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捕入狱
1935年12月9日，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平爱国
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20日，上海学生为了声援北平
学生爱国运动，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主张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租界当局吓慌了手脚，马路上
的戒严也较以前紧张了。
我觉得近日好象有人跟踪(未被证实)，为了团区委
机关的安全，决定把存放在机关的装有团内外刊物和进
步书籍的一个小箱子，转移到邓仲齐的住处。因为他在惠
平中学教书，没有其他活动，不怎么引人注目。12月25
日早晨9时左右，我带着这个小箱子出门。当时若有经
验，租一辆出租小汽车去，那啥事都没有。但我却租了一
辆黄包车。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我把车帘放下，行到半路
转弯的地方，被巡捕拦住“抄把子”(搜身)。他们见我放下
车帘，以为是小偷，因此间我要钥匙开箱子。我说没有，他
们不信，从我身上搜出钥匙，更加怀疑，于是打开箱子检
查。两个巡捕，一个是白俄，一个是山东人，都不大识字。
他们翻到团江苏省委出版的一本刊物《群众的团》，其中
有一期封面上画着一幅漫画，蒋介石跪在地上捧着中国
地图献给日本人。他们看了，更加怀疑，于是把我带到法
国巡捕房，这样我就被捕了。
我一进巡捕房，就把名字改了，叫做张家道，并准备
好一套口供。他审问时，我就说刚从四川到上海不久，这
个箱子是一个同乡托我带到上海那条马路那个电车站交
给人家的，根本不知道里面装什么东西。他搞体罚，叫我
一只脚金鸡独立，双手向前平伸，站了整整5个钟头，手
稍为低一点，就用铁条打我。他审来问去，我还是那样说，
他无可奈何，就问我住处，我就说住在同乡暨南大学教授
杜刚百的家里。于是，他们派一个巡捕带我到杜家去问。
杜刚百也是四川广安县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日
本，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同情和支持我党。他的侄
儿杜岂麟是我在县立中学教书时的同事，思想上比较进
步，同情我党，和我很要好，并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我。我有
时确实在杜刚百家里住过一些日子。巡捕将我手铐着，带
到杜家去，刚好杜教授在家。他不怕受牵连，当场很爽快
地承认我是住在他的家里。巡捕楼上楼下转了一圈，他见
杜家很阔绰，书房里满是线装的经史子集，再没有详问。
临走时，杜刚百给巡捕5块钱，要他把我放了。巡捕当然
不会为这么5块钱轻易放我。虽然如此，但说明杜刚百是
支持我们革命的。
巡捕带我回到巡捕房，继续审问。并用汽车带我到我
杜撰的那条马路车站看看是否有人，那当然是什么也捞
不到，因为根本没有那回事。捕房侦察结束，就把我从捕
房押解到法院看守所，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法院提审
我两次，口供还是那一些，我仍矢口否认箱子与我有任何
关系。法院黔驴技穷，就以“青年共产党交通”、“危害民
国”的罪名，判我5年徒刑。
1936年2月，我被关进了法租界监狱。在这所监狱
里，由于过去狱中同志们的斗争，具有几个特殊有利的条
件：(一)在不妨碍监狱当局执行任务的条件下，对政治犯
的看管较之刑事犯宽一些，如政治犯可在狱内走动；(二)
政治犯在刑事犯中威信较高，并有一些群众组织基础；
(三)在教诲师(对刑事犯教课的)和看守中做了较深入的
工作，我们的一些活动，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或同情。因此，
我们利用这些难得的有利条件，在狱中开展工作：(一)学
习理论。当时狱中保存有过去出狱同志留下来的不少革
命书籍，如《列宁主义基础》、《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
经验批判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还有英文和日文版的。平
时放在牢房里供我们学习，查房时，教诲师先拿走，查房
后，他再送回给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书，
我怀着很大的政治热情和兴趣，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把这些书看完了，有的还看了两遍。有的犯人还订了报
刊，托看守带进来，以便从中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二)争取对刑事犯和少年犯做一些群众性的工作，比如
纱厂工人出身的李则财同志编在劳改车间做刑事犯的工
作，我在少年犯监房教书识字等。另外，当时政治犯白天
在狱内广场等地活动已成为惯例，当局一般不加干涉，因
此，我们利用这机会，做些群众工作。(三)对教诲师做些
统战工作，对看守做些团结教育工作。这个教诲师大约
50多岁，湖南人，他对政治犯感到敬佩和可亲。我们做事
不与他为难，不要打破他的饭碗，争取他对我们给予同情
和支持，如上述查房时，他为我们保存进步书籍，确实是
难能可贵的。看守多数来自农村，每月薪金9元，只够吃
饭，还要赡养家小，他们也是受压迫的群众。我们尽可能
对他们多做团结教育工作。有一个看守经过做工作，他亲
近和支持我们，为我们带进书报；他的儿子9岁左右，无
钱念书，就带到我们的牢房，请我们的同志教他念书识
字。正因为我们有各方面较好的群众关系，所以虽则身陷
囹圄，但在牢中的生活感到还是充实的。
在法租界监狱里，连我在内有十余名政治犯。我和李
士英同志关在一个监房。他是1932年被捕入狱的。我进
去时，他已经坐牢近3年，但身体仍很弱，伤势仍很重，还
不能站起来走路。相处一段时间，彼此比较了解之后，他
对我讲起他和李则财、刘国宝被捕入狱的经过。
他们3人都在上海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特科是中央
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
时了解敌情，以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营救
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李士英等人属中央特科“打
狗队”，专司对付叛徒、特务。他们3人一个小组，李士英
为组长。他是河北人，被捕时才18岁。李则财曾经参加
过苏联红军，在苏联打过仗。刘国宝原是武汉警卫团士
兵，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接着随叶、贺部队南征，到
汕头被打散。他跑到香港，再辗转回上海，参加中央特科
“打狗队”。
这年，他们奉命去干掉一个叛徒，以免给我党造成更
大的破坏。他们事先布置严密，分工明确：先由打入敌公
安局的同志用计引这个叛徒出来，李士英负责打，如果没
有击毙，再由刘国宝补一枪；之后，他们跑进弄堂，李则财
负责关弄堂门；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弄堂门口出去，就是另
一条马路，这样敌人根本找不到。但在执行任务时，刘国
宝误了事。公安局的同志把叛徒引来了，相差几十步就
到。刘国宝却不顾原来分工，将一个老百姓错以为是叛
徒，先开枪误打，接着随即转身就跑。这时，李士英认出了
那个叛徒，虽则处境非常危险，但他想把叛徒干掉算了，
免得日后再来第二次。结果，他拔枪把叛徒当场击毙。但
他急中生错，忘记跑进李则财把守的那个弄堂门。他拼命
跑了一两条街，可最终还是被巡捕抓住了。刘国宝本来先
跑，可他也没跑脱，先被捉住了。他一进巡捕房，就先招认
了。李士英被抓去时，他供出李是组长。李则财当场没有
被抓，但因为刘国宝叛变，过两天他回家时也遭捕。
敌人对李士英施用了20多种酷刑，什么电刑灌辣椒
水等等。但李士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现了共产党人
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我入狱时，他已被判了死刑，组织
上正请律师帮他上诉。我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认为形
势会有变化，判了死刑，不一定要上断头台。经过一段时
间的慢慢锻炼，他身体好了一些，能够站起来，勉勉强强
在广场上散步。
二、在北新泾监狱
1936年下半年，我和李士英等大部分政治犯，由法
租界监狱被转移到北新泾新监狱。这里是中国地界，是国
民党建的新式监狱。看守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管得很
严。政治犯多是单独关押，行动完全不能自由，终日被关
在牢房里，又没有书报看，实在闷人。除每天一次放风，犯
人可以见面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通个讯息。平时能见到
的人只有看守了，能做工作的对象也只有看守了。但这里
的看守不一样，年纪比较轻，文化程度比较高，受过专门
训练，有的可能中毒比较深，做工作很不容易。其中有一
个青年看守，是浙江人，是管我们这一片房间的。趁送饭
的机会，我总要同他攀谈几句。他有时答上两句，有时根
本不理，把小窗口一关就走掉了。涉及政治问题，他一律
不表态。但我不灰心，有机会总要和他讲有关抗日的问
题，国家存亡的问题，不管他听不听我都讲。反动派可以
把千百个甚至上万个革命战士囚禁起来，但是面对日寇
要灭亡整个中国，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思想是任何人禁
锢不了的，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也是任何人压抑不
住的。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
孙，特别是热血青年，他的思想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年秋天，外面游行示威的口号声和《义勇军进行
曲》的歌声，响彻了北新泾的上空，传到监狱里来了。我们
闻之，欣喜若狂。看守的心也受到感染。这以后，他也敢
于同我接谈几句了。有些问题，看得出他也是有同感的，
只是心照不宣罢了。最大的考验是“西安事变”。监狱里
的犯人，按照规定是不准看报纸的，“双十二”的第二天，
这个看守突然把当天的报纸主动塞进我的房间，摊开一
看，原来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
了。这是最大的政治表态，说明这个看守也是关心政治，
关心国家兴亡的，也说明过去的工作没有白做。以后国共
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共同抗日，放了蒋介石的消息
和报纸，也是这个看守传给我们的。这说明，凡有群众的
地方，那怕是一个人，总是可以做工作的。只要工作的要
求是人心所向，工作总是有效果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形势
日趋紧张。8月12日，日寇飞机轰炸上海，到北新泾和监
狱上空盘旋扫射投弹。监狱当局吓破了胆。下午，突然把
大部分犯人集合起来讲话，说什么现在抗战爆发了，国家
对你们宽大为怀，送你们上前线服务，望你们戴罪立功，
要服从命令，不要开小差。接着把我们编成4个挑夫队，
送到江苏省保安团五团去挑子弹炮弹。本来，按国共谈判
协议，我们是政治犯，应该无条件释放。但上海国民党当
局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我们送上前线，企图借日寇之手置
我们于死地。
我们被编到保安团的第二天，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当
地驻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八·一三”事变。江苏保安团
第五团的防地在上海郊区吴淞口一带。我们挑着弹药随
部队走。这月淞沪地区乌云密布，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
队夜夜转移、行军。我挑两颗追击炮弹，虽然不算重，但刚
从暗无天日的狱中出来，体力很差，加上多年没有挑过东
西，确实感到很辛苦。虽然如此，心情总比关在牢里大大
不同。总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己
应当以身许国。我虽则不能亲赴第一线挥戈杀敌，但挑送
弹药，总算参加抗战，为祖国尽绵薄之力了，所以并不觉
得很难受。
保安团并没有到第一线参战。我们到了吴淞，离江湾
前线较近，只见战火纷飞，杀声震天，战斗极为激烈。但战
局于我不利，江湾很快失守，吴淞危急了，宝山、真如即将
变为第一线。
这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上半夜没有月色，几辆大卡车
装上犯人挑夫队往后撤退，一直撤到上海近郊。汽车刚
停，犯人一下车就四处奔逃。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是逃
跑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姓郑的犯人——我在狱中
做工作时认识的朋友——碰了我一下，说：“为什么不下
车快走?”我这才意识到机不可失，马上跳下车，决心逃回
上海找组织。开始一起逃跑的人很多，跑了二三里之后，
只有一个青年刑事犯和我在一起了，他也是我在狱中认
识的。我俩隐蔽在一个种豆角的菜园子里。他安慰我说：
“不用怕，这一带我很熟悉，明天天一亮，我就带你回上
海。”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一起顺利地回到了上海法
租界。这才感到是真正脱离了国民党的监禁生活。
李士英也被送到保安团，因他身体太差，不能当挑
夫，就被分配去管军服、绑腿之类的工作。以后乘机逃回
了上海。八路军办事处送他到延安转苏联养伤。解放初
期，他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不久调到北京，任最高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我回上海后，直接到了杜刚百的家里，见到了杜岂
麟。他把邓仲齐的电话号码告诉我，通话后不到20分钟，
邓仲齐就来了。他给了我5元钱，一套西装，一双皮鞋，要
我先去洗澡、理发、换衣服，并说明这些东西是组织上送
给狱中出来的同志的。我听了十分激动，感到无限温暖。
我在狱中被关了近18个月，铁窗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又
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之中。
邓仲齐带我到他家住，叫我写一个报告给组织。过了
几天，组织上派一个叫老朱的同志来同我谈话。后来才知
道他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派来的。我向他汇报了被捕
入狱的经过和狱中的情况，并要求恢复我的组织关系。他
说，“组织上研究过你的问题，同意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中
央作出决定，青年团实行根本改造，白区的团员转为党
员，过去的团龄算党龄。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就是党的关
系。”以后，他再来联系了两次，最后一次是来征求我是否
愿意到前线去工作。我说：“参加抗战，当然愿意到前线去
工作。”当时，他并没有说明到哪个部队，到哪里前线去，
我也没有去问。他和我约好时间，要我到上海远东饭店某
号房间去找白小姐，她会安排我的工作。后来，我如约到
远东饭店去找白小姐，其实是石凌鹤同志，他安排我到张
发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工作。
回顾一年半的铁窗生活，我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尤其
在法租界监狱时期，读了几本革命书籍，初步接受了一次
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参加革命，革命是
干什么的，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