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事件，它引起子举国震怒。我们在乎江听闻这一奇祸，
震惊不已。
四、南下韶关
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
议，对相持阶段抗战作了新的部署。为了提高战斗力，决
定整顿军队，重新划分10个战区，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
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广东、广西。他要在广东韶关建立长
官司令部，我们队因此随军经铁路线南下。抵达衡阳时，
我们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作。那时，他正奉
党中央之命，着手筹备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
随后，我们便一直乘火车南下，于1939年1月到达
韶关。自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已把省政府迁到韶
关，中共广东省委也秘密迁到了这里。韶关因此成为广东
的政治中心。
日寇自占领武汉后，对国民党由原来以军事打击为
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
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他们不仅诱降汪精卫，而且还诱降蒋
介石。结果，汪精卫这个老官迷于1938年12月在香港发
表“艳电”，卖国求荣，赞同日本《近卫声明》，公开投降日
本帝国主义。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是个典型的卖国求荣
的头号汉奸。在武汉，我还听他作过一次报告，其中最后
两句话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事隔半年多，就公开出
卖国家，成立了伪政权，当了日寇的头号走狗，这是对抗
战十分不利的。 .
日寇一面对国民党政治诱降，另一面转移其主力来
对付共产党。此时，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胆进
入敌后，占领敌后大片土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人
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
战。同时，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采取既
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以巩固国共合作共同
抗日的局面。而国民党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
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他们就逐渐反动，反共活
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
他们进一步采取消极抗日以保存实力，积极反共以消灭
异己的政策，并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
袖”的反共论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制
订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限共、溶共、反共的
反动方针，强化法西斯统治。我们到韶关不久，长官司令
部按战区规定要正式成立政治部，而我们战地服务队过
去实际上起到张发奎部队政治部的作用，如今要成立战
区政治部，我们队当然不能继续存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
一场斗争。起初曾拟把我们队划归政治部建制，我们不同
意，张发奎也不同意。因为政治部多是蒋介石派来的人，
由反共头目丘誉当主任，他们对张发奎不信任。而我们则
是张发奎亲自要来的，如归政治部建制，他便不能直接过
问我们队了。因此，他希望我们仍属长官部直接管，不划
归政治部。我们则认为，划归政治部我们毫无主动权，还
不知要引起什么后果。故我们同意张发奎的意见，宁愿解
散也归长官部直接管好。于是，决定解散战地服务队。
我们到韶关以后，曾到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见到黄
文杰同志。黄是广东省兴宁县人，1925年春考入黄埔军
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由军校党组织和
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就读。1931年，他奉
命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任中共“上海
中央执行局”代理书记，不久被捕入狱。全国抗日战争爆
发后，经党营救出狱，任中共长江局的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初，任长江局驻广东特派员。是年冬，以长江局秘
书长的身份到韶关向广东省委转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
神。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决定把我们队的组织关系交
给广东省委。以后我们就在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直
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张文彬是湖南省下江县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后
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不久参加平
江秋收暴动，亲自组织一支工农武装，被任命为县军事部
长兼赤卫队党代表。继而任红五军第四纵队政委、红五军
政委、红七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长，长征到达陕北后，
曾任毛泽东秘书。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
与国民党的谈判，随后，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他为广东党组
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我们队是否划归战区政治部的建制，或解散我
们队争取归长官部直接管的利弊，都向张文彬同志汇报
了，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所谓由长官部直接管实际是由
我们特支决定工作。为了坚守岗位接近前线，接近群众，
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工作。左洪涛、何家槐、孙慎、柳
倩、沈振黄等在长官部任秘书，写写文件、文章，联系各方
面工作。杨应彬、麦新、郭弼昌、吉联抗和我在长官部特务
营做政治工作，他们几个在连上任政治指导员，直接做士
兵教育工作，我在营部做指导员，指导全营的政治工作。
我做实际工作不多，主要靠应彬等几位同志做基层实际
工作。记得有一次应彬同志汇报，他们的连长很腐败，吃
士兵的空额很严重，士兵生活很苦，意见很多。他提出要
报告张发奎，整顿连队，我支持了他。结果这个连长被撤
了职，换了新连长，连队工作有所进步。其他几位同志也
做了不少工作。我们还做营地附近的农民群众工作。记
得1939年春节，士兵和当地农民举行联欢，农民表演舞
狮舞龙和唱客家山歌，我们的战士伴演粤剧，军民一家，
热闹非常。我个人第一次在广东农民家中吃了团年饭，过
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张敬仁、时玳、朱河康、杨冶明诸同志
到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指导员，以后又分别带领一些学员
到前线工作。张敬仁带队到东江(惠州)，时玳带队到西江
(三水、肇庆)，朱何康带队到中区(开平、台山)等地做前
线部队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吕璧如、沈丹凤、彭朗、张明之
在长官部图书室工作；郑丽霞、方兮、黄凛、常学到抗敌演
剧一队工作，吕璧如等还帮助邮局检查信件等。事实证
明，战地服务队被解散以后，分散做多种工作，接触各个
方面，工作更广泛深入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是，从
1939年春起，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变本加厉了。2月，《限
制异党活动办法》下达后，就强迫原战地服务队的同志集
体参加国民党。长官部在始兴举办干部政治训练班，目的
都是执行反共、溶共、灭共的政策。经征得省委同意，除我
因省委决定即将离队没有参加外，其他同志都集体参加
了国民党。正因为注意隐蔽，我们的面目始终没有暴露，
党组织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作继续坚持下来了。
在韶关，随着张发奎部队名称的改变，我们特支亦改
称为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这期间，我们特支先后发展
了郑黎亚、吕璧如、沈丹凤、沈振黄、常学5人入党。为了
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6月间，在我离队之前，我在同乐
会的会议室给几位新党员上党课，由方兮等同志在门外
轮流给我们望风。我讲了党的性质、任务、民主集中制、批
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党的纪律等等，并联系我们工
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讲，使他们容易记牢。我一连
上了三次党课，每讲完一课就让同志们讨论一次，以加深
理解。
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文彬同志在马坝接见了特
支全体同志。他首先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接着给我们作
报告，讲国内外及第四战区的形势。继而，他要我们坚守
岗位，要下活这步棋子，将来对党是一定会起很好作用
的。最后，当他听到黄凛(当时名黄鹂)与上海全国救济总
会的负责人黄励谐音时，就跟我们讲起黄励在狱中英勇
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事迹。这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革命
气节教育。
在此之前，这年5月，省委已决定我撤出张部到地方
工作。正因为这样，我根据省委的决定，借故不参加国民
党，也不参加干训班的学习。在正式离开之前，省委给了
我一项临时工作任务，就是护送东江的邓丁和中区的周
德这两位少年，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学习报务(机要)
工作。我完成任务回来后，就托词父病，向张发奎辞去工
作职务，说要回家探亲，不再回来了。大约是这年6月下
旬，我离开了张部，回到了广东省委。在分配工作之前，一
直住在古大存同志的家里，大约有两个多月。古大存是广
东省五华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东
革命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东征，随后回家乡组织农民自卫
军。大革命失败后，古大存任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工
农革命军第七团团长，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红十一
军军长，一直在东江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8
年9月，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我住在古大存
家中主要是学习和休息，同时等待分配工作。
我离开特支以后，左洪涛、杨应彬、孙慎、郑黎亚等同
志继续坚持在张发奎部队工作，直至1947年8月，才根
据周恩来同志“相机撤退”的指示，全部撤退。他们在张发
奎部队坚持秘密活动近10年之久。在中共中央长江局、
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特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
是：第一，特支成员团结全体战地服务队队员，坚决贯彻
我们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和全面全民族抗战的方
针，运用各自的专长，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宣传和组织工
作，动员军民合作抗日，推动全面抗战深入发展。第二，正
确贯彻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张
发奎长官部内做各种的团结、争取工作，影响他们的思
想，取得了包括张发奎在内的广大爱国官兵的信任和支
持。特别是张发奎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能坚持团结抗
日的立场，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
高潮期间，也能保持中立态度，是当时12个战区中唯一
没有发表“声讨”新四军之类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有利
于抗战大业。第三，我离开以后，特支其他成员在1944年
秋桂柳大溃退期间，利用张发奎长官部的名义，帮助我党
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和大批滞留在桂柳地区的文化界知
名人士向西南安全撤退，保护了这些文化界精华。第四，
抗战胜利后，特支成员积极配合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
表开展工作，并提供重要情报，卒使敌人阴谋破产，从而
使东纵2583名指战员安全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