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奔赴浦东战场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我党的号召和全国
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集团被迫进行抗战，并同意将
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
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我在上海
看到了报纸，对党中央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有
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
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成立。
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国抗日形势空前高涨
的历史背景下，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各种形式
的战地服务团队。这也是针对国民党害怕全民抗战的情
况下提出来的。当时的抗日爱国将领，多数接受这些战地
服务团队。
这时，郭沫若同志在上海文艺界担任抗日救亡协会
会长。他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由日本潜逃返国，参加抗战
的。北伐时期，他曾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国民
党的一些高级将领素有来往。因此，他一回上海，这些国
民党将领便主动登门拜访，他们感到军队中没有政治工
作有很多的不方便，便以私人关系，要求郭沫若为他们组
织一些政治工作大队或者政治工作队，这是后来国民党
军队恢复政治部之先声。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担任过以张发奎为军长的第
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们是老朋友。此时张任淞沪战场
(亦称东战场)左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其防
区在黄埔东岸直至杭州湾以北大片土地，是三面环水的
三角地带。他对北伐时期国共合作，尤其是叶挺独立团为
四军获得“铁军”殊荣这段历史，自然是难以忘怀的。他除
了邀请郭沫若等人到浦东抗敌前线视察，向他们介绍抗
击日寇情况外，还要求郭沫若为第八集团军收罗一些人
才，组织一个政治部，以便于加强战地宣传和组织民众的
工作。根据张发奎这一要求，郭沫若向党中央领导同志请
示，同意派人到张发奎部队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周恩来
同志并作了具体指示。郭沫若就与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人
刘晓、潘权年、钱亦石、夏衍等人具体着手筹建。因为蒋介
石不同意成立政治部，因此，最后只好以战地服务队的名
义出现。这个服务队与其他一些战地服务团体不同，它属
第八集团军建制，是张发奎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郭沫
若推荐，党中央指定钱亦石担任队长，并得到了张发奎的
认可。服务队的组织机构，设总务科、宣传科、外务科。原
先曾拟设组织科，由于蒋介石不同意，遂改称为总务科。
杜国庠同志任总务科科长，石凌鹤同志任宣传科科长，张
健甫任外务科科长。3个科下设6个股。左洪涛同志任总
务科征调股股长。开始时有成员34人：钱亦石、杜国庠、
左洪涛、刘田夫、张健甫、石凌鹤、林默涵、唐瑜、张凌青、
何家槐、孙慎、杨应彬、王河天、沈振黄、朱河康、麦新、吉
联抗、王亚平、柳倩、朱纪仁、周范文、明玳、张明之、萧昆、
吕璧如、方兮、刘曼华、沈丹凤、彭朗、邢逸梅、金树培、王
昌明、高丽萍、郁应恺等。其中大部分是上海的文化人，部
分是刚出狱恢复关系的同志，部分是参加抗日救亡的青
年同志。除钱亦石和杜国庠年纪较大外，绝大多数还是年
青人。年纪最轻的是杨应彬，才16岁。
我们战地服务队于1937年9月25日在浙江嘉兴成
立。翌月中旬，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我
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八集团军特别支部。特支开始时
有党员10名，即钱亦石、左洪涛、杜国庠、石凌鹤、何家
槐、孙慎、杨应彬、王河天、朱河康和我，以后发展到20余
人。特支的组织关系隶属于东南局，由中央领导同志直接
或派专人和我们联系，我们则由钱亦石负责和上级党组
织联系，并指定左洪涛任特支书记。战地服务队实质上是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但我们党组织是秘密的，不象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可以公开跨党。
服务队在嘉兴一成立，我们便穿上军装，并戴上写着
8GA字样的臂章，但由于大多数是秀才当兵，军容仪表
自然不可与正规军人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在嘉兴呆了一
些日子，主要是整理内务和进行军事操练，以适应战地军
事化、纪律化、战斗化的要求。同时，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
作，写标语、发传单、演讲、唱歌、演戏和组织群众进行救
护、防空演习等。
10月中旬，我们离开嘉兴，沿杭州湾北上，经金山卫
进到第八集团军的指挥部所在地奉贤县的南桥镇。队长
钱亦石为我们写了一首充满了战斗激情的队歌，歌词是：
脱掉长衫，同赴战地，
一面唤起民众，
一面教育自己。
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
把身体炼成铁，
把意志炼成钢，
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
以热诚励士气，
以鲜血染征衣。
努力，努力，
动员全国同胞，
争取抗战到底!
我们怀着满腔热血，唱着这首激昂的队歌，奔赴浦东
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们主要任务是配合淞沪抗
战，以唱救亡歌曲、演戏、演讲等形式对战士和当地群众
进行宣传动员，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保卫上海，保家卫国。
我当时不会唱歌、演戏，只是作些口头宣传，作用不大。
浦东属长江三角洲地带，是鱼米之乡，风光旖旎，唐
朝诗人李贺在《江南弄》一诗中，以其传神之笔，把江南绿
雾在水，红霞映天，翠筱阴凝，江船晚泛，鲈鱼美酒，山影
垂尊，洗耳清音，月浮水面的佳境，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
不过，当时由于战云密布，大敌当前，我们没有多少闲情
逸致去欣赏这秀色可餐的江南美景。心中所想，是如何发
动群众抗击倭寇入侵，以保卫我中华大好河山。
就在浦东战地工作期间，队长钱亦石积劳成疾，回到
上海治病。翌年1月，不幸逝世于上海仁济医院，时年还
不到50岁。
钱亦石(介磐)同志是中共湖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
一，是董必武同志的重要助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
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后和董必武一同到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因参加反对王明的斗争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
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等多间大学任教授，曾主编《新中
华》等多种杂志。他直到1934年才经“左联”党组织恢复
党籍。钱队长是位才气横溢、学识渊博的政治家和理论
家，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壮志未酬竟以身
报国，我们无不为之痛惜。1938年3月1日，我们服务队
全体同志，部分官兵以及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五百
余人，在金华酒坊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此之前，
武汉各界在汉口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和彭德怀、叶剑英、博古等同志，以及冯玉祥、张
发奎等将军都送了挽幛，以表达对钱亦石同志的深切怀
念。钱队长遗下一子一女。其子后来亦在鄂南抗战中英
勇牺牲。其女钱韵玲，经周恩来同志把她送到延安学习，
后来和我国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结婚。前几年还专
程回广州参加冼星海陵园的揭幕仪式。
淞沪战场，随着日本不断调兵遣将，战事日趋紧张。
虽然国民党当局企图确保上海，将大量兵力投入淞沪方
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
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但由于蒋介石刚愎自用，
大权独揽，指挥不当，结果，战局急剧恶化。尽管如此，中
国军队在人民的支援鼓舞下，仍以顽强斗志，浴血奋战，
英勇杀敌。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面对2000日军、20艘
军舰、20多架飞机和近30辆坦克的猛烈进攻，血战9
天，最后600余名战士全部战死沙场，表现了炎黄子孙誓
死捍卫中华的英雄气概。
我们到浦东前线不久，蒋介石下令发动的中央作战
军和左翼作战军的全线反攻遭到失败。10月25日，日军
突破大场防线，中国军队遂放弃北郊，向苏州河南岸转
移。日寇占领闸北后，纵火焚烧民房，火势连绵数里。26
日，五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代理团长谢晋元奉命率第一
营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他们凭借高层
建筑和坚固工事，与敌血战四昼夜，大挫敌人威风，大长
中华民族志气，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我们在南
桥看到报纸报导，十分感动。经石凌鹤同志和许多同志的
努力，编演了一出名叫《火海中的孤军》的话剧，来歌颂
800壮士和激励军民抗战到底。
石凌鹤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从事
进步话剧运动，而且是难得的急才，才思敏捷，一边构思，
一边将剧本刻写在钢板蜡纸上，随即油印出来，进行排
练。这出独幕剧从编写、排练到演出，只用一天一夜的时
间。剧的开头，还由柳倩作词、孙慎作曲，谱写一首悲壮的
主题歌。
这出戏演出之后，影响很好，张发奎看了演出，也很
兴奋，要石凌鹤加上一个俘虏日本兵的场面。后来，800
壮士被迫撤出四行仓库，退入租界，不料被英军软禁。谢
晋元于1941年4月被敌人收买的叛兵刺杀而为国捐躯。
上海各界听闻噩耗，深为震惊，前往吊唁者达6万余人。
谢晋元是广东蕉岭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曾多次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他早年
曾写了一首自勉诗：“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庸夫恋故乡，
投笔愿从班定远，千秋青史尚流芳。”他最后以为国献身
的爱国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0月30日，日军强渡苏州河，中国军队后撤到新泾
镇以南地区。这时，张发奎继朱绍良为中路军司令。日军
自西线得手后，为解除浦东中国部队对其背部构成的严
重威胁，11月5日拂晓，又利用浓雾在杭州湾中部的金
山卫(今上海化工厂附近)登陆。那里防务空虚，驻防浦东
的六十二师和驻枫泾的七十九师未及布防而被击溃，日
军长驱直入，由南包抄京沪主力军的后路。企图东西夹
击，切断中国守军退路，将其聚歼于沪杭地区。
形势危殆，中国军队在日军的严重威胁下，只好从淞
沪战场撤退。就在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那天，我们战地服务
队奉司令部之命，冒雨乘卡车仓促撤至松江。此时，钱亦
石队长因病已送回上海租界治疗，队长职务由杜国庠同
志代理。9日，日军攻陷松江，中国军队溃不成军，加上敌
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损失兵员、枪炮与弹药不可
计其数，“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
剧!”(张发奎语)
二、转移金华
杜国庠眼看日寇步步逼近，情势危急，立即命令我们
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按科股分组向西撤退。我们急行军
到达青浦县的余山镇，找了3艘小船，然后连夜向青浦县
城进发。翌日，在转移途中，3架敌机俯冲轰炸，我们险遭
不测。之后，沿淀山湖转入南运河，到达杭州。
杭州乃江南都会，水光潋滟，湖山清丽，烟柳画桥，荷
艳桂香，自古便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闻名世界。由
于国民党在杭州不战而退，一向物阜民富的繁华城市，此
时却陷入一片萧条恐怖的气氛之中。我们从东战场仓促
撤退，一路风声鹤唳，所以也不敢进城里逗留片刻，欣赏
一番“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美景。我们从杭州城北郊
擦边而过，到达钱塘江边。此时，接到司令部命令，要我们
上溯富春江到桐庐、建德待命。
我们雇了两艘大型木帆船，买了些食物便匆匆起程。
我们溯江而上，因是逆水行舟，船速很慢。为了加速航程，
杜国庠以身作则，带头上岸背纤，我和其他同志也参加背
纤行列。富春江景色潇洒清绝，素享锦峰秀岭、山水之乡
的美誉，历来是隐士躬耕隐居的理想之地。从杭州到桐
庐，一路两山夹峙，一江如带。我们沿途所见，两岸群峰耸
峙，重峦叠翠，悬崖峭壁，卧江卓立，犹如鬼斧神工削过一
般。船到严子陵的钓鱼台下，我们这些人更是大发思古之
幽情。严子陵是东汉著名的隐士，视功名利禄淡如流水。
北宋范仲淹仰慕其清高气节，曾在这里建祠让人祭祀，并
作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其末歌云：“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南宋遗民谢翱等
亦携酒登上西台，北望祭祀文天祥，击石招魂，长歌当哭。
在山河破碎，国家危在旦夕之际，缅怀民族英雄文天祥，
怎不令人感奋自励，壮怀激烈!
我们到达建德县城后，继而辗转到了兰溪。接着有时
步行，有时断断续续乘一段火车，在是年12月底到达浙
江江山。这里位于浙赣交界，远隔烽烟，形势稍为缓和下
来。这时，张健甫、张凌青、林默涵等同志相继离队。张发
奎经梁漱溟介绍，委派萧淑宇为服务队队长。萧与CC有
联系，我们冷漠孤立他，他感到我们这些人难领导，因此，
不告而别。张发奎亦觉得他不合适当队长，故不了了之。
所以服务队队长一直由杜老代理。
杜国庠是广东澄海县人，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学者。早年留学日本，结识郭沫若，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
教，1928年入党。其后是中央文委成员和“左联”最早成
员之广，接着任“社联”党团主要负责人。1935年2月，上
海党组织第三次被破坏时，他与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
文委田汉等36人被捕入狱，在苏州反省院关押将近2
年。西安事变后，经党营救，被释放出狱。他先在张发奎
司令部担任文书，后经郭沫若举荐，调到服务队任总务科
长。钱亦石队长不幸去世后，遂由他代理队长。杜老是位
长者贤者，对我们年青队员，视同子弟一般，没有半点架
子。‘他广闻博识，学术造诣很深，不愧为人师表。他批评
说：“在战地服务队，除了何家槐，没有一个在文字上是真
正通的。”他的批评一针见血，对我们以后学习，起到一种
有力的鞭策作用。
我们到江山后不久，第八集团军建制撤销。据后来所
知，国民党投入淞沪战役85个师，约70万之众，日军投
入近10个师团，30万兵力，500架飞机，50艘军舰，双方
激战3个月。然而，由于统帅部指挥失当，高级指挥官矛
盾重重，不能协同作战，加上装备低劣，结果虽则使敌军
伤亡五六万人挫败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但中国军队亦损
失惨重，“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
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李宗仁语)。淞沪战役，
中国军队伤亡多达30万之众，成为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
大的一役。浦东军队转移、撤退后，蒋介石要处分张发奎。
据说陈诚对蒋介石讲，这样做不太好，因为日军从杭州湾
登陆后，在背后形成包抄之势，如果继续坚守在那里，非
全军覆没不可。张发奎是主动撤退，如果归罪于他，其他
抗日将领就不服气。蒋介石因此没有处分张发奎，只是撤
销第八集团军建制，调他到江西训练新兵。
张发奎无法带我们一起前往江西，但他认为我们这
些人对他是有用的，于是将我们战地服务队交给了浙江
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指挥黄绍竑。临行前，他到
我们部队向大家慰问与告别，还和我们一起照了像。1938
年1月间，我们奉命乘火车由西向东，到达浙江省政府的
临时所在地金华。
自杭州沦陷后，金华就成为浙江省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在金华，实际上省政府也不过问我们的工作，一
切事宜由我们队自己决定处理。金华县长王力航原是第
八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我们和他关系尚过得去，因此，
他还允许我们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除了进行
城市救亡宣传外，经支部讨论，决定把主要力量分散到农
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把抗日和解决农民的切身利
益适当地结合起来，动员农民起来保家卫国。当时派出了
4个组，我被分配到安地镇地区工作。经过宣传解释，农
民倒是比较热情，同意我们的主张，乐于同我们接近。但
国民党的基层党政当权者和豪绅地主，则视我们如洪水
猛兽，千方百计压制群众，把群众与我们隔离开来。作一
般的救亡宣传工作可以，要深入动员农民，组织农会，保
家卫国，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一个青年，是
高中学生(名字忘记了)，当地人，地主出身，在金华时，我
们谈得好好的，一起到他家乡动员农民起来保家卫国。但
他回去后，听了父母叔伯的话变卦了，不支持我们了，甚
至回避不同我们见面。总之，阻力很大，工作很难深入下
去。工作近2个月，虽则宣传工作有影响有成绩，但没有
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日军自淞沪得手后，不久即攻陷南京，接着攻下徐州
等地。他们一方面溯长江西进，一方面企图南渡黄河，实
行南北夹击，会攻武汉。蒋介石指挥抗战不到半年，接连
丧师失地，中国半璧河山，沦于敌手。为了改变形象，维持
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他迁都重庆，而将军委会驻节于武
汉，他调集大量部队布防于武汉外围，准备保卫武汉。
这时，张发奎东山再起，重掌兵权。1938年4月上
旬，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我们战地服务队，又要我们到他的
部队去工作，并要我们参加国民党军委会举办的武汉战
时干部训练团学习。
国民党在这年一月恢复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当部
长，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持宣
传工作。第三厅在4月1日正式成立，经中共中央长江局
批准，郭沫若调杜国庠担任对外宣传处第一科的科长。杜
国庠于是辞去代理队长职务，先期到达武汉，向长江局周
恩来同志汇报了战地服务队的工作情况。接着我们离开
金华，乘火车沿浙赣铁路西行，到达江山时，休整了一段
时间。有一天，我们在江山县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召开支
部大会，我被选为特别支部书记。就在这次会上，经我介
绍，特别支部批准，麦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麦新出身
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30年代起，就在
上海从事救亡音乐运动，成为冼星海同志的忠实学生和
战友。他们合作的战斗歌曲和麦新个人创作的《大刀进行
曲》等作品广为流传，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40年代
初，麦新离开特支，辗转到了延安，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
院音乐系工作。1945年，他离开延安到东北前方，任开鲁
县宣传部长，参加了当地土地改革的激烈斗争。1947年6
月初，因遭匪徒突然包围袭击，他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年
仅33岁。
三、武汉会战侧记
4月初，战地服务队经南昌到达江西萍乡，和张发奎
的部队机关汇合，并在那里停留了几天，为他所训练的部
队演戏慰劳。然后随张发奎的司令部，由萍乡经株州北上
武汉。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东连吴越，南达湘粤，西溯
巴蜀，北接河洛，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对武汉是志
在必得，势在必夺。会攻武汉的罪恶目的，是要摧毁国民
党统治中枢，实现逼蒋投降，灭亡中国，而国民党统治集
团为了切身利益，也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决心与日军
决一雌雄。
武汉当时实际上已成为战时首都，成了国统区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我们党为了加强国共合作，促进
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长江局)驻
在那里，一面对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一面领导南方各省
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
我们抵达武汉后，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间旅店里。自
从钱队长去世后，我们特支还没有同中央联系过。因此，
我们当务之急是恢复特支与中央的联系。第二天清晨，我
和左洪涛、孙慎、朱河康等同志乘船过江到汉口，找到了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我们最先见到了董必武同志，不一
会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们。这样，我们特支的组织关系就
转到了长江局。临别之际，办事处的同志通知我们，要服
务队的党员明晚到长江局开会，中央领导还要召开特支
会议，向我们讲话。
翌日下午，我们10位党员分散过江，然后集中前往。
入暮时，我们到达办事处，周恩来和博古同志早已在那里
等候。会议在楼下的小会议室召开，由周恩来同志主持。
他说：“你们特支今天在这里召开一次会。”说罢，首先让
我们汇报。我们简单地汇报了从上海撤退的情况。恩来
同志讲了几句话，因为有紧急事情处理，就叫博古同志向
我们作当前形势报告。博古只有30多岁，当时任长江局
组织部长。他作报告中间，敌机轰炸，全市灯光顿时熄灭，
警报长鸣，探照灯不时划破夜空，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们
泰然自若，丝毫不受影响。博古同志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
去，他讲了整整两个钟头，使我们对当前抗战形势有了比
较全面的了解。他讲罢，恩来同志回来了。他接着讲了话，
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卫大武汉等问题。当时
不少同志认为在张发奎部队流动性大，做不了多少工作，
效果不大，不安心在那里工作，希望调到别的地方或到延
安去。恩来同志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说：“张发奎司令部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撤出来容易，再
进去就难了。你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看眼前。除了
杜国庠同志应郭沫若同志的请求，调到政治部第三厅工
作外，其他同志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起作用。”
恩来同志还很风趣地说：“你们有的同志想到延安去学
习，这当然是好事。但延安的小米不多，你们不好去吃，那
些青年学生可以去吃。你们是党员，应坚守党指定的岗
位。”另外，我们还就是否进战干团受训一事请示恩来同
志。我们到武汉后，张发奎为争取国民党当局承认战地服
务队的合法地位，建议我们到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
团接受短期训练，但鉴于战干团是复兴社所把持的机构，
大家不愿去。周恩来同志很赞成张发奎的建议，认为应该
去。他说：“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
党组织批准你们去。”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战干
团的情况。战干团团长名义是蒋介石，副团长是陈诚，实
际主持工作的是桂永清，他是复兴社的一个头目。恩来同
志还向我们交代了具体工作方法，并嘱我们要多加小心，
切实隐蔽好党员的面目，保证坚持下去。会议一直开到子
夜，我们回到住地时已是翌日凌晨了。
过了几天，邓颖超同志还接见服务队吕壁如、方兮、
沈丹凤3位女同志，耐心细致地阐明了坚守张发奎司令
部这个战略据点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们原定在战干团受训3个月，后因战局日紧，实际
只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其间，周恩来同志以军委会政治部
副部长的身份，被邀请来战干团作一次报告。那天，不但
座无虚席，会场外面许多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都涌来听
报告，十分活跃，这足见我们党和恩来同志威信之高和影
响之大。
我们特支在战干团的方针是党员避免暴露，以利坚
持。因此，除课外出点墙报，唱唱救亡歌曲外，没有进行其
他的活动。战干团有一二千人，有好多是各个战地服务团
的成员，有些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干训团分大队、中
队，我们是一个中队。在这里，有人注意我们的行动，特别
注意的是《大刀进行曲》的作者麦新同志。有一次，人家搜
查他住的地方，抄出了一点进步书籍，没有抄出其他什么
东西。他向战干团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处理。当局当然是
置之不理。以后我们也不想扩大事态，于是适可而止。那
时杨应彬尚未到弱冠之年，喜欢唱歌。有一次饭后，大家
围起来唱救亡歌曲，他唱《松花江上》，感情真挚，催人泪
下。
日寇自攻陷徐州后，继续向西推进，武汉于是成为其
势在必取之地。日寇的战略意图是速战速决，迅速打击中
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攻下武汉三镇，逼蒋俯首称臣，尽
快结束在华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对付美、英、苏三国。
6月间，江南日军攻占安庆马当江防要塞，以后攻陷
彭泽、湖口等要地，战火已经快要燃烧到武汉。为了保卫
大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接受中共代表团的建议，成立了
四个野战兵团，以利于运动战。这时，张发奎被任命为第
二兵团司令。他提前从战干团调出战地服务队随军工作。
我们因此离开武汉，开赴鄂东的黄陂、麻城一带。在武汉
及其外围期间，服务队的成员变动较大，石凌鹤、唐瑜、王
昌明、刘曼华、高丽萍、邢逸梅、金树培等相继离队，我们
先后又吸收了郭弼昌、郑丽霞(黎亚)、杨冶明、黄凛和常
学等人进队。为了保卫大武汉，我们队一些同志接受了新
任务，麦新、王河天、杨应彬、郭弼昌被派到司令部警卫营
任一、二、三、四连指导员。不久，朱河康和我亦被分到运
输团、担架团任教导员，主要是做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
7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
重点放在外线，确定第五战区第三、四兵团担任长江以北
一线防御，第九战区第一、二兵团担任长江以南防御。防
御重点在长江以南，准备侧击深入的日军。张发奎第二兵
团作为主力，担任德安、星子到九江一线防御。不久，我们
奉命经浠水渡江，由黄石港经大冶到阳新。
在阳新，组织上派张敬仁同志来任特支副书记。他是
一位老同志，在教育、团结党员和特支领导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经郭沫若介绍，他接替石凌鹤，提任上校宣传科长。
杜国庠离队后，左洪涛接替总务科长一职，我任征调股股
长。这时，张发奎还为我们队请来了一个新队长汪新民。
他是从英国镀金回来的留学生，因为怕苦怕累，不久便离
队了。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特支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
同志的《论持久战》。我作为特支书记，向大家进行了辅
导，主要是讲毛泽东同志这篇名著的中心思想及抗战划
分三个阶段的理论根据。目的是通过学习，使大家增强抗
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阳新，我们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计划在这里多做
一些群众工作。阳新是个老苏区，原来基础较好，但内战
中被国民党烧杀抢掠也特别残酷，村庄里尽是断墙残壁，
残破不堪。断墙上弹痕累累，还残留着红军的标语口号
等，似乎昨天还是内战的战场。这里女的多，男的少，老的
多，青壮年少。有的丈夫或儿子参加红军长征去了，不知
音讯，有的亲人在内战中牺牲了，人亡家破，贫病交加。许
多村民感到不堪回首，顾虑重重。很多人向我们打听红军
到哪里去了，她的丈夫或儿子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可以
回来。我们只能告诉他们，红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
军，开赴前线抗战了，赶走了日本鬼子，他们就会回来的。
她(他)们还是感到渺茫和凄怆，难以提起勇气搞抗日救
亡工作。有一个30多岁的人，据说是过去中央苏区红军
大学毕业的，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意志消沉了。我们找
到他，他不愿意谈起过去，甚至回避，不愿同我们见面。可
见内战对人民，特别是对根据地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我们在阳新，虽然同群众联系比较广泛，做了不少宣传解
释工作。但是对当地的政治状况，基层统治者同群众的关
系，地主同农民的关系怎样，它的内情如何，还是不了解。
因此，群众组织工作未能很快开展起来。
阳新一带是个疟疾流行区，时值盛夏，飞蚊密集，疟
疾横行。不仅对当地百姓，而且对驻军士兵的身体健康都
带来严重的危害。当时长江南岸防线有军队数十万人，由
于缺乏运输工具，兵团司令部要我们向群众征调船只。服
务队马上成立一个小组去进行征调，但一连两三天，一只
船也没征调到。有一天，我从连队回来，发现小组的同志
垂头丧气，埋怨当地群众落后，不肯为抗战出力。我知道
此事后，马上召集大家开会，问他们是怎样动员群众的，
群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们说，这里群众都包一块白
布，说是打摆子，但没有药吃。我听完汇报后说，要动员群
众拿出船来支援部队，我们首先要关心群众，然后再给群
众宣传抗战的道理。第二天，我和他们把队里的奎宁力全
部带上，一起到那些有船的群众家里，将药送给那些有病
的老乡，然后再讲些保家卫国的道理，结果，他们都乐于
把船只拿出来，帮助部队运输。这事说明，只要我们关心
群众生活的疾苦，群众是通情达理，乐于为国效力的。
7月22日夜，日军乘风雨之际，在鄱阳湖滨姑塘登
陆，揭开了进攻武汉外围的战幕。25日，日军在九江登
陆。接着日军大举进攻长江南岸战略要地。第九战区薛
岳第一兵团与张发奎第二兵团在以庐山为轴心的山岳地
带，与敌反复展开激战。我方虽然牺牲惨重，但亦给敌军
以重创。9月下旬，我们在阳新南部的阳家湾度过了一周
年队庆。为了迎接战地服务队成立一周年，队里发动大家
写文章，后由何家槐编辑成两本书，名为《战地一年》和
《怎样做好战地工作》。孙慎还编了一本《战地新歌》。但
其后不久，日军恃炮空优势，相继攻陷半壁山、阳新、大
冶、黄石港及金牛等地，江北的日军亦攻陷田家镇等要
地。到了10月中旬，武汉外围的要塞、阵地，均被敌军攻
陷。10月25日，武汉这一华中战略要地终于失守。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110万，100余架飞
机，40余艘舰艇。日军投入兵力35万，500余架飞机，120
余艘舰艇，历时四个半月。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将士表现了
极大的爱国热忱，英勇抵抗，不少志士不惜为国捐躯。武
汉会战，严重消耗了日军实力，日军虽则攻下武汉，但未
能迫使中国屈服。其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日军被
迫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从此，敌我双方进入了战略
相持阶段。
我们战地服务队在鄂东南地区随张发奎第二兵团转
战5个月，历尽无数艰险，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武汉
沦陷前夕，因为会战于我不利，我们只好随部队仓促往西
南方向撤退。我们由金牛南下，经咸宁、通山、崇阳、通城，
翻过海拔1500余米的幕阜山，到达湖南平江。
司令部在乎江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两三个月。在这
里，张发奎派了他的舅父官其慎来当我们的队长。此人是
老官僚，但不是坚决反共的，对我们还比较亲近和尊重，
因此，我们相处比较好。在平江，我们大都到各个团工作，
队里的工作主要由左洪涛、张敬仁同志负责，他们做了不
少教育当地群众和联系友军等工作。我到连队开展士兵
教育工作，由于过去没搞过，毫无经验。当时连队管理混
乱，纪律松弛，士兵当中，有赌博的，有嫖女人的，而且不
是个别的。我看到连队如此腐败，心里很焦急。现在回想
起来，要改造这样的军队谈何容易。但我当时还是以年青
人的满腔热情，想把他们改造好。我对士兵进行宣传教
育，讲必须坚持抗战，讲我们国家假如被日寇灭亡了，我
们就会家破人亡，当亡国奴。我除了开展这些日常政治教
育工作外，行政管理也插手。这本来不是我的责任，但因
为不善于同连长交朋友，同他商量如何加强连队管理工
作，而是急于求成，直接插手。记得有一个深夜，我到士兵
宿舍去查铺。一个班长不在，我知道他是嫖女人去了，就
把他的被子拿走了。他知道我对他没有恶意，以后也就算
了。这足见我还不会做过细的士兵群众的工作。
这年10月，广州早武汉4天失守。武汉是激战数月
才弃守的，而广州却因日寇在大亚湾登陆，经惠州直插增
城、从化，企图切断广州后路，余汉谋部不备，只好放弃广
州，向从化、花县一带北撤。武汉陷落后，蒋介石等国民党
首要撤到湖南。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不让敌人利用重要
城市和军事设施，提倡实行什么“焦土抗战”。11月12
日，日寇还未到长沙，湖南省当局便惊慌失措，下令四处
放火焚毁长沙市区，烧毁房屋5万栋，死2万余人，致使
长沙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就是“长沙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