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理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找不到的话，那么真理又在何处？
——弗吉尼亚·伍尔芙
每天摄入一定的光亮能显著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所以，每晚八点，弗兰克·丘吉尔都会去公园大道的诊所，在一间有1600瓦白光照明的房间里坐上三个小时。虽然和太阳比还是不大一样，但这里真的很明亮，就像天花板上挂着十六个光秃秃的灯泡。不过这些灯泡很可能是长管状的，它们被隐藏在白色塑料板后面，于是整个天花板都在发光。
他坐在桌旁，用紫色的笔在一张粉色的纸上涂鸦。这时已经十一点了，他走上刮风的街道，交通灯在夜色中闪烁。他步行回“西部八零公寓”的住处。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会再返回诊所接受黎明前的治疗。现在，该睡觉了。他挺期待就诊的，这样的诊疗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让他有些疲惫。不过，诊治颇有效果——据他所知，平均每周应该有20%的改善，但他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感觉。
在他的房间里，电话答录机闪烁着。经纪人给他留了条口信，要求立即回电话。此时已近午夜，但他仍然按下了号码，铃声刚响，经纪人便接起了电话。
“你有DSPS。”弗兰克对他说。
“什么？什么？”
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Delayed sleep-phase syndrome，简称DSPS）是一种长期的睡眠时间紊乱。有这种症候群的人一般都会睡得非常晚，同时在早上起床非常痛苦。 “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 。我知道怎么治。”
“弗兰克！听着，弗兰克。我给你搞了个好提案。”
“你的灯都开着吗？”
“什么？哦，对了，治疗得怎么样了？”
“我大概好了六成。”
“挺好，挺好，继续坚持。听着，我有个东西能百分百帮到你。伦敦的一个出版商想要你写一本关于二十世纪的书。”
“什么样的书？”
“你的生平，弗兰克。不过这次要搞个大的。可以这么说，要涵盖和体现你其他所有书。他们想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推出这本书，做大开本，配大量的插图，大量印刷——”
“那种放咖啡桌上展示的大型画册？”
“人们肯定会想把它摆上咖啡桌，但这不是——”
“我不想写这样的书。”
“弗兰克——”
“他们想要什么，一万字？”
“他们要三万字，弗兰克。他们会预付十万英镑。”
这让他顿了顿。
“为什么这么多？”
“他们是出版界新人，搞电脑的，就习惯这种数字。这次的规模完全不同。”
“那肯定的。我还是不想写。”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作家，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备受费正清、约翰·肯尼迪、威廉·夏伊勒等人推崇。她于1963年和1972年分别凭《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弗兰克，别这样，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是芭芭拉·塔奇曼 的唯一继承人！”这是在他平装书上找到的一段简介，“他们指定要你——我是说，二十世纪的丘吉尔，哈哈，简直非你莫属。”
“我不想写。”
“别这样，弗兰克。你需要这笔钱，我以为你挺缺钱的——”
“行吧，行吧。”是时候换种方式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他们很急，弗兰克。”
“你不是说世纪之交吗！”
“我是这么说。但到时候会有很多这类的书，他们想避开这股热潮。首先树立个标杆，然后接着印刷发行个几年。这会很棒。”
“一年之内就会降价清仓。就我所知道的这种大型画册，还没出版就降价了。”
经纪人叹了口气：“别这样，弗兰克。你需要这笔钱。至于这本书，你尽力而为写好就行了，对吧？你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写书，这也是你总结的机会。你还有那么多读者，大家会愿意看的。”担忧让他语气变得尖锐，“别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变得沮丧，以至于错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反正工作是治疗抑郁症的良方，而这也是你改变我们对所发生事情看法的机会！”
“用一本大型画册？”
“该死的，别这么想！”
“那我该怎么想。”
经纪人深吸一口气，缓慢呼出来：“就当十万英镑吧，弗兰克。”
他的经纪人不会明白的。
然而，第二天早上，当他坐在明亮的白色天花板下，用绿色的笔在黄纸上涂鸦时，他决定去英国。他不想再坐在那个房间里了。这个想法让他有些害怕，他怀疑治疗没什么作用，病情并未如预期好了六成，而他不想转药物治疗。他脑子没问题，身体也挺好，尽管这说明不了什么，但让他对药物产生了莫名的抵触。他有他的理由，他需要自己的感知。
灯光室的技术人员认为，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个好兆头。“你的血清素水平正常，对吧？这意味着情况不坏。再说了，伦敦比纽约更靠北边，所以你会摄取到在这里缺失的光线。如果你需要更多光，可以一直向北，不是吗？”
他给查尔斯和莱娅·道兰打了电话，想借住一阵子。结果发现他俩打算第二天前往佛罗里达，但他们依旧邀请他住下来。他们不在家时，挺喜欢能有个人留下来帮忙照看公寓。弗兰克以前也这么干过，他钥匙圈上还挂着那把公寓钥匙呢。“谢了。”他说。事实上，这样更好，他不太想跟人交流。
于是，他打包好衣服和露营装备，第二天一早飞往伦敦。最近，人们的旅行方式越发奇怪：他进入酒店外的一个移动“厢子”，然后从一个“厢子”换到另一个“厢子”，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他从卡姆登地铁站出来，才再次走到户外。那里距离查尔斯和莱娅的公寓也就几百码。
当他穿过卡姆登大街，走过电影院，聆听着伦敦的声音时，昔日的快乐像魅影般擦肩而过。多年来，他一直这么做：来到伦敦，在找到别的落脚处前与查尔斯和莱娅住在一起。他在大英博物馆里做研究和写作，探访查令十字街的二手书店，还会花一整晚待在公寓里，跟查尔斯和莱娅看电视、聊天。二十年来，他有四本书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这间公寓位于一家肉铺上面，每堵墙都是摆满书的书架，甚至连马桶、浴缸和客床上都钉上了书架。万一发生地震，客人便会被埋葬在伦敦的百年历史之中。
弗兰克把背包扔上客床，走过楼下的一排英国诗集。客厅几乎被一张堆满了文件和书的桌子占据。楼下的小街是露天农贸市场，他能听到商贩们收拾东西的阵阵声响。虽然已经过了九点，但太阳还没有落山，五月末的白昼十分冗长，就像在接受漫长的治疗一样。
他下楼买了些菜和米回楼上煮。厨房的窗户映着落日余晖，小小的公寓透出些许光亮，强烈地召唤着它的主人，仿佛他们就在那里。刹那间，他希望他们没走。
吃过晚饭，他打开CD机，播放一些亨德尔的音乐。拉开客厅的窗帘，他端着一杯保加利亚葡萄酒坐上查尔斯的扶手椅，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他望着鲑鱼色的天光从云层透出来照向北方，试图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早晨，他在沉闷的、斧头剁冻肉的砰砰声中醒来。他下楼吃着麦片翻阅起《卫报》。然后，他便坐上地铁去往托特纳姆法院路，步行去大英博物馆。
美好时代（法语：Belle poque）是欧洲社会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这个时期被上流阶级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美好时代” 的缘故，他已经对战前时期做了不少研究，但在大英图书馆写作是他不想打破的惯例，这也让他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习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甚至更早。他向一位图书馆员出示了还在有效期内的读者票，然后在常坐的那一排找到个空位。事实上，就在这座“大头骨”穹顶的“额叶”下方，在那张阅览桌上，他写下了不少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章。他翻开笔记本，盯着一页，缓慢地写道：“1900至1914”，然后继续盯着那页纸。
正如《卫报》的一位年轻的左翼评论家尖锐指出的那样，他早期的著作倾向于关注战前欧洲统治阶级的奢华颓靡。就他目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所做的研究来看，他赞同一般理论：大战是民族主义抬头、外交边缘政策以及过去二十年里几次对经验总结错误判断的结果。美西战争、日俄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都仅仅是局部的，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此外，还有几次“事变”，诸如摩洛哥事件等等，曾将两大联盟推向崩溃边缘，但没有把它们真正推翻。
因此，当奥匈帝国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向塞尔维亚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没有人预料到局势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倾进战壕，发展成战事屠杀。
历史充满偶然性。嗯，毫无疑问，这话很有道理。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想到了各大城市的街上，为战争爆发而欢呼雀跃的人群；他们能够让和平主义彻底消失，似乎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简而言之，欧洲列强的富裕公民们显然一致支持战争。支持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这其中有某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次他决定承认这一点，并与之进行对话。这就需要考虑上个世纪的欧洲和平时期。事实上，那是一个充满血腥镇压的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高潮，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被列强瓜分。这些大国的繁荣是以牺牲其殖民地的利益为代价，而殖民地本身则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然后，列强们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武器制造，再兵刃相向，最后走向毁灭。这种发展有些诡异，就像一个实施大屠杀的凶手最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一样。惩罚，结束了内疚，也结束了痛苦。这样真的说得通吗？在华盛顿特区陪伴临终的父亲时，弗兰克参观了林肯纪念堂。右手边的墙上用大写字母刻着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省略了逗号，古怪的镌刻方式，却给演说增加了圣经般的沉重，就像它提到的正在进行的战争：“可是假使上帝要让战争再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三千年前所说的那样等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之下所流的每一滴血所抵消那么我们仍然只能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且公道的’。”
一个可怕的想法，来自林肯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心黑暗部分。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理论，他仍觉得不够充分。可能对于各国的国王、总统、将军、外交官和那些帝国军官们而言，这个理论足以令人信服。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或许会在无意识的罪恶感驱使下集体自杀。但那些在家里、在大街上为战争爆发而欣喜若狂的普通公民呢？这似乎更像是另一种仇恨的表现。我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错！他和安德莉亚经常这么指责对方。每个人都会这么干。
然而……在他看来，跟其他人一样，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起因。或许那只是一种单纯的毁灭快感。面对一座宏伟大厦的原始反应是什么？推倒它。面对一位陌生人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攻击他。
但他渐渐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人性”之中。在一篇冗长的文章里，这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不管原因是什么，1914年就在那里，不可重复、不可解释、不可改变。
“战争爆发了。”
在他过去的书里，从未写过战争。他是那群坚信历史发生在和平时期的人之一。而战争嘛，你不妨掷颗骰子或者直接跳到和平条约。除了军事历史学家，对任何人来说，只有当战争结束后，有趣的事才会开始。
现在他不太确定了。当前对“美好时代”的看法被扭曲，因为人们只是透过终结这个时代的战争来重新看待它，这意味着一战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好时代”更强，至少比他想的要强。这次，为了理解这个世纪，他似乎不得不写一些关于它的东西。所以，他必须去研究它。
他走到中央目录桌前。太阳躲进云层背后，房间变得昏暗起来，他感到一阵寒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光是数字就足够让他震惊了。为了摧毁堑壕防御，在索姆河十四英里长的战线上，英军每隔二十码就放了一门大炮，前后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枚炮弹。1917年4月，法国发射了六百万枚炮弹。德国的“大贝莎”能将炮弹射出七十五英里高，几近到达太空。凡尔登是一场持续了十个月的“战役”，死亡近百万人。
英军的前线部署有九十英里长。在这场战争中，每天有大约七千人在这条战线上受伤或死亡——不是因为某场特定的战役，而是在偶然的狙击或轰炸中伤亡。这就是所谓的“浪费”。
弗兰克停止了阅读，脑中浮现出越战纪念碑的画面。他在离开林肯纪念堂后，去参观了它。看到那些刻在黑色花岗岩上的名字，他触动颇深。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可以想象出每个人的模样，每条白色的名字代表一个鲜活的生命。
一战期间，每一两个月的英军死难人数就是一座越战纪念碑——每一两个月，持续五十一个月。
他填好借书单，交给中央环形书桌的图书管理员，然后拿起前一天要的书，回到小阅览桌前。他翻阅书籍并做了笔记，大部分是数字和统计。英国工厂生产了两亿五千万枚炮弹。主要的战役有超过五十万人丧生。大约有一千万人死在战场上，还有一千万人死于革命、疾病和饥荒。
在阅读间隙，他偶尔会尝试写点儿什么，但没有太深入。有一次，他写了几页关于战争经济的文章。农业和商业组织，特别是在拉特瑙领导下的德国和劳合·乔治统治下的英格兰，让他强烈地想起了现在的后现代经济的运作方式。人们可以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拉特瑙的“战争原料部”，或者他的“中央采购公司”。所有企业都是为了应对作战而组织起来的。但当战争结束，敌人被打败，这些组织仍然会得以留存。人们继续奉献工作成果，只是他们是在为那些在体系中担任战时政府职能的公司劳作。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一战中。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停战协议签署。那天早上，双方在前线照例进行了轰炸。到上午11点时，又死了许多人。
当晚，弗兰克匆忙赶回家，遭遇了一场雷阵雨。天空像烟雾缭绕的玻璃一样暗淡模糊。
战争从未结束。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一名重要成员，为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也是纳粹党最早的成员之一，比希特勒加入纳粹要早九个月。 这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场战争的想法，其实不是他的原创。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这话，纳粹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也说过。他们认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一个间歇期，是两部分冲突重组的一个停顿，犹如飓风之眼。
一天早晨的九点，弗兰克还在道兰家吃着麦片，读着《卫报》，翻阅自己的笔记本。他似乎每天早晨都起得比较晚，尽管是五月，白昼似乎并未变长。倒是恰恰相反。
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是1925年10月16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协议在该年10月5日至10月16日签署，并在12月1日于伦敦获得确认。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 有人反对这是一场单一战争的观点。至少在1925年洛迦诺公约 签订后，二十年代似乎并不十分凶险。德国从金融崩溃中幸存下来，各地经济似乎也强劲复苏。但到三十年代事情的真实状况显露出来：经济大萧条；新兴民主国家向法西斯倒戈；残酷的西班牙内战；乌克兰大饥荒，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死亡气息。这种感觉就像从斜坡滑落，无助地重新陷入战争。
但这次不一样。
1915年5月12日，英国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至少有124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总统为此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全面战争：德国军事战略家在19世纪90年代，分析了谢尔曼的亚特兰大会战，创造了这个词。而当德国在1915年使用鱼雷袭击中立船只时 ，他们觉得自己发动了全面战争。但他们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全面战争。1914年，德国士兵杀死八名比利时修女的传言震惊整个文明世界，所以当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时，抗议的声浪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德国宣布取消了对客船和中立国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这种事只会发生在人们还持有这样观点的世界：在战争中，军队打军队，士兵杀士兵，当平民不小心被殃及或杀害时，那绝对不是有意针对。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战争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外交。
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 1939年，局势发生了变化。或许，这只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出现了以大规模远程空中轰炸为形式的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或许是从一战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例如，约五百万乌克兰农民死于大饥荒 。几千个村庄因饥饿而消失。这就是全面战争。
每天早上，弗兰克都在大目录卷里翻来翻去，仿佛能找到别的一些关于二十世纪的东西。他填好单子，拿起前一天选好的书，回到小书桌。比起写作，他花了更多的时间阅读。白天大多数时候都是阴天，大穹顶之下有些昏暗。他的笔记越来越乱。他不再按时间顺序工作，而是不断强迫自己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他的阅读进度已经进入到二战时期。
两千万人死于一战，五千万人死于二战。平民的死亡占了大部分。在战争的尾声，成千上万枚炸弹投向城镇，期望引发风暴大火。这样的情形下，大气层确确实实被点燃了，就像德累斯顿、柏林和东京。此刻，平民成了目标，战略轰炸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岛和长崎仿佛是一句话结尾的叹号。这句在战争中一直说的话：我们会杀光你全家。战争就是战争，正如谢尔曼所说：如果你想要和平，投降吧！而他们确实投降了。
两枚原子弹。在广岛被炸的三天后，长崎也遭到了轰炸，日本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了解原子弹造成的损失、做出任何反应。那枚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一直是文学作品中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弗兰克发现甚至很少有人为长崎辩护。有人说，杜鲁门和他的参谋这么做是为了：一、向斯大林表明他们不止有一枚原子弹；二、向斯大林表明，哪怕只是威胁或警告，他也会使用原子弹，长崎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座越战纪念碑的价值和意义瞬间化为乌有，只是为了让斯大林别把杜鲁门当儿戏。而他确实不太把杜鲁门当回事。
当艾诺拉·盖号的飞行员顺利着陆后，他们举行了烧烤派对来庆祝。
晚上，弗兰克静静地坐在道兰的公寓里。他没有看书，只是望着傍晚天空中漏出的夏光照向北方。白昼越来越短。他能感觉到自己需要治疗。需要更多的光！有人在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可能是牛顿、伽利略、斯宾诺莎，诸如此类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时都挺沮丧。
他很想念查尔斯和莱娅。他确信如果他俩能陪他说说话，他会好些。毕竟，那就是朋友存在的意义：他们能一直陪伴相处，你还能和他们聊天。这就是友谊的定义。
但查尔斯和莱娅此刻在佛罗里达州。黄昏时分，他看到公寓里的书墙就像放射环境中的铅衬，所有这些记录下来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对抗有毒现实的盾牌。或许是最好的盾牌了。但现在它们失效了，至少对他来说没什么用，这些摞起来的书也不过是一本本书脊而已。
后来有一天傍晚，在落日的余晖中，整个房间似乎都变得透明，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悬在一座巨大而朦胧的城市上空。
和广岛、长崎一样，大屠杀是有先例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白人定居者与印第安人。但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机械化效率，是全新且恐怖的。在他那堆书里，有一本关于死亡集中营设计者的书，那些建筑师、工程师、施工者，是否比疯狂的医生或暴虐的守卫更令人憎恨？他不好说。
然后是陡增的屠杀人数，六百万。不可思议。他读到过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图书馆，负责记录他们能找到的六百万中的每一个人。那天下午，走在查令十字街时，他想到这一点，停下脚步。所有那些名字都在图书馆里，在另一间透明的房中，另一座纪念碑。刹那间，他仿佛瞥见了那是多少人，整整一个伦敦。然后，它便消失了，他被独自留在街角一隅，左顾右盼着，害怕被撞倒。
他继续前行，试着计算了一下需要多少座越战纪念碑才能刻下这六百万名字。大约十万人两座，那百万人就是二十座，所以一共得要一百二十座。他一个一个地数着，一步一步地数着。
他晚上常去酒吧。
惠灵顿酒馆是最好的，他偶尔还能遇到通过查尔斯和莱娅认识的熟人。他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天，但发现自己常被当天的阅读弄得心烦意乱，所以他不太参与闲聊。好在英国人对怪癖的容忍度比美国人高，并不会让他感到不受欢迎。
酒馆很吵闹，光线充足。许多人在里面走动，聊天、抽烟、喝酒。另一种式样的铅衬里房间。他不喝啤酒，所以一开始还保持着清醒。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很喜欢酒馆卖的苹果酒，于是就和那些喝啤酒的人一样喝起来，烂醉如泥。从那以后，他时而会变得非常健谈，给其他人讲述他知道的二十世纪的事情，他们会附和点头，出于礼貌再贡献一点儿其他信息。然后，再转回之前谈论的话题，温和且没有冷落他。
但大部分时间，他一喝醉，便觉得自己离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远，内容无比跳脱，让他跟不上。而每天早上，他都醒来得很晚很缓慢，头痛欲裂。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他在睡梦中错过了很多晨光。抑郁症患者不应该喝酒。于是最后他放弃了惠灵顿酒馆，选择去离道兰家最近的酒馆吃饭。那里叫“中途之家”，另一个世界的尽头，这名字真是糟糕，但他还是在世界尽头吃了饭。用餐完后，他会坐在角落的桌旁，小酌着威士忌，一页一页地翻看笔记，啃咬着笔端。
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一词派生于“罗马和平”，是指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地区军事地位这种状况的描述。 正如一本书的标题所说，战争从未停止过。但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本世纪上叶看上去会和下叶有所不同。一些人——大部分是美国人——称之为“美式和平” ，但大多数人称它为“冷战”。1945年至1989年，那段时期倒也没那么“冷”。在超级大国僵持的保护伞下，各地爆发了局部冲突。这些战事冲突与两场世界大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总共发生了一百多场，每年造成约三十五万人死亡，总死亡人数约一千五百万人，也有人说死了两千万人，这很难统计。大部分都发生在十大战争中：两次越南战争、两次印巴战争、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苏丹内战、1965年印尼大屠杀、尼日利亚内战、两伊战争。然后，又有一千万平民因蓄意的军事行动挨饿。所以，这一时期的战损总和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这耗费了十倍的时间，也算是种进步吧。
虽然规模不大，但冲突的残忍程度却急速上升，骇人的暴行或许足以让它们比肩两次世界大战。或许真的可以。因为他目前所研究的内容包括了一系列关于强奸、肢解、酷刑的描述和彩色照片——人们的尸体，穿着各自的服饰，散落在地上的血泊中。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权利继续向少数人手中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成功结束经济大萧条的唯一途径，而各国领导都记住了这一事实。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经济整合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将整个世界卷入了战时经济。
一开始，1989年看起来似乎是个转折点。但现在，仅仅七年之后，冷战的失败者都像1922年的德国一样，通货膨胀，物资紧缺，他们的民主体制分崩离析，变成军政府。只不过这一次，这些军政府有财团资助。跨国银行接管了旧苏联集团，就像他们接管第三世界一样。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实施“紧缩措施”，这意味着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晚饿着肚子睡觉，为百万富翁们还债。尽管气温不断上升，人口急剧增长，“局部冲突”仍然在二十个不同的地区蔓延。
一天清晨，弗兰克对着麦片发呆，不愿离开公寓。他翻开《卫报》，读到今年全球国防预算总额将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再来点光。”他说道，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这是一个黑黢黢的雨天，他感觉到自己的瞳孔在努力放大。尽管现在是五月，天空却越来越昏暗，仿佛伦敦维多利亚时代的雾又回来了，那时的煤烟印染在了现代的画布上。
他翻过报纸，开始阅读一篇关于斯里兰卡冲突的文章，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已经足足战斗了一代。而上个星期的某个时候，一对夫妇早上出门时，发现家里六个孩子的头颅整齐地摆在草坪上。他把《卫报》扔到一旁，穿过煤烟走上街。
他跟着自动导航器逛起了大英博物馆。在书架顶端等着他的是一本关于这个世纪战争死亡人数估算的书。大约有一亿人身亡。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伦敦漆黑的街道上，思索着那些数字。他走了一整天，却无法集中精力。那天夜里，他睡着后，这些数字计算又来了，在梦里或催眠的幻象中：需要两千座越战纪念碑才能列出本世纪的战争死难者。他看到自己在华盛顿的林荫大道上漫步，从国会大厦到林肯纪念堂的整个公园里都点缀着黑色的越战纪念碑，就像一群巨大的隐形鸟儿落在上面。整整一夜，他走过黑色的翼墙，往西走向河边的白色坟墓。
第二天，他从书架上取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1931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的。和大多数亚洲历史一样，虽然它规模巨大，但西方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并不深刻。在日本侵略期间，整个朝鲜实际上变成了一座奴隶劳动营。而日军在满洲集中营里杀害的中国人和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一样多。这些成千上万的死难者都是门格勒这样的纳粹医生的“杰作”，用“科学的”医学实验实施酷刑。例如，日军实验者就曾抽干中国人的血，再替换成马血，以观察能活多久。存活时间从二十分钟到六小时不等，受试者始终承受着巨大痛苦。
弗兰克合上书，放到一旁。他从昏暗的角落挑出另一本，细细端详。这是一本陈旧且厚重的书，用深绿色皮革装订，书脊和书封上嵌着暗金色图案。十九世纪历史图鉴——后期才有的彩色照片，已经有点褪色。是乔治·纽恩斯有限公司于1902年出版的，显然是他们策划的关于上个世纪的产物。出于对书名的好奇，他翻开书看了看，最后一页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相信人性本善。我相信，我们正站在一个世纪的黎明，这个世纪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和平与繁荣。”
他放下书，离开大英博物馆。在一个红色电话亭里，他找到了最近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安飞士分店。他乘地铁过去，在那儿租了辆蓝色的福特赛拉旅行车。方向盘自然是在右边。弗兰克以前从未在英国开过车，他坐在方向盘后，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谢天谢地，离合器、刹车和油门与往常一样从左到右。换挡也是一样的，不过得用左手操作。
他笨拙地换到一挡，把车开出了车库，左转弯，沿着街道左侧行驶。这有些奇怪。但坐在右边驾驶的怪异感，保证了他不会忘记靠左的必要。他把车停在路边，看了看安飞士的伦敦街道地图，规划了一下路线，再重返车流中，驱车前往卡姆登大街。他在道兰家楼下泊好车，上楼收拾了一下，再把行李拿到车上。他倒回去留下了一张纸条：去了一个午夜也有阳光的国度。接着，便下楼开上车，一路向北，驶上高速公路，离开了伦敦。
空气很潮湿，低沉的乌云覆盖着大地，这里落下一片阴郁的阵雨，那里透出一束昏暗的阳光。山丘是绿色的，田野泛着黄色、棕色，或是浅绿。起初，有很多的山和田野。然后，高速公路延伸至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他开过一排排联排房屋和农田，狭窄的街道没有一棵树。所有房子都井然有序、整齐划一，但仍让他置身于最荒凉、人迹罕至的景色之中。街道就像战壕。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被蹂躏。人口密度就像那些老鼠实验所设定的水平一样增长，而那些实验让老鼠发疯。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大多是雄性：抢夺领地者、为繁衍而夺食的杀戮者，都被困在了小盒子里。他们已经疯了。一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作家曾写道：“我相信男人大多都这样。”为什么不是呢？不可否认，这些主要都是男人干的。策划、外交、战斗、强奸、杀戮。
显而易见，要做的就是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女性。在福克兰群岛有撒切尔夫人，英迪拉·甘地领导着孟加拉国，这是事实。但的确值得一试，情况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了！鉴于母性本能，可能会变得更好。把丈夫的工作都交给每位第一夫人，或许每位女性都该替代她们的丈夫去工作。让男人在家带孩子，五千年或五万年，在残暴的父权社会中一直带下去。
在曼彻斯特以北，他路过了巨大的无线电发射塔，还有看起来像核反应堆堆栈的东西。战斗机从头顶呼啸而过。二十世纪。为什么这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作家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呢？或许，未来总是无法想象的。再或许，1902年的情况没那么糟糕。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在一个繁荣的时期往前看，看到更多的是同样的情形。但接下来的世纪却充满了恐怖。现在，人们从一个恐怖的时代往前看，如此类推，预示着下个世纪的形势将是不可估量的严酷。随着新的毁灭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化学战、核恐怖主义、生物大屠杀、受害者被飞越而过的纳米杀手干掉，或者被饮品中的病毒杀死，再或者被特定的电话铃声谋杀，或因毒品、大脑植入、酷刑、神经毒气变成僵尸，或干脆被枪杀、活活饿死。高科技，低科技，方法层出不穷。随着人口增长，资源枯竭，杀人动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人们不再是为了统治而战，而是为了生存。一些战败的小国家可以为它们的对手制造一场瘟疫，不小心灭掉整个大陆，杀死所有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二十一世纪可能会让二十世纪显得平淡无奇。
这样的遐想之后，他猛然惊觉自己已经开出了二三十英里，甚至六十英里，完全没注意车窗外的世界。自动导航把他带到了相反的路上。他试图集中注意力。
在卡莱尔上方的某处，地图显示了两条通往爱丁堡的路线：一条是从格拉斯哥下方的高速路出发，而另一条小路则更快捷些。他选择了更短的路线，从一个出口进入环岛，然后上了A702，这是一条往东北方向的双车道公路。黑色的柏油路面被雨水浸湿，头顶上是疾驰的密布乌云。开了几英里后，他经过一块写着“风景路线”的路牌，这意味着他选错了路，但却不想调头。或许这条路也挺快，只是要费些工夫：频繁的环岛、有红绿灯的村庄，还有被树篱或墙围住的狭窄路段。太阳就快落山，他已经驾驶了好几个小时，有些疲倦。当一辆黑色卡车从水雾和阴影中冲过来时，几乎快和他迎面相撞。他得努力让自己靠左开车，而不是本能叫嚣着往右。左右必须对换过来，但脚上的操作保持不变——变的是换挡的手，但换挡的作用还是一样——这一切都变得混淆模糊，直到大卡车向他迎面冲来，他向左转，但却踩了油门而不是刹车。猛烈地前冲让他往左打方向盘，转出更远以确保安全，车轮滑出了柏油路，滑进一旁的排水沟，致使车子又弹回路面。他猛踩一脚刹车，卡车在耳边轰鸣而过。汽车在湿柏油路面上打着滑，最后停下来。
他把车停在路边，打开了应急灯。他下车查看，发现驾驶室这边的后视镜不见了，只剩一块长方形金属，四颗铆钉孔微微向外翻起。后视镜调节器也不见了，留下一个更大的孔。
他走到汽车另一边，试图想起赛拉旅行车的后视镜是什么样子。一块牢固的金属和塑料框。他沿着马路往回走了一百来码，在黄昏中寻找那块丢失的镜子。但哪儿都没有，镜子不见了。
在爱丁堡附近，他停下来，给多年的老友埃里克打了个电话。
“什么？弗兰克·丘吉尔？你在这附近？那快来。”
弗兰克跟着导航进入市中心，经过火车站，来到一条狭窄街道的附近。对他来说，侧方位停车真的太难了。他尝试了四次，才把车靠在路边，赛拉旅行车碾过铺路石，颠簸着停稳。他熄掉引擎，下了车。但他觉得整个身体仍在震动，活像一个大音叉在暮色中嗡嗡作响。商店的灯光投射到过往的汽车上。屠夫、面包师、印度熟食店。
埃里克住在三楼。“快进来，伙计，进来。”他看起来有些急躁，“我以为你在美国！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不知道。”
埃里克匆匆瞥了他一眼，把他领进公寓的生活起居区。窗外可以看到对面城堡的屋顶。埃里克站在厨房里，一反常态地沉默。弗兰克放下背包，凑过去看城堡，气氛有些尴尬。过去，他曾好几次和安德莉亚一起去拜访埃里克和苏珊娜—— 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那时，他俩住在新城区的一套三层的大公寓里。弗兰克和安德莉亚一到那里，他们四个便会在一间乔治亚风格的高挑客厅里喝着白兰地，聊到深夜。有一次，他们开车去了高地；还有一次，弗兰克和安德莉亚待了整整一个节日周，他们四个尽可能多地去观看戏剧。但现在苏珊娜和埃里克已经分道扬镳，弗兰克和安德莉亚也离了婚，那段日子都消失殆尽了。
“我来得不是时候？”
“其实没有。”埃里克在水槽边忙活，一阵碗碟碰撞声，“我要和几个朋友去吃饭，要不你一起吧——你还没吃晚饭吧？”
“不，我不用了——”
“没事。我想你之前见过佩格和罗格。而且，我相信这还能分散点注意力。今早我们都去参加了一场葬礼。朋友的孩子死了，摇篮病，你懂的。”
“天哪，你是说……”
“是的，婴儿猝死综合征。他们把他送到日托所，在睡梦里去世了。才五个月大。”
“老天爷。”
“是啊。”埃里克走到餐桌前，拿了瓶拉弗格倒进杯子，“喝威士忌吗？”
“喝。”
埃里克又倒上一杯，一饮而尽。“我想一场合适的葬礼能帮父母处理好这一切。所以汤姆和伊利斯负责抬棺，那棺材也就这么大。”他双手分开一英尺。
“不是吧。”
“是的。从未见过这样的。”
他俩默默地喝着酒。
这是一家时尚的波西米亚海鲜餐厅，在一家酒吧上面。在那儿，弗兰克和埃里克见到了佩格与罗格，还有另一对夫妇，以及一个叫凯伦的女人。全是动物行为学家，都打算在接下来几周前往非洲——罗格和佩格去坦桑尼亚，其余人去卢旺达。尽管早上才参加了葬礼，但他们聊起天来仍然欢快热情、涉猎广泛。弗兰克喝着葡萄酒，听他们讨论非洲政治、拍摄灵长类动物的问题、摇滚乐。仅有一次提到了葬礼，他们就摇了摇头，三缄其口无话可说。
弗兰克说：“我想现在发生这种事总比等到孩子长到三四岁要好。”
他们盯着他。“哦，不。”佩格说，“我不觉得。”
弗兰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试图补救。“我的意思是，你们知道的，他们有更多时间……”他摇摇头，有些落寞。
“这太绝对了，不是吗。”罗格温和地说。
“没错，”他说，“确实是。”他喝了口酒，想继续说下去：的确，任何死亡都是绝对的灾难，即便是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婴儿。但如果你花费一生时间抚养六个这样的孩子，然后某天早上出门，发现他们的头颅放在草坪上，会怎样呢？难道不是一个比一个绝望吗？他喝多了，头很痛，身体还在因一天的车程，以及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惊吓震颤着。而且，看样子可能由于疲惫导致的阅读障碍已经入侵他所有思维，包括道德观念，这让一切都倒退了。于是，他咬紧牙关，专注喝酒。叉子在手里嗡嗡作响，杯子在牙齿下震颤。房内很黑。
后来，埃里克在他家楼前停下来，摇了摇头。“还没准备好回家，”他说，“让我们试试‘典藏大厅’，这是你周三晚上最喜欢的活动。传统爵士乐。”
弗兰克和安德莉亚一直是传统爵士乐爱好者。“有什么好曲子没？”
“对付今晚足够了。”
酒吧在步行的距离，沿着干草市场宽阔的鹅卵石长廊，走上维多利亚街。他俩在酒吧门口被拦下来，需要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常驻乐队换成了自助餐和音乐会，还请来了几个不同的乐队表演。收益将捐给最近在车祸中丧生的一位格拉斯哥音乐家的家人。“我的妈呀！”弗兰克惊呼，感觉自己被诅咒了。他转身打算离开。
“不妨试试，”埃里克说着掏出钱包，“我来付钱。”
“但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埃里克没理会他，递给那人二十英镑，“来吧。”
酒吧里很宽阔，却挤满了人。一张巨大的自助餐桌上堆满了肉、面、沙拉和海鲜。他们从吧台拿了饮料，坐在拥挤的野餐桌尽头。周围吵闹嘈杂，浓厚的苏格兰口音让弗兰克只能半猜半蒙。一批当地表演者陆续登台：常驻的传统爵士乐队、一位脱口秀演员、一个演唱四十年代怀旧歌曲的歌手、一群西部乡村组合。埃里克和弗兰克轮流去吧台续酒。弗兰克看着乐队和人群，不同年龄各种类型。每支乐队都说了些关于已故音乐家的事，显然他小有名气，是位摇滚歌手，但听起来却像个恶棍。演出后醉驾回家出车祸，大家一点儿不意外。
大约在午夜时分，一位胖胖的年轻人坐到他们桌，开始偷吃周围所有盘子里的东西。突然，他像头鲸鱼般上了台。当他加入乐队准备时，人们欢呼起来。他拿起一把吉他，倾身靠向麦克风，开始尽情表演节奏布鲁斯和早期摇滚乐。他和他的乐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组合，整个酒吧都沸腾了。大多数人都站起身，在原地跳舞。弗兰克身旁有位年轻的朋克少年，不得不靠着桌子回答一位灰发女士关于如何保持头发尖尖竖起的问题。凯尔特人的守灵方式，弗兰克想。当胖子开始演唱查克·贝里的《摇滚音乐》时，他喝了口苹果酒，和其他人一起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