都在两局之间前来向我道贺。
而且你知道的，老话说得好：比赛打得好，挥棒就差不了。那天的比赛我就打得很不错。现在这场半决赛里，我上场后打出一个高飞快球，名副其实的快球。好像我都没打它，它就自己飞了似的。这支全垒打飞出中场围栏，没入黄昏之中。不等球往下落，它就已经飞出了我的视线范围。
指投手接下来的一球定胜负，若好球则打者出局，坏球则打者保送。 决赛中，我又在第一局再次做到了这一点，与托马斯背靠背——他往左路，我向中路。我连续打出两次高飞球。我们朝胜利越行越近，而格雷戈尔也在大杀特杀。因此，下一局我又成功一次以后，感觉更好了。观众大声呼喊着，想要另一支本垒打，另一支球队的投手的脸看起来十分坚毅。他真是个大块头，和格雷戈尔一样高，但拥有和许多火星人一样发达的胸大肌。他向后仰去，第一个球正好扔到了我的脑袋上。他并非故意，只是没控制住。接下来，我挥棒很迟，又躲闪着投手怀着满腔的血投出的球，结果只勉强打出几个界外球，最后来到两好三坏的局面 。当时我在想：哎，随便了，现在被三振出局也无所谓了，反正我已经连续击中了两次。
然后，我听到格雷戈尔正大声呼喊：加油，教练，你能行！坚持！保持专注！我猜，他模仿我模仿得很像，球队其他成员笑得大牙都要掉了。我想，这些话我从前都对他们说过，当然这都是在球赛中你会自动冒出来的话。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别人听到了我喊的话。不过，我确实听到格雷戈尔在刺激我，我回到打击区，心想：天哪，我甚至不喜欢当教练。我在十场比赛中都当游击手，就是为了避免教你们。我恼火极了，几乎意识不到到球场的位置，但不知怎的我还是把球打去了右场围栏，甚至比我的前两个球打得更高、更深。膝盖高的快球，内野。就像厄尼赛后对我说的那样：你把那小宝贝揍飞了。我的队友一直在垒包周围摇小小的船铃，从第三垒到本垒的路上，我与他们每个人击掌，感到脸上挂着笑容。后来我坐在长凳上，击球的感觉还停留在手上，眼里也依旧能看见那球飞出去的影子。
因此，最后一局我们四比零领先，对手下定决心要追上我们。格雷戈尔终于累了，他保送了两位击球手，然后打了一个曲线球。他们那位大块头投手猛地一棒击中，球从我头上高高地飞了过去。如今我倒是能应对直线球了，可这球飞过我头顶的一刹那，我有些迷糊。于是，我背对着它，跑向围栏，想着要么那球飞出挡网，要么我可以在围栏边上捡到它，但我不可能在空中见到它。可是，在火星上跑步的感觉很奇怪。你如果跑太快，身体就会像风车一样打转，同时还随时可能摔个狗啃泥。看到警示标语时，我正是这种状态。我抬头往上看，发现球正在下落，于是我跳了起来——我只想直直地往上升，明白吧，但我的势头很大，还把重力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于是，我跳起来接住了球——真棒——同时发觉自己飞出了挡网。
我落下来，滚落在尘土和沙子中，棒球卡在手套里。我跳回围栏，举起球向所有人展示我抓住了它。可他们还是给打者判了个本垒打，因为捕到球时，你必须在场地里，这是本地的规则。
我不在乎。
打比赛，不就是为了让你能干出这样的事吗？那打手击出一支本垒打，挺好的。
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 于是我们重整旗鼓，格雷戈尔击出边路，最终我们赢得了联赛。我们被团团围住，特别是格雷戈尔，他是当下的英雄，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在什么东西上签名。他没有多说，可是也没有俯身签名，而是看起来十分惊讶。后来维尔纳拿来两个棒球，每个人都签了名，作为格雷戈尔和我的某种战利品。后来，我看到我的战利品上有一半名字都是抖机灵，写着“米奇·曼托” 之类的名字；而格雷戈尔在上面写着：“嗨，亚瑟教练，格雷戈尔致意。”那个棒球现在还在，就摆放在我家里的桌子上。
（崔龚荣秀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