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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进入新时期

作者:刘田夫 当前章节:15378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05:23

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

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革”十年内

乱至此结束,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按照中央的部署,广东省委一方面领导全省人民掀

起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清算其

祸国殃民的罪行,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所散布

的流毒和影响,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全省范围内清

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另一方面结合

广东的实际,把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同整顿党政领导班子,整顿企业和整顿经济管理结合起

来,把揭批斗争同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安定团结结合起

来,从而推动了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工作的前

进步伐。

广东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一、揭发批判“四人帮”妄图大乱广东,乱中夺权的阴

谋。我于1977年1月在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所作的报

告和同年4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同

志们在各种揭批会上列举的大量事实,揭露.出“四人帮”

插手广东是很深的。主要事实有:江青多次窜来广东、广

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姚文元攻击“广东是右倾翻案

风刮得最早的省份之一”。“四人帮”还多次派人到广州搞

串连、探情报、放谣言,搜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

的大批黑材料,对省委施加压力。他们还派摄制组来广州

拍摄反动影片《反击》外景,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揪邓

小平代理人”。他们妄图打倒大批地方党负责同志,大乱

广东,搞垮省委和各级党委,以实现其乱中夺权的罪恶目

的。广东也有人同“四人帮”互相呼应,主动同“四人帮”挂

钩搭线,告黑状,送黑材料,削尖脑袋往那个“帮”里钻。他

们大造反革命舆论,指责“广东运动冷冷清清,死水一

潭”,“广州要大乱”,叫嚷“广东修根深,复辟派在广东上

有代表人物,下有阶级基础”。他们搞串连,开黑会,策划

部署,扬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和尚跑了还有守庙

人”,鼓吹“要炮轰省委”,“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搞第

二次夺权”。特别是在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

后,“四人帮”更是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广东有些人紧

跟“四人帮”,加紧活动,狂叫“要用大字报全面占领广

州”,“要搞一次比唐山地震还要大的行动”等等。把矛头

指向省委和各级党委,妄图大乱广州,大乱广东,实现其

夺权阴谋。在这一复杂斗争面前,省委领导全省广大干部

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此,他们妄图大乱广东,乱中夺权

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全省

人民联系广东实际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插手广东,

妄图搞乱广东的阴谋活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

他们揭深批透,肃清其流毒与影响。

我们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全省人民大揭大批

“四人帮”炮制和散布的一系列谬论,正本清源,澄清被他

们弄得混乱不堪的许多理论和大是大非的问题,教育广

大干部群众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本

领。

二、清查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

人和事,清除了那些紧紧追随“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夺回

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反革命

帮派体系。

三、调整和加强了省、地、市、县和各条战线、各个部

门的领导班子,部分地进行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许多

在“文革”中挨整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

岗位,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中央对广东省

委、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1977年9月,经

中央批准,李坚真、刘田夫为省委书记,王全国、吴南生为

省委副书记,寇庆延、薛光军、王宁为省委常委,孟宪德、

梁威林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在此稍前,中央还批准罗天等

人为省委常委或省革委副主任。

1978年4月6日,省委召开四届一次会议,选举韦

国清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为第二书记,焦林

义为常务书记,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

吴南生等人为省委书记,清除了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头

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各地、市、县和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也先后进行了调

整,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

四、省委号召全省各经济部门发动群众,联系实际,

针对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情况,开展了关于要不要

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建立和健全规章

制度,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

进新技术等问题的讨论,努力使各项经济工作纳入正常

的轨道。

同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

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交

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其中,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对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以及工作

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如何搞好工业管理、加快

工业发展速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工业三十条》下达之后,我们结合贯彻国务院召开

的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广州召开全省地

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进行布置,积极组织实施。特别是按

照文件的要求,抓紧企业的整顿工作,按专业化协作的原

则进行改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通过整顿,一批“老

大难”的重点企业,如四望嶂煤矿等单位,比较快地改变

了落后的面貌。我们开始在部分工矿企业实行计时工资

加奖励,对少数粗笨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工种实行

计件工资试点。如在沿海和内河港口普遍实行计件工资,

《人民日报》还专门报道黄埔港职工同“四人帮”作斗争,

坚持实行计件工资的事迹。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大调

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作和生产秩序有了明显的好

转。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党中

央的主要负责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陷在“左”倾。

错误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

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

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样,就继续

和延续“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无法从根本上肃

清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流毒,严重阻碍了党的指导思

想和指导方针的转变,使拨乱反正呈现步履维艰、徘徊不

前的局面。

这一时期,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按照过去那一套办事,

在管理上强调高度集中,限制搞活,强调“大批促大干”,

抓普及大寨县和大庆式企业。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

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上,要求1980年全国有1/3的县建

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在1978年四五月间

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

间,全国至少要有l/3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由于当时

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国民经济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对

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认识不够,求成过急,以

致在经济工作中造成了新的失误。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

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

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合

实际的高指标,基本建设规模铺得过大,许多重大项目未

经综合平衡就轻率上马。

由于我们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在中央“规划

纲要”的影响下,也提出广东要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

并大规模开展普及大寨县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

动。我参加了这一时期的计划制订工作,因为“左”倾错误

思想尚未得到认真清理,大家都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所以

不顾客观实际与可能,提出了一系列过急过高的指标,即

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八五年前,要在

南海拿下一个较大的油田,建成湛江、广州石油化工基

地,红工、梅田、四望嶂、梅县、茂名、长坡6个煤炭基地,

黄埔、茂名、棉花滩、青溪、飞来峡、长岭、大广坝7个10

至100万千瓦的电站,韶关、广州两个中型钢铁厂,石碌、

大宝山、大顶三个铁矿基地,粤北有色金属基地,广州、湛

江两个造船基地,三茂线、京广南段复线、海南西环线、第

二条京广线赣州至广州段四条铁路,初步形成我省工业

体系”。很明显,这个“跃进”规划大大超过了当时广东财

力所能担负的限度,更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

例失调的状况,幸好到了1979年4月,中央召开了工作

会议,清理了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了

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将

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不致于给广东经

济建设造成新的重大失误。

从1978年5月中旬开始,全国从上到下展开一场关

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这年9月间,省委常委连续举行学习会,讨论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问题。学习会由习仲勋同志主持,参加学习会

的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

学习讨论。

习仲勋在学习会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

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

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冶局面,加快四

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学习会上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一系

列谬论,指出他们故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弄得混乱不堪

的严重性、危害性和罪恶目的。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林彪、

“四人帮”一伙都是政治骗子,他们以“理论家”和“接班

人”自居,实则疯狂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宣扬

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论”,“理解要执

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等谬论,流毒很广很深。它禁锢了人

们的思想,把马列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使得有些人只

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

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关于检验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意识形态上的

流毒的一场重大斗争。

在讨论中,大家联系广东的实际,总结解放后28年

来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和政策是非,统一认识,统一步

调。会上,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广东农业问题。“文化大

革命”前,广东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

食产量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晶供应比较充

裕。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生

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二是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

的各项政策;四是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那时,省委很重

视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

业,地方财政主要也用于农业生产。我分管的工交战线,

也把支农工业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肥、农药、

薄膜,农用交通工具和水电综合工程等,并大办以农副产

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企业,如制糖、造纸、食品和轻纺等

等。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也真正落实到基层,坚持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

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经营正当的家庭工副业,允

许集市贸易,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业生产一直较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

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和群众扣

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

资本主义的苗”,甚至将广大农民当作“小生产者”,肆意

侵犯和损害农民的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致使广东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

地方甚至下降。大家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对广东农业上不

去议论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进作风,就能加快广东农业发

展的步伐。

在这次学习会上,还有以后在多种场合当中,我都联

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特别是联系工业交通建设中

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的

重大意义,指出,我们只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

破精神枷锁,从多年来盛行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中解

脱出来,冲破种种“禁区”和障碍,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

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彻底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

倾错误,把党的路线完全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加速我们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通过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摆

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思想,认真进

行历史反思,分清是非,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

正工作。全省从上至下组织强有力的精干队伍,全面复查

处理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积案,落实干部和其他人员政

策。

1979年春,我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经

过认真研究,清理了广东11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

了正确的结论。如揪“南方叛徒网”,抗战时期粤北省委和

南委被破坏事件,两次“反地方主义”,反右倾整风运动、

“四清”运动和处理有港澳海外华侨关系干部等案件,以

及1957年以前错误处理的历史案件,都根据实事求是的

原则加以纠正。凡属搞错了的,一律改正,错多少纠正多

少,全部错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其中影响最大并经中

央批准同意的,是为广东“反地方主义”和为冯白驹、古大

存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受到了全省人民的好评。

省公检法机关,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文革”期

间判决的反革命案件、死刑案件和一些历史积案进行复

查,属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纠正。据统计,从1978年

下半年起的6年中,广东复查各种刑事案件72368件,改

判27566件,27962人,其中纠正“文革”期间错判的

20332人,占改判纠正总人数的72.7%。

全省纪检部门复查建国以来至“文革”前受处分的党.

员共3.8万人,复查后撤销或减轻原来处分的有2.4万

人。

1957年全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万多人,全部

改正。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落实各种政策,共解决了大约

20万人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还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

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为其子女划定成份,并从原工商

业者中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区别开来,大大调动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以上各种落实政策问题,都由我们省委常委集体认

真讨论,形成决议,再由各部门和各地付诸实施。对许多

重大问题的处理,我都发表意见,提出如何处理的办法,

供集体讨论时参考。

我还和其他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起,利用整风

等机会,认真清理多年来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调整经济

产业结构,降低过高的经济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

之与广东的物力、财力相适应,同时解决积累与消费以及

农轻重比例失调等问题,促使广东省的国民经济健康协

调地发展。

二、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广东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始于1964年春,终于

1981年冬,前后将近18个年头。省委分工我管工业交

通,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跟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可以

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在抓这一运动中,既取得了一

些成功的宝贵的经验,同时,又因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

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性,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在此,我认为有加以回顾和总结之必要。

大庆油田是在1959年发现的,大庆4万多职工在十

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3年多时间的会战,开发出一个大

油田,并且锻炼培养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

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人队伍,创

造出一套建设和管理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经验。

1964年2月5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大庆的一

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在其它部门和机关中也都

适用。此后,广东省工交战线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

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

干扰破坏,但因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周总理热心扶

植的一面红旗,是全国贯彻执行“鞍钢宪法”,走自己工业

发展的道路的典型,所以,我们始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一如既往地进行学习,并且经常深入基层,培养学大庆典

型,多次召开全省性会议,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1971年,我们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2年11月,省革委会在广州召开了企业管理经验交

流会,我们邀请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大庆工作

的经验。

1973年3月18日至31日,我们召开第二次全省工

业学大庆会议,共1000多名代表参加。各地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代表,在会上总结交流了学大庆的经验,讨论了

今后的工作。在广泛征求代表们意见的基础上,省委作出

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

在3月31日的闭幕会上,我就如何深入开展学大庆

运动等问题作了总结发言,要求各地要加强党的领导,领

导干部必须带头干,要学习业务,学习生产,要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学大庆。各地要大搞群众运

动,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作为一个地

区、市、县,“深入开展学大庆运动,关键一条是要抓好典

型,抓好三分之一”。“要求省各主管局,各地、市县今年内

把百分之三十左右学得比较好的企业加以巩固提高,成

为大庆式企业,同时点面结合,普遍开展比、学、赶、帮的

群众运动”。

从这年下半年起,我们按照农村的办法,在全省工交

企业分期分批地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连续几

年组织了一万名左右干部下厂矿抓基本路线教育,每批

半年。工作队深入基层,按照大庆经验的做法,教育干部

群众,打击各种犯罪分子,批判歪风邪气,开展整党整风,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所以,绝大多数企业的面貌都有了新

的变化,有些“老大难”单位,通过认真抓,亦改变了长期

落后的局面。但由于当时大庆的经验已跟阶级斗争、路线

斗争联系起来总结拔高,因此,广东工业学大庆运动,也

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

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并且作为主要内容贯串在整个基

本路线教育之中。此时,因认识水平所限,我们反而认为

这样做,“才使我省工业学大庆运动真正入了门,对运动

的深入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4年,我们召开了全省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和个

人代表会议。

1975年3月,广东省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

贯彻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3月23日,我在会上作

了讲话,强调要将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同工业学

大庆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我说:大庆的基本经验,主要是

“大批促大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

主义。”我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召开学大庆会议,一定要开

成一个“总结先进经验,树立样板,揭矛盾,找差距,促转

化,推动学大庆运动不断深入的会议,开成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的动员会议”。

省委认真总结了马安煤矿学大庆的经验,树立了马

安这个学大庆的样板,正式作出了全省“学大庆、赶马安”

的决定。会后,全省城市和工业企业掀起了“学大庆’、赶马

安”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开

展。

我们原来准备在这年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全

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压制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所以,也使广东的工业学大

庆会议一拖再拖,难以召开。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连续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

业学大寨会议和工业学大庆筹备会议。

1977年1月13日至27日,省委和省革委会在广州

召开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是广东省开展这一群众

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为迎接全

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而召开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工业、交通等系统所属的工

厂企业的一批先进企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工作)者

的代表,以及省、地、市、县各级负责同志共3000多人。省

委、省革委会负责同志韦国清、王首道、林李明、焦林义、

张根生和我出席了大会。

会议第一阶段,与会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

系》和中央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联系广东实际,深入

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

1月20日,在我主持下,举行了批判“四人帮”大会。

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广州市、佛山地区、韶关市、海

口市、广州铁路局、茂名石油公司的代表。他们联系广东

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插手广东,妄图搞乱广东,搞

垮省委的罪恶阴谋,揭发批判他们破坏工业学大庆运动

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破坏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破坏整党

整风,破坏企业管理和破坏生产的罪行。

第二阶段,与会代表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以大庆作

为镜子,总结交流近年来广东省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深

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样板,找

差距,揭矛盾,促转化,决心把广东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

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迅速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马安煤矿、石人嶂矿务局、广州海

难救助打捞局救捞队、海口罐头厂等单位的代表。

马安煤矿党委,从1963年下半年起,遵照毛主席关

于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教导,一直坚持干部每

周三天劳动,三天工作和学习,一天休息的“三三一”制

度。领导干部做大干苦干的带头人。他们打主动仗、打硬

仗、打恶仗,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战流沙,闯火海,斗水患,

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夺高产、闹翻番。在1976年提前五

年实现一个马安变成四个马安的计划,年产原煤40多万

吨,成为广东省大庆式企业之一,对促进广东工业交通建

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阶段,与会代表讨论和制订工业学大庆、普及大

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以便加速1977年工业生产建设

的发展。

会议后期,我作了题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

行,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第

一部分回顾了广东工业学大庆的历史,简述了广东人民

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斗争中学大庆,推动学大庆

运动的深入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粉碎了“四人帮”妄图大乱广东,乱中夺权的阴谋;

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开展整党整风,整顿领

导班子;坚持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坚持抓革命、

促生产的方针。1976年在“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和燃

料、原材料严重不足的困难条件下,全省工业总产值仍比

1975年增长5.9%。50种主要产品,比1975年增长的有

36种。报告第二部分动员全省工人阶级继续深入进行党

的基本路线教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

潮。我代表省委和省革委会,号召全省城市和工交企业要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

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努力

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围绕农业大

上,加快工业发展步伐,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普及大庆式

企业。“全省要求今年有百分之十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

业,到一九八O年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

庆式企业”。

1月27日,大会闭幕。会上,省委、省革委会授予61

个单位以大庆式企业光荣称号,授予28名工人、干部以

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光荣称号,并表彰了773个学大庆

先进企业、502个学大庆先进集体、163个学大庆先进生

产(工作)者。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作了讲

话,号召全省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深揭狠

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高潮和抓革命、促生产

的高潮,迅速把广东工业搞上去,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

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1977年4月,中央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工业学大

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广东代表团共288人,由我当团

长,历时一个月零五天。

会议第一阶段,从4月14日到24日在大庆举行,其

中14日到19日是参观学习。

我们参观了大庆油田的机关、工厂车间、钻井队等主

要现场。大庆职工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大庆油田创造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和经验,如坚持政治

挂帅,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针对

职工的思想实际作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上狠下功夫,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三老四严”的作风,

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实行一套

严格的管理制度,从上到下,职责分明,一丝不苟;重视科

学研究工作,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大搞技术革新,

注意培养技术人材,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等等,确实

很值得我们学习。即使在今天,我认为仍是值得学习的。

记得有一天,我们参观了一座仓库,年轻的女保管员

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专一行,对仓库内成千上万的物

资器材了如指掌。我们问某种物资有多少,放在什么地

方。她不加思索,随口即可答出。对照检查,果然如她所

答。她被布蒙住眼睛后,我们随意点要某种零配件,她利

索熟练地在密密麻麻的货架之间走来走去,拐弯抹角,准

确地将那种零配件拿出来。这种过硬本领,令我们大为折

服,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4月20日,大会在大庆正式开幕,党和国家的主要

领导人出席了大会。20日至23日,由大庆油田的领导以

及油田所属的9个标杆单位介绍经验。广东代表团的同

志,都带着学习取经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倾听,认真地做

笔记。

会议期间,发生一件事,我们代表团有几个同志利用

休息时间逛街,顺便买了一些土特产回来。当时,参加会

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代表数千

人,我担心传出去会遭人议论,说我们代表团来大庆不是

认真学习,而是只顾上街买东西。为顾全广东代表团的声

誉,我严厉批评了他们,责令他们去退货。

第二阶段,从4月27日至5月13日,会议转到北京

举行。先是由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企业代表在会上交流

学大庆的经验。

我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斗争中学

大庆》的发言。主要讲了我们从1973年开始,每年组织全

省一万名左右干部下厂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每批

半年,先后抓了3100多个企业,占全省工交企业一半以

上,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掌握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稳住广东局势,同“四人

帮”妄图大乱广东,乱中夺权的阴谋作坚决的斗争;坚决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

原则,整顿和建设企业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批

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搞好职工队伍建设;

坚持大批促大干,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首先,

省委和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支持各级干部大胆地抓生产、抓管理。第二,为了加强对

农业的支援,克服燃料、原材料不足的困难,我们一手狠

抓了燃料、动力、原材料和支农工业的发展,大搞煤炭、化

肥、农机等支农产品的会战;一手狠抓了燃料、动力和原

材料的节约代用。第三,采取立标兵、树样板的办法,在全

省推广马安煤矿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经验。

我这番发言,可以说是对广东1973年以来工业学大

庆运动的全面总结,基本肯定了学大庆的一些好的经验

和做法,但因当时大庆本身一些经验受“左”的思想影响,

因此,我的发言在其影响下,也明显地打上了“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时代烙印,体现了政治运动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这一时代特征。

大会还印发了63个典型经验介绍,其中有广东马安

煤矿、广州造纸厂、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救捞队、中山县

农机二厂等4个单位。

会议结束后,我乘飞机先回广州。5月19日,我向省

委常委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到会的有韦国清、王首

道、林李明、焦林义、张根生、郭荣昌等同志。大家原则同

意我提出的关于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并决定

将我向常委汇报的提纲,整理印发给出席全国会议的代

表讨论修改,作为初稿带回去供传达汇报用。同时,起草

一个关于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意见,作为省

委文件下达给省直各部门和全省各地、市、县。

5月24日,全省召开一个有100多万人收听的有线

广播大会。中心会场设在中山纪念堂,在广州设立了几十

个分会场,在穗的省几套班子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了大会。

会上,由我传达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最后,由韦

国清代表省委和省革委会讲话,号召全省各地要抓好大

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

庆会议的精神,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紧紧抓住揭批“四人

帮”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推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

式企业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迅速把广东省的工业生产搞

上去。

会后,全省迅速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高潮。

全省抽调了15600多名干部,组织成2000个普及大庆式

企业工作队,深入企业基层,帮助企业领导抓好领导班子

的整顿,抓好企业管理的整顿,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

为中心的七项制度、八项指标,狠抓扭亏增盈工作。“文化

大革命”期间那种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局面基本扭转过

来了。广大干部敢抓敢管,广大工人群众遵守劳动纪律,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原来先进的更上一层楼,后进的企

业也迎头赶上来。马安煤矿和广州造纸厂等企业的各项

经济指标,都创造了新纪录。受“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影响

较深的“重灾户”——四望嶂矿务局的面貌发生了大变

化,1977年提前完成原煤生产计划,八项指标有五项超

过历史最好水平,一举摘掉连续3年亏损的帽子,并有所

盈利。

1978年4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工

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冶区、国务院有关工

业部门以及部分厂矿企业的负责同志。党中央副主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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