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离开苏黎世时，我决定努力把公寓打扫得和两年前搬进来时一样干净。联邦理工学院的一名员工，也就是大楼业主，要来检查。这些检查在大楼的外国居民之间可谓传奇——相当严苛。我想成为第一个给检查员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佬。
不用问，这可不容易。公寓墙壁是白色，桌子是白色，书柜、衣柜、床头柜、梳妆台和床架是白色，床单、毛巾、餐具也都是白色。总之一句话，除了精美的浅茶色硬木地板，几乎所有表面都是白色。不过，我已在打扫公寓方面获得长足进步，还在瑞士待过两年，所以对这次的检查内容有大致判断，还清楚它的相关标准。我的灵魂跃跃欲试地迎接挑战，我敢拍胸脯保证：走的时候这地方会一尘不染。
没多久,我就意识到难度其实不小。沾满泥巴的鞋子蹭在地上的痕迹，每一滴咖啡、每一次汗湿的手掌、每一回呼吸都曾留下痕迹。丽莎和我竟然在这乱得不可思议的家里生活过，这一处处的损坏便是证据：我们挂过照片，于是墙上留了孔；我们也从来没清扫过床底下。之前的房客早已提溜着家什匆匆溜走了。真是很难办。
瑞士的一座小镇。 显然，烤箱在我心里立马成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去几个美国朋友那儿搞家庭烧烤，烧烤架就设在迪本多夫 镇某座建筑五楼的露台上。其他公寓楼尽收眼底，烤鸡和汉堡诱人的香味袅袅飘向夏日的湿润天空——此时楼下突然警笛长鸣，一整队消防车靠在路边，跳下来几十个消防员——所有这些一起上阵，只为与我们的烧烤作斗争。一位邻居打电话报警举报我们，说露台上出了火灾。我们向消防员解释的时候，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冷眼觑着遮天蔽日的浓烟。刹那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顿烧烤确实搞得一团糟。
所以我从未在公寓阳台购置烤架，而是用烤箱烤日式照烧羊肉串，味道还不赖。我们用的是上好的照烧酱，食谱是我母亲几年前照着一本杂志做的。不过，配料里的红糖成了问题的根源。加热时，液体红糖会“焦糖化”，就像丽莎和她的化学家同事常说的那样。正因如此，烤箱内部表面上到处都是不愿意掉落的棕色小点。它们对澳洲的易擦净清洗剂嗤之以鼻，对强生的强力除污剂不屑一顾，我这才开始意识到，焦糖化多少有点像陶瓷黏合剂的反应过程。我需要的是激光，可我却只有钢丝球。于是我开始搓揉。
这是一场我的指尖肉与焦糖陶瓷圆点的角逐：哪个会率先被钢丝球擦除？当然是肉，但是它能长回来，圆点不能。人体的再生奇迹将使我赢得这场伟大的战役。接下来两天（想象一下，花十五小时盯着一个两英尺长的立方体内部！），我奋力擦除每一个小圆点，时间每流逝一小时，我都能感到心中因敌方之顽固而燃起的熊熊怒火一寸高过一寸。
最终的胜利属于我：干净的烤箱——亮晶晶的灰黑色金属匣子。它会通过检查。我杀气腾腾地在公寓中穿梭，誓要用相似手段对付公寓其他每一处表面。
我袭击了厨房的其他地方。确实，食物早已渗透每一处角落和缝隙，但没有哪个地方变得焦糖化。轻轻一抹，污渍便无影无踪。我是洁净先生，我灵魂纯洁、双手有力。我用音响播放贝多芬，播放他作品中代表宇宙盲目、疯狂之能量的那些乐章：《大赋格》《第九交响曲》第二章 、《第七交响曲》终曲以及《锤击键琴》奏鸣曲。边舞蹈边清洁的我，是这盲目疯狂能量的另一显现。我也被查理·帕克复杂狂热的乐曲所驱使。没错，就是他的《盐焗花生》和《永恒变化》。没过多久，厨房便像工厂展示的模型般闪闪发光。它会通过检查的。
其他房间做了些无谓的抵抗。灰尘，你也能敌得过现在的我？“我是宇宙能量，盲目又疯狂，吸光床下的尘土与肮脏！”清理吸尘器绒毛时，我右手食指的指尖被削掉了，一时半会儿的，血难免会溅去墙上。只不过，这些房间能做到的最为顽固抵抗也就如此了，很快它们就会变得锃光瓦亮。
士气大振的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细节都搞定。我本不打算处理地板，因为它们看起来干净得可以通过检查。可是在一尘不染的环境衬托下，我不禁注意到门廊周围隐约有些许黑色痕迹，污垢悄然潜藏在一些木纹小凹痕里。我买了些木料抛光剂着手处理地板；事毕，人踩上去就像踩在冰面上。
我掸掉挨着天花板的书柜顶上的尘土，还在墙上的钉孔里填了涂料。这一步完成后，墙壁变得平整光滑，可我感觉抹过涂料的地方有些许变色。我踱步片刻，灵光乍现，便从盒子里取了打印修正液用作补漆。它可真不错——门廊的裂纹、椅背刮擦过的墙壁。打印修正液，完美无缺。
这疯狂清洁周的每个夜晚，我都和朋友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感受双手传来阵痛。某天晚上，我不经意听到一位以色列朋友说，为了清洗双层玻璃窗里面的夹层，她的一位瑞士朋友把窗框给拧了下来。我从椅子上弹起来，惊得合不拢嘴：我刚好就是在那天下午注意到双层玻璃窗内侧有灰尘，一直觉得无可奈何。我从来没想过还能拧下窗框！可瑞士人就知道这妙招。第二天，我拿出一把螺丝刀，拧开窗框、擦洗玻璃，一直干到手腕软得像煮熟的意大利面条。窗户玻璃的四个面都闪闪发亮。它们会通过检查的。
检查日早上，我巡视起公寓的大房间：棕褐色皮椅、皮沙发，白色墙壁和书柜，阳光洒遍室内；我呆立在原地，仿佛身处白兰地梦幻般的广告，空气如矿泉水般纯净透明。
我瞥了一眼门厅里的长镜，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皱起眉头走上前去，和往常在镜子周围一样感到心神不定，便仔细观察起来。不出所料，灰尘。我忘了擦镜子。擦拭它时，我惊叹不已：灰尘覆盖的镜子和干净镜子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哪怕——我盯着手中的纸巾——只存在能划出一根短细线的灰尘，就像浅浅的铅笔痕迹那样。只是一点点灰尘，散布在这么大的表面上——却仍然肉眼可见。眼睛就是这么厉害。我在想，如果我们能看到它，为什么看不明白自己？为何看不通透万事万物？
干到这一步，我欣喜若狂地在这干邑广告似的环境里大步走来走去，突然想起了洗衣机里的床单。要不是因为那些床单，一切本该全部就绪才对。整个星期我都在地下室清洗那些床单，红色塑料洗衣筐里塞满亚麻布料——我们有七条床单、七个枕套和七件大羽绒被套。羽绒被没问题，雪白得像棉花似的。可是床单、枕套……唉，它们泛黄了。被我们的身体染了色：能证明自身存在的身体证据让人目瞪口呆：油脂、体液，我们身体的细微碎片像黄油似地蹭上布单，根深蒂固。
我想，那些瑞士人一定有办法销毁这些严重的“罪证”，于是我买回来了漂白剂。回想起家中的漂白剂广告，我坚信染色的亚麻布床单在经历一趟水洗旅行后会白得像一道闪电。然而事与愿违，洗了一遍又一遍，它们的颜色并未改变。于是我买回来另一种漂白剂，然后又买了第三种。两种是粉末，一种是液体。我增加了每种的剂量，也无济于事。
现在已是检查日早上，我想起地下室的床单，心中的狂喜被击得粉碎。我匆匆奔下楼，沿着地下长长的水泥走廊来到洗衣房。这栋建筑让我感觉能屹立一千年不倒，抵得住百万吨重压。洗衣机系统支持三国语言，尺寸像一辆手推车。我将它联网，把漂白剂列阵放在顶上，为最后一波尝试展开预先检查。这是我在本周第十四次执行这一任务，相关流程已十分流畅规范。可是这一次，我却停下来开始思考。看着烘干机顶部陈列的三种不同漂白剂，我有了主意。我拿起最大的盖杯，把它打开，倒入液体漂白剂，直到半满，然后分别倒入两种粉末。
协同作用，没说错吧？我一边哼小曲儿赞颂协同作用的神秘力量，一边从签到簿上取下铅笔，奋力搅拌盖杯里的混合物。它先是冒了点泡泡，接着泛起泡沫。
直到那一刻我才想起我妻子——那位化学家——曾经冲我河东狮吼，因为我想把浴缸弄干净，就把两种清洁剂混在了一起。“如果你把氨水和Ajex清洗剂混在一起，它们产生的氯胺气能要了你的小命！”她当时说，“永远不要把那些玩意儿混在一起！”
因此，我把漂白剂杯盖丢在烘干机上逃出洗衣房，又从混凝土建的大厅往回看，认真探闻。一低头，赫然发现铅笔仍紧握在手中，铅笔下半部分——搅拌漂白剂的那部分——白得像一根粉笔。“嗬！”我大叫一声，往大厅更深处撤退。协同作用真是威力无边。
一阵思索后，我又仔细检查了那支此刻顶着一块纯白色橡皮的铅笔，然后才回到洗衣房。空气似乎没问题。此刻我已下定决心投身其中，迎接这瑞士式挑战。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杯漂白剂倒入洗衣机顶部的塑料开口，把浅黄色床单和枕套塞进洗衣机，合上盖子，按下90摄氏度的高温放水按钮。上楼以后，我发现左手食指尖上有一块白斑；回到公寓，我发现搓洗不掉它。“漂白了我的肉！”我惊呼，“这玩意儿终于起了该有的效果。”
一小时后，我心怀忐忑地回到洗衣房，希望床单没有被撕成破布条之类的玩意儿。谢天谢地，打开洗衣机盖门时，里面射出一道眩光，仿佛几架照相机的闪光灯同时冲着我的脸，就跟广告里的场面似的，洗衣机里的床单白得像刚落下的积雪。
我高兴得直跳脚，又把它们塞进烘干机。等检查员按响楼下的门铃时，它们已经被晾干、熨好、折叠整齐，堆放在了卧室衣柜亚麻色的抽屉里，看上去就像一大块象牙皂。
让检查员进门时，我兴高采烈地哼着小调。他是位年轻人，也许比我更年轻。他英语很好，一脸歉意又戒心十足。他说这任务对我俩而言都很无聊，但却必不可少。没问题，我答应着，然后带他四处查看，期间他一直蹙着眉头，却又不住点头。“我得清点厨房物品。”他边说边挥舞着一张清单。
这一项花了一些工夫。检查完毕，他不满地摇头道：“少了四个杯子、一个勺子，还有茶壶盖子。”
“没错，”我兴高采烈，“我们打碎了玻璃，丢了勺子，可能还摔了茶壶，不过我记不清了。”这些都不值一提，它们和最要紧的挑战毫不相干。要紧的不是个数，而是秩序；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是库存，而是干净程度。
检查员也明白这一点。听到我的肯定，他一本正经地摇头道：“好的，好的；不过，这个怎么说？”他带着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把手伸到杂物柜顶部后面，当着我的面掏出了一小摞脏兮兮的厨房抹布。
在那一瞬间我幡然醒悟，检查员离不开肮脏，就像警察离不开罪行一样，这是工作唯一乐趣之所在。我盯着被彻底忘在脑后的厨房抹布，“它们怎么说？”我反问，“我们从来没用过，都忘了它们放在那上面。”我耸耸肩，“一定是以前的房客干的。”
他一脸狐疑地盯着我，“你的盘子是怎么擦干的？”
“我们把它们立在水槽上，让它们自己晾干。”
他摇晃着脑袋，根本不相信会有人用这种方法。我想起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她淋浴后会用毛巾擦干浴缸。我固执地耸耸肩，而检查员也固执地摇了摇头。趁着他再次转身检查杂物柜是否还有其他被遗忘的宝藏时，我不假思索地迅速把手伸到他身后，用被漂白的食指碰了碰脏兮兮的厨房抹布。
它们变白了。
等这位年轻的探长搜查完杂物柜，我随口道：“话说，它们也没那么糟吧？”他看着厨房抹布，一脸怀疑地看着我，眉毛几乎飞上天了。我只是耸耸肩，离开厨房。“你快好了吗？”我问，“我还得去市中心。”
他准备离开。“我们还得处理丢掉的玻璃杯。”他声音低沉，十分不悦。
“还有勺子，”我说，“还有茶壶盖儿。”
他走了。
空荡荡的公寓中，我在晶莹剔透的空气里手舞足蹈。任务完成，我通过了检查；我灵魂纯洁，我气度优雅。微弱的阳光割开低矮的云层，阳台上空气清冷。我穿上羽绒服前往市中心，想最后再看一次我的苏黎世。
走下杂草丛生的古老台阶，穿过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冬日的寒冷花园，经过中国研究生居住的高大建筑，走下通往沃尔特大街的陡峭人行道，又经过日本火枫和室内设计商店。我碰了碰一朵红玫瑰，看到它变成白色也并未觉得多惊讶。我的整个指尖现在看起来像一截硬邦邦的石蜡。
在沃尔特大街电车站，冷风呼啸。街对面的房子据说闹鬼，如今只剩下粉色残骸，墙壁上满是巨大的裂痕。丽莎和我曾一直为它惊叹不已，苏黎世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它更荒凉。它与周围格格不入，是像我们一样的流亡之物，我们爱它。“我永远不会碰你。”我对它说。
六号有轨电车“嗡嗡”地从弗伦特恩教堂驶下山坡，在我面前“吱嘎”着停下。要想车门打开，必须按一下按钮，我这么做了，于是整个电车车厢都变成了白色。它们一般都是蓝色，虽然有一些会为了宣传城市博物馆涂成不同颜色，还有一些会涂成白色来宣传里特利贝格的东方博物馆。我想，这辆车现在大概会被当成其中之一。我乘上电车。
我们从山上往下，向着普拉特、苏黎世大学和中央广场方向滑行而去。我坐在电车后排，看着面前上下车的瑞士人。许多人都已年老，除非单人座位都被占满，否则没有人相互挨着坐。要是某个站点有单人座位腾出来，挨着陌生人坐的人会起身挪去单人座位。没人说话，尽管他们确实会对视一眼。大部分时候，他们都看着窗外。窗户很干净。六号线运行的有轨电车建于1952年，却仍保持着出厂状态；它们已经通过了检查。
我低头一看，突然注意到电车上的每一双鞋都无可挑剔，接着又注意到每一颗脑袋的发型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就连电车上的两个朋克族的头发也在体现个人风格的同时收拾得妥妥帖帖。鞋子和发型，我想，这些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财富，这些极端因素可以揭示灵魂。
一名拉丁美洲男子在苏黎世大学站上了电车。他上身披着五颜斑斓的毛披肩，下身穿着黑色薄棉制长裤，似乎被冻得厉害。他带着个奇怪的物件，看上去像把弓。弓上的图案画得很潦草，五颜六色的，一只同样画着图案的小葫芦挂在弓把——倘若这真是能射箭的弓——的位置。男人修长的黑发披散着，垂过肩膀落在毛披肩上。他长着一张大方脸，看起来像拉丁民族和印第安族的混血儿，也可能是来自玻利维亚、秘鲁或厄瓜多尔的纯种印第安人。苏黎世住着不少这样的人，丽莎和我经常在班霍夫大街上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演奏音乐、讨要零钱。排箫、吉他、鼓、装满豆子的葫芦：街头音乐能演奏整个冬天，表演者和观众都在飘着雪的空气中瑟瑟发抖。
电车再次发动时，这个拉丁裔走到车厢前部，转过身面对着所有乘客。他用西班牙语大声说了些什么，便开始飞速拨动起弓弦，弹奏那挂着葫芦的弓。拇指在金属弓弦上下翻飞，改变音高，声音在葫芦中回荡，制造出响亮的拨弦声。音乐很糟糕：聒噪、不成曲调，让人根本无法忽略。
瑞士人都咬牙切齿地盯着这种侵扰。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行为。很显然，其他人也没有。这粗糙的乐器声是如此执着、如此诡异。车内的不满与乐器声一样显而易见，两种不同共鸣在紧张的气氛中分庭抗礼。
电车停在哈尔登格站，下车的人比平时多。显然有一些只是为了逃离这位音乐家，会再乘坐下一趟电车。那家伙拨弦时，新上车的人都讶异且不悦地盯着他。车门关闭，我们再次出发，电车驶下山坡来到中心广场。被圈在车厢里的观众盯着那音乐家，仿佛满怀敌意、盯着过往汽车的牛群。
接着他突然迸发出歌声。那是一首玻利维亚或秘鲁风格的山间民谣，戏剧化地述说一则悲伤的故事，那人拨动着他滑稽的乐器，嗓音狂野又嘶哑，歌儿表达着流亡者迷失在这极寒之地时心中的所有苦闷。这男人的声音可真妙！忽然间，那荒诞不经的拨弦被赋予了意义，一切都完美契合。这用异国语言歌唱的嗓音冲破了所有障碍，与我们，与电车上的每一个人对话。这样的歌声不能忽视，更不容否认——我们对他的情绪感同身受。因此，那一刻，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们却成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当声音表达出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时，可真是有力量啊！座位上的乘客变换了姿势，他们挺直身板，心无旁骛、面带微笑地看着歌手。当他端着一顶黑色毡帽在电车上来回走动时，他们把自己的口袋和钱包翻了个底朝天，把零钱全投了进去；他们对他报以微笑，用瑞士德语，甚至标准德语对他说着什么，希望他能听懂一些。当电车到达中心广场、车门“嘶嘶”地响着开启时，他们不约而同感到诧异——车上没人注意到我们已经到站了。
瑞士人！我不得不嘲笑他们。如此封闭，却又如此慷慨……
一旦触碰到这辆白色电车的白色部位，他们自己也会跟着变白。椅背，栏杆，头顶的吊把，都一样。他们触碰电车，又以一副跟自家瓷雕塑一样雪白的模样下车。不过中心广场没有人注意这件事。
一道离开电车时，我碰了碰音乐家的肩膀，这像是一种问候，或者也是一种实验。他只是看了看我，黑色的眼睛如黑曜石一般。于我而言，那些粗暴缝在他毛披肩上的颜色愈发明亮、愈发鲜艳：交叉织就的小彩虹，猩红、橘红、翠绿和紫罗兰色，还有粉红和天蓝色，都在棕色的粗织羊毛披肩上光彩夺目。而这位音乐家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苏黎世的中世纪小镇迪本多夫。
我穿过大桥，低头看着利马特灰色河水中的白天鹅，感受着掠过的寒风，飘浮在对他的音乐和我公寓的纯洁的记忆中。我沿着班霍夫大街行走，要再看它一遍。这么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地欣赏它，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来不知道会是何时，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了。我心潮澎湃，不禁脱口而出：“啊，美丽端庄的苏黎世，我也是你流亡的子民。”我轻抚着建造那些古朴典雅建筑的花岗岩石块，它们在我手下变成婚礼蛋糕，发出哀鸣，仿佛是被束缚住的小提琴在倒着演奏。我何时才能再次看到这番景色？珍珠灰色的天空低垂，在寒风中掠过头顶，阿尔卑斯山脉矗立在苏黎世湖尽头，仿佛裁成山峰形状的硬纸板，有哪座山峰能比它更加陡峭？我摸了摸电车轨道，它们变成了白金色，铺在釉面糖果似的宽阔街道上。我沿这条白色街道漫步，看着富商熠熠生辉的橱窗陈设：珠宝、衣物、手表，无一不完美、无一不夺目。我用手指在窗玻璃上轻轻描摹，它们变得如白色蛋白石般洁白无瑕。
我徜徉在中世纪小镇狭窄的小巷，触摸每一栋宏伟建筑，直到宛如身处牛奶和小苏打共同建造的寂静世界之中，而每一次触碰都伴随着一声道别。
最后一次，专门去做些你喜爱的事！我经过圣彼得教堂——在我触碰之前它已经光洁如雪花石膏；经过圣母玛利亚教堂，跨过河，来到格罗斯大教堂。教堂内部空旷得让人痛苦，就像一间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空荡荡的高大仓库……接下来，我又一次经过那座仿佛白纸建造的大桥，返回河对岸。我俯视着灰色的利马特河，只见苏黎世大部分地区都在我的触碰下漂白，变成了白色。
我来到伯克利广场湖畔，才一触摸台阶，精致的小公园和船坞就变得宛如闪闪发光的肥皂雕刻，美丽的水瓶侍神伽尼墨得斯和老鹰雕塑仿佛是用白色陶瓷铸就。在我看来，伽尼墨得斯展开的双臂似乎拥抱着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灰色天空和灰色河流的日子匆匆掠过，一切转瞬即逝，你永远没有机会把握它、抚摸它，无法把它据为己有。
难道我们什么都留不住吗？这些年的生活中，我们曾有过欢乐时光，我们曾身处其中。现在，一切都洁白无瑕，纯净、静止，在我的指尖抚摸下变成了大理石。因此，我在事物终结时纯粹的陶醉与狂喜之中走下白色的混凝土坡道，来到湖水舔舐着的岸边，蹲下身来摸了摸它。面前长长的湖泊完全静止下来，变成了白色，就像一大桶白巧克力似的。远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一片雪白，头顶奔腾的云朵翻涌着，像旋转的玻璃般闪闪发亮。我转身回看这座转变后的城市：安稳、安静的苏黎世，由白雪、白色大理石、白巧克力、白色陶瓷、牛奶、盐巴、奶油共同构成。
可是，依然能听到那首弦音从远方的街道飘来。
（崔龚荣秀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