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先天失明，那你的成长历程就会有别于视力正常的小孩（我先天失明，所以深有感触）。原因显而易见：许多正常婴儿的早期发育，包括身体和精神发育，都与视觉有关。视觉是所有感知和行为的协调器，没有了视觉，现实就会是……（难以描述的）一种空虚。在这种空虚世界中，事物只有在被抓住、说出来和听到时才会被短暂具象化，然后，当陷入沉默或手松开时，具象化的东西就会渐渐淡化，不复存在（我时时刻刻都被这样的感觉包围）。这种对物体永恒性的感知能力，是视力正常的婴儿也必须要学会的——如果你把玩具藏到屏风后面，非常小的婴儿会误认为玩具消失了，但是他们的视觉（瞥到屏风后的玩具或人）能更容易快速构建起对物体永久性的感知。而对于盲童来说，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对物质世界的感知，那就无法形成自我这一补充性概念；缺少了这个概念，所有的现象则会被处理为外延的“身体”来感受。（扩展触觉空间［或触感空间、身体空间］，以填充视觉空间……）所以失明的婴儿都有患自闭症的危险。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能力完全自由地从思想和幻象中去转变人类的历史存在……
埃德蒙德·胡塞尔 《几何的起源》
我的记忆开始于大约三岁半时的圣诞节早晨。当时我收到一袋弹珠作为礼物。捧着一把把弹珠的感觉让我深深着迷：沉甸甸的，玻璃球面，声音清脆悦耳，又是那么光滑，大小那么一致……连装弹珠的皮袋都同样吸引我。那皮袋材质柔韧、形状妥帖，正好能被如此坚韧的拉绳给拉紧（我必须要说，从触觉美学的角度来评判，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好油的皮革更美了。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我父亲的靴子）。总之，我开始在撒满弹珠的地上打滚（更多的接触），还撞到了扎人的圣诞树。我伸手想折几根松针，好放在指间感受摩挲的触觉，结果碰到了树上一个装饰品，摸起来就像是弹珠一样，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拽住它，猛地一拉（毫无疑问，装饰品被牢牢地固定在树枝上），然后——树倒了。
随后的危险警告在我的记忆中只是一片模糊，就好像所有内容都被录在了磁带上，而其中的一部分快进成了永恒的尖叫声和颤音。这小块小块未分割的磁带片段，正是我的记忆（我的故事）。
在那之前，在形成意识之前的许多年岁里，我还有多少这样的探索片段呢？我又是怎样初次发现我身体之外的世界，我的探索之手之外的世界？这曾是我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也许没有之一 ——但现在我却做不到了。
所以我通过阅读来了解其他失明的幼儿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我是通过文字的形式了解到自己的生活的——世界于我是一个文本——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卡斯沃斯所说的，进入了“语言不真实”的世界，这也构成了有好奇心的失明者的命运。
我从来不喜欢杰里米·布拉辛加姆。他曾与我共事过几年。我们俩的办公室只隔了六个门。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在盲人周围就浑身不舒服的人，而盲人又总是需要承担让这些人舒服起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抓狂的事情。（事实上，我通常忽略这个问题。）杰里米总是凑近了观察我（你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很明显，他很难相信我是《拓扑几何》的合作编辑之一。他时不时会向本杂志投稿，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也是还不错的拓扑学家。他的大部分投稿我们都有发表。所以他和我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
不过，他总是在打探我、刺探我的想法。某次我努力研究n维流形的几何时，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外加瓦胡岛上新的大型回旋加速器所产生的一些最新结果，奇妙地与我的研究工作联系到了一块：某些亚原子粒子似乎在多维流形中移动。于是，沙利文、吴，以及来自这些地方的其他物理学家前来向我请教。和他们在一起，我很乐意交谈，但和杰里米谈话让我觉得毫无意义。我与他谈话时所做的某些推测，后来出现在了他的一篇论文中。在我看来，他是在寻求我的帮助，只是没有明说。
关于他的形象。在阳光下，我能感知到他是一团移动的、有斑点的光亮。我能“看见”人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是视觉，还是别的什么？），所以心里硌得慌。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有点儿小题大做。
记忆当中，第一件让我投入感情的事出现在我八岁的时候（更早发生的事情顶多算是录相片段而已，它可能是我与任何人的相处，记忆的多寡取决于我和这些人的感情多寡），并且与数学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当时我正在用盲文打孔器添加数列。这个新能力让我欣喜若狂，所以我举起凹凸不平的数字纸让父亲看，他的眼中闪现出困惑的神情。“嗯，”他说，“这儿的数字要和其他行列保持齐平。”他长长的手指把我的手指引向一个列，“数字22偏左边去了，感觉到了吗？这些点都得站在一条直线上。”
我不耐烦地抽回我的手，挫败感如洪水般在我心里汹涌澎湃（最熟悉的感觉，一天能有几十次）。我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但是为什么非得这样？根本没什么要紧——”
“它挺重要。”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苛求整洁的人，因为我经常被他乱放的公文包、溜冰鞋、鞋子绊倒……“让我想想。”他又把我的手指拉了过去，“你知道数字的基本原理。这是22，意味着两个个位数和两个十位数；第一个2是十位数，后一个是个位数，尽管它们都只是两个一样的字符，对吗？当你添加的时候，最右边的列是个位数。上一位数是十，再上一位数是百。这里你已经列着三列了，能表示百位数了，对吗？现在，如果你把22放在左边太远，你会把22加在百位数这一列中，就好像这个数是220而不是22。那就错了。所以你必须把列对得笔直——”
理解。我感到醍醐灌顶。我就像是一个古老的教堂大钟，而“理解”就是铃锤。这种感觉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快乐之一：去理解。
理解数学概念很快就给我带来了力量（我多么渴望！）。力量不仅存在于抽象的数学世界，也存在于父亲和学校所构建的现实世界。我记得自己乐得上蹿下跳，父亲也笑得很开心。我冲进我的房间，戳出一排排直得像尺子那样的列来，再一列列地添加数字。
哦，对了，我叫卡洛斯·奥列格·内夫斯基。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军事顾问）。2018年我出生于墨西哥城，早产三个月。母亲怀孕期间患了一场风疹，结果是：我几乎完全失明（能区分黑暗或光亮）。我在墨西哥城一直住到五岁，然后父亲被调到华盛顿特区的俄罗斯大使馆，此后几乎一直住在华盛顿。十五岁时，我的父母离异。自2043年起，我一直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数学教授。
一个寒冷的春天下午，我在教员休息室泡咖啡时撞见了杰里米·布拉辛加姆——在休息室里，从来没有人聊闲天。“你好，卡洛斯，最近怎么样？”
“很好，”我说，伸手去拿桌上的糖，“你呢？”
“不错。不过，我在咨询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杰里米在五角大楼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他很少谈论自己在那里做了什么，我当然也从来没有问过。“哦，是吗？”我边说边找到糖，舀了一些进去。
“是的。他们有一个编码问题，我打赌你会感兴趣。”
“我不太喜欢密码学。”间谍游戏——涉及的数学问题非常具体。糖的甜味，溶解在休息室的劣质咖啡里。
“是的，我知道，”杰里米说，“但是——”他声音中透出一丝沮丧， “——但这可能是几何学家的代码。我们有一个观察对象，这是她画的。”
一个观察对象。“嗯呣。”我哼了个声。某个可怜的间谍在某个地方的牢房里涂鸦……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图，让我想起了你上一篇文章中的定理。也许是某种射影几何。”
“是吗？”但是哪个间谍会画这样的东西？
“是啊，而且这似乎也和她的言语有关。她的语言顺序完全混乱——有时单词的顺序很奇怪。”
“真的？她怎么了？”
“嗯……来，看看这张图。”
我伸出手，“拿给我看看。”
“你下次喝咖啡的时候来找我吧。我在办公室里好好研究一下这张图。”
“好吧。”
我一辈子都在好奇，“能看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毫无疑问，我心里的小剧场时刻都在努力地把东西视觉化。“我从感觉上看见了。”在语言中、音乐中，最重要的是在几何定律中，我找到了最好的方法去看：即通过与触觉、听觉及抽象化进行类比。理解：完全了解几何就是准确理解光所揭示的物理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感知某种类似隐藏在可见世界现象之下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形式。有时候，理解的力量振聋发聩，其巨大声响完全填满了我，我觉得我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否则还能怎么解释呢？我相信我一定是看到了。
然后就是过马路的问题，还有找到我放错地方的钥匙的问题。几何没有什么帮助，此时的手和耳朵就充当了眼睛的功能。在这些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看不见。
换个方式来解释好了。射影几何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是为了帮助对透视感兴趣的画家解决在画布上表现三维世界的问题，又很快成为一种强大而优雅的数学。我简短地描述一下它的基本流程：当一个几何图形从一个平面投影到另一个平面时（别人告诉我，就像是光将幻灯片上的图像投影到墙上），图形的某些属性会改变（边长、角度的度量），而其他属性则不会——点仍然是点，线仍然还是线，特定的比例也不会改变，等等。
现在请想象，视觉世界就是一个几何图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想象一下，它被向内投射到不同的东西上——并非投射到平面上，而是投射到莫比乌斯带或克莱因瓶上，或者投射到一个实际上比那些更复杂和奇怪的流形上（别惊讶）。这时该图形的某些特征（例如颜色）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他基本特征依然保留。射影几何是一门寻找在射影变换中被保存下来的特征或品质的艺术……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种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事实上，严格来说是涅夫斯基式的。因为它必须是涅夫斯基式几何，这样才能帮助我从视觉空间投射到听觉空间及触觉空间。
第二次见到布拉辛加姆时，他急于听听我对图的看法（情感声学是可能的——继而有情感数学；同时，盲人的耳朵每天都在做这些情感数学计算）。
“一张图还不够，杰里米。我的意思是，你是对的，它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投影图，但是中间又有一些奇怪的线穿过。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一个小毛孩胡乱画的。”
“她可不是小毛孩。想多看几张吗？”
玛塔·哈丽（Mata Hari，1876—1917），二十世纪初的一位交际花，一战期间与欧洲多国军政要有关联，后被判处间谍罪。 “嗯……”他不断提到的这个女人，某个五角大楼里的玛塔·哈丽 式的囚犯，除了画几何图形、出谜语之外拒绝多说半个字……我自然很感兴趣。
“给，也看看这些吧。这些图里面似乎存在渐进性。”
“最好能让我和画图的人谈一谈，兴许会有所帮助。”
“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但是——”他看到我不耐烦，“——我想，如果你对这些画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她过来。”
“我会仔细研究的。”
“好，好。”他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奇怪的兴奋、紧张、期待……我皱着眉头，从他手中接过文件。
当天下午，我把这些画拖进我专用的施乐打印机里，从里面滚出来凹凸不平的硬拷贝纸。我慢慢地将手放在凸起的线条和字母上。
我必须向你承认，大多数几何图形对我来说几乎是无用的。如果你考虑一下，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图纸是三维结构的二维表示。这非但对我没有好处，反而徒增困惑。比如说，我感觉到页面上有个梯形；而事实上，这真的是梯形吗？还是说，这其实是在表达某个不相邻页面上的矩形？又或者，它是一个平面的传统表达？只有对图纸的描述才能告诉我答案。没有描述，我只能尝试推断出这张图的意思。如果有三维模型的话，我可以用手触摸，那就容易得多了。
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没戏。所以我用双手拂过纸张杂乱的隆起面，又用我的起垄笔重新画了几次，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三角形、连接三角形各角的线，以及三角形的边向同一个方向延伸的线。我试图用自己的百宝箱来制作一个三维模型以解释这幅画——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就会了解这种智力壮举能有多难！这可是想象里的投影……
这明显看起来就是德萨格斯定理的草图。
德萨格斯定理是第一个明确涉及射影几何的定理之一，由吉拉德·笛沙格在十七世纪中期提出。吉拉德同时也是建筑师、工程师，并著有音乐书籍。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定理，指的是两个互为投影的三角形于同一侧所生成的一组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定理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展示投影经常创造出的优雅关系。
（这个定理也是可以反推的，这也是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两个三角形的边的延长线在三个共线点相交，那么就有可能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彼此的投影。我也学习一下教科书的做法，请读者自己来练习证明一下。）
但那又怎样？我是想说，这个定理本身确实很美，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那种纯粹特征——但五角大楼的某个可怜的囚犯画下来这个定理是何用意呢？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向我的健身俱乐部——沃伦水疗中心（无论如何，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交给我的潜意识。我目前最需要关心的是街道和车辆。华盛顿州的街道与我描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几何图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州街道斜穿常规的网格，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叉路口］。还好，你不需要在上街前一下子弄清楚整座城市的脉络。但你却很容易走丢。所以当我走路的时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距离上，集中在保持不变的街道的声音上，集中在气味上［集中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公园的泥土上，集中在21号街和国王街的热狗摊上］；与此同时，我的手杖在我的脚下建立了这个世界，我的声呐眼镜随着物体的接近或后退发出上升或下降的声音……从A点到B点且不迷失方向还挺费力［如果走丢的话，就不得不拉下脸来去问路了］，但是这是可以做到、也是盲人都会遇到的小任务/成就之一［就看你怎么想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走路的时候思考了画的问题。
走在21号街和H街，我很高兴地闻到了我的朋友雷蒙推车上椒盐脆卷饼的味道。他也是盲人。其他家的摊子上总能闻到金属烧焦的味道，因为脆饼烤的太久、没有及时卖掉。而他的摊子是唯一没有这种气味的。雷蒙更喜欢新鲜出炉的面团散发出的清新气味，他声称这给他引来了更多的顾客，我当然是相信的。“请给零钱，谢谢。”他轻快地对某人说，“为了您的方便，在小摊的另一边有一台换钱机，谢谢。椒盐脆卷饼！热腾腾的椒盐脆卷饼，一美元一个！”
“嘿，超级电眼老兄！”我走过去，开始招呼他。
“你好啊，超级电眼教授。”他回答道。（“超级电眼”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名字。那些视力正常、心态却不平衡的社会服务人员，会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虽然眼盲但是却能妥妥地在社会立足的盲人同事。自然地，我们把这个术语挪为己用。有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指代的也是原意——通常是当用在第三人称时——但当用在第二人称中时，它却成了表达喜爱的词。）“来块儿饼吗？”
“当然。”
“你去健身房？”
“是啊，我去练投球。下次我们一起玩球的时候，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希望有那么一天吧，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在他满是老茧的手里放了四个二十五美分硬币，他递给了我一个椒盐脆卷饼。“问你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会有人用几何图形来传达信息呢？”
他笑了，“别问我，那可是你的专长！”
“但这条信息不是给我的。”
“你确定吗？”
我皱起了眉头。
我在健身俱乐部的前台遇到了沃伦和阿曼达。他们正笑着看小报，阿曼达笑得发抖。他们总是会很快地浏览报纸，然后把最好笑的标题传遍健身房。
“今天的热点是什么？”我问。
“‘同性恋大脚怪调戏小男孩’怎么样？”沃伦建议。
“或者‘一个女人因把老公弄成银行行长被判罪’”，阿曼达咯咯笑着说，“她先用药迷了他，还给他施法术，直到他从出纳员变成了行长。”
沃伦说：“我必须要在你身上也试试，嗯，阿曼达？”
“要做也要取得比银行行长更好的职位才行。”
沃伦咂了咂嘴，“这世道，鬼迷心窍的药物实在太多了。来吧，卡洛斯，我去把训练场打开。”我去更衣室换了衣服，当我到达投球室时，沃伦刚布置好房间。“准备好了。”他从我身边晃过去时高兴地说。
我走进去关上门，走到房间的中央，一根齐腰高的金属线筒里堆满了棒球。我拿出一个棒球，举起来，摸了摸球上的缝线。棒球是一个美丽的物体：完美球体表面上是弧度完美的曲线，拥有完全适合投掷的重量。
我轻按一下开关，打开了训练场，然后从发球机拿了两个球，每只手一个。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一丝微弱的声音穿过隔音墙。我尽力减轻自己的呼吸声，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左后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哔哔声，我身体一旋，把球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右……低。”机器的声音从上面轻轻地说。哔哔——我又扔了一次：“右……高。”这次音量大些，意味着我偏得更多了。“妈的。”我又拿了两个球时说道，“这么不顺利的开场。”
哔——我向左边使劲儿一扔！——当啷！“耶！”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比正中靶心发出的声音更令人心满意足了。它大约是中音C调，有几个泛音，就像用锤子敲打矮小敦实的教堂钟的声音。它是成功的声音。
我又再投了7次，4次中靶。机器声音说：“10投5中。平均击靶时间，1.35秒。最快击靶时间，1.84秒。”
拉蒙有时会在半秒或更短的时间内击靶。我需要听到饱满的哔哔声，才能拉高平均分。我按下按钮，准备再进行一轮，四下又安静了下来。哔哔，投球，哔哔，投球；努力使我的脚动得更快，跟进，根据我失手的信息来校正下一次目标，靶有时接近地板，或者天花板和我身后（我的弱点是低位击靶，我好像根本无法准确地低投）。身体热起来之后，力气也越来越大……使尽全身力气投掷棒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然后就是为了把铃弄响！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但当我打完球冲了澡，站在柜子前伸手取下门顶挂钩上的衬衫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根细小的金属丝。它隐蔽地粘在门的上端内角，就算是有视力的同伴们一般也碰不到那东西。我一拉，它就掉了下来。我用手指量了一下长度，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心里怀疑了起来。所以我把它交给我的朋友詹姆斯·戈德，他在声学工程系工作。我让他悄悄帮我看一下这东西是什么。
“这是个小型遥控麦克风，好吧。”然后他开玩笑说，“谁在监听你呀，卡洛斯？”
当我问他在哪里可以给自己也弄一套这样的系统时，他变得严肃起来。
约翰·梅特卡夫（1717—1810），“克纳斯伯勒的瞎子杰克”。六岁时，他因天花而失明；九岁时，他可以独立生活；十四岁时，他宣布从此忽略掉自己的痛苦，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就像一个正常人。事实上，刚许下如此的雄心壮志的他，随后就摔进了他正在抢劫的果园里的一个沙坑中，还在逃避追捕时受了重伤……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自立。他二十岁时就得到了拳击手的美名。
欧内斯特·布拉马，简介，
《马克斯·卡拉多斯的眼睛》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布拉马写的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的故事。卡拉多斯的听觉、嗅觉和触觉都非常灵敏，他巧妙的推理充满了睿智；他在紧要关头无所畏惧；而且，他非常富有，名下有一座豪宅，还有一位秘书、男仆和司机充当他的眼睛。这些都很对富有想象力的年轻读者的胃口，当然对于我也是。我读了每一本我能找到的书，对阅读器的声音比对任何人类的声音都要熟悉。
除开阅读和我的数学研究工作之外，我本可以很容易地从我自己的经验中脱离出来，进入卡特斯沃斯的“语言不真实”世界，像海伦·凯勒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云的形状和花的颜色等等。世界变成了一系列的文本，听起来有点儿像解构主义，不是吗？当然，上个世纪的解构主义者让我着迷。世界就如文本：胡塞尔的《几何的起源》有二十二页，德里达的《几何的起源》有一百五十三页，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吸引我。正如解构主义者所说，如果世界只是各类文本的集合，而我有阅读的能力，那我可不会因为失明就错过任何东西。
年轻人很固执，很愚蠢。
“好吧，杰里米，让我见见画这些东西的神秘人物吧。”
“你想见她吗？”他试图掩饰自己的兴奋。
“当然。”我回答。在我见到她之前，我无法发现更多信息——这是我自己的潜台词，但我比杰里米更擅长隐藏这些东西。
“你发现了什么？这些图有什么含义吗？”
“不多。你了解我的，杰里米，我不擅长绘图。我宁愿让她把图做成模型，或者写下来，或者口头表述也行。如果你想让我继续下去，你就得带她过来。”
“好吧，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什么。不过，她帮不了什么忙。你会发现的。”他说着，面露喜色。
念高中的时候，我某天上完体育课，走出体育馆，听到我的一位教练（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人说（这个人一定是背对着我）：“你知道，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身体残疾不是问题。障碍所带来的情感问题才是真正的负担。”
我在办公室听我的阅读机。多年来，它以那种平直、毫不拐弯抹角的机械声音（我的一些同事几乎听不懂）成了我无助的、愚蠢的朋友。我称它为“乔治”，并一直在帮它编一套新的发音规则，想提升一下它拙劣的讲话风格，但基本没有效果。乔治总是能找到新的方式来侮辱语言。我把书面朝下放在玻璃面板上：“寻找第一行。”机器里的扫描仪响了起来，乔治也开始叽叽喳喳：它念起了罗伯托·托雷蒂对恩斯特·马赫的引用和讨论（用你能想象到的最跛脚、最笨拙、逐音节的错误发音来念以下内容）。
“‘我们对空间的概念植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乔治提高音调表示斜体，这也大大减慢了他的速度），“‘几何概念是空间的物理经验的理想化产物。’生理空间与经典几何学和物理学中的无限、各向同性、度量空间有很大不同。它至多可以被构造成一个拓扑空间。以这种方式观察，它自然地分成几个部分：视觉或视觉空间、触觉或触觉空间、听觉空间等。视觉空间是各向异性的、有限的、受限的；触觉空间或‘我们皮肤的空间对应着二维、有尽头、无限（封闭）的黎曼空间’，这一概念是胡说八道，因为黎曼空间是度量空间，而触觉空间不是。我认为马赫的意思是，后者可以自然地看作是一个二维列紧连通拓扑空间。马赫没有充分强调触觉与视觉空间的分离——”
门上响起四下短促的敲门声。我按下乔治身上的停止按钮：“请进！”
门开了。“卡洛斯！”
“杰里米，”我说，“你好吗？”
“我很好。我把玛丽·安瑟带来了——你知道的，就是那个画画的人——”
我站着，感觉/听到房间里有另一个人。有时候（比如这一次），你能察觉到有另一个人在，但察觉的方式较为奇怪、无法描述、有别过往，或者……（我们的语言确实不太能充分描述盲人的体验。） “很高兴认识你。”
我说过我能区分黑暗和光亮，此言非虚，尽管这几乎不是什么非常有用的信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吃惊地发现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我的“视线”上——因为这个女人比其他人更黑，她在房间里像是一团黑暗，而她的脸明显比她身上其他地方更亮。（或者，准确地说，那是她的脸吗？）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她说：“边界上，站在我们多维空间。”刚听完乔治念书的我，立马就被其中某种相似性所打动：一个单词接一个单词的机械节奏，机器导致的理解缺失……我的前臂起了鸡皮疙瘩。
另一方面，她的声音本身完胜乔治。虽然语调奇怪，但还是能感觉到是活生生的人发出来的，音色很厚重，带着低音管的音调，有种习惯性夹杂鼻音者的瓮声瓮气再加上过度放松的声带，语言病理学家或许会称之为“声门炸音”。通常鼻音不好听，但是音调足够低的话……
她又说了一遍，语速更慢（肯定是喉音）：“我们站在多维空间的边界上。”
“嘿，”杰里米说，“很好！”他解释道：“她的词序通常不像那样……正常。”
“我发现了，”我说，“玛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哦——”好似卡祖笛声的痛叫传来。我走近她，伸出一只手。我的手被她以握手一般的姿势拿住了：一只和我差不多大的手，拇指根部的肌肉又窄又结实，明显是在颤抖。
“我研究拓扑复杂空间的几何，”我说，“我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理解你说的话。”
“从里面永远见不到我们指向我们。”
“没错。”但是有些不对劲，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她和杰里米谈过了吗？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却看着他？黑暗中的一团黑暗……“但是为什么你的句子如此混乱，玛丽？你的话没有按你想的顺序说出来。你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因为你能理解我们。”
“被折叠——哦——！”又出现宛如双簧的吱吱声，突然她开始哭起来，浑身发抖。我们让她坐在我的访客专座上，杰里米给她拿了一杯水，她的手在我手里颤抖。我抚摸着她的头发（短短的，松散鬈曲的，野性的），并趁机进行了快速的颅相检查：头骨正常，据我判断，没有损坏；太阳穴宽，这一点很明显；眼窝也很正常；鼻子是相当普通的锥形，没有鼻梁可言；脸颊狭窄，被泪水打湿。她握住我的右手用力捏着，频率三短、三长，期间一直抽泣着，还打着嗝说：“痛，它，站台。我，哦，折叠末端，光明，光线，空间折叠，哦，哦哦……”
好吧，直截了当的问题并非总能管用。杰里米拿着一杯水回来了，喝了一些水之后她似乎平静了下来。杰里米说：“也许我们可以稍后再试。尽管……”他似乎并不十分惊讶。
“当然，”我说，“听着，玛丽，等你感觉好些了，我会再和你谈的。”
杰里米把玛丽带出办公室并安置了她之后（怎么处理的？和谁？），回到了七楼。
“她到底怎么了？”我生气地问道，“她为什么像那样？”
“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他缓缓说道，“原因是这样。她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五号基地的科学家之一，在月球背面的山上，你知道的。她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宇宙学家。嗯——我必须请你保密——有一天，五号基地停止了所有的广播，等他们过去查看的时候，发现电台里只有她一个人在，而且处于紧张性症状中。没有其他科学家或空间站工作人员的踪迹——十八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任何能解释这一情况的异常出现。”
我哼哼着，“他们认为发生了什么？”
“他们还不太确定。很明显，该地区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人曾经去过。失踪十人的俄罗斯方面认为，这可能就是第一次接触——你知道，外星人带走了失踪的人，以某种方式扰乱了玛丽的大脑，留下她作为一个无法正常工作的信使。她的脑部扫描结果很奇怪。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是啊。”
“但这是解释那里情况的唯一理论。部分情况他们不会告诉我。所以，我们正在尽力从玛丽那里获得信息，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这很难。她似乎就喜欢画图。”
“下次我们将从图开始。”
“好的。还有其他想法吗？”
“没有了，”我撒了谎，“你什么时候能把她带回来？”
不要以为我是盲人，就觉得我好骗！我愤怒地捏紧拳头。哦，他们犯了个错误，好吧。他们不知道声音能透露多少信息。声音的秘密表现力能揭示的信息可不少！语言确实不足以表达它，我们需要情感数学……在我曾短暂参加的一些盲人高中课程中，经常出现新老师被立即讨厌的情况，就是因为他或她的声音要么虚伪，要么傲慢、怜悯或自命不凡。这些老师（以及他们的上级）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倘若他们真有意识到这些特质。但这对学生来说是昭然若揭的，因为声音（如果我听到的是真的）比面部表情更能说明问题，你没办法控制它。这就是大多数表演让我如此不满意的原因：表演时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程式化，与现实生活中的音质大相径庭……
而此刻，我想，我“看”到的也是一场表演。
奥利维亚·梅西安的《阿门视景》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一架钢琴弹奏着一系列传统、和谐的大调和弦；而另一架钢琴却重重地敲着几对高音和弦，破坏了整体和谐，像是在大声呼喊：“出问题了！出问题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左右晃动，陷入了那一刻。出问题了。
当我镇定下来后，我给部门秘书打了电话，她可以看到面对电梯的大厅。“德尔菲娜，杰里米离开了吗？”
“是的，卡洛斯。你想让我叫住他吗？”
“不，我只需要他留在办公室的一本书。我能借万能钥匙去拿吗？”
“可以的。”
我拿了钥匙，走进杰里米的办公室，关上门。詹姆斯·戈尔德给我的一个小拾音器正好可以放在电话线的卡扣式插头下面，我又在桌子下面的抽屉后端放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就赶紧离开了。（你看，我每天都要大胆，才能勉强度日。但是他们不知道。）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上好锁，开始翻箱倒柜。我的办公室很大：两张沙发、几个高书架、一个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张咖啡桌……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盖尔曼图书馆七楼的隔断被重新设置，德尔菲娜和当年的主席乔治·汉普顿紧张地来找我说：“卡洛斯，你不会介意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吧？”
我笑了。所有的正教授都享受这层楼外面那圈儿带窗户的办公室。
“你看，”乔治说，“反正这栋楼里没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你不会错过任何微风。如果你的房间设置在大楼的中间位置，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弄一个舒服的教师休息室了。”
“那好吧。”我说，并没有提到我能看见阳光，分辨光明和黑暗。他们没有记住，没有想过要问，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我给我的办公室起了个绰号叫“保险柜”。我有很多空间，但是没有窗户。大厅也没有窗户，所以我真的没有阳光，但我也没有抱怨。
现在我手脚趴在地上，继续搜索，几乎感觉找不到什么了。但就在这时候，我在沙发底部摸到了一个玩意儿。电话里还有一个。我被窃听了。我把它们留在原地，然后回了家。
我住在靠近21号街和N街的一个小顶楼公寓，我猜那里也被装了窃听器。我把斯托克豪森的电视音乐调到我能忍受的最大音量，希望能让窃听的人进入一种想要自杀的恍惚状态，或者至少让他们头疼。然后我匆匆做了一个三明治，愤怒地把它吃了下去。
我想象自己是一艘海军帆船的船长（就像霍雷肖·霍恩布洛尔），由于我对风有着敏锐的感知，所以我会是海上最好的船长。整座城市不得不组织撤离，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已上船，都得靠我。但是我们在背风岸被两艘大船挡住了去路，在随后的舷炮齐发之下（大炮的轰鸣声，火药和鲜血的气味，还有受伤者像海鸥尖叫一般的哀号），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倒下了——被切成两半，被巨大的碎片刺穿，被炮弹炸爆脑袋，等等。然后，当他们都变成尸体，躺在满是沙子的破碎甲板上时，我感觉到最后一轮舷炮的发射。每发炮弹都向我飞了过来，就好像我是指向0点的时针。瞬间爆发，然后就是一片死寂。
我从想象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儿令人恶心。这样的幻想是通过消灭那些攻击我自尊的人来积极捍卫我的“自我”意识。卡斯沃斯说这种幻想对盲人来说是有益、健康的（至少对十四岁的孩子是如此）。所以就这样吧。为健康干杯。你们都去死吧。
几何学是一种语言，它的词汇和语法被人类赋予了尽可能多的清晰性和精确性。在许多情况下，术语和操作的定义被明确地阐明，以帮助实现这种清晰性。例如，人们可以说:
（括号）表示推论。
［方括号］表示原因。
{大括号}表示……
但对另一种心灵的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吗？
第二天下午，我和我的队伍赛了场盲人棒球。太阳炙热地照在我的脸和手臂上，春天的花粉和湿草的气味扑鼻而来。雷蒙在我投球前获得了六次全垒打（盲人棒球是一种板球/垒球混合运动，用垒球设备玩［ “这证明盲人也可以玩板球。”一个盎格鲁波贝人｛她是爱尔兰人｝对我说过一次］）。到我上场时，我击中两个，然后三振出局。挥得太用力了。我认为我更喜欢外场。球飞了出去，以短弧腾空而起，狠狠被球拍击中，球飞了起来——向我飞了过来！一阵恐惧感袭来。球接近时，我举起手套挡住脸，挡开它，球掉在地上继续滚动，我追在后面，捡起来——雷蒙的声音清晰地呼唤着：“这里！这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扔出去。接下来我能听到球飞到远处，撞在雷蒙的手套上。太棒了。完全不像外场。
接下来的一局我打了一个好球，很棒。那种感觉会直上你的手臂，传遍全身。
回家的路上，我想着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又延伸到视力正常的海军上校霍雷肖·霍恩布洛尔，然后再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小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参议员。他阅读国会记录，加入辩论小组——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计划。他成了参议员。我知道那种幻想，也知道逆反的青少年白日梦：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梦想着成为一名数学家。我现在也实现了这个梦想。所以白日梦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想着做某事，然后去做。
不过，这意味着，你得先想象一些可能的事情。人们不能总在尝试之前就先行想象这事可能还是不可能。即使人们想象了一些可能的事情，也不能保证计划能够成功实施。
海伦·凯勒（Helen Kellev，1880—1968），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在出生的第十九个月时因患急性胃充血、脑充血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1887年与莎莉文老师相遇。1899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我们的球队叫海伦·凯勒玩笑队（也有一些更好听的名字，［来源｛当然｝于澳大利亚］，但我不是很感冒）。可悲的是，海伦 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受到如此错置的教育——与其说是被莎莉文所误，倒不如说都得怪她所处的时代。所有那些甜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感伤，涌上了她的心头：“无论是从海滩还是从山顶上看，康沃尔的渔村都美丽如画，所有的船只，或驶向停泊处，或在港口航行。硕大、恬静的一弯明月浮上天空，在水中撒下一道长长的光辉，就像犁将银色的土壤打碎一样。我只能感叹我的狂喜。”——得了吧，海伦。那就是生活在文本世界里的样子。
但是，我的大部分（全部？）生活，不正是在文本中度过的吗？对我来说，这就像月光对海伦·凯勒一样不真实？这些n维流形……我之所以能掌握它们，基础还是来自触觉空间的现实生活。不过，它仍旧与我的实际经验有很大的差距。我现在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杰里米和玛丽表演了一些我不理解的戏码……我的应对计划也是。言语……文字VS现实。
我抚摸着手套，感受着球拍对球的撞击。沉思于我的计划。
下一次杰里米把玛丽·安瑟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没说什么话。我拿出访客专用的纸和铅笔，让她在咖啡桌旁坐下。我带来了我的模型：亚原子粒子在一束金属丝中分裂，就像淋浴喷头里喷出的水一样；用来制作模型的吸管式泰勒棒；各种多面体块。然后我坐了下来，挨着以她之前图纸所制成的脊面图，加上我尝试制作的模型，提出非常有限的问题：“这条线是什么意思？它在前面还是后面？这是R还是R素数？这里我理解得对吗？”
她会发出一种笑声，或者说：“不，不，不，不。”（没有语序问题），然后疯狂地画画。她完成后，我拿起纸页，放在我的施乐打印机里，拿出隆起的、凹凸不平的纸页，让她引导我的手指去触摸。尽管如此，还是很难理解。她沮丧地走到吸管模型前，拼成三角形、平行线等。这很容易，但最终她也达到了极限。“得画在这之外。”她说。
“好吧。想要什么就写下来吧。”
她写了下来，然后大声读给我听，或者我通过打印机翻译成盲文。我们继续，杰里米则一直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
最终，我们循着亚原子粒子进入微观维度，在那里它们看起来像是在“跳跃”，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向我的工作范畴靠拢。我提出一个n维拓扑流形，其中1<n<无穷大，被映射的连续体在一维和有限维之间波动，从一条曲线直至某种——若这样更形象——n维的“瑞士干酪”，取决于该区域显示的能量大小，可以是电磁、重力或强和弱相互作用的四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正如我说过的，这种流形模式的几何学（如此接近触觉空间的经验）吸引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和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物理学家们的注意——但据我所知，仍然有无法解释的数据。事实上，我还没有发表过相关工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