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考政治学校
1931年6月，我靠两年来薪金的积蓄，加上父亲借
债支持，毅然决定赴上海继续求学。和我同行的有萧远
循、李才杰等好几个同学。
此时，我心情喜忧交集：一方面，自己是个热血青年，
血气方刚，不满足于教书生活，决计迈出巴山蜀水，到外
地求学，以图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将来有所作为；另一方
面，割慈忍爱，离乡别井，虽则不是游子肠断、百感凄侧，
然离愁别绪，还是有点令人黯然神伤的。
幸好同学们结伴而行，有说有笑，故心境容易改变。
我们从广安到重庆后，乘搭轮船沿江而下。这年长江发大
水，江水飞流湍急，其势犹如万马奔腾。船到三峡，我首次
看到了三峡的雄奇绝景，两岸悬崖峭壁，对峙相望，仰视
苍天，如同匹练。轮船到达巫山十二峰时，举首仰望，只见
纤丽奇峭的神女峰白云缭绕，仿若鸾鹤翔舞。迎着江风，
我的心情如同汹涌澎湃的洪流，神女多情，楚王惊梦的传
说，久久在我的脑海中萦回。船驶出三峡之后，沿江千数
百里一片汪洋，两岸除见少数树巅及个别屋顶星星点点
浮出水面之外，尽成水乡泽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到了
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浩劫。
我们乘船航行了5个昼夜，就到达了上海。同乡同学
邓仲齐比我们早到上海。事先我就和他作了通讯联系。他
到船上来接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并接到他住的地方同住。
那座房子整个都由我们包下来了。
上海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也是闻名中外的“冒
险家的乐园”，也可以说是旧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外表
繁华，但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旁边，却紧挤着无数残
破简陋的贫民窟，对比鲜明。在那里，外国人飞扬跋扈、横
行霸道，达官贵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买办奸商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帮会流氓分子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而广大
下层人民、失业人群却整日为生活温饱而奔波，不少甚至
沦为乞丐，流落街头。目睹这种腐朽窳败现象，真是令人
痛心疾首。
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房里复习功课，忽然来了
5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邓仲齐向我介绍了他的哥哥。
这是我初次见到邓小平同志。他剪着平头，穿着白绸长褂
子，没有讲什么话。他认为我们都是从四川乡下来的学
生，他弟弟还是可靠的，因此借我们的房子开会，叫我们
到公园去玩。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走了。
在上海，我经过一段时间补习之后，报考了两间学
校：一是北平师范大学，一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两处都录取了。上那间学校好呢?北平师范大学除免交
学费外，其他都是自费，我家庭经济困难，承担不起，更不
要说读到毕业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纯系官办，除免交
学费外，食宿和制服都是学校供给。考虑结果，我只好进
政治学校。
南京乃六朝首都金粉之地，虎踞龙蟠、襟带长江，当
时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政治学校座落在南京红纸
廊，校长名义上是蒋介石，实际主持的是教育长罗家伦。
“九·一八”事变前，该校完全处于和平状态，所学课
程与普通大学差不了许多，并设有《三民主义政治学》、
《三民主义经济学》，还有英语和其他课程。学校图书馆各
种书籍报刊杂志都有，并对学生开放。听说在高年级学生
中有小派别活动，但其中内幕，我不清楚。
入校初期，学校当局要我们集体加入国民党，我也参
加了，但没有发党证，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我为什么
要填表加入国民党呢?第一，我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国民
党的反动性，更谈不上革命人生观；第二，在官办的政治
学校，个个学生都要填表参加，我不填表不行。但我没有
幻想日后在国民党里捞个一官半职。
开学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
早就萌发了灭亡中国，囊括东亚，称霸世界的野心，加上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矛盾加剧，为了摆脱困
境，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便把战火烧向中国，企图从
侵略中寻找出路，并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实现其战
略目的。9月18日，日寇炮轰沈阳城，一举占领了沈阳。
由于蒋介石实行“先安内后攘外”及不抵抗的政策，命令
东北军不放一枪退入关内，总共3个多月，东北三省便沦
于日寇铁蹄之下，3000多万同胞变成亡国奴。
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
织下，全国千百万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尤其是那
些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首先沸腾起来。出于抗日救亡的
爱国热忱，每天都有数以千计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象
潮水般涌进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
策，改弦更张，实行抗日救国。学生的抗日请愿运动，连续
不断，如火如荼。9月底，南京、上海的学生捣毁了国民党
政府的外交部，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南京市党
部、中央日报社。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狡猾的蒋介石在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搞假下台，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
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以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
为行政院长(不久，又为汪精卫接任)。蒋介石以他们为挡
箭牌，来躲避抗日运动的锋芒。然而实际他仍大权在握，
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主席。与此同时，他对来京请愿
示威的学生，采取了无情的逮捕、暗杀和驱逐的政策。但
是，随着整个东北的沦陷，全国抗日运动更加汹涌澎湃，
势不可挡。
政治学校当局是亦步亦趋紧跟蒋介石的。“九·一
八”事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以汪精卫老婆陈壁君的名
义，在南京开了一次假的规模很大的南京各界抗日联合
大会，以欺骗舆论。宪警荷枪实弹，并把政治学校的学生
编成便衣队，布置在会场四周巡视，如发生意外，就以学
生为打手抓人。后来，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空前高涨，举国
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政治学校当局为了
封锁消息，不让学生知道外界情况，把原来对学生开放的
报刊杂志统统封存，只准学生看《中央日报》。他们害怕学
生与各省来京请愿示威的学生取得联系，下令禁止学生
外出和接见朋友，把学生禁锢在校园里。教育长罗家伦更
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他公开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破口大
骂爱国学生运动，胡说什么：“青年学生算什么东西?难道
几个学生就把国民党政府推翻了不成?!镇压就镇压，流
血就流血，惨案就惨案!”
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我看透
了它的反动实质，深深感到灾难深重的中国，靠反动透
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没有希望的。
再者，我对学校的教学是不满的。蒋介石、陈果夫、陈
立夫这些国民党首脑人物都到学校讲过话。蒋介石是讲
“先安内后攘外”。陈果夫、陈立夫也都是贩卖和宣传卖国
反共的东西。此外，对赵兰坪教授讲的《三民主义经济
学》，萨孟武教授讲的《三民主义政治学》等课程，亦感到
非常空泛和贫乏，学不到东西。我当时的求知欲十分迫
切，于是跑到图书馆找了两书：一本是日本河上肇的《经
济学大纲》、一本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这两本
书，接受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影
响。而赵兰坪讲授的《三民主义经济学》，连序论还没有讲
完，并且觉得他讲的是歪曲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按他们
这一套，是不可能救中国的。萨孟武讲的政治学，也越来
越反动。因此，我对功课更觉乏味，至学期末，对该校的功
课完全失望了，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
日寇自侵占东北之后，野心更大。1933年1月28日
夜，大举进攻淞沪。当时驻防上海的蔡廷锴的十九路军，
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击，淞沪抗日战争爆发，这
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其后，蒋介石派张治中的第
五军到上海，限制十九路军抵抗，第五军官兵激于爱国热
情，抗命南京政府，同十九路军共同抗战。
1月31日夜，停泊在南京下关的日寇兵舰炮轰南京
狮子山炮台。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放弃抵抗，汪精卫并
宣布迁都洛阳。南京的工厂、商店，银行统统关门，一时变
成了死城。民众惶恐不安，怨声载道。政治学校亦宣布暂
时停课。学生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组织到津浦、陇
海等铁路沿线拦截学生进京，一条是请假回家，复课时通
知回校。我想到铁路沿线拦截学生，不等于做国民党的打
手和特务了吗?绝不能干。既然学校暂时停课，我也不想
学下去了，因此，我毅然决定不请假回四川去。
我的同乡同学萧远循和我同时考入政治学校，当时
他也决定回四川去，但他一定要办理请假手续，保留学
籍。我不等他，迳自逃出学校。在下关旅店候船时，萧也
来了。他主动告诉我，那天晚上，学校当局找不见我，第二
天早上就正式出布告把我开除了。
我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连串反动政策，对国
民党及政治学校已完全失望了。我鄙视国民党，认为它根
本不能救中国；我鄙视政治学校，认为它不能使我学到我
所需要学的任何东西。我已决计不再回校，所以根本不考
虑它开不开除我的学籍。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不到上海找革命组织，参
加革命实践而回四川去呢?一个人从接受革命思想影响
到革命实践，中间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时，还有一个
个人的际遇问题。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这年2月，我回到家乡，因为我初中时的同学李才杰
任大兴乡女子小学校长，即聘请我到该校任教。我在那里
教了一个学期。下半年，又受聘到县立中学教书。由于脱
离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我的思想没有长进。
是年，我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为了保存力量，离开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向西转战3000里，于这年12月中旬，乘四川
军阀大混战之机，从陕南翻过终年积雪的大巴山，进据川
北，开辟了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翌年，红四方面
军在川东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和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根
据地。9月底，红军攻陷了我县北边的邻县营山，直逼我
县的花桥镇。那里离我们家乡只有30华里，离县城也只
有100多华里。我们县的军阀杨森吓慌了手脚，准备撤出
广安。全县的地主士绅慌作一团，纷纷逃走，学校宣布停
课。此事对我冲击很大，我回家同父母商量。我告诉母亲
红军打到什么地方，红军是为穷苦人民的，打土豪劣绅、
恶霸地主，分田地给穷苦人民。我问母亲是出走还是留
下?母亲很朴实地回答：“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走?”但我最
后毕竟还是走了。那时我叔父在重庆弹棉花，我到他那里
住了十几天。后来，红军并没有打到广安县来。学校复课，
我又回校教书。对这次出走，以后想起来，还往往引以为
憾。红军来了，有机会参加革命，为什么还要出走?这说
明，一、我参加革命的决心还没有下定；二、对党和红军的
政策还摸不到深浅，对参加红军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还
有些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不过，经过这次思想冲击后，我
对党领导的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响往之心。1934
年，我又教了一个学期的书，觉得厌倦了，认为长此教下
去，没有什么出路。于是决定第二次到上海，希望通过邓
仲齐，找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
邓仲齐自1929年到上海之后，参加了“赤色救济会”
的工作。该会原是党中央领导的，党通过这种形式，团结
一些人，以后赤色救会停止活动，他就到上海惠平中学教
书。他虽则在上海很久，由于没有找到组织，所以还没有
参加党团。我因为不了解情况，故还希望通过他找到组
织。
二、加入共青团
1934年6月，我第二次到了上海。我事先已和邓仲
齐约好，因此直接到了惠平中学，并住在他那里。通过邓
仲齐的关系，1934年秋季起，我也在惠平中学教书。
惠平中学是张平江为纪念她的丈夫黄惠平(原是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后来参加邓演达、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第
三党，已去世)而创办的一间私立中学。她实际上是借这
个地方作为她活动的一个基地，自任校长。张平江是四川
人，解放后曾任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前几年去世。漆平(四
川南充人)为教务主任。另外，还有邓仲齐、黎元弟、刘披
云等好几个四川人在那里当教员。刘披云同志是大革命
时入党的，大革命失败后到1930年初，曾在中共四川省
委负责宣传工作。以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惠平中学教
书。解放后，他曾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等职。
我到上海不久，一些同乡发起组织了川康问题研究
会。邓仲齐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该
会还发行了一个刊物，叫《川康问题》。我在这个刊物上发
表过文章，是分析四川农村高利贷问题的。到了翌年，我
才知道川康问题研究会是共青团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
体。
1934年10月间，漆平同志找我谈话，谈到了共青团
的问题。他探询地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他大概见我初来乍到，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参加
其他反动组织和活动，因此才找我谈话。
我既惊讶又高兴地问他，“我能参加吗?”他说：“可
以。你如果愿意参加，我可以找关系为你介绍。”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到上
海，目的就是要找组织，参加革命工作的，现在组织找上
门来，我自然喜出望外。据后来所知，漆平同志是大革命
时期的党员。30年代初期，上海的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
破坏，几乎损失殆尽，党中央也搬到中央苏区去了。漆平
也因此失去了党的联系，但他和团仍有联系，认识很多团
员，所以还能将我推荐给团组织。
后来，他就为我约好时间、地点、接头暗号，说有团的
其他同志直接同我谈话。一天晚上，我照他所嘱，到离我
们学校不远的霞飞路(现淮海路)附近电车站，果然看见
了一个青年在那里等我。他20来岁，高高瘦瘦，穿着长
衫，围着一条围巾，双手插在裤袋里。我按暗号和他接上
了头。他自我作了介绍，说了一个名字，现在也忘记了。在
当时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为了保密，接头人的姓名往往是
化名，可以因人因时而改变。这个人至今仍弄不清楚是
谁。
我们两人沿着霞飞路一面走一面谈。他谈到团员和
党员一样，都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目前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行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解放中国人民；他还谈到团员要守纪
律，特别是保密纪律等等。他还提出四个问题，如什么是
立三路线?你对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怎么理解
……等。这些名词，我以前根本没听说过，所以一个也答
不出来。最后他讲，我们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条件下，今天
谈话，就算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当年因条件所
限，没象今天那样有一个正正规规的入团宣誓仪式。以
后，他还相约我接过几次头。
大约是年底前后，组织上派一位名叫“大朱”的身材
比较高大的青年到惠平中学来接头。以后我和他比较熟
了，才知道他的真名叫陈孔嘉，是广东东莞人。他是团江
苏省委上海法南区委的干部，具体职务不清楚。他和我联
系接头到1935年5月。这时，惠平中学已有了团小组，我
任小组长。以后，我们又发展了10多个团员，邓仲齐也是
这时候由我介绍入团的。当时在老师学生中有20多个团
员，因此成立团支部，组织上指定我为团支部书记。
1935年春季，初中三年级学生、团员汪梅同志(女，
广东人)当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同时，国民党上海市教
育局派来了一个人来惠平中学任训育处主任。他纠集一，
些思想比较保守的学生来反对思想进步的学生，斗争逐
渐激烈了。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以及“五·三”、“五
·四”、“五·七”、“五·九”这些纪念日，学生会组织了几
次大会，进行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争取民主的宣传。
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团领导的，但为了掩护起见，均以学
生会名义出面组织。5月10日，训育处主任纠集部分思
想保守的学生来捣乱，吵吵嚷嚷，动手动脚，辱骂学生会
主席，几乎打起架来。汪梅那时19岁左右，能说会道，有
组织才能。面对辱骂、喊打，她正气凛然，坚持说理。一片
叫嚷打闹声，倒是吓坏了校长张平江。她胆小怕事，担心
双方动手打架，制止不了，因此，要打电话给法国巡捕房，
要求派人来加以制止。漆平同志当场抢下电话，并机警地
对校长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解决，为什么要外
国人解决?”他这话说得很在份量，加上他和张平江关系
密切，又是学校的台柱，因此，他一讲，张平江就服了。这
样就避免发生更大的事件。漆平是个有经验、有胆识、有
魄力的同志，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决、果断而正确地处理
问题。他不幸于1936年病故，时年还不到50岁。汪梅解
放后在广州一间中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以后去世，她
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三、出任法南区团委书记
我参加这段学生运动以后，组织上认为我在学校比
较暴露了，决定我离开学校，脱产任团法南区委组织干
事。惠平中学团支部的工作就交给黎元弟同志接替。从
此以后，我就脱产干革命工作了。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南
市这么一片区域。我除了继续联系惠平中学团支部外，还
联系江南造船厂、绸厂和其他个别团员的工作。这年8
月，我被任命为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祥梅
同志为区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区委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和李祥梅分工，她负责联系针织厂、鞋厂等单位的
女工工作，我负责联系江南造船厂、绸厂和一些学校的团
的工作。那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稍一不慎，就会遭到敌
人的破坏。另外，经济也十分困难，靠有职业的同志从微
薄的收入中拿出一点来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问题。
李祥梅是袜厂的女工，上海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胡
兰畦同志领导的劳动妇女服务团，以后参加了新四军。在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她被冲
散，辗转回到江苏常州的老家，结了婚，中断了组织关系。
后来又回上海袜厂做工。现在还在上海，已退休。
我从1935年5月脱产一直到12月，在团法南区委
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幼稚
的，没有经验，不善于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做领导工作，不
善于教育团员去分析本单位青年群众的要求，引导青年
群众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同政治形势
联系起来，以团结和教育更多的青年群众。这样，更有利
于掩护团的组织，但当时我们不会这样做。因此，工作平
平淡淡，有点一般化。当时我们想的主要是怎么样加强同
团员的单线联系，加强对团员的纪律教育、保密教育，不
轻易暴露自己的身分，以保护团员和组织。这一点是做到
了。在这段期间，法南区的团组织没有受到过破坏，团员
也没有被捕的。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小陈同志，曾多次到法
·南区委检查工作。他跟我们讲联共(布)党的经验，还有世
界知识，介绍全世界各地的各种革命斗争。他很强调学习
联共(布)的经验，特别强调学习他们的民主集中制、铁的
纪律等优良传统，对我启发教育很大。我们还组织团员学
习党在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
称《八一宣言》)，明确了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我们在巩固
组织、提高团员政治素质的同时，还发展了一些团员。我
除了发展邓仲齐外，还发展了萧远循入团。他从国民党中
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教育局工作。他见没有
什么事情可干，也没有什么官好做，很灰心，来上海找我。
我帮他提高思想觉悟后，发展他入了团，但还要他回浙江
工作。抗战爆发，上海、浙江相继沦陷之后，他就到了延
安。邓仲齐在延安见过他，并知道他到内蒙古大青山打游
击。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了，大概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这年，团组织强调加强外县工作，号召团员中有条件
回家乡或到外县工作的，可以到外县开展工作。范存弟、
徐庶声两位团员是我的同乡或者学生，他们要求回家乡
开辟工作，组织上同意了，要我找他们谈话，布置他们回
家乡(四川省广安县)开展工作。我交代他们，回乡以后，
第一个去找大兴乡女子小学校长李才杰。因为我和他同
学时间较长，对他思想比较了解，可以先发展他入团。10
月，他俩由沪返川，真的第一个发展了李才杰入团。接着
在广安发展了一批团员，建立广安支部。次年底，成立了
共青团广(安)岳(池)特支，为恢复建立当地党组织奠定
了基础。他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扩大了我党的政治
影响。以后，他们还在附近几个县开展武装斗争，工作很
有成效。范存弟同志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战斗中光
荣牺牲。李才杰解放初期当了川东涪州地委副书记。接
着调任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以后任该市南桐区
的区委书记。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被开除了党籍，直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乎反。徐庶声同志在
“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原因一是范存弟牺牲了，没
人为徐作证明，二是“文革”中当地有人来我家调查，我因
为年久月深，加上只谈了那么一次话，印象不深，记不得
了，没有给他写证明，组织上不承认徐的党籍。1983年，
我回四川，和李才杰一起重返广安。他说：“那个时候，是
你叫他们回来第一个找我的，你怎么忘记了?”他这么一
提醒，我马上记起来了，确实同他们谈过话，印象历历在
目。于是我在县里当场重新写了证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点，我认为应该说清楚，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范存弟、徐
庶声、李才杰等人的团籍、党籍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他们
以后发展的一大批同志的政治生命问题。因此，我长时间
感到内疚。
回顾这段历史，我两次到上海，由一个不问世事的青
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间，思想转变过程是比较长和比
较曲折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确实
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的。我思想之所以发生转
变，大抵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第一，“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浪潮
汹涌澎湃，每天都有上千乃至数千的学生到南京请愿示
威，长达数月之久。我思想受到较大的震动，在政治思想
上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了。同时，我也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和
报刊杂志，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寻
找革命组织，渴望投身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团组织及时地
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二，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从内部对国民党
及蒋介石的一系列反动政策看得更清楚一些，对国民党
失望了，认为国民党根本不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
之中，于是与其决裂，脱离了政治学校，并且反其道而行
之。
第三，红四方面军到川北之后，开辟革命根据地，打
土豪分田地，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
持和拥护。通过观察分析，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较深刻
的正确的认识，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
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