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出糖率很高。我和他们一起研究砍蔗时间和砍低蔗
头以提高产量和出糖率等问题。后来，还和农科部门一起
研究引进台湾甘蔗良种，逐步淘汰劣质蔗问题。
在这年榨季开榨之前，我还召开专门会议，安排交通
运输以及供应硫磺、滤布等问题，做到配套成龙。为保证
出糖率，强调一般到11月5日左右才开榨。甘蔗多的产
区，一直要到第二年3月才能榨完。
1957年，中山糖厂建成投产，请我去剪彩。但压榨机
的轴瓦多次烧坏，发动不起来，几个工程师忙得团团转，
可弄来弄去还是启动不了。到了10点钟，来宾都齐了，轻
工部副部长也在场。大家等得很焦急。后来，找了一位工
人老师傅来，他很内行地拨弄了一阵，马达终于隆隆地发
动起来了，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立刻剪彩，榨机起
动开榨。我问这位老师傅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轴瓦太紧
了，“好像皮鞋紧了会打脚一样，我放松了一丝丝，就不烧
轴承了”。从这里，我体会到工厂一定要依靠老工人，尊重
老工人。我对这位老师傅油然起敬。
江门甘蔗化工厂，原称北街糖厂，引进波兰全套设
备，，当时是我省最大的糖厂。建厂初期，杨子珍、邓文质分
别担任书记厂长。我经常到该厂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
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难题。该厂除生产蔗糖外，还搞综合利
用，生产糠醛、酒精、浆粕、酵母和造纸等，滤泥则供应给
农民作肥料。后来，周恩来总理来视察，提倡大搞综合利
用，变废为宝，并亲笔题词，改名为江门甘蔗化工厂。该
厂综合利用产品发展到几十个，把原来的正业变成季节
性的副业，综合利用的产值超过蔗糖产值好多倍。
广东食品工业的另一大项是罐头生产，岭南是全国
闻名的鱼米之乡和水果之乡，盛产荔枝、菠萝、柑桔和鲮
鱼等产品。为了发展罐头加工业，我多次找广东罐头厂厂
长褚建民，研究怎样才能尽快把罐头加工业搞上去。我花
了很大的精力去抓广东、汕头、海口三家罐头厂的新建和
扩建工作。到1957年，广东省罐头生产达7900吨，产量
居全国首位。应该说，罐头生产是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方
向之一，它既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又可
以调节市场供应，此外，还可以大量出口，换取国家建设
急需的外汇。广东的水果罐头和豆豉鲮鱼罐头饮誉国内
外，向来十分畅销。
造纸工业：广东解放前只有广东造纸厂一家较大的
机制纸厂，全省年产量1000吨左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
收了广东造纸厂(后改名为广州造纸厂)，并在国家轻工
业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第一期扩建工程，其他市、专区
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小型机制纸
厂。纸张是重要的日常用品之一，教育、新闻出版和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都离不开它。要发展造纸工业，重要一
环是要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广州造纸厂，是我国生产新
闻纸的重要厂家之一。制造新闻纸要以松木为原料，该厂
扩大生产能力，松木供应不足，厂长跑来找我，希望帮助
解决。我找省计委和省林业厅的负责同志研究，并打电话
给德庆、广宁等地方，要他们一定要保证造纸厂的松木供
应。我还到江门纸厂蹲点。该厂生产的是打字纸，必须以
龙须草作原料。而龙须草只有粤北连县才有。我专门到
连县一次，和县委书记张庭槐研究大力发展种植龙须草，
保证为江门造纸厂提供造打字纸的充足的原料。我们还
支持造纸科技部门攻关，以甘蔗渣和芒杆为原料制浆造
纸，取得成功，从而为广东造纸工业开辟了新的大宗原料
来源。到1957年，全省机制纸和纸板产量达到5.6万吨，
比1949年增长了55倍。新闻纸产量居全国首位。我还
多次提倡广宁县以竹浆造纸，以后终于试制成功。
电力工业：解放前，广东电力工业基础甚为薄弱，仅
有广州西村及五仙门两间稍具规模的电厂，1949年全省
年发电量仅1.399亿千瓦时。解放后，先后修复了西村和
五仙门电厂，两厂连网发电。“一五”期间，全省电力建设
有了飞速的发展，先后在韶关、广州、湛江、汕头新建和扩
建了几家电厂。
我到工业部后，具体抓了流溪河水电站的建设。这
是我省第一个中小型水电站，发电能力为4.2万千瓦(4
×1.05万千瓦)，水库面积2万多亩，总库容3.87亿立
方米，坝高78米，是当时国内最早兴建的拱坝。我和设计
人员到流溪河考察选址，最后确定在离从化温泉20来公
里的黄牛山建拦河坝，发电机房设在黄牛山腹地，开一条
2公里长的隧洞引水发电。我曾多次进隧洞检查工程进
度和安全施工情况。流溪河水电站于1956年8月动工，
是福建古田水电站的技术人员和职工负责施工的，至
1959年1月建成投产，前后两年多时间，速度是比较快
的。发电之后，周恩来总理曾去视察过。为了把水电站的
电输送到广州，我们还架设了一条110千伏广州至流溪
河的输变电工程。流溪河水电站的建成，为广东省日后建
设大中型水电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电站建成后，改善
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
展，广州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利用秀丽的湖光山色，开辟流
溪河国家森林公园，使之成为我国十大森林公园之一。这
个具有亚热带森林风光特色的旅游胜地，吸引大批游客，
一洗烦忧，回归自然，乐而忘返。
到1957年以后，全省先后新建了一批中小型火力和
水力发电站，全省发电装机容量13.5万千瓦，发电量共
3.8亿千瓦时，分别比1949年增长1.3倍和1.7倍。
有色金属工业：广东素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称誉，有
色金属矿点很多，尤其是以稀有金属矿点居多。我曾到过
新会牛牯岭锡矿、台山板潭锡矿、曲江石人嶂和瑶岭钨矿
等矿山蹲点考察，有时还爬进窿洞坑道去观察矿脉和采
矿情况。“一五”时期，广东有机械化采选的国营钨锡矿山
12个，日处理钨锡矿，能力近5000吨。我们还在广州市东
郊建了一间珠江冶炼厂，冶炼各地送来的锡砂，年产精锡
3000吨。我们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国营与民营相结
合，较大的矿山由国营企业开采，小型矿山由民营矿业合
作社组织人力开采，这样既可以壮大发展集体经济，改善
群众生活，又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兴办各种福利事业。
1957年，上山采矿的民工有7万多人，分布于全省70多
个县，钨、锡精矿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七成，为国家创造
了大量财富。仁化县的凡口铅锌矿和韶关铅锌冶炼厂、阳
春石菉铜矿的采选和冶炼建设，也是我直接领导进行的。
机械工业：广东省机械工业部门除了生产工业设备
和交通运输机械设备外，还认真贯彻省委提出的地方工
业为农业服务的方针，组织他们大量生产以耕作机械为
主的农业机械，建立了省农具厂、各专区农具机械厂和各
县农具制造厂，生产制糖机械、拖拉机、排灌机械、喷雾
器、机引农具、橡胶机械、碾米机以及大量新式农具等。
1953年至1958年，全省共生产新式改良农具1810万
件。
我在抓工业建设的同时，还花大力气去抓工矿企业
职工的思想建设。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发现工矿企业中
干部职工的思想问题不少，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只顾
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和国家利益，不顾社会主义的利益，
个人主义思想有所滋长，干部闹地位级别、工资待遇特别
突出；二是极端民主，组织纪律松弛。产生这种思想倾向
的原因：第一是解放以来，职工成分有很大的变化。据统
计，全省工业企业职工，1949年为14。1万人，1955年增
加到27.9万人，比1949年的职工总人数几乎增加了一
倍。随着企业职工的增加，干部也随之增加，而他们多是
新干部。第二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过去各级党委抓行政
业务多，很少注意研究分析职工的思想动态。第三是缺乏
两分法，过去强调关心工人生活和个人利益多，国家和集
体利益讲得少，注意了物质福利，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
针对上述情况，1957年2月9日，我在省委第四次
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必须立即在工矿
企业中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思想宣传运动，强调社会主
义与集体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强调民主集中制，反
对极端民主化，强调组织纪律性，对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
为，要严肃处理。在工厂中提出“依靠老工人，教育提高新
工人”的口号，开展在职工群众中的自我教育运动。
在发言中，我根据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
约运动的指示》精神，强调增产节约运动不仅要重视经济
效果，而且要特别重视其政治意义，只有提高了职工群众
的社会主义觉悟，才能为深入持久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
增产节约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议后，各地结合增产节约运动，认真抓工矿企
业职工的自我教育，较好地克服了职工中的不良思想倾
向，工人队伍素质也逐步有所提高。
自从1956年省委第一次工业会议提出地方工业为
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之后，地方工业执行了这个方针，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严格要求来看，还做得不够好，尚未
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分析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工业部门对省委提出，的以农业为重点的工
作方针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是主要原因。
第二，没能正确理解反冒进的实质，工业部门在执行
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方面产生了保守思想。
第三，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习气严重，往往是提出了
口号，但缺乏具体措施或措施不力，有了工作布置，但缺
乏检查督促或检查不严。
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11月，我在省委一届二次会
议上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省委以农业为
重点的总方针之下，地方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服务，
以便使本省农业在工业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并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使本省工业尽快地发展起来。根
据本省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工业的条件，地方工业应当从
肥料、农药、农具、农械、提水工具、运输工具、农副产品加
工等方面去积极地为农业服务，支援农业大发展。
“二五”时期，广东地方工业按照省委提出的这一方
针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基本完成之后，
我国社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时，国内外出现了一
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年6月和10
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群
众的暴力行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了反共
反人民的浪潮。围绕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
在国内，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制度
发生了根本变革。对这一巨大变动，难免会有一些人不适
应，加上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少数干
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从1956
年9月到1957年3月，我国少数地区出现工人罢工、学
生罢课和几十个县发生农民要求退社等事件。在广东省
农村，先后退社的就有十一二万户。许多干部对这种闹事
事件既害怕，处理又简单。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出现
的新矛盾，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的著名讲话。讲话强调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
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人民内部在政治上实行“团
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
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
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
系列正确方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讲话中指
出，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
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
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一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
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主席这篇著名讲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
重要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这篇讲
话发表之后，党中央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
真学习。我一方面参加省委常委的学习，另一方面又组织
工业部的干部学习。我还采取各种形式，倾听和征求党内
外群众的意见，总结和检查工作，分析和研究人民内部矛
盾，注意调整内部关系，努力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从而
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准备。
整风运动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来了。1956年
9月15日，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七大以来的11
年革命实践证明，我们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
列主义的政党，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
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
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
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
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
方法，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同年11月，党
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
提出要用整风的办法，批评部分党员干部在执政的情况
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
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
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以防止产生新的贵族
阶层。
1957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
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今年开始整风，方法是象延
安那样，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强
调要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
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
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
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
务。”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广东省委于
5月20日制订了全省整风计划。全省县团级以上党的领
导机关以及大专院校的党组织纷纷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和省委的号召，从5月初开始，开展大
鸣大放，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
的批评和建议。到6月底，大鸣大放达到高潮，这个月内，
仅省、市机关就提出各种意见3万多条。这些批评和建
议，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调动广大群
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应该肯定，广大党员和党外民主人士所提的意见，绝
大部分是善意的，是真心实意帮助党整风的。当然，大鸣
大放中，也有极少数人说了一些过火、偏激甚至是错误的
言论。极少数右派分子则乘机向党猖狂进攻，攻击共产党
的领导是“党天下”，鼓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轮流坐
庄”等等。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
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对右派分子的进攻
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
1—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
右翼知识分子相呼应。强调右派进攻已成为主要危险，要
求全党作好准备进行反击。随后一段时间，中央采取让右
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不加反驳，党
员暂且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这一策略，毛主席
后来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进行了
这样的解释：“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
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
猖狂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院校和各级
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指出：“这
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
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
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
广东省的反右派斗争首先在高等院校、新闻界、文艺
界、科技界、工商界以及民主党派聚集的地方重点进行，
以后又扩展到党政机关和中小学校。反右派的高潮是在
7、8、9这3个月，以后转入定案和组织处理。至11月上
旬统计，省市8个方面及9个省辖市在民主党派，工商
界、文教界共揭露出“右派分子”2959名，占参加运动总
人数3.34％，其中有厅局长以上7人，处级2工人，科级
175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
协常委共30人。11月27日，省委常委讨论全国人大代
表名单，对属中央管理的部分“右派分子”提出处理意见，
其中提到“黄长水、邓文钊、黄洁以上三人应划为普右分
子，但因是华侨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故降为中右看
待，关于他们的原任职务，除因兼职多，需减去外，而不作
撤职或降职的处理。”1958年2月，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
作会议，对民主人士中的一部分所谓“右派分子”进行分
类处理·。他们当中有云应霖、郭翘然、陈祖沛、梁若尘、李
洁芝、何信泉、黄光卫等先生。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
下，党的领导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又采取一
些不适当的策略，致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
误。主要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
矛盾错误作敌我矛盾，从而把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
子、党内敢于直言谠论的好同志、好干部以及同我们党长
期合作的党外老朋友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团籍，降职
降薪，开除公职，监督劳动等，使他们长期遭受委屈、压制
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这无论对
国家或个人，都是一场悲剧。
尤须指出的是，省委有关领导在反右斗争中，还下达
划右派的指标，大体是占总人数的2％左右。这样，为了
凑够数，把许多无辜的好同志也划了进去。有些人只发了
几句牢骚，也被划为右派。
按照下达指标，省委工业部将3位同志错划为“右派
分子”，一个是重工业处处长晨光，一个是地质处副处长
许杰，一个是秘书科长曹军。他们3人被错划为右派，我
作为一部之长，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晨光等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便冒着生命危险
投身革命，对党一向忠心耿耿。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对
局部工作问题或个别领导有意见，提出批评，措词尖锐，
有些过火。特别是许杰，是个工农干部，文化低一些，性格
爽直，有啥说啥，对领导提意见时情绪激动，有些话刺耳
一点。后来，反右派斗争开始，就抓住记录，无限上纲，将
他划为右派。当时，我认为是一般错误，批评教育一下就
可以了。但过了几个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右派就
是反动派。这样一下子就把内部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了。
晨光等人是先被划为右派，后才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的。结
果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薪，送到农场监督劳动。晨光开始
意见很大，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
情绪”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几个部长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和胆量为他们纠正。后来，我对他们本人以及在大会上讲
了好几次，我很后悔，他们3人都不够右派标准，按理不
应该划。1961年甄别摘帽时，我还讲了好几次，很内疚地
向他们赔礼道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重新出来工
作，吩咐谢权勋秘书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把晨光从粤北调
回省里安排工作，后安排在省工交干校当副校长。1992
年初，我和许杰一起吃饭，再次向他解释道歉。他性格开
朗，说没问题，要我不要老把此事挂在心上。从这气量就
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广东整风运动到1958年8月底结束。参加运动的各
阶层人士约有2500余万人，其中农民约占2300余万人；
贴出大字报5亿多张，仅驻穗单位举办大小展览会2555
个，群众鸣放提出的批评意见163万条；声势之大，错误
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明显的如卢伟良同志，他在红
军时期在大埔当下地交通站站长，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刘
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云、任弼时、刘伯承、聂荣臻等
200多人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功劳很大，对党感情很深，
难道他会反党吗?但也被划为右派。
广东反右派斗争，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3.7万
多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5％，其中机关干部被划为
右派分子的占总人数的3.68％。
我认为还是邓小平同志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右派
是有的，如罗隆基、张伯钧一二人。但不应扩大化，特别不
应搞到全国各级去。”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党和
国家以及个人都带来了损失和不幸。直到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错划的右派才给予彻底改正。就广
东而言，经过复查，几乎全部都是错划的。这一沉痛的历
史教训，确实值得深思和记取。
五、关于反地方主义的斗争
党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次整风
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
动”，“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
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遵照这
一原则，广东部分地方干部在整风中，对广东土改中的某
些过“左”做法、土改整队、1952年反方方地方主义斗争
以及对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使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较
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现在回顾历史，这些意见许多都是
正确的，大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时已
加以纠正。但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
反而错误地认为这是地方主义思想在重新滋长，必须彻
底肃清。
广东地方干部是否有地方主义和排外倾向问题，只
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很清楚了。从1921年建党开始，70多
年来，先后在华南和广东党组织担任过书记的外来干部
有10多人。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他们当中
绝大部分都和广东地方干部关系融洽，大家为党的共同
利益和奋斗目标，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
的动人篇章。我本身也是外来干部，在广东长达半个多世
纪，与广东地方干部和群众患难与共，关系较好，因此，笼
统地说，广东干部有地方主义情绪是不科学的。
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后，8月14日，省委扩大会议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在错误的思
想指导下，省市机关和各地市揭露出许多所谓“地方主
义”的问题，有些问题尚未核实就四处流传开来，有些甚
至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例如，把古大存、冯白驹打成
“古冯反党联盟”，就是人为制造的结果。
我对古大存比较熟悉。1939年我从国民党张发奎部
队转到广东地方工作之前，曾在韶关他家中住了两个多
月。古老大革命时期便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
一直在东江地区和潮汕大埔一带坚持武装斗争，抗战初
期亲自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同志接上关系，
回到广东任省委统战部长，1939年省委五次扩大会上被
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延安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到了东北，解放后回广东担任省委副书
记和副省长等职。
冯白驹1926年参加革命，解放前一直在海南岛坚持
艰苦卓绝的革命游击战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是海南人
民的一面旗帜。曾任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
委，海南区党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海南军政
委员会主任等职。他1952年冬才到华南分局工作，任分
局委员兼统战部长，后担任省委书记和副省长等职。
古、冯两人无论性格、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人际关
系都截然不同，相识时间不长，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平
时很少私人交往，硬把他们扯到一起，说他们结成“反党
联盟”，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当时省委主要负
责人却采取无限上纲的做法，把党内是非问题上升到反
党的高度，这无疑铸成了大错。
我当时马列主义水平低，分辨是非的能力差，加上有
“左”的思想倾向，所以在这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可以说
被人利用当枪使了。当我看了一些初步揭发出来的“海南
地方主义”问题的材料之后，错误地认为事情已发展到了
十分严重的地步，因此，1957年11月，我在省委一届二
次会议上就海南的所谓地方主义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
那时还自认为是站在党的正确立场上，是从维护党的利
益出发的，因此，在发言中说，反地方主义是共产主义思
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斗争，目的是为了克服地方主义祸
害，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水平，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
力，加速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不是什么
外来干部整地方干部。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实在
是令我痛心疾首和值得深刻反省的。
到了12月，全省反地方主义达到了高潮。12月7
日，省委在广州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对古大存、
冯白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
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
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
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
1958年4月，省委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不作任何检讨，
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
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省委、省人委和广州市受牵连而
被处分的干部还有云广英、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
冯桑、王维等同志，省直机关、各地市县受处分的地方干
部有2万多人。绝大多数地市级和省直厅局级地方干部
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因为这次
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展开或交错进行的，混
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许多地方干部被划为右
派分子，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致使这批久经
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
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港澳同胞和海外
侨胞中也造成不良的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派习仲勋
和杨尚昆同志到广东主持工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省委决定
由省纪委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我当时任省委书
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对这一复查是积极支持的，多次在
会上谈了我的看法。1979年3月，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
议，经过认真研究，清理了广东反地方主义等重大历史遗
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结论指出：广东反地方主义
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第二次是
1957年。反地方主义是必要的。而1957年那次反地方主
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现在应根据实事
求是的原则加以纠正。凡属搞错了的，必须改正，错多少
纠正多少，全部错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希望地方干部
和外来干部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
看，为加速广东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这一结论，还带了一句“反地方主义是必要的”，应当
说，还不够彻底。但那时已经是做了大量工作，冲破不少
阻力才作出这一结论的。同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
的《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批
判的地方主义，大量的是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有的只是
在对待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在处理干部之间的相互关
系上，有过一些错误言论或行为；有的是在党内对党的工
作或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或向中
央反映了一些情况；有的是干部间的正常来往而被当作
地方主义活动。”同时提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
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
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
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
予以撤销。”经过认真复查之后，省委于1982年4月7日
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
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广东一九五七年这一次的反地
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斗争展开或交错进行的，混淆了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着简单、
粗糙的情况”，“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
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贯彻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人民
战争思想，长期坚持了革命武装斗争，坚持了革命旗帜。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决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工作，为党为人民革命事
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3年1月27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中央书记
处所作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
告》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
议(扩大)作出的《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
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以及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是错
误的，应予撤销，恢复名誉。”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
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
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意见、并指出：“冯白驹、古大存
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
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至此，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经中央审查批准，予以
彻底平反。一大批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恢复名誉，重新出
来工作。而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最近两三年省委、省
纪委也对此案进行了复查。中央纪委同意广东省委、省纪
委的复查处理意见。1994年4月4日，中央纪委作出了
《关于撤销对方方同志处分的批复》。《批复》指出：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已讨论同意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对
方方同志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同意撤销原给方方同志
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
各职的处分，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
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我觉得有三方面教训是应引
以为鉴的：
第一，要坚持党的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外来干部和
地方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应互相尊重，互相团
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能以地方划线，不能以人划
线，厚此薄彼，搞亲亲疏疏那一套。
第二，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
路线，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以达到既要弄
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要注意团结广大干部，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