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蓢底战斗
抗战胜利，国际政治局势发生转折，中国政治局势也
发生重大转折。当时我考虑，收容部队的工作已告一段落
了，当此局势大转折的时候，急需得到上级的指示。但由
于我们处在敌后，远离上级机关，交通不便，我便一面写
信派人报告部队党委，一面通过江门的地下交通带我步
行到东江去找领导。当路经广州时，李嘉人、余慧两同志
来接我，并安排我住在惠福西路的一间小旅店。后来交通
员把我带到东莞县的常平交通站，接着又把我送到博罗
县的罗浮山东江纵队司令部，见到了广东区党委的领导
同志，他们正在开会。我向党委书记尹林于同志汇报了情
况，并请示工作。林平听了我的汇报后，告诉我被任命为
广东区党委委员，并说：你们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同国民党
的正规部队硬拼，硬拼对我们不利，会把我们部队的力量
消耗掉。又说：由于日本投降，南下途中的王震部队已北
返了，我们还是要做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准备，部队要
适当分散活动。当时我的理解是，日本投降后，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不仅部队的各项工作要抓紧，而且要继续搞好
根据地的建设。
我在罗浮山住了十天左右，9月底从罗浮山返回部
队。途中又经过广州市，见到卢德耀和他的爱人萧敏。她
父亲是华侨，在广州有自己的房子，我就住在她家里。卢
德耀因战斗负伤，组织上安排他住在萧敏家里养伤。我任
务在身，归队心切，无意久住，第二天交通员把我从广州
带到恩平县蓢底部队住地。部队集中住在蓢底圩的一块
小平原里，四周都是高山。部队休整还未结束。在此期间，
召开部队团级、地方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主要
内容：由我传达中共广东区委9月20日发出的《对广东
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的指示，由罗范群作《挺进一
年来本区工作总结》，由谢立全作《挺进六邑一年的军事
总结》，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10月22日早晨，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师长
刘镇湘纠集了该师的四六七团、四六八团、保八大队及恩
平、阳江、阳春、开平等县的反共团队共3000余人，分六
路包围蓢底，袭击我们的部队，妄图把我们一网打尽。而
我们当时还一无所知。当我们发现被敌人包围的时候，谢
立全立即下令各个部队登上驻地后面的观音山，抢先占
领了阵地，司令部退到教子山村指挥作战。敌人多次凶猛
地向我阵地发起冲锋，都被我们狠狠地打下去了，始终没
有冲上来。战斗持续打了一整天。天黑后，大约晚上八九
点钟，我们部队领导开了个会，决定部队分四路转移：一
路是陈明江的部队返回新高鹤；一路是李进阶的部队返
回台山去；一路是我们司政机关和一团向云浮方向撤退；
一路是阳春的部队转至两阳边界活动。这次战斗，共毙伤
敌排长以下100余人，我部伤亡连长周芳和干部队的指
导员许洪羡以下37人，失散、被俘共30多人。另被捕群
众9人，后均被敌人杀害。蓢底战斗，我部的损失虽然不
算很大，但是教训是深刻的。这一仗说明《双十协定》是纸
上的东西，不可靠；也说明蒋介石统治下的反共顽固派要
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本性不会改变。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部队集中总结工作是必要的，但
对日本投降后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刚刚公布的《双十协
定》，应认真地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新
部署。因为《双十协定》公布之后，我们部队的思想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领导干部也一样，包括我在内，产生了一种
和平幻想。认为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国民党也同我
们签了协定，革命成功了，没有仗打了，要搞和平建设了；
对蒋介石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两个阶级、两个党的斗争性
质不理解，部队干部、战士想回家过和平日子的思想比较
普遍。由于这种和平麻痹思想笼罩着部队，部队休整的时
间很长，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和平休整，没有注意收集敌
情，部队也没有什么战斗部署，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才仓
促应战，这就是教训。
蓢底战斗前，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中区部队党委和
中区地方党委合并成立中区临时特委，罗范群为书记兼
部队政委，刘田夫为副书记兼部队政治部主任，谢创为副
书记兼组织部长，周天行为委员、宣传部长，谢立全为委
员、部队代司令员，唐章为委员。
蓢底战斗之后，部队司令部在新兴和盛洞召开了团
级以上干部会议，地方党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全区工作有两大转变：一是领导中
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平原和交通要道，并安排了相当一部
分有条件的干部、战士、工作人员转到大中城市和各个县
城去工作；二是按照“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长
期打算，准备将来的合法民主斗争”的方针，各地部队立
即回原活动地区，以排、班、组分散隐蔽活动。根据会议的
决定，特委的成员分为两部分：一是罗范群、刘田夫、谢创
等撤往开平县三埠，建立特委机关，负责管全面，着重抓
城市、平原及交通要道的工作；一是谢立全、周天行、唐章
等撤往云浮县都骑镇组成特委办事处，以谢立全为主，负
责指挥分散在山区隐蔽的武装部队，并领导周围的地方
党组织的工作。这个决定，我是赞成的。随后我和罗范群
等同志就到了开平县三埠。谢立全在云浮县一带新区开
展隐蔽斗争，身边又没有部队，工作很困难。当时他提出
部队不要过于分散，要适当集中一部分力量作应付不测
时使用。我看他这个意见是对的。因为虽然有了《双十协
定》，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要建立的，关键是工作方式
要跟以前有所不同。否则，蒋介石一旦打起内战，我们怎
么办?当时强调部队与地方党结合起来，在城市搞政治斗
争、合法斗争，后来实践证明根本不可能。因为国民党不
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什么合法的政治斗争，群众斗争，
都是假的。只要我们一暴露，国民党就来抓，抓到照样杀
掉。因此，《双十协定》公布后，我们不仅要有公开合法的
政治斗争的准备，更重要的，还要有秘密地下斗争和武装
斗争的准备。
部队党与地方党结合，重新组织中区临时特委的决
定虽然是上级指示定的，但执行起来，实际上是和平幻想
的产物，是有错误的。一是主要领导离开了部队，主要是
我和罗范群。二是当时部队适当分散是可以的，但过分分
散。隐蔽是可以的，但隐蔽不等于不要斗争。非武装人员
复员一部分，把部队搞精干些，这是对的，但到地方后不
继续联系群众，不做工作，是不对的。主力部队没有集中
一部分给谢立全代司令员掌握使用，我认为考虑不够周
全，致使他工作很困难。三是到城市后又把部队和地方的
党组织结合在一起，部队的机构和地方的机构结合在一
起，我们成为特委的书记、副书记，使地方的领导(如谢
创、周天行等)不能独立地工作，而我们的部队又多分散
隐蔽在新区，领导人又没有掌握一个拳头，手中没有力
量，不能进行很好的斗争。那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已
暴露的同志或与我们联系较多的人都孤立起来了，我们
一些复员的同志被抓的抓、杀的杀。如高明县的平塘、小
洞、更楼和恩平县一些暴露的据点都有这种情况。这都是
和平幻想造成的后果。现在看来，当时经我赞同的特委作
出的这个决定是有错误的，其中有我的一份责任。
二、北撤山东
为了制止内战，共建中华，党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我们
如果不作些让步，协议签不成，蒋介石就会把内战的责任
推到我们的身上。但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有和平幻想。所
以党中央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有原则
的让步，同意将我党领导的广东、浙江、皖南、皖中、湖南、
湖北、河南南部八个解放区的部队一部分复员，一部分北
撤到陇海路以北和苏北、皖北解放区。这种让步是必要
的、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高举和平建国的旗帜，赢得全
国人民的支持。广东部队北撤的人数，几个纵队合起来有
2000多人(包括干部战士)。国民党一旦挑起内战，我们
留下的人就可以重新发动起来。同时，我们北撤就可以把
国民党军队引到北方去，广东的国民党力量就大大减弱
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更好活动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
进行斗争。
北撤是《双十协定》定下来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高
举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旗帜的表现。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
战后都强烈希望和平，希望建设好国家。我们这样做，全
国人民都公认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深得各界人士的拥护
和支持。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是英明正确
的，它推迟了内战的爆发，为各解放区对付国民党军队的
大规模进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国民党原来拒不承认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
抗日游击队，诬蔑我们是“土匪”，调集8个军数十万兵
力，大举进攻我解放区，企图消灭我们。后来中共代表团
同国民党多次进行谈判和斗争，国民党在铁的事实面前，
才不得不承认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
击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既然承认广东有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部队，广东就不能不成立军调执行小组。这个军
调小组由美国人、国民党代表和我方代表方方、尹林平、
曾生同志参加。廖承志同志也奉党中央之命，以中共代表
身份，参加“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达广州，会同方
方等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执行“北撤协定”的具体
措施。经过50多天的谈判，终于在1946年5月21日签
订了我们部队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我们就以东江
纵队这个名义来组织全省(除海南岛之外)各地区(中区、
南路、韩江等)的部队干部(也有部分地方干部)一起北
撤。事实上北撤的协议还没签订前，我们的准备工作已开
始做了，参加北撤的名单在4月份就已经定好了。当时协
议规定我们部队北撤2400多人，实际是2583人，因为中
间有些女同志自己争着去。中区北撤的57名干部化装成
老百姓先到香港再转到大鹏湾集中。我同爱人周敏玲从
江门市搭船经澳门到香港。我们到香港后还开了个会，尹
林平主持会议。钟明、吴有恒从延安刚刚回到香港，他们
在会上传达了我党的“七大”精神。
6月23日，我们就转到宝安大鹏半岛葵涌集结。为
了保证北撤部队顺利到达目的地，还成立了北撤部队军
政委员会，书记是曾生，委员是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
罗范群、刘田夫、谢斌、谢立全。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随即
开展各项工作，加强领导，以保证北撤任务圆满完成。
6月29日下午，在沙鱼涌的海滩上举行了欢送北撤’
部队的大会。方方同志到会作了送别讲话。他充分肯定
了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功绩，勉励北撤部队要继续为和
平而努力，为民主而努力，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强
盛繁荣统一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欢送的群众云集在海
滩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广东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
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在即将离别的时刻，乡亲
父老们难舍难分，挥泪送别。傍晚，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
员率领北撤部队分别登上美国人提供的一〇二六号、五
八五号、五八九号3艘登陆艇。登船之前，军政委员会曾
研究了应变措施，并作了分工，曾生和我负责第一船，罗
范群、谢立全、谢斌负责第二船，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
负责第三船，并挑选一批勇壮之士，暗藏短枪，随时准备
应付突变事件之发生。我们于6月30日8时启航离开大
鹏湾，开向山东烟台。经过5个昼夜的海上航行，北撤人
员克服了晕船、疾病等困难，于7月5日安全抵达烟台
港。当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罗范群、刘田夫等人
率领北撤部队登上岸时，胶东行署曹曼之主任、胶东军区
王彬副司令员、第六师刘涌师长和仲曦东政委及烟台市
徐仲夫副市长等党政军民的代表，共上万人早已在码头
等候，热烈欢迎我们抵达山东。顷刻间，军乐、民笛高奏，
锣鼓、鞭炮齐鸣，掌声、口号声回响在胶东半岛上空。他们
高呼：“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东江纵队!”在北撤部队全部
上岸后，就在烟台浪坝码头举行欢迎大会，王彬副司令员
致欢迎词，曹曼之主任、仲曦东政委相继讲话，对我们表
示热烈欢迎。曾生代表全体北撤指战员致谢词。当北撤
部队开向驻地途中，烟台市几万群众从码头到市内街道
列队夹道欢迎。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场面非常热烈
壮观。许多群众还不断往北撤战士口袋里塞花生、鸡蛋等
慰劳品。群众看到我北撤部队穿着破旧的便服，战士小鬼
没有鞋子穿，打赤脚走路，许多老大娘感动地流下了热
泪。人们都在赞叹说：这些小同志还是个孩子啊，为了打
日寇救国家，就离开爹娘打游击，现在又从老远的广东来
到烟台，真了不起!当天晚上，党政军民又为北撤部队举
行联欢晚会，胶东党政军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高度赞
扬和评价东江部队的抗战功绩和北撤成功。7月6日，中
共华东局、华东军区、胶东军区和行署、烟台市组成的慰
问团到北撤部队各驻地进行慰问。随后，曾生司令员在烟
台举行记者招待会，畅谈东江纵队的成长过程和抗战八
年来的英勇成绩。
三、在华东党校学习
在党中央、华东局的关怀下，部队在烟台休息了几天
后，就转移到烟台市郊芝水区和福山县一带休整，广东各
地来的干部合编成一个干部大队，林锵云任大队长，我任
政委。在这期间，蒋介石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派重兵大
举向我中原、华北、华中、华南等解放区全面进攻。在这严
峻的战争形势下，中共华东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华
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为建立一支华南主力部
队打好基础，决定北撤部队于10月间分别编入华东军政
大学和华东党校及其它专业学校学习。10月下旬，北撤
指战员2000余人，在曾生等同志率领下，进入华东军政
大学学习。地方干部170余人，由林锵云、罗范群和我率
领进华东党校学习。此外，还有一些技术干部进专业学校
或训练班学习。
部队到福山县不久，我就病了，一股劲儿发高烧不
退。我们部队没有医生，当地解放区只有一个自称高明、
要黄金作工资(不相信解放区的纸币)，实际上并不太懂
医术的医生，经他诊断，说我患的是肺病，很严重，已经到
了中后期了，并禁止我同林锵云同房住，要立即隔离，弄
得很紧张。后来得到当地组织的关心和帮助，安排我到大
连治病。9月11日，我和周敏玲一起去到大连后才知道，
在大连治病的广东同志不只我一个，还有卢伟良、蔡国
梁、严重等同志。当时各解放区都有干部在这里治病，特
别是华中的干部在大连治病的特别多。旅大地委对各地
来治病的同志很热情，照顾很周到，地委书记韩光同志经
常到病区看望病号，及时解决医疗和生活问题。我先是住
在铁道中心医院。这个医院原是日本人办的，大多数医
生、护士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很少，有些中国医生也是日
本人培养的。我的病并不象那医生说的那样严重，治疗一
段时间后，身体较快恢复。1947年春节后，我被安排到地
委办的干部疗养院继续疗养，这里的条件比较好，每个病
人住一间小房子。再经过一段疗养；我的病基本好了，地
委临时指定我当了一段疗养院的政委，经常同医护人员
一起组织病号学习政治，讲形势，提高觉悟，鼓舞斗志。
1947年4月29日，有艘苏联船由大连开往烟台，我
和卢伟良、周敏玲就乘搭这艘船回到烟台。组织决定我和
周敏玲到华东党校学习。并在当地同志的引路下，沿着渤
海边经羊角沟到惠民县中共华东党校。一路上时而坐马
车，时而乘汽车，时而骑马。当我们经过羊角沟时(即现在
胜利油田附近)，还碰到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羊角沟。
华东党校校长是邓子恢同志，副校长是温仰春同志，
组织科科长是谢南石同志(广东人)。在党校学习的人很
多，多数是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和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干部。
主要是学习政治、理论，并结合实际总结自己的思想。我
们北撤干部共173人，由林锵云、罗范群和我负责。我们
在学校主要是读书，理论联系实际，写自己的历史，做思
想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是先由个人讲过去自
己所做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有什么经验教
训，今后应该怎么做，然后大家讨论，互相帮助，最后小组
通过。每个学员不论原来的职务高低，都是采取这种方
法，要求比较严格，甚至有时有些过分。例如我们班的郑
重同志，原是东江纵队的政治工作干部，作风上有些缺
点，大家对他批评比较严厉。他不服气地说：你们都把我
说成蒋介石差不多了!那时我也觉得对他的批评有些过
火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叫上纲上线，实际就是“左”。
我们在党校学习的时间不很正规，学不到5个月，有
的就被抽去参加土改了，有的被派到部队工作去了，有的
还继续学习。我就是被派到部队去的，周敏玲留下继续学
习。这次进华东党校学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党校学
习，第一次向党书面交代我的历史情况，并做政治思想和
工作总结，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进党校学习，此后
我再没有机会进党校学习过。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
我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如何正确对待自
己，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上有了比较深
刻的认识。过去，由于比较长时间做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和
武装斗争工作，没有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遇事就事沦
事，在处理同志间的关系时，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经过这
次党校比较系统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党组织和同志
们的帮助下，全面总结思想，认识到自己虽然入党多年，
但是小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得到认真
克服。从此，我下决心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清
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牢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总之，这次党校学习，对我转变世界观有很大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