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
1960年底至1967年初，我一直担任省委书记处书
记，中间还兼任一段时间的副省长，所管仍然是工业交通
工作。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整个国
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确定从
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努
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
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连
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
始，我们按照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等一系列方针，认真调整工农业之间和各工业部门之
间的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
度，把人力、物力、财力更集中地用于保证农业丰收，更好
地安排轻工业和市场，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以便尽快克服
严重经济困难，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
针对前几年计划指标订得过高，规模搞得太大，重工
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发展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城
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农业和市场负担加重等问
题，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
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
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应该退的地方，坚决后退，
而且退够。我们认真清理在建的计划内项目，分轻重缓
急，集中资金和力量，保证重点，打歼灭战，尽快完成计划
内的重点工程，特别是支援农业的重点工程，如氮肥厂、
农药厂、大中型水电站等工程，争取早日峻工投产，发挥
经济效益。对一些超过经济承受力的，投资大、建设周期
长的项目，则尽可能缩小建设规模或停建缓建；如韶关钢
铁厂就缩小了规模，放慢了建设进度。对一些非生产性的
建设，如楼堂馆所，则一律停止。必要的如职工宿舍等，也
控制规模。全省基建投资，由1960年完成的11.5亿元压
缩到1962年的3.83亿元；基建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
的75个减少到1962年的34个；钢产量由1960年的8.08
万吨，压缩到1962年的1.2万吨。
其次是关、停、并、转、退一批工业企业。由于原料、材
料供应不足，有不少工厂开工率很低，有的长期停工。亏
损的企业很多，大量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为了扭转这种
局面，我们在1962年初，决定缩短工业生产战线，进行调
整改组。我们处理此事较为慎重，首先经过地委第一书记
会议，初步拟出部分名单，会后由计委和经委提出方案，
由李建安等同志主持召开一次厅局长会议，将名单过滤
一遍，凡意见不一致的则暂时不列。5月29日，曾定石写
报告给我和张云审阅，提出以省人委名义发文。我们审阅
同意后，6月7日，省人委发出关于主要工业部门第一批
关、停、并、转、退企业名单的通知，请各地及有关部门贯
彻执行。这批名单共307户，其中关闭或停产的227户，
压缩生产规模的10户，合并的21户，退社的46户，转产
的3户。具体行业情况如下：黑色冶金工业关闭31户，压
缩5户，合并2户，退社2户；煤炭开采工业关闭1l户，
压缩1户；水泥工业关闭25户，合并1户；化工工业关闭
21户，压缩2户，合并3户，退社8户；纺织工业关闭39
户，合并3户，退社10户。其他关闭压缩较多的还有机械
等行业。冶金工业关闭的多是铁厂和耐火材料厂，夏茅钢
铁厂保留炼合金钢、拉丝、钢丝绳。重型厂、拖拉机厂、新
生机械厂、造船厂保留电炉炼钢。捷和、山村、泰昌3个轧
钢厂保留线材、薄片。地方全民所有制炼铁厂保留梅县车
子排、紫金宝山、云浮六都、阳山、阳春5个点，其余大部
分关，有些退集体所有制搞铸锅、犁头兼炼点铁、自负盈
亏，国家不再补贴。其后省里和各地还相继再关、停、并、
转了一批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1960年全省全民工业
企业4493户，到1962年底减少到3545户。全民重工业
企业也由1960年的388户减少到1962年的175户。我
们对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糖厂、纸厂等一些轻工业工厂，则
扶持它们，促进其更快发展。电力工业也基本保留，并逐
步增加发电量。
再次，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由于“大跃进”以来，
城市人口和工矿等企业职工急剧增加，3年共增加了
1000个企业，51万职工，大大加重了国家和农业的负担。
为改变这一状况，1961年4月1日，省委决定从城市动
员压缩50万人(不包疏散和迁厂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同
年6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
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2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精减职
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这是党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
克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根据中央
指示精神，省委于7月19日作出决定，压缩城镇人口，减
少城镇粮食供应量。从这年下半年开始到次年底，全省共
精简职工70万人，压缩城镇人口83万人。1958年以后
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和城镇人口，一般都动员他们返回农
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而
且大量减少工资开支，减轻城市粮食、副食品及其它日常
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情况。
二、支援农业、发展轻手工业
遵照中央关于“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指示精神，我
们组织各部门和厂矿企业，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和农业基本建设。努力增产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增产中
小农具、排灌机械、化肥、化学农药等。在交通运输安排
上，首先满足农业运输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上，主要是加
强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工程的建设和直接支援农业的工
业项目的建设。全省的机械行业，尤其是县的机械厂，把
制造和维修农具，作为主要任务。
针对各种日用工业品奇缺的情况，我们特别加强轻
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恢复成立手工业联社，大力抓好食
盐、火柴、日用陶瓷、铁镬、铁饭煲、锅铲、菜刀、柴刀、机制
纸、土纸、草席、肥皂、主要西药以及其它小五金、竹木制
品等日用品的生产，减少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的困难。
“大跃时”时期，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民家里的铁
镬、铁煲等被打烂，拿去大炼钢铁，碗碟盘筷拿去公用。后
来公共食堂一解散，农民各家开火煮饭，可家里几乎啥都
没有，市场供应十分紧张。
我到全省生产铁镬、铁煲的地方去调查，发现增城、
紫金的铁镬、铁煲质量最好，但产品奇缺，深入调查，主要
是缺生铁无法铸造。我带着这些问题回来，和省委、省人
委其他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我们一是向外省订购，二是向
中央提出多调拨生铁，三是本省炼部分生铁作原料。
日用陶瓷，我主要是到石湾、枫溪这两个基地调查，
发动他们大力发展日用陶瓷，以满足群众急需。
为了解决肥皂问题，我带工作人员到江门肥皂厂蹲
点10天，搞调查研究，了解到生产肥皂，关键是缺油脂。
我在江门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办法。会后又找商业部门的
同志商量，凡是有动物油和非食用植物油，都供给肥皂厂
生产。接着找省轻工业厅的负责同志研究，召开全省性会
议，采取措施，设法增产肥皂。那时肥皂供应非常困难，
1962年全省计划生产1.2万吨，平均每人只有0.3公
斤，而且质量很差，根本不够用。尤其是煤矿等灰尘较大
的作业工人，虽然优惠照顾，但仍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当
时肥皂生产，除油脂、烧碱、纯碱供应不足外，还因生产过
于分散，技术及设备力量薄弱，油脂利用率低，尤其是一
些小厂、耗油耗碱比大厂分别多出40％和20％，浪费不
少原料，造成成本高，质量低。因此，我们实行定点生产。
1962年4月12日，省人委批转省轻工业厅关于肥皂增
产的若干意见，要求各专区都实行定点生产，以增加更多
更好的肥皂供应市场。 .
为了解决市场紧缺的草席、竹席、竹凳、斗笠、竹筷、
菜篮、箩筐、竹笪、畚箕等竹木制品问题，我于1961年底
1962年初带领工作人员到肇庆地区的高要、广宁和怀集
去调查。高要主要生产花席和席草袋，广宁、怀集生产竹
木制品。“大跃进”时期，席草和竹木破坏得很厉害。我们
到广宁，向县委书记吴积勋等同志了解农村恢复生产情
况，由于近年强调恢复自留地和开放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上已有不少东西摆卖，但仍然很贵，一只鹅卖50元，相当
于普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经济还非常困难。在广宁县委
书记吴积勋同志陪同下，我们到金山大队调查。我到社员
家里，了解他们吃什么东西，鼓励他们想方设去发展生
产。当晚，社员热情地请我们吃木薯粉煎的饼，非常好吃。
我知道农民已恢复种木薯，春荒就不用怕了。
有一次，我带施芝华等同志到怀集坳仔去调查，在那
里住了一个星期。当地群众有一句口头禅：千竹万竹，永
远富足；千松万松，世代不穷。由此可见农民对竹木生产
的经济效益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我召开会议，和当地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一定要认真抓好竹木及其制
品的生产，一可以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二可以满足市场
的需要。
广东是我国制糖工业的重要基地，但三年困难时期，
同样严重缺糖。为抓好糖业生产，1961年秋冬之间，我到
江门甘蔗化工厂调查，跟财政部门、地、县以及工厂的负
责同志研究榨季开始时间和划分蔗区等问题。
广东榨季究竟何时开始最合适?省财政部门主张在
11月，15日开榨，但糖厂和农民认为最好是在12月，因
为11月的甘蔗糖份没有12月高。糖份高，出糖率就高，
不仅可增加糖产量，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财政部门
认为在12月才开榨，就会减少当年财政收入，坚持要在
11月15日开榨，双方辩论得很激烈。我耐心地听取各方
面意见，并和有关人员研究，认为应该从增加糖的产量出
发，适当推迟榨季。最后几经磋商，财政部门终于同意将
榨季推迟1-0天，在11月25日开榨。
江门甘蔗化工厂是全省最大的糖厂，日榨甘蔗3000
吨。蔗区主要分布于新会、顺德、中山等附近几个县。那
时糖是抢手货，税利高，一到榨季，各地一些糖厂就纷纷
前来抢购甘蔗，弄得糖厂之间矛盾很大。我经过一番调
查，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到佛山找地委和几个县委的负责
同志来开会，研究适当划分蔗区问题，从而保证江门甘蔗
化工厂有充足的蔗源供应。
1962年8月15日至23日，我们在广州召开全省工
业交通会议，传达中南区经委主任工交部长会议精神，结
合广东具体情况，对本省工业交通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
作了讨论研究。会议由我和方皋副省长主持。会议指出：
随着广东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掌握了更多的农副产
品，农贸市场的农副产品上市量也不断增加，价格正在逐
步下降，市场上日常工业品奇缺的情况有了改变，城市人
民购买力有了变化。会议强调必须切实抓好“过三关”工
作，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生产适合市场需要
的产品。
会后，省经委写出会议纪要，经我审阅批准，省人委
于9月15日批转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省人委批文
指出：工业产品“过三关”，牵涉到有关的许多方面，工业
部门必须在全体职工中广泛动员，使之深入人心，并大力
改善企业管理；物资、商业部门，各级计委、经委、财委必
须密切配合，具体切实地解决有关问题，为工业产品“过
三关”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把这些工
作切实地统一地抓起来，及时解决问题。
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
广东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在工业方面，与农业有密
切关系的工业品，如化肥、农药、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和日
用轻手工业品，如卷烟、胶鞋、电池、肥皂、保温瓶、钟表、
铁镬，铁煲、搪瓷面盆、口杯、皮鞋、火柴、日用陶瓷、塑料、
机制纸等，都大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日渐好转，到1964
年基本转入正常。
三、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企业
广东燃料向来供应紧张。“大跃进”之后，关闭了一部
分煤矿煤井，清退了一部分工人，而北方煤炭供应不足，
因此，广东各地发电和城镇居民用煤严重紧缺。为了制订
有关政策，理顺关系，整顿煤炭开采工业的?昆乱现象，恢
复和建立正常生产秩序，促进煤炭生产，我带领省委工业
办公室施芝华、朱映南等同志，到粤北曲仁煤矿蹲点1个
月，找各方面人士谈话，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存在
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
回到广州，我和施芝华、谢权勋等人关起门起草《煤
炭工业生产二十八条》，主要是解决煤炭工业的管理，煤
炭的统一分配和煤矿职工的工资、奖励和福利待遇等问
题。那几年，工业部门职工有的也患水肿病，我找商业厅
的同志研究，保证重点行业，适当给井下矿工、远洋和水
上作业的职工供应点米酒，没有肉类，就设法搞些黄豆供
应煤矿，并增加肥皂供应。
在起草“煤炭工业二十八条”的基础上，我和工业办
公室全体同志研究起草《工业一百条》。内容包括企业管
理、技术政策、奖励政策、职工生活福利、政治思想工作等
作许多方面。我们将其印发下去，广泛征求意见，正想公
布，中央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
条》下达试行，所以，我们起草的工业一百条实际上没有
正式实施。不过，在以后省里下达的有关文件中，我们将
其主要精神贯彻下去，它对广东工业生产起到了促进的
作用。
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就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
建立各种责任制度、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企业的技
术管理、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以及规定职工
的工资和奖励制度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原则。
广东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分批进行，每批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学习“工业七十
条”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能力的查定和清
产核资，初步制订三级“五定五保”方案。“五定五保”，是
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五定
是：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原材料供
应；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
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
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
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五定五保”任务一经
确定，3年基本不变。
第二阶段：确定和实行“五定五保”方案，建立和健全
各种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在这一阶段，根据企业的不同
情况，有所侧重，财务管理差、长期亏损的企业，侧重于加
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现象；不亏损或产品质量差的
企业侧重于技术管理，建立健全责任制，进一步提高产品
的质量。
第三阶段：进行复查补课及“五定五保”的总结工作。
在贯彻《工业七十条》中，我们始终注意抓好负责干
部的培训工作，着重讨论研究如何当好领导，如何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如何搞好经济核算、建立责任制和加强三大
管理等问题，提高企业干部的管理水平；其次是注意抓好
职工生活，在中央和省委规定的范围内，改善工资奖励制
度，再则就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价格。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企业
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整顿试点企业，第二批是集中整顿
大中型企业，第三批主要是整顿县级企业。三批尚未整顿
完，后来随着开展城市“四清”而被冲掉了。
1962年下半年，我们开展以贯彻《工业七十条》，整
顿企业为中心，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提高劳
动生产率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广大职工在生产
和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为了使
增产节约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省委和省人委在1963年
3月下旬，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基建、农业、财贸方面社
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总
结经验，表扬先进，树立榜样，以便把这项运动开展得更
好。
那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美苏等国掀起了“反
华大合唱”，印度发动侵华战争，蒋介石也派武装特务偷
渡登陆，国际形势严峻。1962年底到1963年初，我们党
连续发表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出席会议的代表很
关心这个问题，在3月25日的预备会上，要求我们讲——
讲国际形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3月26日，我代表省委、省人委在会上作了题为《鼓
足干劲，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农业丰
收，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的报
告。
报告第一部分讲国际和国内形势，重点是反对赫鲁
晓夫修正主义问题，我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对革
命有什么危害，并阐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等等。与会
代表讨论时，反映十分强烈，通过学习讨论，对国际和国
内形势有了比较清醒和正确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讲
1963年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充分发挥国营农业企业在
农业生产中的骨干示范作用，为农业集体经济树立榜样；
积极搞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更好的为农业、为市场、
为出口、为国防服务；进一步做好财贸工作，活跃城乡物
资交流，更好地为工农业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扭转亏
损，增加盈利，为国家积累更多资金。第三部分是讲把支
援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面
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问题。指出：当前增产节约运
动，首先必须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降低生产成
本、降低建设安装造价、降低流通费用的工作，争取尽可
能增加盈利，减少和消灭企业的亏损现象，以增加积累；
其次，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一切工矿企业，要把保证
和提高产品质量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商业部门必须提高
服务质量，切实保证出售商品的质量；再次，必须努力增
加品种、规格，增加产量。此外，应该全面地提高企业管理
的水平。
广东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企业，开展增产节
约运动，国营工矿企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3年“大跃进”
中许多企业出现的混乱现象基本得到克服，企业的各项
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各地还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全
省工业生产，大多数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完成或超额完
成国家计划，质量有所提高，品种和规格也有较大的增
力口。
四、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
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
干部7000多人，所以又称“七干人大会”。
广东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省委书记
处书记刘田夫、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等同志。陶铸以中南
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名义，陈郁以中南局第
三书记兼广东省长名义参加。我们省的负责同志住在北
京饭店，张根生和广东代表团住在西颐宾馆。这次会议的
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
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纠正
“左”的错误，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在
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经济建
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近几年来工作中的四条主要缺
点错误。会议指出，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发生，一方面是受
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
的错误引起的，而有些地方甚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发生这些失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毛主席、周总理、
邓小平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对近几年来党的工作中
发生的失误承担了责任，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我听之后，
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觉得我们党敢于正视错误，也敢
于纠正错误。这次会议还强调要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
中制。
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广东省委几位负责同
志和我都在广东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听
取各地代表的批评。
会议期间，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等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一起照了相。
这次会议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从根本上
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但·它对经济工作经验
教训的总结，以及确定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对于统一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坚决贯彻“八字”方针，迅速
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从北京开会回来，马上传达贯彻。各地区、各条
战线都举办学习班，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研究各项落
实措施。
广东省在湛江举办了一个负责干部学习班，参加的
有地市委副书记和省直厅局长，约200人左右，住在湛江
海滨招待所，时间1个月。陶铸叫我去主持，省委书记处
候补书记王匡同志一起去。这次学习班主要是贯彻“七干
人大会”精神，总结广东“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
思想认识，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严重
经济困难，把广东经济尽快搞上去，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学习班前段是学习“七千人大会”文件，重点是学习
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的报告、讲话等，边
学边议，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
中段是个人准备发言提纲，进行对照检查。我在会上
首先发言，联系广东及本人在“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
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王匡在会上也作了
发言。其他同志也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总结经验教
训，作了自我批评。大家畅所欲言，揭露矛盾，对省委在近
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严肃批评。大家发言
比较正常，对一些问题讨论得比较热烈。毛主席在“七千
人大会”讲话中指出，要让人家出“气”，有什么“气”出什
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
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遵照毛主席讲话的
精神，我让大家出出“气”。与会同志对某负责干部意见较
多，认为他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说，没有对自己工作
中的失误承担责任，好象一贯正确，因此，对其提出了较
为尖锐的批评。
学习班结束时，我在会上作了总结，认为大家学习认
真，态度端正，发言积极，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
了比较好的效果。我客观地肯定了省委近几年来带领全
省人民在经济工作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同时指出存在
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明确今后努力方向。这次学习班，让这些负责干部出了
“气”，大家心情舒畅，比较满意。
我回到广州，尚未向省委汇报，陶铸就找我谈话，说：
“学习班上有人攻击省委，你为什么不吭声，不反驳，不加
以制止?”我坦然地回答道：“学习班上没有人攻击省委，
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大家在发言中，对某些问题发表不
同意见，提出批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攻击省委，我
不能横加制止。我们要提倡民主嘛。”陶铸说：“这是某某
同志反映的。”我说：“学习班成员有200人之多。谁讲什
么话，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又有记录，你查一查就清楚
了。”
过了一个来月，陶铸对我说：“我调查过了，某某反映
学习班有人攻击省委，没有这回事。”
此中内情，当年参加学习班的负责干部是不了解的。
他们若是知道，恐怕要为之咋舌。
到了5月初，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了谈心会议，传达
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和中南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参
加会议的都是厅局以上的负责干部，分工业、农业、文教、
党群、政法、财贸6个小组讨论。大家对省委提出了许多
既诚恳又十分尖锐的批评意见。有的同志批评省委领导
作风是“三步曲”：一是限(限期完成任务)，二是批(完不
成任务批评为右倾思想，思想不解放等等)，三是罚(处
分、撤职以至开除党籍)，这是逼使下面浮夸，以至产生强
迫命令、主观主义的根源。有的同志批评农业工作犯了高
指标、高度密植、高估产、反瞒产、坚持供给制等十大错
误。会上，省委一些负责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5月9日上午，我在工业小组会上作了发言。我指
出：58年以来省委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严重
是因为错误的后果造成几年来经济上、人民生活上、政治
上很大的困难和被动的局面。在工业方面犯的错误主要
表现在：1、工农业关系处理不适当，片面强调发展工业，
忽视了农业。2、未按本省的资源特点发展本省的工业，片
面强调搞重工业，搞钢铁工业。3、高指标、瞎指挥，造成极
大的损失。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力量分散，浪费
很大，有的是根本建错了的。4、在工业工作的抓法上，领
导上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片面性，主要是没有按照工业
的特点来领导工业，搞人海战术，搞突击运动。
我在指出上述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了广东省58年以
来“在物资上与经验上打下了四个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建材、轻工、交通运输、地质等等
都是发展的，成绩都是主要的。”
我分析造成犯错误的原因：就省委领导来说，思想方
法上的根源是主要的，思想意识上的根源也是有的。缺乏
经验，也是产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领导上民主作风
差，党内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党内出现了严重的不敢
讲话之风，是延长和加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虽则会上同志们说不要搞个人检讨，说“搞检讨又产
生压力”，但我还是利用这一机会，就个人近几年来在思
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我这次
发言，登在简报第38号上，大家认为我对问题的看法和
认识比较深刻，所作的自我批评也不文过饰非，反映较为
满意。
这次会议及省委紧接着在5月16日至22日召开的
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对广东省经济工作经验教训
进行了初步总结，对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加强党内
团结，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