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时期
1966年5月，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阶
段。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主
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
六通知》)。《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
错误估计，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通知》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
的是反修防修，因此，要彻底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学术权威和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党
和国家各级机构中的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
早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段，即对《海瑞罢官》和《二
月提纲》批判阶段，广东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文化
界的著名人士欧阳山首当其冲，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
批判他的代表作《三家巷》和《苦斗》，指斥为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大毒草。《五·一六通知》传达后，6月初，广东报
刊开始批判著名作家秦牧，把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来批判。随后，文艺界、新闻界、
教育界和各民主党派许多著名人士被作为“三反”分子和
牛鬼蛇神，遭到戴高帽和“坐飞机式”的批斗。这些知名人，
士遭批斗，应该说是当时那种政治气候的必然产物，也是
省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在“左”的思想引导下而作出错误
决定的结果。
到了8月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规
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
大字报》，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此后，从中
央到地方开始掀起揪“走资派”的高潮。广东也不例外，
省、地(市)、县三级以及许多机关的领导干部，不少人被
视为刘少奇的代理人而受到冲击和被揪斗。
自《十六条》公布后，红卫兵“造反运动”由学校扩展
到社会上。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幼稚、无知的青
少年学生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到处大破“四旧”，“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致使广东陷入全面混乱状态之中。
从8月开始，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先后到广州串连的
有100多万人。省委指示各级组织和干部，要正确对待学
生造反者，各机关团体和各大中专学校都建立接待站，为
串连学生提供交通工具、食物、住宿、医疗和宣传设备。省
委和省府机关也动员大家拿出蚊帐被席用来接待红卫
兵。
由于红卫兵四处大串连，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
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不少干部、职工也擅自外出串
连，使社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9月1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
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同日，党中央还
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做
好以下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
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等
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
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
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根据中央的
“规定”和“通知”的精神，经我们讨论研究，省委相继作出
决定，试图贯彻中央的指示，但在全国大动乱的情况下，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根本无法有效地贯彻落实下去。
这年秋天，我到茂名检查工作。有一天，省委书记赵
紫阳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海南处理罗范群的问题。
罗范群“四清”时在海南工作过一段时间，曾在石碌
铁矿蹲过点，在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但不是原则性错
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海南部队有些人就到广州揪他
回海南，准备大规模批斗他。
我接到电话后，就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安明
带几个同志赶到海南岛东方县的八所。当时，有八九个军
人要在八所大广场批斗罗范群，打算给他戴高帽游街示
众。我参加了军队代表的会议，研究罗的错误问题和研究
戴高帽游行示众的问题。他们七嘴八舌，但谁也讲不清什
么是罗的主要错误。我说，你们所说这些，都不是原则性
错误，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们不应当象对阶
级敌人那样开群众大会批斗他。他们坚持要开大会批斗，
我坚决顶住不同意。我说，叫他检查一下错误是可以的，
但要开一万几千人的大会斗他，还要游街示众，这没道
理。他们见我是省委派来的，不知有什么政治背景。最后，
他们同意不在广场开批斗大会，由罗范群在会上作检讨，
算过了关。
我从海南回到广州，省委大院已贴满了大字报。许多
大字报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无限上纲，乱打棍
子，乱戴帽子。还说我结党营私，重用提拔叶泽权等人。
叶泽权是广东人，抗战初期去延安，在延安整风“抢
救”运动中受过审查，但查不出问题，当时就解脱出来恢
复了工作。解放后，回到广东。他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
和政治思想水平，因此，省委在“文革”前就提拔他当省轻
工厅厅长。这是正常的提拔，不存在什么结党营私的问
题。“文革”开始后，叶泽权见运动来势猛，“造反派”揪斗
领导干部很厉害，他历史上本来没什么问题，只是在延安
整风时受过审查，但他心里很害怕，而他的妻子恰在这时
出差不在家，没有人劝解安慰他。他一时想不开，，结果在
家里自杀了。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不死在敌
人的屠刀之下，却死于极“左”思潮的迫害之下，这实在是
历史的悲剧！
至于“文革”中，说我是叛徒，根本站不住脚。我从上
海监狱出来的情况，前面已经说了，怎么会是叛徒?
到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佛山地委某些造反派反映
我在佛山搞城市“四清”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实际上“四清”已经搞得很“左”，各市市委书记都想当
“左”派。佛山市委书记罗汝澄、副书记方兰都是好同志，
本不应受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搞“右倾”，也同
意进行批判。搞得太“左”了。省委派曾定石同志到佛山
了解情况。随后，佛山地委的造反派先后两次在广州揪我
到佛山进行批斗。此后，我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虽然如
此，我还是从党性出发，坚持抓生产，尽量减少损失。
当时，广东工交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不少工矿企业
领导班子瘫痪，省各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忙于运动和接
待工作，不能集中精力抓生产，没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
生产指挥系统。因师生大串连，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十
分紧张，黄埔港积压各种物资14万吨，在国际上造成不
良影响。
12月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
规定》(草案)，“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上层建筑扩展到经济
领域，工人群众以这个文件为依据，纷纷建立组织，并进
行串连，正常的生产秩序统统被打乱了。广东各级党政机
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被扣上各种
罪名而被罢官或靠边站，不少人受到残酷批斗。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
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后，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在
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
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
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
后被“造反派”接管。紧接着，全省各地造反派都竞相“夺
权”，各级党政机关陷入了瘫痪状态。我实际上已“靠边
站”，不管事了。
为稳定混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出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据此，
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奉命派出大批指战员到地方实行
“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在林彪、康
生、江青、陈伯达一伙的煽动下，广东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已变得无法无天，借反击“二月逆流”为名，冲击军事机
关，抢劫枪枝弹药，揪各地的所谓“谭震林”，全省局面变
得更加混乱。其时，省委和省政府已为军管会所取代，我
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都被批斗，受到残酷迫害。
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迫
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
队伍穿街过巷。在游街时，有个工人在行进时帮助我，用
他的手抓住我的高帽，不让擦伤我的头皮，当时我很感激
他，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方便问。
二、蒙难受审查
从1966年底开始，省委办公厅的“造反派组织”，成
天来抄老干部的家。不少人都有点担心，不知那天大难临
头。
1967年7月的一天，办公厅的“造反派”(实际上就
是几个汽车司机)，说有些事找我了解，把我和张云、张根
生、李子元等同志，叫到一间小学集中，接着用汽车将我
们拉到西村监狱，在那里关押了两晚。然后，把我们运到
白云山脚人和镇的广州军区的一栋两层楼房里。旁边另
一栋两层楼房里，关押着赵紫阳、雍文涛、李嘉人等人。时
值夏天，天气很热，我们被带走时没想到是关禁，鞋、袜、
毛巾、牙刷和衣服等物都没有带。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的
下落，到处打听，非常焦急。当时，我脚烂未好，李子元天
天帮我洗烂脚。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一个星期，又把我们转
移到梅花园广州警司的监护室里。
梅花园原是一座兵营，很久没人住了，只有几间破房
子。房子结构是长方形，中间是走廊，两边共16个房间，
一人一房或两人一房。我们动手捡去乱砖头、乱石头，清
理打扫一番，才勉强住下。我们还清理几间房子，以作冲
凉之用。
梅花园里关了百数十人，除我们一起被押来的外，还
有林锵云(习惯称林叔)、王全国、杨应彬、金明、柯麟等同
志，许多民主人士也被关在那里，我记得有莫雄、郭翘然、
李洁芝等先生。
那时林叔年逾古稀，重病缠身，举步维艰。梅花园中
间有一块坪地，我们在露天吃饭，林叔要走到吃饭的地
方，挪动碎步要走好几分钟。一个大革命时期入党，为党
和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受到如此残酷的摧残
折磨，真是令人发指。
林叔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脏病等，因血管硬化，
双手不断颤抖，生活不能自理，打水、洗涤衣服、扫地全靠
余慧同志热情帮忙，我有时也帮林叔扫一扫房间，但因有
专案人员监视，不能随便说话，唯有无言以对。
林叔受尽林彪、江青一伙的批斗、拷打、关押等迫害，
直到身患重病，才被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就医。从此之后，
我就没见过他了。事后，听人说，他依然被关押在医院楼
梯下的一个小病房里，不得自由。1970年10月2日，林
叔含冤去世，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留在他身边。我们这些
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也没有一个能为他送行。至今仍弄
不清他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骨灰被丢落在何方?
1985年1月，在珠江纵队成立40周年的日子里，我
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诗歌《怀念林锵云同志》，其中
第一段就记述了林叔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情景：
五羊城上黑云涌，
越王台下风雷激；
梅花园里雨潇潇，
忠诚战士作苦役。
可怜林叔老病身，
席不能眠口难食。
一步分作十步行，
颤颤巍巍几欲跌。
偶得同志偷相助，
相对无言伤离别。
月儿一月一度圆，
谁知此去成永诀!
斯人萎谢十五年，
云山珠水声呜咽1
1979年秋，省委为林叔平反昭雪，对于强加于他头
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彻底推翻，恢复名誉。是
年12月12日，省委在广州军区礼堂举行了林锵云同志
追悼会，闻讯而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可见林叔威
信之高，非常受人敬重。我主持了林叔的追悼会，尹林平
同志致悼词，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被关进梅花园之后，军管会和专案人员就迫着
我们写材料，交代“历史”问题。那时，广州军区司令员、广
东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等人，奉林彪、江青关于“弄清广东
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旨意，专门成立一
个31号办公室，审理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共中有
中共粤北省委和南委被破坏事件、中共南路地区组织问
题、抗战时期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问题等。此
外，他们还指使和煽动群众组织，大抓“南方叛徒网”，收
集编造各种黑材料，企图由此打开缺口，诬陷和搞垮周恩
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
的。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捕风捉影，瞎编乱造，罗织
罪名，把广东的人民游击队打成“土匪队伍”，把大批久经
考验的地下党员打成“叛徒”、“特务”。
我先后在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广东地下
党和游击队担任过特支书记、特委书记、游击队政治部主
任，东江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区党委委员等职务，因此，
在劫难逃，成为专案组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我认真回顾
自己所走过的革命历程，按历史本来面貌，写了有关历史
材料。凡来向我调查有关同志的历史问题，我都根据自己
所知，实事求是地提供有关材料。
我们在梅花园住了很长时间，没有东西吃，就自己开
荒种青菜、萝卜，用来改善生活。后来，军管会把我们送到
广州黄华路省委党校。我在那里被整整审查了一年时间。
我记得王全国、张根生、李子元、欧初等同志都被关在那
里。专案组只准我们在校内活动，校门之外则不得越雷池
一步。
专案组由军队和地方两方面人员组成，以军队干部
为主。有个部队同志当指导员，他很尊重我，亲自给我挂
蚊帐。由此可见，他是同情我们的，他看管我们，只是奉命
行事罢了。也可以说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
在省委党校，专案人员除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外，
其余时间继续要我们写材料，交代历史问题和检查所谓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谁检查得好，谁先解放。欧
初最先被解放，出去了。以后，陆续有同志出去了。李子
元写大字报和在大会上揭发一个干部的问题，专案组认
为李子元表现好，于1968年5月间被解放，安排到海南
工作，参加“三结合”，当革委会副主任。到1968年底，只
剩下我和另一位同志继续受审查。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同
志都解放了，只剩下我。专案组及其上司大概认为我没有
按他们的设想彻底交代和检查历史问题，因此，不肯轻易
放我出去，当时，我写了一首诗，情景交融，颇有诗意，自
我感觉写得比较好，可惜在那样的动乱中，无法将此诗保
存下来。1969年初，专案组让我回家过了一个春节。我被
关押受审查，离开家庭已两年多了。走进家门，亲人相见，
真是悲喜交集!专案组要我带3个月粮票，到“五·七”干
校跟干部群众见面，求得群众“谅解”，然后解放。
在春雨潇潇的日子里，我被送到韶关花坪五七干校。
花坪离韶关约15公里，干校有数百名省直机关干部，包
括一批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大都四五十
岁，年富力强。这批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那样的年代
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下放干校劳动，有些人在干校度
过了几年的岁月，这真是一种极大的人才浪费!
在干校，我是个普通劳动者，劳动十分认真，曾干过
多种活。我搞过基建，制土坯，剁草、踩泥，卷起裤腿，整天
踩。干校盖简易住房，用竹片编墙壁，糊上混有稻草的泥
巴，用来遮挡风雨。我有时还跟汽车进深山运木头，有时
去挑红砖，有两公里远，每次挑16块，每头8块，我们前
后建了好几间房子。夏收时，还去拔花生，晒花生。有时
还挑屎尿去施月巴淋菜。在干校，可以吃饱饭，但菜式简单，
没有汤喝。由于是强劳动，加上溽暑酷热，日晒雨淋，身体
不是十分适应。因此，又黑又瘦，体重不到100斤，掉了好
几颗牙齿。我妻子周敏玲有点存款，她想购买些蜂王浆、
奶粉寄给我补养身体，但专案人员不准寄。此时，我的男
孩小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海南岛农场劳动，他被炸断
了三只手指。但干校管禁很严，我不能请假去海南探望
他，全靠周敏玲奔波于海南岛与广州之间，悉心去照顾
他。
我到花坪干校时，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开始，专案人员
乱斗人，大搞逼、供、讯，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
了不少无辜的干部和职工。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
保，虽则认为专案人员的许多做法不符合政策，但在那种
环境中，也不敢说什么。即使说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弄
得不好，反而惹祸上身，给我横加上“同情牛鬼蛇神”的大
帽子。在人妖颠倒、群魔乱舞的年代里，连国家主席都得
不到宪法的保护，更何况普通干部！
三、重新恢复工作
1969年9月间，干校的军代表黄喜波(是个营级干
部)找我谈话，准我自由活动。我于是到花坪的自由市场，
购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不久，我接到通知，结束干校生
活，回广州过国庆节。几经磨难，我终于被解放了。
广州庆祝建国20周年大会在友谊剧院举行，由广州
军区副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孔石泉同志主持。我被
安排上主席台就坐，当时安排在前面就坐的有陈郁等几
个地方老干部。孔石泉请我到前面就坐，我没有去。
没过多久，我被安排在省革委会生产组下属的交通
战线革委会担任主任。党委书记是军队的王淳同志，他管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我负责生产业务，其他副主任配合
我抓生产。
广东省革委会是在1968年2月21日成立的。后来，
省革委会进行了人员调整，核心小组组长为广州军区政
委刘兴元，第一副组长为孔石泉，副组长为陈郁、丁盛(广
州军区司令员)，成员还有白相国、袁德良、林李明，不久
又增补王首道、寇庆延、黄荣海、单印章等人。省革委会下
设办事组、保卫组、生产组三大机构，作为办事机关。
我重新出来工作时，正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10
月18日，林彪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
布“第一号命令”，调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并立即在大
中城市动员疏散人口，造成战争即将爆发的紧张气氛。
为加强战备，我们一方面抓紧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
特别是“小三线”的建设。是年底，省革委会组织了以煤、
钢、电、铜等为中心的工业八大会战，全省有70多家工厂
企业为会战制造设备，对发展广东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
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省革委会进行大规模
的战略疏散，广州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疏散了10.75万人
到农村去。同时还在干部中搞“两退一插”(退职、退休、到
生产队插队落户)，省革委会在这年11月召开的干部会
议上，要求在两年内处理安置干部15万人，其中1970年
处理安置5万人。
1970年，我被任命为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组长
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袁德良同志兼任，他是军队干部，以前
对地方工业交通接触较少，所以生产业务由我全面负责。
袁德良为人正派，作风踏实，埋头苦干。我们两人彼此尊
重，密切配合，关系融洽，合作较好。
四、批林批黄
1971年冬，我在东江上游的枫树坝水电站检查工
作。有一天，突然接到邱国光副主任的电话，要我立即赶
到韶关，听中央有关文件的传达。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何
不叫我回广州而要跑到韶关去听传达?我乘车沿着崎岖
蜿蜒的山间公路，跑了几百公里，经和平、连平、翁源抵达
韶关。原来，是向高级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林彪驾机叛国、
折戟沉沙、自我爆炸事件的文件。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林彪自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英明的副统帅”，九大
党章上被法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平时“万岁不离口，
语录不离手”，为何会干起妄图谋害毛主席，篡夺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
随后，我回到广州。11月3日至15日，省委在广州
传达中央68号文件(即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材料)。12
月7日至25日，省革委会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共
417人参加，批判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以后，逐
级往下传达。
广州是林彪企图南逃，另立中央的地方。林彪和他的
儿子林立果，以及死党黄永胜等一伙，在广州干了大量罪
恶勾当。起初，有人还想捂盖子，致使批林批黄搞得冷冷
清清，广大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后来，中央对广东省委、
省革委会进行人事调整，批林批黄才广泛开展起来。省
委、省革委会以及许多党政机关的大院里，都贴满了揭发
林彪、黄永胜一伙罪行的大字报。
据我了解和大家揭发出来的材料，林彪、黄永胜一伙
在广东干了如下一些罪恶勾当：
一、黄永胜一伙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吹捧“林
彪是三个助手(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中最好的、最光辉
的助手”；在广州中山三路星火燎原纪念馆，把毛丰席与
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篡改为毛主席与林彪“会
师”；在陈列史料上也随心所欲地进行大量篡改，美其名
曰“历史要为现实路线斗争服务”。他们还散发林彪《论路
线斗争与路线教育》小册子16万册，翻印林立果的“讲用
报告”24万册。
二、林立果在广州组织反革命“小舰队”，在白云山建
立反革命据点，网罗打手，收集情报，进口大批特务工具
和爆破器材。
三、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拉宗派、结死党。他们
把华南各游击队出身的干部打成“土匪”、“特务”，并大抓
“南方叛徒网”，残酷迫害大批地方干部，企图为他们篡党
夺权扫清道路。据了解，那时全省厅局级以上被立案审查
的干部640人，占同级干部7成以上，其他干部被立案审
查多达10余万人，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我自己就是被
迫害者之一。
四、黄永胜一伙打着“三支两军”的旗子，支一派压一
派，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全省非正常死亡数以万
计。
五、打着“战备”的旗号，鼓吹“嘴巴就是计划”，“打仗
就是比例”，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自立政策，自成系
统，搞独立王国，盲目上项目，大搞“山、散、洞”工程，干扰
破坏广东经济建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分管工业交
通，对他们这种做法，感受最深，也亲眼目睹各种浪费及
损失现象。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领
导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各地地方党委成
员适当调整，更多地挑选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于
是，邱国光、黄荣海、袁德良等同志撤回部队。同年12月
12日，经党中央批准，林李明为省委书记，焦林义、雍文
涛、刘田夫、张根生、李坚真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在此之
前，3月23日，赵紫阳从内蒙古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
到1974年初，三支两军人员全部撤回部队。4月，赵紫阳
开始主持省委全面工作。1975年10月，赵紫阳调往四
川，由韦国清同志接任省委第一书记。“文革”10年，广东
省主要领导数次易人，这在广东地方史上是很罕见的。
五、开展整顿工作
从1971年底起，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广东省
委一方面冲破各种阻力，大力开展批林批黄运动，消除林
彪、黄永胜一伙干扰破坏的恶果，另一方面在非常困难的
条件下，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转
机。
第一，努力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总理
意见改写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相信
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根据这一精神，省委排除
各种障碍，为受到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恢复名誉，把一大
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和“靠边站”的原党政领导干部重
新安置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
1973年1月8日，在省革委会第九次全体委员(扩
大)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大会发言，其中谈到干部问题。我
批判了林彪散布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揭露他
们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同时指出，“在干部问题上，起
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以我们广
东来说，百分之九十七、八的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干部已经安排了工作，许多老干部被提到领导
岗位上来，发挥了他们的骨干作用。”
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
子”运动受处理的案件，也进行了复查，使一大批干部职
工放下包袱，重新工作。时“两退一插”干部、战备疏散人
员以及其他被遣送回乡的人员，也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安
排回城工作，并处理一大批非正常死亡案件等等。
第二，在经济工作方面，着手纠正农村一些“左”的政
策，结合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
广东农业受林彪、黄永胜一伙干扰破坏比较严重，主
要是学大寨，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搞平均主
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造成70年代初粮食
连续减产，林、牧、副、渔业也受到冲击，停滞不前或者减
产。
1974年5月7日，我在全省计划座谈会上指出：“农
村口粮下降，粮食底子越来越薄，以致出现了一九六二年
以来从来有过的春荒、夏荒”，因此，我号召全省各级党委
要“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迅速扭转当前的被动
局面”’“争取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工业生产建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必须是支援农业大干
快上，坚决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重点抓好燃料和支
农产品，以适应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们在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特别是发展小化肥、小农
药、小农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纠正农村一些“左”
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结合广东毗邻
港澳的特点，号召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副产品的出口，
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4年以后，广
东农村粮食和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
在工业方面，先后贯彻了国务院主持起草的《一九七
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
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精神。这两个文件草稿，
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起草的，它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
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提出整顿企业的若干
措施，其中包括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经济
核算等七项管理规章制度，和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
成本、利润等七项经济技术指标，以及十条不得违反的纪
律等。这两个文件虽因张春桥作梗没有正式下达，但许多
措施和条文，我们结合生产，已付诸实施，如全面整顿，健
全企业管理，粗重活实行计件工资等。70年代初期，广州
黄埔港管理比较混乱，搞平均主义，货物压舱严重。我曾
到黄埔港蹲点两个月，实行计件工资。调动了码头工人的
积极性，很快便将积压的货物运走。
1973年3月间，我省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省委制
定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3
月31日，我在会上作总结发言，要求全省各级主管部门
和企业要克服混乱状态，进行全面整顿，加强企业管理，
要加强党的领导，领导干部“要学习业务，学习生产，不能
长期甘当外行，不懂装懂，搞瞎指挥；要参加集体生产劳
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学大庆”，要认真“搞好企业管理，
落实七项管理制度，落实七项技术经济指标，搞好‘两参
一改三结合’，搞好技术革新，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
率。”并“要求省各主管厅局，各地、市、县抓好学大庆的典
型，普遍开展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
5月，我在全省交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代表会议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搞好安全生产，“建立、健
全和贯彻执行合理的安全规章制度”，实行专业管理与群
众运动相结合。
次月，我们还专门召开挖掘现有企业生产潜力座谈
会，要求各地“要更多地考虑怎样搞才能做到效益大，效
益快，使现有的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
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总理病重，
邓小平同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
作。他竭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先后召开了解决交通、
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狠抓各条战线的整
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广东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本省
实际，抽调一万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重点地区、
部门和厂矿企业，采用开门整风的方式，对全省各级领导
班子和部分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实行一层抓一层、
一级抓一级，同时调整一些“软”、“懒”、“散”的领导班子，
克服派性，健全机构，加强管理，挖掘潜力，提高效益。
是年5月，党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提出了整顿
钢铁工业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建立
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认真
落实政策，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6月4日，党中央
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即13号文
件)。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的意见，针对钢铁生产计划完
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
钢铁工业的领导。
6月10日，省委召开了近百万人参加的电话广播大
会，各级党委十分重视，迅速掀起了宣传、学习和落实的
热潮。中央13号文件是针对钢铁上不去而发的，对扭转
钢铁工业的被动状况，防止出现新的徘徊局面，有重要意
义。广东钢的产量，从1965年的5.7万吨，增加到1973
年的23万吨，增长了3倍，1974年广东钢的产量又下降
到17.8万吨。1975年计划搞到20万吨。广东钢铁落后，
主要是煤炭供应紧张，焦比高。6月11日，我们省委全体
常委和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分别到广州钢铁厂、广
州轧钢厂等单位调查研究，发动干部、群众研究如何加强
管理，搞好生产等问题，工人们表示：“宁流自己千滴汗，
不欠国家一两钢。”
这月中下旬，省委召开工业会议，主要是学习和研究
贯彻中共中央13号文件，结合广东工业的实际情况，对
照检查工作，把广东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特别是把被外
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充分揭露出来，抓主要矛盾，采
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促使广东工业加快速度前进。6月20
日，我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讲话。首先，我肯定解放25年
来广东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74年，广东工业总产值
达到14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l倍，年平均递增
13％，比1965年翻了一番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亦指
出，我们的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突出是慢在
1970年前后几年时间，这主要是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