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旱救灾
1954年底，华南分局决定调我任分局组织部副部
长，并参加分局为委员。粤西区党委书记职务由张云接
任，邹瑜、孟宪德分别任第二、第三书记。我向张云等人交
代工作后，即到广州。1955年1月初，为加强对互助合作
运动的领导，华南分局决定今后分局诸负责同志轮流下
乡，一是吸取经验，二是就地指导工作。分局还决定在1
月10日左右，古大存到惠阳，赵紫阳到中山，李心清到东
莞，文敏生到新会，刘田夫到台山，安平生到阳江，习从真
到英德，陈越平到高要，田心、程萍、方兰、江作民等到粤
东的梅县、揭阳、潮安。按这一分工，我顺路先到台山县第
三区(斗山镇)西乔乡，即六村，当地有一个全国劳动模范
李球柏，他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办起了一个高级
农业合作社南乔社，搞得有声有色。西乔乡还有个陈炳
常，办起了田美社。他在组织开荒生产，解决剩余劳动力
出路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到那里了解农业合作化
的情况，听取他们汇报，一起总结经验，研究解决运动中
存在的问题。田美社组织开荒生产，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
的经验，后来被毛主席收进他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
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并加了按语，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
以田美村农业合作社作为范例，一方面鼓励开荒生产，主
张“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另一方面提出“必须注
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
灾。”由此可见，早在50年代，毛主席就已注意保护植被，
维护生态环境问题了。
我们一行在台山工作了10多天才转回广州。
这年，广东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从1954年9
月起，一直无雨。国务院对广东旱灾十分关注，1955年3
月中旬，专门派出一个调查组来广东进行灾情调查，事后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广东农村情况仍然紧张，全省
旱情严重，断炊和半断炊者已达60余万人，统销数字日
达1700多万斤，突破粮销指标很多，基层干部、群众因久
旱不雨，生产情绪很低。”据统计，全省受旱面积达2262
万亩，分局成立救灾指挥部，并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开展
群众性的抗旱运动。
4月30日，分局、省人委发出《关于坚决完成抗旱插
秧工作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广东抗旱插秧正处在一个
极其重要而又极其艰苦的阶段。全省早造水稻3300万
亩，到29日止，只插下2000万亩，已插下的因缺水，禾苗
生长不好。指示要求全省各地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争取立
夏前尽可能多插一些秧。
分局动员驻穗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抗旱工作，决定抽
调一万名机关干部到农村支援抗旱。我们组织部到广州
市郊花县新华镇抗旱。我住在一个小阁楼里，白天和大家
一起挑水插秧，晚上同县委书记马植田等负责同志听取
汇报和研究发动群众抗旱等问题。因久旱无雨，小溪干
枯，水井无水，田地龟裂，秧苗枯黄。要赶插，必须车水挑
水才能插下秧。我们发动群众，修理龙骨车，在河床挖深
井，直挖到见水为止。接着，用几架龙骨车接驳，将水车上
来，然后组织人力挑水到旱田抢插。广大干部不怕苦不怕
累，披星戴月，战天斗地，干得热火朝天。在抗旱期间，我
认识了谢权勋同志，以后就调他来当我的秘书。他前后在
我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配合我做了大量的工作。
5月9月，天空浓云密布，电闪雷鸣，接着下起滂沱
大雨。大地久旱逢甘露，大家高兴得欢呼雀跃，又蹦又跳。
因旱情解除，我们班师返回广州。
不久，分局给我一项临时任务，要我出差去茂名调查
了解灾区情况，进行救灾善后工作。
茂名县在1954年连续遭受严重水、旱、风、虫等自然
灾害的袭击，尤以南部7个区最为严重，大部分乡减产，
严重减产的达50％以上。1955年，又遭受数十年一遇的
严重冻灾，并遇上连续7个多月的旱灾，冬种番薯几乎无
收成，其他春收作物也不好，加上在执行粮食征购政策时
没有照顾到灾区的实际情况，又加深了灾区灾情的严重
性，断炊者累计60921户，206109人，饿病饿肿灾民
21414人。从1月至6月6日，因灾及与灾有关的死亡人
数为679人，其中茂南占了七八成。这一极端严重的错
误，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灾区生产受到严重
打击，并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失。
分局对茂名灾区问题曾在4月初开过会，拨了不少
救济粮，也发了一些救济款。4月24日，分局代书记、省
长陶铸等人还到茂名龙首乡慰问，鼓励农民继续抗旱，战
胜灾害。但事后分局缺乏派人检查，不了解执行情况，后
来又作了一个“灾情基本缓和的结论”，思想麻痹了起来。
那时，粤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贾柏林在茂名蹲点，孙
福泉任县委第一书记。他们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不够，救灾
措施不得力，因此，酿成饿死人的事件。
我们前往茂南途中，一位挑着一担番薯藤的妇女来
不及避开汽车，跌倒在地，司机急刹车，但因惯性仍碰到
了她，擦伤了右脸皮，伤势较重。我们连忙扶她上车，就近
送她到化州医院治疗，并送一些钱给她作住院费，一共花
了400多元。后来，粤西区党委秘书长谢永宽同志也代表
组织，补助了一些钱给她。我还叫谢秘书打了好几次电话
给区党委办公室，查询该妇女的治疗情况。
我到茂名龙首乡，发现灾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茂名原来就比较穷，特别是茂南地区，加上严重旱灾，群
众雪上加霜，生活非常困难。我回到茂名县委，和他们一
起研究救灾措施，并发了一封电报给华南分局，汇报灾情
及救灾经过，请求给予救济。分局将我的电报转发全省各
地，并立即派魏今非、张永励同志来处理救灾事宜。
随后，我们到了湛江。粤西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
分析灾情和群众缺粮情况，研究具体救灾措施。我参加了
这次会议，并严肃批评了他们不关心群众疾苦，希望他们
以此为戒，立即采取措施救济灾民，以免茂南饿死人事件
在其他地方重演。张云同志代表区党委就生产救灾不力
问题，作了沉痛的检讨。
7月4日，粤西区党委作出了《关于茂名县生产救灾
工作造成严重死亡事件有关组织及人员的处分决定》，给
茂名县委以指责的处分，并请求分局给区党委以指责的
处分，给贾柏林以当众警告的处分，给孙福泉以撤销县委
第一书记，保留县委委员的处分，给县委第二书记赖鸿维
以当众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冯柱朝、县委第
三书记兼县长赵英深、粤西区公安局副局长冯志仁(受区
党委委托协助指导茂名工作)应作深刻检讨。
7月12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出席的有省委
以及民政厅和农村部的有关负责同志。民政厅长朱荣汇
报了粤西区灾情和救灾工作，提出了几个要解决的问题。
赵紫阳说：“茂名的灾荒问题，暴露了我们工作上和
思想上自下而上的不关心群众的倾向，我们拨了不少救
济粮，也发去了一些救济款，结果还是死了一些人，这是
很不应该的。”“我们的错误：一是官僚主义，发现得不早；
二是有了措施，缺乏检查；三是对粮食统销压得太紧，因
此，这次从上到下吸取一次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我接着说，今年灾荒比前几年哪一年都重，番薯失
收，死人多。“主要原因：(1)去年征购任务重，减免政策未
贯彻好；(2)今年对灾荒缺乏应有的警惕和认识，对救灾
工作未抓紧，甚至时紧时松；(3)分局对这次工作采取了
措施，拨了粮食，并且也提出不准饿死一个人，主要是后
来粮食问题太紧张，把粮食压得太紧，只顾搞粮食，对灾
区没注意，结果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单纯强调了压指标，
对灾区工作就忽略了。今后同意组织专门的机构来指导
这一工作”。
陶铸在分析产生这一事件的远因和近因之后说：“总
之，分局有责任，各区党委、县、乡也有责任。我们对于茂
名问题要做出个结论来，要向中央作检讨，要向全省人民
作交代，要以这样血的事实来教育全党和全省人民。”最
后，他对茂名灾区提出了治本与治标同时并进的措施与
办法。
9月23日，省委常委召开临时会议，讨论茂名及高
要饿死人事件的处分问题。赵紫阳认为粤西区党委对有
关人员处分太轻，提出了处分意见。陶铸、林锵云、林李明
都同意他的意见。林锵云说：“茂名问题影响很坏，全国人
代会的意见很多，区党委只照顾了上面，没有照顾党的政
策。”最后，会议决定：省委要作总的检讨，县委要写一个
书面检讨。孙福泉留党察看半年，贾柏林撤销工作，赖鸿
维撤销工作，县委要给予指责处分。张云、赵英深、冯柱朝
等人也给予处分，《南方日报》公布，党刊登载，以教育全
党。
二、肃反运动
6月间，中央撤销华南分局，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
以陶铸等28人组成，我是其中成员之一。省委以陶铸为
书记，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明为副书记。
我在分局(后改省委)组织部工作约一年左右的时
间。上半年主要围绕党员干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开
展工作，下半年主要是抓“肃反”运动。
5月16日，我在党校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加强党的
思想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我首先肯定华南地区党组
织，在党中央和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经过整
党、土改等一系列运动和总路线的教育，思想政治觉悟有
了很大提高，逐步减少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这是进
步的一面。接着，我指出我们干部队伍中落后的一面，也
就是部分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远远落在革命形势发展
的后边，极少数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有的官僚
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有的骄傲自满，个人说了算，
破坏集体领导，拒绝群众的批评、监督；有的以功臣自居，
闹名誉地位等等。如高要县在1954年粮食征购工作中，
违法捕人、扣人、打人等共有170人次，被扣被捕被打的
共123人，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1)少数党员干部觉悟
水平低，政策水平低，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特别是群众观点差。(2)存在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思想，怕
批评怕处分，不敢将实际情况向上反映，为了完成任务而
不择手段，不按政策办事，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品质
恶劣，投机取巧，迎逢上级，以求个人名誉地位。(3)个别
坏分子乘机钻空子，违法乱纪，混水摸鱼。
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我代表组织部提
出了今后工作的五点意见：(1)必须正确地严肃地向党内
不良思想倾向作斗争。(2)加强学习与提高马列主义、共
产主义思想水平，敏锐而正确地辨别是非。(3)发扬党内
民主，联系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对党员进
行严格的监督。(5)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及时揭发与批评
党内的不良思想倾向。
6月7日，我再次到分局党校，就县区干部领导方法
问题，诸如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关系，集体领导与分工负
责，深入蹲点与点面结合，实际工作与学习等问题，向学
员作了一个报告。
1955年夏季，我国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肃反”运
动。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
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6月15日，又写了《材
料》序言。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
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同一天，广东省、广州市机关召开纪念“七一”34周
年14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陶铸在会上作报告，他首先
宣布中央关于从7月1日起撤销分局，改为省委的决定。
接着，重点讲“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纯洁我们的队伍”等
问题。他指出，广东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敌人是不会
放松对广东的破坏的，所以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对
有些问题应从坏的方面作进一步的设想，这不等于我们
要草木皆兵”。
省委为加强对肃反运动的统一领导，成立了“肃反五
人小组”，由文敏生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寇庆延、王宁、马
甫等同志为组员。省、市机关及企业也相应成立肃反领导
小组。广州五人小组是经省委同意的，由钟明、刘谦、刘士
杰、李金锡、罗培元等同志组成。
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有410个单位(包括中
央和广州市机关)。许多搞得比较“左”，有上纲上线的现
象。7月25日，省委在军区礼堂召开省直机关肃反斗争
骨干会议。陶铸在会上作报告说，经过最近斗争，已暴露
出来的问题有500件左右，特别严重的暴露出来的小集
团有130多个。现在有些单位不是首长领导，支部领导，
而是小集团在那里领导；有的单位一半是党的领导，一半
是小集团领导。陶铸认为，广东问题比全国都严重的原
因：(1)广东社会复杂，面临港澳，香港驻有大量的特务机
关，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我们。(2)广东解放较晚，大部分国
民党机关都在广东呆了一个时期后，一部分跑了,一部分
留下来，我们全包了，因而问题很多。(3)解放5年来，主
要是对付国外帝国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内部。因此，
必须坚决地把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肃清。在报告中，他
还谈了团结群众共同对敌，使用政策力量来动摇敌人，依
靠小组会来搞材料以及加强具体领导等问题。
在省肃反领导小组中，文敏生和我既统管全省肃反，
又各有侧重。我重点抓经济战线内部肃反运动，主要在省
商业厅蹲点，当时是杨毅同志当厅长。我与杨毅和省百货
公司经理刘宝英等同志一起工作，具体研究如何把运动
引向深入的问题。在点上取得一定经验后，即用以指导面
上的工作。省商业厅的负责同志曾向我反映省纺织品公
司的欧某某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为慎重起见，我多次派谢
秘书去了解核实，务求弄准。
8月19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动员全党深入开
展机关肃反运动并在斗争中做好组织工作的指示》。《指
示》在肯定不少单位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有些单
位敌情尚未暴露，局面还未打开，因此要继续批判与反对
党内和领导骨干中的右倾思想，把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指示》还指出：从在机关内部
审干与肃反运动中所暴露的情况来看，组织人事制度上
还存在好些漏洞与缺点。为此，运动后期应划出一个思想
建设与组织建设阶段。其主要内容：(1)总结肃反斗争的
成绩与经验；(2)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特别是人事、保密
制度，堵塞漏洞；(3)发展党员，提拔干部；(4)各级党组织
应总结运动中的组织工作，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
战斗力；(5)全体党员和干部作出鉴定。
次月初：省委召开了各地肃反领导小组长会议，并发
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给各地党委的再指
示，各行署各专区各省辖市开展肃反运动。到11月上旬，
有4万多人投入运动。
9月间，全国肃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以省肃反
五人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肃反会议由公
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主持，他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
运动进行了布置。
这次到北京，我还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了解放军授勋
大会。看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雄姿英发，不禁令我由衷地
产生敬佩之情。
我回广州之后，向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了全国肃反工
作会议精神，并开会研究我省下一步如何深入开展肃反
运动问题。
广东省直机关的肃反运动，到12月15日为止，共揭
发了反革命嫌疑分子和其他坏分子2931名，并且有
2646名已结束小组斗争，其中1012名在进行专案斗争，
有730名在进行甄别定案，有486名已进行定案处理。考
虑到运动将转入最后阶段，12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
肃反运动中必须做好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主管党群政法工作的古大存副书记交给’我一
项临时任务，叫我去省民政厅博罗杨村农场调查了解场
长周某的问题。原因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转来一份检举材
料。省委于是决定由我与民政厅厅长朱荣、省监委张力
耕、省监察厅黄振等同志组成省委检查组进行检查。
我们于12月20日到达博罗县委，与县委研究，交换
意见。县委派王副书记参加检查组，一同于21日到达杨
村农场。
杨村农场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1955年1月，有
人检举该场副场长李某迫死人命案等问题。2月，省民政
厅派周某前往任场长并进行检查，证实有2人自杀与李
某的领导作风有关。民政厅撤了李某的职，调回民政厅反
省。后来，省里还派出一个检查组去检查。但由于民政厅
领导对李某及周某所犯错误认识不一致，故未能及时解
决，引起干部之间、党群之间关系不协调，造成思想混乱。
我们从加强教育入手，边检查边教育。除通过党支部
查对事实外，还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倾听正反两方面的
意见。最后召开全场干部会议，由朱荣对李某问题作了结
论，我作了关于搞好农场党群关系的讲话。经过几天调
查，弄清了问题，促使干部之间、党群之间加强了团结。
鉴于李某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所犯错误，我们
认为给予行政上撤职、党内严重警告是合适的。周某在检
查李某过程中，依靠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留用人员去调
查和整理材料，特别是轻信不纯分子所捏造的所谓李某
“组织小集团”，把大部分党团员划为李的“亲信骨干、狗
腿爪牙”，并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引起干群思想混乱，所犯
错误亦很严重。
1956年1月4日，我们检查组写报告给陶铸并省
委，汇报检查结果。3月11日，省委常委会议根据我们调
查及省监委的结论，认为民政厅去年给李某行政上撤职
是对的，党内亦应给予警告处分。会议认为周某的错误亦
是严重的，因此决定给予行政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月9日，省委向党中央并中央监察委员会报送了关于
杨村农场案件的处理报告。
广东肃反，始于1955年夏，终于1958年底，分4批
进行，应该参加肃反运动的人数为200万人。我只参加了
前2批运动。第3批由文敏生继续负责。第4批省肃反
领导小组改由寇庆延为组长，罗范群、梁嘉、王宁为副组
长。前3批参加运动的共618750人，清查出反革命分子
和坏分子9236名，占1.4％。第4批参加运动人数为
1369069人，至1958年10月15日为止，已结束运动的
1238351人中，有肃反对象26392名，占2.13％。未开展
运动的11679人，到12月底前完成。被清查出来的3万
余人，分别作逮捕、管教、清洗、监督劳动改造等处理。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肃反运动有过“左”倾向。如组织
部内部肃反，就搞得不切实，不准确，使一些同志受了不
应有的委屈。但这次肃反运动，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
史问题，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愉快地投身到
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由于有些政策界限不清，有些地方和
单位掌握政策不够稳，小题大作，甚至搞?逼、供、信”，出
现冤假错案和打击面过宽的偏向。后来，根据中央“有反
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认真复查，并作出甄
别平反，从而大大缩小了打击面。
三、在工业部工作
1955年底，原工业部长郭伟人同志调到哈尔滨工
作，省委决定调我任工业部长。省工业厅长王全国同志曾
到我家，向我介绍了全省工业的概况。1956年元旦前夕，
我到工业部去和副部长廖似光、黄其江等同志见面，元旦
过后，即到工业部上班。
我对工业及企业管理几乎不懂，可以说是个门外汉。
新的职务，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尽快胜任工
作，努力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我到任后，即下基层，首先
是到顺德糖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熟悉情况，了解糖厂的
工艺流程，掌握第一手资料。
广东是全国创办近代工业最早的省份之一，始于清
朝同治年间。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吸收侨汇、侨资，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来发展
广东的制糖、水泥、化工、纺织、饮料、造纸、造船、电力、军
火等工业，生产力较高。抗战爆发后，广东大部分工厂被
迫拆迁或受日军严重破坏。战后，国民党进行接收，但一
蹶不振，较大规模的私营工厂，由抗战前2000多家减至
抗战后的430家。到解放前夕，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广东工商业一片萧条，产品
滞销，原料缺乏，广州市的火柴、橡胶、卷烟、纺织、五金等
行业被迫关闭停业的厂家达七八成，工人失业严重。
解放前，广东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主要是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工业比较发达，轻纺工业占绝对优势，占工业总产
值的九成以上。1949年，全省共有企业7736间，职工10
万余人，其中广州企业及职工数约占一半左右，其他多分
布于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广大山区仅有零星小厂。
194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只有7.58亿元(按1957年不
变价计算)，仅及抗战前的一半左右，全省积累下来的固
定资产只有3亿多元。解放前的广东工业，小型厂家多，
大型厂家少，技术设备落后的多，近现代的少。例如广州
有工厂3143家，100名职工以上的工厂仅有74家，其余
平均每间工厂仅有10余名职工。
广东解放之后，各级人民政府有秩序地接收国民党
政府的工矿企业，同时没收官僚、反动分子在私营工业中
的股份，使之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华南分局、省政府十分
重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积极创建社会主义
国营工业。投资新建、扩建和改建了紫泥糖厂、顺德糖厂、
顺德丝厂、中南第一铁矿、富国煤矿、华建麻纺厂、韶关电
厂、汕头电厂、海南机械厂、广东农具厂等厂矿企业。到
1955年，全省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工业
发展到11232户，产值19亿元，在册职工28万人，工业
固定资产5.2亿元(其中地方工业，包括私营工业2.7亿
元)。主要产品的产量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增长较大的
有钨、电力、煤、糖、盐等。1955年的生产总值为1949年
的40乙5％，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工业产值比重由1949年的19.5％上升到1955年的
32.9％，有些产品产量超过历史上最高产量，生产技术也
有一定的提高。
我刚到工业部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实施三年。广东
地处国防前线，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而广东工业原来基
础薄弱，设备落后，因此，发展工业困难不少。分局、省政
府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要求，结合本省实际，于1953年10月制订了广东省第一
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以发展地方工业与轻工业为主的方
针，重点发展食品工业、轻纺工业，新建和扩建一批骨干
企业。在私营工业方面，1956年1月，在中央的指示和全
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从1月下旬起到4月底止，
全省私营工业已基本上做到合营，全省共合营6229户，
产值8.09亿元，社会主义工业成分在工业经济中占绝对
优势。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我国
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
广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广东省第一个五年
计划中的省重点项目有46项，经济建设总方向是以农业
为重点，其中工业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是：在保证社会
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加强企业管理，降低成
本，节约原料，挖掘潜力，提高产品质量；根据需要和可能
新建和扩建某些项目；工业以发展制糖、原煤、有色金属
为重点，要求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7％，手工业
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1.5％。
我到工业部后，即抓《广东工业七年规划纲要(草
案)》的草拟工作。1956年3月24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
会议，出席的有陶铸、赵紫阳、林李明、贺希明、区梦觉、李
坚真、刘田夫等同志。会议讨论内容之一，是关于广东工
业建设七年规划及召开省委工业工作会议的若干问题。
我汇报了纲要草拟过程及工业会议的筹备情况，提出今
后7年工业生产发展的重点问题要明确，今后7年工业
生产指标要确定下来。因时间关系，常委对纲要暂不作定
案，过了几天之后，又讨论了一次才最后确定。省委召开
工业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四个问题：(1)贯彻执行地方
工业为农业服务，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方针；(2)进一步
解决和明确树立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职工群众搞好
厂矿生产的思想，发挥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掀起厂矿中的
社会主义竞赛高潮；(3)进一步加强党对工矿企业的领
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委制领导，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
质量，降低成本；(4)进一步解决大力培养技术力量问题。
3月26日至4月6日，省委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工
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党政班子领导，省直工业部
门负责人和各地委市委、县委的正副书记和工业部长，各
主要厂矿党政负责干部共1080人。会议着重讨论并解决
了广东工业工作中的方针任务问题，组织与领导当前工
业企业中社会主义高潮和加强党对工业的领导问题。省
委草拟了《广东省七年(1956一1962年)工业建设规划
(草案)》，提交会议讨论。我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广东省七
年工业建设规划(草案)的说明和当前工业工作中几个主
要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强调首先要充分发挥现有的
I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将分散的小厂加以合理的改组、整
顿，并且通过必要的扩建和改建，平衡和更新设备；解决
原料的来源问题、工艺技术问题和提高管理水平等，以提
高生产能力。其次是要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七年基
本建设规模的投资额达43.9187亿元，扩建改建的项目
3092个。国营工业的基建，主要是油母页岩的开采加工，
水力发电，有色金属开采冶炼，铁矿和硫铁矿开采以及氮
肥、水泥等重工业。地方工业的基建主要是制糖、纺织、造
纸、罐头等轻工业和机电制造、钢铁冶炼、农业机械以及
农药、农肥等工业。另外，就是要加紧对地质矿产和水力
资源的勘探和把机械工业建立起来。
省委书记陶铸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多次听取汇报，
最后代表省委作了会议总结报告。5月14日，省委向中
央并中央工业交通部报送了《关于广东省全省工业工作
会议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并解决
了工业工作中的方针任务问题，因此，对后来发展广东省
的工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年4月间，毛主席在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广泛而
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
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
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
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同
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都与我
主管的工业部有直接联系。因此，我除了自己认真学习
外，还组织工业部的同志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
质，用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五六月间，毛主席到广东视察，陶铸和我及王全国到
军区海屋向毛主席汇报广东工业的情况。当时，我到工业
部才3个月，主要是王全国汇报。汇报中，毛主席问起石
英的分子式，我回答是二氧化硅，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我
管工业，不单是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而且还要抽时间学
习一些工业科技基础知识，我以后长期都重视科学技术
知识的学习。中间休息时，毛主席到海屋外边珠江游了约
20分钟泳，然后继续听我们汇报。第二天，陶铸为了毛主
席游泳的安全，改在越秀山游泳池向他汇报。他游完上岸
后，我们继续向他汇报，他听得十分认真，偶而询问一些
问题。听罢汇报，他对广东发展工业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
意见，主要是要立足本地资源，重点发展制糖和轻纺工业
等。随后，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毛主席生活向来俭朴，
这顿饭菜非常简单。
1956年7月10日至23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我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
陶铸代表前届省委作了《一定要把广东建设好》的工作报
告。会议提出，广东省今后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继续贯彻以农业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并以更大的力量来
加强对工业建设的领导，以求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内转入以工业为重点。会议选举陶铸等41人为中共广东
省委委员，选举李学先等15人为候补委员，选举尹林平
等28人为中共八大代表，谭俊等3人为候补代表。·一致
通过《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选举新
一届省委常委和省委书记处。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
驹、林李明、区梦觉、文敏生当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陶铸
为第一书记；当选为省委常委的除书记处书记外，还有尹
林平、李坚真、林锵云、王德、云广英、刘田夫、黄一平、贺
希明。8月25日，党中央批准了上述人员组成。会议还讨
论了党政分工问题，决定今后省委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
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党的各项
政策、决议和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管理各
系统的干部，指导基层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整个经济建
设和生产则放到政府部门去进行。按照常委分工，我继续
主管工业战线的工作。
在任工业部长期间，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省
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全省工业建
设，重点是发展食品工业、轻纺工业、能源和支农工业等。
“一五”期间，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为5.04亿元，轻工
业投资占总投资额的一半，其中食品工业占34.1％，造
纸工业占11.1％，其他工业部门所占比例，机械工业占
10.1％，治金工业占15％，电力工业占11.9％。
食品工业：主要是制糖业和食品饮料制造业。广东蔗
糖工业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糖产量占全国一半以
上，糖厂大多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解放后，人民
政府接收了顺德、东莞、市头、紫泥、揭阳等5家糖厂，并
加以修复投入生产。1952年，全省蔗糖产量为22.4万
吨。“一五”时期，我们除了对上述5家糖厂整顿扩建外，
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中山、江门、华侨、惠阳、南海等糖厂，
各市、专区也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地方糖厂。至1957年，全
省共新建了13家日榨甘蔗能力为350—2000吨的糖厂，
蔗糖年产量达39.8万吨。还建立了制糖工业的生产设
计、设备制造安装、科学研究、甘蔗良种繁殖等专业机构，
促进制糖工业的发展。
我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较大的糖厂，有时还蹲上一
段时间。1956年，我曾到顺德糖厂蹲点，和厂长林金枫、
车间主任、工段长等一起研究如何依靠工人，加强管理，
提高出糖率等问题，还和农务科的同志商量，如何落实蔗
农政策，调动他们的种蔗积极性，搞好蔗源，保证糖厂有
充足的原料供应。
这年秋天，我还到汕头去了解甘蔗生长情况。当地有
一块蔗地，甘蔗长得又粗又高又整齐，象一片小竹林一
样，亩产估计有10多吨，比普通蔗地亩产高出一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