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蔽西江
1939年5月，广东省委决定我从张发奎第四战区司
令部撤出来，转到地方工作。6月我离开张部，在省委机
关住了两个多月。其时，省委估计日军可能会很快打通粤
汉线，占领粤北，为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省委请求中
央，将赣南特委划归广东省委领导。8月，省委书记张文
彬同志找我谈话时说：“本来想派你到赣南特委去工作，
后来考虑到杨尚奎同志是本地人，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
工作起来方便，所以派他到赣南去了，现在就派你到西江
去当特委书记。”
我的前任是王均予同志，调回省委任秘书长。王均予
是湖北宜昌市人，原在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委系统做发行
工作。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他于1935年7月来到广州，
在广州进步学生中建立起了秘密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同
盟”。翌年任中共广州市临时工委书记。随后，调任西江
特委书记。在我未去西江之前，他已到韶关接任，因此在
韶关向我交代了工作。
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韶关搭船顺北江南下。面对
浩荡江风，潺潺流水，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有点忐忑不
安。因为我要到的西江地区，无论语言及风土人情都与巴
蜀迥然不同。第二天拂晓，船到达清远。我上岸后，即从
这里步行到四会，再转广宁。当时西江特委设在广宁农
村，我步行到了石涧圩，欧新和黎百松同志接待了我。随
后，我在这里见到了特委组织部长梁嘉同志，青年、民运
部长朱荣同志，宣传部长梁威林同志在肇庆，一时还未见
到他。
广宁县是个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在党和农民领袖
周其鉴同志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革命失
败后，西江党组织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基本
停止了活动，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才恢复了党的组
织。西江特委管辖高要、四会、广宁、德庆、封开、郁南、罗
定、云浮、新兴、三水、高明等县。特委成员除我和梁嘉、梁
威林及朱荣外，还有梁威林的爱人徐英同志，她管妇女工
作。是年12月，朱荣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离职到延安
去了。朱荣是广东增城人，曾任广东青年抗日救亡先锋队
总队部党总支书记。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
北方工作。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省委组织部副
部长，省农业厅厅长，省农科院院长，广州市委书记，农业
部、农林部、农牧渔业部副部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朱
荣走了之后，到了1940年初，又增加了杨甫同志。他原来
是马来亚共产党员，抗战初期回国，广州沦陷时被派到西
江工作，原来在罗定当县委书记，后来把他调回来参加特
委。另外，原新兴县委书记龙世雄同志也调回特委机关工
作过一段时间。先后在特委机关工作过的还有陈彦祥、谭
丕桓和唐章等同志。唐章后来在广宁任县委书记。谭丕
桓原是四会县临工委书记，后来调回特委机关。他为人老
实，工作认真细致，机关的具体工作主要靠他干。
10月，我到韶关，参加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出
席这次会议的有张文彬、李大林、涂振农、古大存、区梦
觉、尹林平、梁广、饶彰风、王均予、刘田夫、罗范群、石辟
澜、李殷丹、黄松坚等人。主要议程是正式传达和学习中
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选举出席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
会的代表。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是在南华
寺附近的省委党员训练班举行。后一段迁到国民党第十
二集团军余汉谋部的卫生部长陈汝棠的机关，以陈部所
属护干班秋训的名义举行，前后开了半个月，安全地完成
会议的任务。
这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根据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在国统区我党长期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研究打破反共高潮的应变措施。会
议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各
地党组织在4个月内完成对干部的审查、教育工作，健全
组织生活，巩固基层组织。同时要加强琼崖、东江等地区
的武装斗争等。会议总的来说是开得好的。据我现在的
回忆，不足之处是没有深入地分析研究在第一次反共高
潮下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根据这一形势，明确转变我党的
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及保存力量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共产党的一个省级会议，居然能
在国民党的一个机关中安全地举行，这全靠陈汝棠先生
的帮助和支持。陈汝棠先生当时是余汉谋部的卫生部长，
抗战初期，他主持举办多期救护干部训练班，并建立了全
省的救济总队，分队几乎遍布全省，实际是在我党领导下
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此次会议就是利用护干班秋训的
名义举行的。这说明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也说明陈汝
棠先生是党的真诚朋友，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党外的
布尔什维克。这次会议的闭幕式还邀请陈汝棠先生参加。
他在会上大概讲了20分钟的话。他风趣地说“我是个红
色医生，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以后实践证明，是当之无愧的。陈汝棠先生是高明县人，
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以后一直
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医官。香港沦陷后，转到东江纵队，
从事医务工作。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卫生厅长，副省长，第
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民革中央委员，长期与我们
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很值得我们怀念。省委
执委会扩大会议结束，我又回到了西江。考虑到广宁地处
偏僻，交通闭塞，不便于领导整个西江地区的工作，所以
特委商量后，决定把特委机关从广宁搬到肇庆市。
肇庆乃西江中游的重镇，是广州通往广西的咽喉之
地。它依山带水，以七星岩秀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端砚而
驰名中外。滨江的阅江楼是当年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第一
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的宿营之地。
我住的房子是国民党肇庆市武装中队长陈志驹(党
员)帮找的。梁威林住的是一个姓陈的国民党电台台长的
房子，刚进他家住的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以后也入了党。
梁嘉住在肇庆市尾的一家单家独屋里。梁嘉是广东开平
人，1936年冬入党，曾任广州市委青年部长，省委青委委
员，广东“抗先”第一总队副总队长。抗战时期，我和他在
西江和粤中地区曾共事多年。
我们特委机关原在广宁农村，那里党员比较多，群众
基础也好，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易于隐蔽的农村里，这
本来很适宜从事地下工作。但我们在反共高潮的情况下，
却没有从政治形势上考虑问题，将特委机关迁入城市，这
是不利于隐蔽的。因为，西江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要人都
聚集肇庆，鹰犬特务很多，我们人生地不熟，稍一不慎，便
易暴露。虽然4月以后，特委机关迁到了德庆县城，但县
城太小，仍然是容易暴露的。机关虽未遭到损失，但将机
关由农村迁入城市，现在回想起来，是不适应当时形势
的，不是明智之举。
我迁入肇庆市后，为更好地掩护机关工作，组织上派
周敏玲同志来住机关，做假夫妻。她是新会人，20岁，是
个入党一年多的新党员。我到肇庆后，首先碰到的是语言
不通的问题，我讲一口四川话，地方干部尚可听懂，下面
的党员和群众就根本听不懂。这不仅不利于工作，而且在
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一个外江人很容易被敌人
发觉，于是我冒充是紧靠湖南的广东乐昌人。为了更有效
地开展工作和更好地掩护自己，我下苦功去学广州话，不
懂就问，经常请教周围的同志，每天晚上，还跟周敏玲学
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慢慢就学会了广州话，掌握了这
一语言工具之后，我联系干部和群众方便多了，同时，在
社会上，亦能从容应付，从而更好地掩护了自己。
周敏玲住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掩护机关安全，照顾好
来往人员，保管好党的文件。我们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周
围龙潭虎穴，环境异常险恶，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测。这
不仅要求我们要做好被捕坐牢的思想准备，而且还要有
随机应变的能力。我们在这里刚住不久，一天夜里，国民
党的警察突然来查户口。他们发现我们既然是夫妻，却分
开楼上楼下住，认为其中大有文章。周敏玲马上作解释，
说我患病，怕传染，故分开来住。她费尽口舌，总算应付过
去了。但因我们家陈设过于简单，他们仍疑窦难消。我见
情况不妙，翌日清晨便离开机关。果然不出所料，警察所
又来人，传周敏玲去查问。由于我们事先已准备好了一套
口供：什么地方人，何时何地结婚等等。警察见她态度从
容，应答如流，只好作罢。我与周敏玲患难与共，朝夕相
处，逐渐加深了理解，产生了感情。1940年3月，省委书
记张文彬同志到南路，路过肇庆，检查了我们的工作，经
向他请示并得到批准，我们两人结婚了，从此便由假夫妻
变成了真夫妻。
我到西江特委工作，正是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
潮时期。抗战初期那种公开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
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了。抗日青年组织(抗先、青抗等)被
顽固派解散，我们党领导办的进步书店、进步刊物受到查
封和取缔。国民党正在进一步伺机破坏我们的党组织。针
对逆流，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反动派解散抗先等抗日
救亡组织时，主动把我们的干部先撤出来，同时在政治上
发表声明，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进一步扩大我
们的政治影响。我们西江特委执行了省委的决定，如国民
党反动派宣布解散西江青年抗日先锋队，我们由李超同
志写文章加以抨击，同时撤退干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
的反动政策。梁威林等同志在《三罗日报》和特委机关刊
物《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提出的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
“三坚持三反对”的政治主张。我也曾以铁夫的笔名，在
《大众》杂志上撰写了《与严重的时局搏斗》一文，指出当
前时局最危险的方面，就是分裂倒退，投降妥协，揭露反
动派投降卖国的事实和阴谋，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
人民和国民党抗日将士，在这严重的时刻，进行顽强的斗
争。《大众》杂志副刊还发表了《注意投降派的新妆》等10
多篇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文章。
当时罗定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基础并不算好，仅
罗定中学、泗伦中学、印刷厂和书店以及××教育社等，
有人数不多的党员，而且多是外面派进来的老师和本地
一些学生，在农村没有多大基础。统战关系有一点，主要
靠罗定县委管统战的委员谭朗超同志同原国民党十九路
军的师长谭启秀的关系。谭启秀有一点实力，是抗日的，
不反共。但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他也顶不住。结果，在
4月26口，即《大众》杂志出版的第二天，国民党县党部
就借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名义，封闭了《三罗日报》和“汇
合书店”，并且查抄了印刷厂，逮捕了《三罗日报》的编辑
谭朗超和张一鸣、陈公朗、吕友等同志。为防事态扩大，我
们从罗定撤走之前，布置三罗(罗定、郁南、云浮)中心县
委把已暴露的干部统统撤走，稳定局面，并设法营救被捕
的同志。被捕的几位同志对党忠诚，在敌人淫威面前坚贞
不屈，后经营救出狱，事态因此没有扩大。谭朗超是中山
大学学生，入党很早。他是县委委员，什么情况都了解，但
他对党矢志不渝，严守机密，没有暴露一点情况。解放后，
我们抄了敌人的档案，国民党县公安局认为谭朗超是最
“反动”的，这从反面证明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当时把特委机关由农村迁入城
市和继续在罗定开进步书店，办印刷厂，出版特委机关刊
物，说明我们对反共局势的认识是不足的，不会适应形势
的变化，转变工作的方式(由半公开转入秘密)，对抗战初
期半公开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还有盲目的留恋，因此
群众工作不深入，不扎实，党的组织力量不能很好地隐
蔽。
以后，为了保护干部，特委注意把比较暴露的干部调
到外地去，各县干部交流，把党员和抗先中比较进步的同
志转到农村去，一面教学，一面开展秘密革命活动，靠微
薄工资维持生计。这样，西江的党组织基本上保存了下
来，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二、轮训党员，整顿组织
我在西江特委工作了一年，开始几个月，多数时间到
各县了解情况。就我记忆，这期间特委在组织上主要抓了
两项工作。
首先是轮训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性和革命气
节的教育。1940年二三月间，特委在罗定举办了一期党
员训练班，有20多人，除了罗定县的部分骨干外，还有来
自西江各县的党员干部，我记得有谭德等同志。我为学员
讲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梁威林讲了马
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杨甫讲党的建设，龙世雄讲中国革命
的基本问题。之后，特委还继续在罗定等地办了数次党员
训练班。由于白色恐怖，在罗定办不下去就搬到郁南办，
在那里办不成就搬到德庆办，再办不成就分散办。我自己
也在三水县芦苞办了一期小型训练班。6月间，我从肇庆
过江到白土，再转向东走。时值洪水爆发，我趟着水走过
一片低洼地，走到蒋岸，然后过江到达芦苞。其时，三水县
南部已沦于敌手，国民党县政府迁到芦苞镇，这是广州通
往长江流域的走私孔道。那时芦苞商业畸形发展，商旅较
多，市场较为繁荣，鳞次栉比的商店里充斥着各种洋货及
日杂用品，几百家旅店应接不暇，有些旅客只好住在沿江
停泊的一二百艘小艇上。一到晚上，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人们攘来熙往，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我住在一艘小艇上，
原因是国民党警察晚上检查水客很马虎，住在船上比较
安全。我利用广东人有游河的习惯，在船上举办训练班，
参加轮训的有10人左右，女党员居多，记得有李静音、邓
茵和叶涤如等同志。我们叫船家把船划到十里八里的郊
外游河，我在船上给大家讲党课，这样训练了半个月左
右。船家是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没有文化，不问政治，
因此，我们得以安全地完成了训练任务。从事后的效果来
看，训练党员的工作是必要的，是好的。
其次是整顿党的组织。主要是在广宁和高明两县进
行。广宁整顿组织工作，由广宁县委书记唐章同志负责。
广宁当时有党员400多名，是西江地区党员最多的一个
县，多数是农民党员。大革命时期，广宁是广东农民运动
发展得很好，规模很大的一个县。在广东农民运动著名领
袖周其鉴的领导下，广宁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党团组织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员人数很多。抗战爆发
后，黎百松、孔令淦率领港澳回乡服务团回到广宁，找到
了一些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但恢复党
籍不够严格，因此，党员数量虽多，部分党员质量不高，不
够党员条件，所以决定加以整顿。主要是加强教育，少数
经过教育，仍不够条件，不愿做党员的，就除名或退出了
部分。高明县的党员虽少一点，但质量比较好。这里大革
命时期也很有基础，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都是高明
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广州沦陷后，党派李守纯同志到那
里当县委书记。我到高明检查组织整顿工作时，县委书记
是黄文康同志。广宁、高明县整顿基层党组织以后，党员
队伍相对纯洁了一些，战斗力也增强了。我认为，这样做
是必要的，效果也较好。
这里，还须提及的是，在我到达西江之前，西江特委
在四会、三水、新兴等县开展了一场“肃托”斗争。解散了
国民党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和国
民党三水县政府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撤销了中共四会
临工委，宣布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李之华(邬广汉)和三水
县长、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田竺僧为托派头子，内定政训处
中共特支书记包华(鲍华、鲍哲魂)、三水县政府中共特支
书记陈少陵为托匪，把一些同志打成“托派”，把旅澳中国
青年乡村服务团打成“托派外围组织”，用不接头、中断组
织关系的方式清洗党员，致使一部分党员失去党籍。解放
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干扰，这一历史错案，不但没有
得到纠正，反而继续扩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我在韶关，前任西江特委书记王均予向我交代工作
时，谈到了“肃托”一事，他讲得十分肯定，认定就是“托
派”，我对此没有怀疑。到西江后，特委的同志也没有提及
此事，因此没有复查这一事件。我也是有责任的。结果，
拖了几十年，成了一个大冤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四会、三水两县县委和两县党史办公室，本着实事求
是的精神，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复查，平反了这
一冤案，重新作了处理。中共肇庆地委根据省委组织部文
件通知的精神，于1984年3月对两县县委的调查报告作
了批复，指出：“原中共西江特委于一九三九年在四会、三
水县开展的肃托斗争事件，是没有事实作依据的，是个错
误事件，应予纠正，彻底平反。”后来，对新兴的“肃托”事
件亦作了纠正。这样，一宗历时40余年的历史冤案终于
得到了澄清，受这一事件株连的组织和全体人员得到了
彻底的平反。肇庆地委和四会、三水、新兴三县的同志，为
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三、中区风云
1940年6月，省委在南雄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贯
彻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并确定我省党组织的工作
重点放在敌后和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
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会上，根据中央和南方局
的指示，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
委设在韶关，起初由张文彬兼管。粤南省委设在香港，书
记梁广。会议还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部
队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
8月间，原省委书记张文彬约我到桂林去，住在八路
军驻桂林办事处，并在此同我谈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西江
的情况。他主要是谈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他说：“中区特
委书记罗范群同志，省委决定调他到珠江三角洲，加强敌
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同时决定调你去接任中区特委书记
的工作。”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表示执行省委的决定。
9月，我与周敏玲一起，从肇庆过江，经高明县更楼
到开平月山圩，和梁嘉同志接上头，并在他家里住了两
天。本来，他在5月间，省委已决定调他到南路特委工作。
当时，他还在家里未去上任。两天后，梁嘉带我们到中区
特委机关所在地开平赤坎镇，见到了罗范群同志，接收了
中区特委的工作。中区特委辖开平、恩平、台山、新会、鹤
山、高明、阳江、阳春等县。特委成员除我外，有陈春霖(陈
旺，组织部长)、杜俊君(邓健今，宣传部长)、黄泽成(青年
部长)等同志。张靖宇也是特委委员，任两阳(阳江、阳
春)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省委调李国林同志任中区特
委组织部长，调陈春霖任高明、新兴中心县委书记。是年
初，宣传部长杜俊君请假回家乡梅县不回来了，后来才得
知他到了亲戚——张发奎部队的一位副官处长那里工作
去了。特委只好由青年部长黄泽成兼任宣传部长。
此期间，张靖宇在两阳工作时，党员、干部对他意见
很多，而他又报告说阳江党内混进了托派分子，组织不
纯，党内闹分裂，另立县委。当时，省委根据张靖宇的汇
报，怀疑两阳的党组织可能已被敌特篡夺领导权，拟予以
解散。为了查清问题，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处理，特委决
定派恩平县委书记周天行同志以特派员的身份去两阳负
责检查和整顿党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他向特
委写了报告，认为阳江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党员和干部
对党是忠诚的，较差的只是个别人。党内不团结、闹纠纷，
责任在张靖宇，听不进党员、干部的意见，官僚主义作风
严重。他还吃吃喝喝，不干工作，下面的干部看不惯，因此
意见很多，不服从他的领导，甚至另组县委。特委经过研
究，认为阳江某些党员有错误，但还是认识问题，大多数
党员还是好的。决定撤销张靖宇两阳中心县委书记的职
务，调回特委另行分配工作，并决定由周天行接替两阳中
心县委书记。我们特委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处理了两阳
问题，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巩固了当地的党组织，它为日
后粤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鉴于张靖
宇所犯错误，我们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
教育。但他不服气，要求回家乡东莞探亲，并要求调动工
作。当时我们商定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东江部队，并已和
杨康华等同志联系好了。可他长期不去找东江部队，后来
据说跑到香港做生意去了，这样，他离开了党组织。
1942年初夏，我从开平徒步去广州湾(今湛江)，向
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汇报工作。开平距湛江360公
里，当时交通中断，沿途国民党关卡林立，土匪横行。而其
时我正患疟疾，身体虚弱，面黄肌瘦。我打扮成小商人，不
畏艰险，爬山涉水，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关卡和土匪行劫，
步行了7天才抵达广州湾。完成任务后，又步行回开平。
就在我回到开平之前，5月间，特委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
黄泽成不幸因病去世。他是个大学生，但党性较强，品德
较好，工作认真负责，学习刻苦用功，生活艰苦朴素，耐心
教育和团结同志，他的去世是中区特委的一大损失，同志
们都十分怀念他。当时，我到广州湾向粤南省委汇报工作
尚未回来。他因病重被送到三埠荻海一间医院留医。估
计不久于人世，他要求医生为他打针，以延长一段生命，
想见我一面，但未能如愿。当周敏玲去探望他时，他已经
溘然长逝。他衣服破旧，光着双脚，带着一身清贫，悄然离
开人间。周敏玲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
着：“我要走了，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您能否安全回
来，我很怀念您，祝您安全而归。”黄泽成同志临终时想到
的不是自己，而是关心领导同志能否安然归来。他的崇高
品德和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真令我钦佩，至今难以忘
怀。
黄泽成去世后，中区特委成员只有李国林、陈春霖和
我3个人。陈的工作在高明、新兴，在特委做经常工作的，
实际上只有李国林和我两个人，担负新会、台山、开平、恩
平、阳江、阳春、鹤山、高明、新兴9个县的工作。到1942
年春夏之交，梁嘉才从南路调回中区担任特委副书记，我
们又一起工作。
我在中区特委工作，从1940年9月到1943年8月，
约3年时间，实际连续经过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和特委其
他同志，除了抓好党的日常工作外，着重抓了工作方式的
转变，培训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准备武装斗争。也就是执
行南方局“积蓄力量，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
方针。
我到中区之后，吸取了在西江不注意秘密隐蔽而造
成“三罗事件”的教训，首先是注意搞好工作方式的转变，
保存党的组织和党的骨干。
首先，我们把特委领导机关由城镇迁入农村。我到中
区时，特委机关还在开平县的赤坎镇。这里是广州沦陷后
中区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也是特委机关的所在地，还开
了一家进步书店，是相当暴露的。特委决定立即把机关迁
入农村。经过陈春霖同新会县委商量，选择了两个很理想
的村庄。这里是新会、鹤山、开平三县交界的地方，而离开
交通线又比较近。10月，我们便把特委机关迁到了农村。
我住在鹤山县大塱村一位外出南洋谋生的华侨房子
里，就在地下党员郭佛同志家的隔壁，由他作掩护。周敏
玲与大塱学校教员简惠仙同志结拜为姐妹，以利于隐蔽。
大塱距离新会桥下村及开平的水口、三埠等中心城镇很
近，来往方便。更重要的是，大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还有
两个较好的地下党支部：一个是大塱敦木学校党支部，一
个是农村党支部。容宗英同志是学校校长，他是新会县委
委员，是从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归来的地下党员，在当地群
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农村党支书是郭祥同志，党员郭忠任
老更队队长，以保卫生产的名义，组织党支部领导的灰色
武装，为将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当地党员都是青年农
民，非常纯洁，党性好，纪律好，隐蔽领导机关十分有利。
组织部长陈春霖住在新会的桥下村，桥下与大塱相。
距8华里，易于联系。村的小学校长是党员余高平同志。
掩护陈春霖的是该村党员陈灿同志。他是该村有威望的
一个青年，同群众联系较好。他也曾到延安抗大学习，毕
业后被分配回家乡闹革命的。他比较老成，是侨眷，家境
较好，在村里有地位，便于掩护我们。他解放后到加拿大
去了，现在已年逾古稀。
校长余高平也是从延安学习回来的，为人厚道，对党
忠诚，还有个别教员也是党员。我经常出入这个学校，有
时还住在这里，很安全。
我在大塱住了一年多，以客商的身份出现，活动于中
区各县，找各县负责同志联系和商谈工作。
1941年底，我离开大塱，将特委机关迁到开平四区
沙岗乡翘桂里。我和周敏玲住在地下党员张伟(张兆辉)
同志家里。他是新华小学校长，我们由他掩护。为利于隐
蔽，方便工作，我改名为张伟流，佯称是张伟过去在广州
读书的同窗学友，因广州沦陷，逃离到此，以经商为生。当
地群众姓张，他们视我为同姓兄弟，热情相待，处处给予
方便。当时国民党关卡林立，张伟通过乡亲关系，到国民
党的乡公所为我领取了一张“身份证”，以方便我外出活
动，安全出入。我以经商作掩护，经常到特委的据点、交通
站和中区各县开展工作。1941年初和1942年年夏，还两
次到广州湾(湛江)与粤南省委联系。为掩人耳目，有时外
出，还买些日杂货物回来，交给特委设在荻海的商店出
售。
组织部长李国霖及其爱人王素心则住在开平县水井
狮村，改名为陈福生，住在地下党员张丁同志家里，由他
来掩护。水并村也是三县(开平、鹤山、高明)交界的地方。
李国霖在水井圩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万隆客栈。李当
老板，地下党员吴文任站长，李山为交通员。李山在客栈
门口摆档理发，负责监视过往是否有可疑之人。我经常到
水井找李国霖联系工作，有时就住在万隆客栈里。我们还
在这问客栈召开过特委会议。
1942年，我又迁到开平下股乡高咀村司徒新积同志
家里，由他负责掩护。高咀村是个侨乡，群众基础较好，以
后，多年都是地下党的据点。司徒新积在当地较有威信，
党组织早就安排他担任该村国民党的保长，掌握权力，
“白皮红心”。不久，我亲自批准他担任下股乡国民党乡长
兼高咀村保长。这样，我地下党就控制了整个乡村政权，
更有利于特委机关的隐蔽。我到高咀村后，仍叫张伟流，
继续以行商面目出现。特委委员和各县委书记经常来这
里和我商谈工作，我亦经常到各地了解情况。司徒新积的
家里一直到解放时，都有我地下党的领导和同志去住。他
解放后在英德县当办公室主任。土改时说他是伪乡长，混
进党里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抓回开平斗争，并开除了党
籍。后来我知道此事，向组织写了信和证明材料，说明他
当国民党的乡长是我们同意的，这才放了他。
为了同各县联系，特委从1941年起，在台山荻海开
了一间杂货店，由李克平同志负责，刘大、区惠英同志负
责具体工作。我在这个店里出入，这个店出色地完成掩护
的任务。这时候，李克平实际上是负责特委机关工作。
1942年，梁嘉从南路调回中区任副书记之后，特委
又在三埠新昌开了一间兆丰米店，名义上梁当老板，张伟
当掌柜，负责处理店里工作。梁嘉还兼任月山博健小学校
长，以老板及校长作职业来掩护。
特委机关在农村的住地，知道的只有极个别的特委
领导同志。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由过去的半公开完全转入
地下秘密状态了。
为了同各县工作联系的方便，特委机关活动采取了
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办法。除上述两间店外，我们还在三
埠附近的荣华里余新(余仕鸿)同志家里设置了一个秘密
交通联络站，供各县领导同志调动来往时歇脚。这个站一
直工作到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出过问题。余新在犁头咀小
学任教，以此作掩护，还负责编印发行特委地下刊物《内
部学习》和转发《学生知识》。抗战即将结束时，余新的父
亲也是经我们同意去当国民党的乡长。他不是党员。土
改时期，也把他当作国民党乡长来斗争，牵涉到子女。后
来我们也给他写了证明，才停止了斗争。这些都是好同
志。
至于一般的掩护和通信来往，我们则通过在三埠新
昌小学任教的李如壁同志负责。他是本地人，在三埠，他
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多，也比较好，活动能力也比较强。我
们在三埠的掩护和通信全靠他。他利用他姐姐的一间商
店来作我们一般通信的地点。李如壁解放初期任华南分
局办公室副主任，也是个好同志。只是去世太早了，是党
的一个损失。
由于我们采取多层次和多种形式开展活动，而活动
的人员、地点则由特委领导同志单线分别联系，地方同志
相互之间互不认识，互不来往。这样，我们中区各级党的
机构就不易被敌人的鹰犬所破坏。
我们特委对各县的领导，由特委领导同志分别下去
单线联系，不召开干部会议。因为开会，大家容易互相认
识，如哪里出了问题，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遇
事不开会，以免一出事而互相牵连。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基
层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例如对台山统战关系的研究分析，
我们认为台山中学校长黄炽云较好，属当地名流，在社会
上和学生家长中都有威信，政治上属中间派，于是我们派
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还有台城的《大同日报》，在本地有
影响，我们派吴风同志去做工作。我们还通过台山西村支
部去做当地上层人士的工作。我本人亦去过西村，那里多
是旅美旅加华侨，有几十个在国外留学取得学位的人士。
我们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联系和争取国内外朋友都很
有好处。我还到过台山沙田地区的莘村，在那里住了9
天，向党支书李焕之了解当地情况。通过调查，我了解到
莘村乡进步力量较强，党组织掌握了战时青年社、农会、
妇女会；中间力量有号称“走私大王”的李勤日和乡自卫
队队长李秉经。李勤日有几艘走私船，手下有一支护航
队，但他受反动头子李江及县长陈子和的敲榨勒索，彼此
间发生过冲突，双方矛盾很大；顽固势力只有反动乡长李
殷甫(县参议员)，他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根据敌我
友三方面的情况，我布置莘村党组织要利用国民党与封
建势力之间的矛盾，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争取李勤日和
李秉经，集中力量打击李殷甫，逐步掌握全乡势力，建立
“白皮红心”的乡政权。
我回到三埠以后，召集黄文康等几个干部开会，要求
他们仿效莘村党组织的做法，在三埠西郊的三围乡建立
“白皮红心”政权，以掩护特委在三埠的活动。按照我们布
置，黄文康等人深入三围乡，依靠当地党组织及党员副乡
长余和俊，首先通过统战工作，安排党员余觉之等4人和
进步分子余博济等4人分别担任国民党的保长，控制各
村权力。然后发动群众，揭发反动乡长余超群鱼肉乡民的
罪行，大灭其威风。最后，经我批准，通过合法形式选举余
和俊为乡长，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后来，三围、燕山、
南山、思始4个乡合并为敦思乡，党组织又通过统战工
作，选举余和俊为乡长，余子超为副乡长。余子超是个开
明人士，他几个儿女和媳妇都是共产党员，其家早就成为
我们特委的据点。在“白皮红心”政权的掩护下，敦思乡的
自卫队由一班的人数增至30多人，在队内建立党支部，
吸收6名队员入党，由党员担任正副队长，控制了自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