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
1949年10月，华南分局任命我为南路地委书记。我
即离开广州，启程南行。当时，交通很不顺畅，只好步行，
我经南海九江、江门、新会、恩平抵达阳江。不久之前，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兼政委的指挥
下，采取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
针，在阳江阳春地区包围了国民党余汉谋集团主力刘安
琪兵团等部，取得歼敌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陈赓大将后
来在回忆录中指出：两阳战役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国民
党政府残酷压榨华南人民借以苟延残喘的海滨巢穴，关
死了美帝国主义从海上援助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一条道
路，歼灭了余汉谋主力，而且完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
的包围，对于解放海南岛和解放广西都有重要意义。”随
后，陈赓兵团迅速西指，开进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
地区一线布防。1949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南下大
军在粤桂边纵队的配合下，在粤桂边围歼国民党白崇禧
集团和余汉谋集团残部，取得了歼敌10余万人的重大胜
利，其中，粤桂边纵队歼敌2.4万人。
我于1949年12月中到达高州，此时粤桂边战役已
近尾声。在高州，见到高州县长车振轮同志，他为我找到
一部小卧车，由李华胜同志送我当晚到达廉江，和梁广等
同志会面。
我和梁广同志在抗战初期便已相识，后来我任中区
特委书记，他是粤南省委书记，是我的上级领导。梁广是
广东新兴县人，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7年入党，早
年从事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主任，长征时任红军工人师政委。不久
去苏联学习。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初回到华南工作，
先后任省委常委、粤南省委书记、省临委委员、广东区党
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香港分局委员兼城委书记，粤桂边区
党委书记兼临时军委主席，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
职。
梁广、温焯华、方兰等同志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详细
地介绍了南路地区的情况，把工作交给我。
当时，雷州半岛遂溪、海康、徐闻等县已被我军解放，
湛江市已处于我军包围之中，国民党第六十二军面临覆
灭的命运，要逃，唯有乘军舰和船只从海上逃跑。
为了总结粤桂边区工作及其经验教训，部署日后工
作，我们在廉江县城召开了粤桂边区党政军领导人、部分
地委及南下大军驻高雷部队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梁广、刘田夫、周楠、温焯华、黄其江、李进阶、邬强、杨辉
图、沈斌、方兰、沈汉英、黄明德、王国强、李超等，以及南
下干部孙传禄、杨友德、李斌等共四五十人。会议传达了
华南分局关于结束粤桂边区党委的工作，成立中共南路
地方委员会和南路专员公署的决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关于梁广同志的新任命，并宣布了地委和专署领
导成员以及各县、市领导人的名单。地委书记刘田夫，副
书记温焯华，常委李进阶、黄其江、杨辉图。专员李进阶、
副专员黄其江。会议还讨论了南路各项工作，作出了解放
湛江市的决定和作战部署。具体决议如次：(一)各地群
众，执行党的政策，马上着手做好地方部队配合南下大军
解放湛江市的战斗准备；(二)发动群众，保护湛江市的工
厂、桥梁、公路、医院、建筑物等，维护城市的治安秩序，防
止敌人破坏，做好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会议，
对解放湛江市和整个南路地区，接管城市，建立民主政
权，起到积极的作用。会后，梁广、黄其江、沈汉英、王国
强、杨辉图前往广州，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首次党代表会
议。我则和其他同志带领部队攻打湛江。
湛江市是南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赤坎、东
营、西营(霞山)等地组成。国民党在西营驻有第六十二军
第一五一师共3个团的兵力，解放军入粤作战后，横扫千
军，势如破竹，西营敌军闻风丧胆，陆续登上停泊在港口
的军舰，随时准备逃往海南岛。
我们于12月17日急调5个团的兵力攻打湛江，与
尚未登舰的敌军在西营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次日下午，解
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一个团从北海赶到，投入战
斗。19日，歼守敌7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至此，
广东大陆全境解放。
当我和其他负责人进入湛江时，见敌军惶惶如丧家
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乘军舰狼狈逃走。这些丧心病狂
的家伙，从东海岛强拉了4000多农民去当炮灰。
1941年和1942年，我曾两度从中区步行到湛江向
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汇报工作。湛江当时名广州湾，
还是法国殖民地，进出还要接受越南警察的检查放行，经
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湛江这颗南海明珠才回到人民
的怀抱。我重回故地，不禁心潮澎湃。“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此番，我重来湛江，是受党的委托，和
南路人民一道，重建家园的。
12月19日，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沿途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湛江军民举行盛大游行，军
民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和朱德总司
令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庆祝
湛江解放。
湛江解放后，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分别成立了湛江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司令部。军管
会主任刘田夫；副主任沈斌。警备司令员邬强(兼)，政委.
刘田夫，副司令员符志行。
1950年1月1日，遵照广东军区的命令，成立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八(南路)军分区。邬强任司令员，我任政
委，唐才猷为第一副司令员，阙耀华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杨辉图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支仁山为政治部副
±任。不久，军队因战争渐告结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过
渡，原粤桂边纵队所属广东部分部队精简整编为第八军
分区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和第二十
六团以及所属各县大队。
南路位于祖国大陆南端，下辖茂名、梅茂、信宜、电.
白、化县、吴川、廉江、遂溪、海康、徐闻、合浦、灵山、钦县、
防城和湛江市等14个县市。我于1950年初，安排好高雷
地区工作之后，曾过到合浦，接收钦廉地区的工作。我记
得是骑马来回的，在合浦见过一位姓张的地下党的领导
同志，因为谈工作夜深了，还一起睡了一夜。还见过合浦
县和灵山县的领导同志，如莫平凡、陈华等同志。但1951
年中央即决定廉钦地区划归广西自治区领导，因此，我们
地区改为高雷地区，辖高州和雷州各县。这里多是丘陵地
带，河流除鉴江流经吴川出海外，雷州半岛水源缺乏，水
田不多。廉江、遂溪、海康和湛江市郊等地群众，一年吃九
成番薯，一成大米，是广东省较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南路解放后，百废待举，地委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
地、县(市)、区、乡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为了顺利地开展城
市管理工作，我们地委多次开会，具体研究接管事宜，确
定接管工作的程序和办法。我们依靠边区党组织、军队和
当地群众，派出得力干部，按原有系统完整地接收中小城
市的市政机构、金融商业、厂矿企业和文教卫生等单位，
把人才、物资、文件、档案等全盘接收，按系统建立人民民
主政权。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在湛江的资本和财产，有计
划有步骤地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土地、房屋、工
厂、码头，没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官僚资本部分作
为国家资产，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营。我们曾派人
接管陈济棠、邓龙光等军阀的财产和武器。与此同时，整
顿社会治安，禁毒禁赌禁娼，严厉打击匪特和各种刑事犯
罪分子的破坏捣乱，建立革命秩序。
其次是恢复城市交通，解决供水供电问题，认真整顿
金融市场，禁止外币流通，接管电报局、电话局，控制长途
电话，抓好城市军民的粮食、煤炭、油盐肉菜等日常生活
资料的调度供应，解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问
题，采取有力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再次，实行城市民主改革，发布各种政策布告，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同工人、知识分子、
工商界和民主人士见面，召开座谈会，解释党的政策，倾
听各方面的建议，以便团结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有效地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最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遵照党中央和毛主
席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
经济政策，帮助国家和私营工商业克服资金、原料来源和
产品销路等困难，沟通城乡关系，交流城乡物资，巩固工
，农联盟。南路有电博、白石、乌石三大盐场和梅菜麻包厂
等，我们派人接管，组织工人恢复生产。我们还组织一支
供销队伍，将盐不断运到内地销售，既搞活了流通，又增
加了地方税收。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主要是城市接收和民主改革工
作，我们很快就使工厂复工，商店复业，学校复课，医院复
诊，解决城市交通、水电、通讯问题，军民各种日常生活资
料的供应日趋正常，城市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支援前线，解放海南岛
我到湛江不久，1950年元旦，党中央发表了《告前线
将士和全国同胞书》，热烈祝贺1949年所获得的伟大胜
利，并提出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战
斗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最后
残余，完成统一中国事业，不让美帝在我国领土有任何立
足点。
海南岛古称琼崖(即琼州和崖州)，是我国第二大岛。
雷州半岛南端和海南岛隔海相望，两地之间相距约20海
里。琼州海峡潮急浪高，如遇大风，更是声如惊雷，势若翻
天，形成一道令人生畏的天堑险途。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
在大陆的惨败，以舟山、台湾、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为海
上屏障，企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广州解放后，
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仓皇逃到海南岛。蒋介石
派他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统率海南岛海陆空
三军。薛岳上任后，重新修订防御计划，加紧构筑工事，建
立一个陆、海、空联合防御的立体防御体系，并以自己的
字命名为“伯陵防线”，大肆吹嘘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
诺防线”。那时，国民党在海南岛集结了5个军19个师约
10万人的总兵力(包括舰艇50余艘，作战飞机25架、运
输机20架)。国民党企图利用琼州海峡这道天堑，凭险固
守，阻止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
发，就以海南岛作为跳板，渡海进攻大陆。
广西战役刚刚结束，1949年12月18日，毛主席就
下令第四野战军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进攻琼崖。四
野即以这两个军共6个师，另外又配属高炮第一师一个
加农炮团、一个高射炮团，以及部分工兵通讯兵、防坦克
兵，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会同在海南岛担任
接应的琼崖纵队1.6万人，统归第十五兵团指挥。
12月下旬，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分别从广东的钦州、
合浦地区和广西省西南部开进雷州半岛集结，10万大军
随时作渡海作战准备。
是月底，根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军区的决定，在湛江
成立南路支前司令部，由我任政委，李进阶兼任司令员，
温焯华任副政委，陈开濂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下
设参谋处、供给处、船舶处、运输处，分管各项支前工作事
宜。在港口、交通要道成立供应站、仓库等。所属湛江市、
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市亦相应成立支前司令部，由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以加强对支前工作的
领导。
华南分局把配合大军解放海南岛作为1950年四大
任务的首要任务，并于1月2日作出《关于解放海南岛作
战决定》，指示各级党政机关迅速行动，竭尽全力，以保证
海南岛战役的顺利进行，并提出“一切为着争取海南岛战
役的胜利”的口号。华南分局协同部队，建立本省各级支
前系统，建立一条由广州通往雷州半岛的漫长补给线，源
源不断地向前方供应粮食、物资、船舶和熟悉海性的船
工。
由于地处前线，我们南路支前工作就更为艰巨。渡海
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失利尚可整军重来，海战
弄得不好，就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此之前，第三野战
军在攻下厦门之后，由于不明情况，以3个半团9000人
进攻金门岛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
因此，毛主席告诫林彪，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以免重蹈金
门覆辙”。1月10日，毛主席又电示林彪，指出渡海作战
要向“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
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
……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并指出海南岛
作战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有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
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2月1日，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广
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在广州召开解放海南岛作战
会议。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
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军军
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
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同志参加
了会议。会议经反复研究，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
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会后，四十军和四
十三军即展开了海上大练兵运动。
在这次作战会议前夕，1月13日，在叶剑英同志主
持下，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了支援海南岛战役支前工作
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解决经费、船只和粮草等问题。并
在支前司令部之上设立广东省支前工作委员会，作为支
前工作的决策机关，隶属省政府领导。委员有叶剑英、方
方、古大存、邓华、赖传珠等同志。支前委员会下设立船
只、物资、策反及雷州(南路)4个支前委员会。南路支前
委员会由刘田夫、邬强、李进阶等同志组成。随后，湛江、
徐闻、海康等县、市亦相应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为落实毛
主席和华南分局的指示，我们南路支前委员会动员各级
党政机关全力以赴，同时抽调800多名干部组成支前工
作队，深入渔港、农村、街道，宣传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
开展支前工作。
渡海作战，关键是要征集大量船只和招募船工、舵
手。当时，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加上匪特造谣惑众，渔民对
解放军尚不了解，大都把船只收藏起来。于是，我们指示
沿海各县以2／3的力量，组织支前工作队、组，深入到渔
港、渔村，挨家挨户宣传解放海南岛的重要意义，动员渔
民将船只租借给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路长期有
我党和游击队活动，党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因
此，经过动员教育，广大渔民认识到，只有解放海南岛，雷
州人民才有可能过上安稳日子，因此，大家消除了顾虑，
踊跃将收藏的船只借给政府使用，并纷纷报名参加到支
前行列。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人员到信宜等山区采购优
质木材，加紧修造船艇。并且组织技术人员抢修了被敌特
严重破坏的北海市高德造船厂，抓紧修复各种船艇。在各
地支前委员会的领导下，各港口各渔村都争时间抢速度，
加紧修船造船。经过全地区党政军民的努力，我们终于在
短短的3个月内征集到大小船只2538艘，动员招募船
工、舵手4106名，另外，还筹集了救生圈、泅水用具等大
批渡海器材。
南下大军几乎都是“旱鸭子”，为了帮助指战员熟悉
水性，掌握驾驶船艇，辨别风向，泅水、抗浪等航海技术，
我们组织船工和舵手，深入部队，指导海上大练兵运动。
经过日夜勤学苦练，1.2万名船工舵手，终于熟练地掌握
了渡海技术，能驾驶船只作远距离航行，从而为渡海作战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支前工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经费和粮草。南
路是个干旱贫困地区，加上国民党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
十分困难。要解决10万大军的供需，困难之大，可想而
知。但在各地支前委员会的发动下，南路人民以主人翁精
神，倾尽全力支援前线。海康县群众在头一个月就向部队
捐献粮食832万斤，稻草366万斤，还有生猪、三鸟、金首
饰一批，银元10万多块。徐闻县共捐粮441.8万斤，银元
14万多块，马草100多万斤，柴315.6万斤，木板6.14
万块，还有其它物资一大批，征用牛车27666部。湛江市
郊和遂溪等地也大大突破了原定的数额指标。南路人民
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千方百计满足10万大军的各种供
给需要，做到要什么给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尽
量保证指战员的供给需要。
我们还组织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开赴各地修筑公路。
雷州半岛丘陵起伏，树木丛生，小路崎岖不平，交通十分
困难。民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赶修公路，架设桥梁，在
短短的两个月内就修筑了数十条长达数百公里的公路，
终于使雷州半岛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及时抢运物资，为
解决大军后勤供应创造良好条件。
在华南分局的领导下，我们经过4个多月的夜以继
日的紧张工作，共征集和装修帆船2666艘，动员船工、舵
手1.2万余人，民工1106450人，动员汽车726辆，单车
554辆，征集粮食7000万余斤，以及经费、马草和其它物
资器材为数甚巨，保证了部队的供应，胜利地完成了支援
渡海作战的任务。
在4个月时间里，我与渡海作战兵团的领导同志保
持密切联系，经常在一起商量研究工作。海南岛琼崖纵队
每次派人偷渡过来，都由我们接待，然后带他们跟部队取
得联系。我还经常深入各地，检查筹粮筹船筹款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3月22日，华南分局再次召开支援海南岛战役支前
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工作要服从此次战役的需要，局部服
从全局，后方服从前方，以确保海南岛战役的胜利。那时，
南路刚解放不久，土匪活动十分猖狂，军分区司令员邬强
负责剿匪，他见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支前工作，对剿匪斗争
管得不多，因此有点意见。于是，地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
清匪反霸问题，决定派邬强、黄其江分别到高州和钦廉四
属领导剿匪。我将此事对邓华司令员反映时，他笑一笑
说，“不要紧，等我们解放了海南岛，我派部队和你们一道
剿匪，很快就可以把土匪一扫而光。”
从3月初开始，渡海作战指挥所为支援琼崖纵队反
“围剿”斗争，加强岛上我军接应力量，摸索渡海作战经
验，为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条件，实施小部队偷袭。5日
和10日，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冲
破敌海陆封锁和阻击，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这次偷渡，
不仅加强了岛上的接应力量，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摸清了
敌人海防的情况，从而更坚定了部队解放海南岛的信心。
接着，兵团指挥所组织第二批偷渡。3月26日和31
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又各自组织一个加强团偷渡。他们
多次击退敌舰拦击，强行登陆，冲破敌军阻击，与琼崖纵
队胜利会合。
4月16日晚上19时30分，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
四十军6个团在副司令员兼军长韩先楚的率领下，四十
二军2个团在副军长龙书金率领下，共8个团2.5万多
人，分乘木帆船500多艘，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经与敌
舰彻夜激战，突破敌军海上封锁，登上海南岛，摧毁了薛
岳吹嘘“固若金汤”的“伯陵立体防御体系”，与接应部队
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5月1日，海南岛宣告全部解放，
共歼敌3.3万余人。
雷州人民为解放海南岛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筹粮
筹款筹船只之外，还牺牲了115名舵手船工。战役结束
后，我们开展大规模的评功表模活动。有数以千计的船
工、渔民被评为“支前模范”，受到政府的表扬和奖励。有
400名船工舵手被评为“渡海功臣”，受到中央政务院和
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分别向徐闻
和海康赠送了“解放海南，功在徐闻”、“解放海南，功在海
康”的大幅锦旗。“渡海特等功臣”王祥英、“渡海作战功
臣”李富卿，还受到南路人民的委托，光荣出席全国战斗
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
志的亲切接见。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我们按省政府的布置，认真做好
善后工作，抽调大批干部深入港口、渔村、海岸，帮助渔民
船工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
产。
三、清匪反霸
解放初期，广东大陆各地仍残留大批土匪武装，南路
土匪以张瑞贵、葛肇煌为首，统由国民党“广东突击军”司
令李崇诗指挥。
据1949年12月统计，南路有土匪14股，4350人。
匪患以化县、信宜、茂名、合浦、钦县、防城、灵山等地最为
严重，其中信宜东北部与云浮交界的西山有叶肇残匪
800多人，防城、钦州十万大山的张瑞贵土匪武装则更
多。南路土匪由国民党散兵残匪、封建恶霸等组织的地方
反动武装、职业(经济)土匪和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
等几种人所组成。他们多以边远山区、海岛及沿海地带进
行各种破坏活动。土匪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经常伏击屠
杀人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工作队员、民兵、农会骨干分子，
破坏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破坏征粮，抢劫支前军用物
资，造谣惑众，破坏土改，煽动暴乱，有的打家劫舍，烧杀
掳掠，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匪患不除，土改不能顺利进行，
生产建设无法恢复发展，民主政权难以巩固，人民生命财
产得不到保障。为此，华南分局、广东军区把剿匪作为
1950年的中心任务之一，决定全省上下动员，全力剿匪。
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指挥，华南分局决定各地
驻军首长分别参加各地区之地委、县委会，由各地党委统
一领导剿匪斗争，以便党政军密切配合，顺利完成剿匪任
务。
我们南路剿匪，主要由军分区邬强(后汪昌桂)司令
员负责，我作为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也尽力做好工
作。在剿匪第一阶段，为支援南下大军渡海作战，保证运
输作战物资安全，我们主要在交通沿线剿匪，军民共歼匪
3600人。1949年12月中旬，南路、西江、台山地方部队与
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九师一部共2000余人，围剿盘踞
云浮西山的前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叶肇股匪，前后作战
5次，除匪首叶肇带少数随从逃亡外，匪大部分被歼，俘
—少将纵队长伍继南以下800多人。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之职，先后派飞
机轰炸广州、汕头、江门等沿海城市，并开动宣传机器，散
发传单，大肆散布“反攻大陆”谣言。在美蒋的策动下，南
路土匪也与广东其他地区土匪一样乘隙而起，由分散到
集中，由隐蔽到公开，逃亡海外的匪特也纷纷潜回内地，
互相呼应，一时谣言四起，人心动荡。此时，全省匪势有较
大发展，由2月底的152股，近2万人，增至3月底的237
股4.04万人。南路土匪6月发展列62股13073人。匪
特袭击我乡政府，抢粮仓，捕捉我征粮人员，特别是钦廉
四属及高州属地区，股匪活动最为猖狂。
3月间，在叶剑英同志的支持下，广东军区先后召开
第一次剿匪会议和军分区高干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剿
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下达了“土匪不灭，决
不收兵”的命令。4月11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发
出剿匪指示，指出匪患严重地区，应以剿匪为中心环节，
并决定南路等地区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必须密切配合，
实行分区包干制，以达到迅速肃清股匪之目的。随后，广
东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会议，决定6月为剿匪突击月，限
期彻底消灭股匪。
根据分局、军区的剿匪部署，我们采取先高雷后钦廉
的分地区剿匪办法，组织军分区3个独立团、各县大队配
合解放军三八六、三九一团，在高雷地区信宜、化县、茂
名、电白等地，分区重点进剿，先后歼灭“忠义救国军第一
兵团”司令周奇、曾任国民党军长的高钦师管区司令陈
生、粤西“忠义救国第七支队”少将司令朱炜韬、“反共救
国第二支队”副指挥黄超雄、“粤桂边军委会”总指挥黄丽
初，以及吴希文、陈广陆、黄思才、李耀武等股匪。上半年，
南路地区共歼匪6434人。但在钦廉地区，因我兵力不足，
股匪未遭打击，匪势甚凶，8月底，发展到6000余人。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内地匪特又
纷纷集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致使土匪形成逐剿逐增之
势，尤以高雷为甚。7月，四十三军率一二七、一二九师从
海南调回南路，担任高雷、钦廉地区海边防及剿匪任务。
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结合政治攻势，开展群众工作，给股匪
以沉重打击。下半年共歼匪5284人(未计一二七师剿匪
数)，俘匪独一纵队司令林飞，副司令范辉声、廖星楼等匪
首，击毙击伤“粤桂边游击纵队”中将司令兼一五一师师
长陈辉廷等匪首。
1950年8月，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将南路地委、南路
军分区划分为高雷、钦廉两个地委和两个军分区。这时温
焯华已调任钦廉地委副书记，华南分局调李光宇同志为
高雷地委副书记，还增加赵东垠、王国文、汪昌桂3人为
地委常委。专员公署则增加孙异涛、罗荣为副专员。1951
年2月，钦廉地委、钦廉军分区划归广西建制，剿匪和土
改等各项工作由广西领导。
1951年，我们继续实行包股包干制，对仍有股匪活
动的地区实行重点进剿，对仅有散匪的地区则实施驻剿。
独立二二、二三团、东海岛海上独立营和各县大队先后歼
灭了冯秀贤、黎坤山、黎一挥、杨二等股匪，海康、徐闻
2000多名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剿匪，击毙原国民党暂编第
十军第二十九师师长、雷州大匪首陈宏梁。6月，部队全
部集中整编，我们主要依靠清匪委员会以及土改队、民
兵、公安机关等方面的力量来进行清匪。这一年，南路共
歼匪6538名(钦廉除外)，其中团级以上匪首155名。
在剿匪过程中，我们根据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
日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南局、华南
分局的指示，发动群众，结合剿匪，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
革命运动。针对广东“无霸不通匪，不为匪亦资匪”的实际
情况，我们还组织13个工作队，980人下乡，结合地方党
政，有步骤地开展清匪与反霸相结合的斗争。在兵力使用
上，一部担任剿匪，一部担任反霸发动群众，两者明确分
工，又互相配合。剿匪部队为反霸工作开辟道路，反霸工
作队为剿匪部队创造条件，提供情报，砍掉土匪的社会基
础。
1951年春夏间，我们按省政府、省军区布告的要求：
雷厉风行地开展收缴匪枪、民枪工作，共收缴匪枪民枪达
7万多枝，其中仅电白县就收缴私枪1.3万余枝，子弹6
万余发，摧毁了土匪赖以滋长的重要根源。
1951年1月，毛主席多次电示华东、中南军区及华
南分局、广东军区领导人，指出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
性很大，广东、福建须加强剿匪，并指示要大胆处决一批
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2月17日，毛主席批转广东、广西
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偏向问题的报告，指出：“不杀匪
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
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
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
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指
出，镇压也应有边，对可杀可不杀的不要杀了。根据毛主
席和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部署，我们大张旗鼓地开展镇
压反革命运动，先后组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公审大
会，揭发匪首、惯匪和恶霸的罪行，严惩一批证据确凿，罪
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因此，
使股匪失去耳目，断绝了经济来源，造成其行动失灵，更
易为我所歼灭的态势。由于我们杀、关、管一批匪首、惯匪
及恶霸，因此各地匪势逐渐消声匿迹，社会秩序随之安
定，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从而保证了土改及经济建设等工
作的顺利开展。
当时，因为是成批镇压，任务重，工作量大，所以为抓
紧时间，我有时出差坐在车上，不顾颠簸，披阅案卷，并考
虑该不该杀。如认为该杀者，下车后即批准同意执行，这
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想不到有人告了我的状。1955年9
月，我到北京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全国肃反会议，并受华南
分局委托，参加解放军授勋大会，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
在会上，见到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他问我是否在汽车上
批阅杀人案件，我回答说：“在车上看案卷是有的，批杀人
案就没有。车上那么颠簸，怎么能拿笔写字，批杀人案
啊!”他听了点点头，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始终认为，在地方上，恶霸是少数的，他们是封建
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和首脑人物，解放前曾担任过乡镇长、
区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以上的旧党政军人
员，这些人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凶恶的一部分。他们在
政治上严重压迫人民，为霸一方，鱼肉百姓，在经济上则
仗其政治权势进行非法的贪污掠夺，压榨人民血汗。如果
不把这些民愤极大的恶霸清除，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民主
政权，即使建立了，也无法巩固。当然，在大规模的反霸镇
反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草率粗糙现象在所难免，把少
数可杀可不杀者也杀了。但这种过“左”现象，很快便被发
现，并加以纠正了。
我们还结合镇反，整顿队伍，清理组织，纯洁内部。我
们查出，南路地区的匪特作案，很多都与内部有关，其中
廉江县一名副县长和4名科长均是匪特地下组织的骨干
分子。我们在整顿基层，清理中下层工作中，清除了坏分
子，拔掉钉子，使匪特失去“耳目”和手脚，从而为清匪提
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从1951年6月起，全省转入清匪阶段。我们南路普
遍成立了联防区，建立民兵队伍，村村放哨，乡乡联防，一
旦发现匪情，迅速全力清剿。这年12月上旬，化县、吴川
等县10余股土匪共200余人，四处流窜，并发展地下组
织约8000人，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偷渡登陆，
加强进行破坏活动，阴谋攻打化县县城。为平息匪患，南
路军分区协同一二七师、一二九师，以化县为重点，迅速
开展全区性的清匪侦破工作，粉碎了匪特企图攻打县城
的阴谋。随后，一二七师侦察分队与化县公安部门、民兵
相配合，展开清剿，至1952年3月，共歼匪4530多名，并
从县政府、法院及基层政权中清出匪特分子140余名。
1952年5月，廉江县破获“南路反共救国军第十五军”，
捕获匪军长邓杰、参谋长吴声扬等。
1952年8月，全省清匪斗争进入高潮，高雷地区有
17万人参加搜山剿匪。12月下旬，我们地委、专署、军分
区召开清匪肃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政军负责同
志，各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人武部长、边防局长、海
岛管理局主任、驻军首长等。会议分析研究了南路的匪
情，对加强清匪、海防工作与健全各级清匪组织建设与使
用民兵、普遍组织联防区等问题，均作出决定。根据这一
部署，南路各地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清匪运动，各
地布下天罗地网，不久残余散匪终于被我们彻底肃清。
南路剿匪，由于清匪与反霸相结合，党政军民密切配
合，贯彻“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
剿匪方针和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
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因此，我们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