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据中央正1979]50号文件关于深圳珠海两市
设立加工特区“采取比内陆地区较为开放的一些办法”的
精神，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
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
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
会议还就两市报批的若干项目，以及华侨、外籍人和
港澳同胞向国内投资是否宣传等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
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王宁、曾定石兼任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秦文俊任副主任。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
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
正式诞生。
同月，江泽民同志(当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到深圳特区调查。并为了办好我国的经济特区，曾
到世界各国调查各类出口或贸易区的情况，为深圳特区
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
负责。当然，特区一些重大问题需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
时，我仍然参预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
《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0月30日，陈云同志
作了指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
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东3个经济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到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来的1983年底止，深圳发展速度最
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深圳与外商
签订合同2512项，包括有工业、农牧业、商品楼宇、旅游、
餐馆等服务业、交通运输等项目，协议投资额)32.23亿
港元，实际投资29.81亿港元，引进2.5万多台(套)设
备，其中有些是比较先进的，如微波通讯设备、大规模集
成电路、电脑等技术设备等，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深圳
光明畜牧场引进一套全密封无菌鲜奶加工包装设备，其
产品“维他奶”占香港鲜奶销量的七成。1980年至1-983
年，共完成基建投资额19.14亿元，投产项目400多个，
数十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工业发展较快，总产值从
1979年6061万元，增至1983年的14.7亿元。珠海市
1983年底止,与外商签订工业、交通、旅游、住宅等协议
40宗，计划投资总额12亿美元，引进了一批电子、轻工、
纺织、食品加工、旅游设施等先进设备与项目。汕头特区
起步慢一些，1982年才正式动工，到1983年，共引进外
资4406万港元，引进设备79l台(套)。在短短的几年时
间，深圳、珠海由边陲小镇迅速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
城市。时至今日，广东3个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
人瞩目了，初步发挥了4个“窗口”(即技术、管理、知识、
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内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对稳定
港澳人心，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顾委主任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同
志陪同下来广东视察。我和梁灵光同志陪同他们视察深
圳、珠海，小平同志对这两个经济特区建设给予充分肯
定，分别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
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24日，小平同志在邀请胡耀邦等同志谈话时指
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
收，而是放。”小平同志视察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
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四、不断摸索前进。
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习仲勋同志
任省长，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孟宪德、王宁、李建安、
黄静波、梁威林、郭棣活、杨康华、曾定石任副省长。1980
年2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省政府党组，由我任书记，王
全国、黄静波任副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同志负责省委
全面工作，杨尚昆同志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我负责省政
府全面工作。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同志
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同志
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二三月间，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广州召
开，选举我为省长，增补梁湘、杨德元、刘俊杰同志为副省
长。按照省委常委会议分工，任仲夷同志负责省委全面工
作，并分管农业；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
的日常工作。我进入了一生中工作最繁忙的时期。
从1979年起到1983年止，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的起步阶段。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寄予厚望，
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我们也经常到
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中
央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
的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并指出前进的方向。每次会议结
束之后，我们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
(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
托，谷牧同志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
总结中央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
和措施，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
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
关部、委、办、局、银行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
3月24日，谷牧同志提出开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
想，他说，总的决心，指导思想，是怎样更有利于四个现代
化建设，利用国际有利条件，首先利用港澳有利条件，利
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多，热心建设家乡等积极因素，使
两省经济建设快一些，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闯出新路子，
提供经验。他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在贯彻执行中央50号
文件中遇到的问题，希望条块结合，一起交换意见，共同
商量研究，解决问题，作出决定。
随后，习仲勋同志和我向谷牧同志详细汇报广东贯
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里，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79年，
广东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增长
32％。与外商就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
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达6.56亿美元。全年贸易
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20.5亿美元，增长32％。深圳、
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一批开拓者已开赴两地工
作，已组织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对深圳、珠海的社会经济
发展进行初步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起草
拟订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对特区外资
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
动管理、组织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
施工，进度较快。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
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
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条块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
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
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既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这样的
经验。因此，国门一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
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
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研究，
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
具体措施和办法，并且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
要》。
《纪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
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
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
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
切实加强领导。
《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
50号文件少2亿元，另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
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纪要》(即
中共中央[1980]41号文)，希望中央有关各部门和广东、
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做得更好。
6月19日，省委在广州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
党员报告会，由杨应彬宣读中央4l号文件，由我代表省
委作报告，向大家讲一讲对中央4l号文件的认识和贯彻
意见。
在报告中，我首先回顾了广东省贯彻执行中央
[1979]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接着谈了对中央41号文
件的认识，指出这是中央50号文件的继续和发展，对广
东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广东的实际，我着重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谈学习
41号文件的认识：
第一、要明确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中央文件指
出：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
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简述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四个特点之后，我指出，中
央给丁我们改革体制、调整政策的权限，我们还没有很好
运用，因此，各方面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第二、中央41号文件明确了广东长期没有解决的一
些方针政策问题，对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关系极大。中央
文件指出：当前两省的突出问题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同时对实行
这种特殊政策和措施，有关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不
够一致，领导工作也跟不上。41号文件明确了广东经济
发展的方针和经济结构问题。今后，我们可以按照广东的
特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展广东的优势了。
第三、中央41号文件还在许多实际问题上给予广东
很大的支持。如在解决能源和交通通讯问题，进出口贸易
问题，海关管理和减免税问题，资金信贷问题，市场安排
和物资供应问题，经济特区建设问题等等，都给予了很多
的支持，有利于我们把对外经济工作向前推进。
关于如何贯彻“号文件，我在报告中提出要抓好五
项实际工作：
第一，调整农业发展方针，逐步改变农业经济结构，
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逐
步地合理地调整农业结构，多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和林牧副渔土特产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其他加工业，
更多地增加人民经济收入。
第二，把大力发展轻工业，手工业，放在重要位置上。
要在城乡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全民
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实行广泛的联合，互相依存，互相
支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这样，轻、手工业和农业的发
展都将大大加快。
第三，下最大决心，集中力量解决能源问题。近期主
要立足于本省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水电，油
母页岩，煤炭资源等。
第四，加强交通运输薄弱环节。(1)把京广南段衡阳
到广州复线修通，把全国，特别是华南的大动脉搞活。
(2)把三茂线修通，把广深线电气化改造搞好，把广州同
湛江、海口、汕头、韶关之间的水陆运输网建立起来。(3)
发展水运，特别是调整政策，支持水运合作社的发展。相
应地要加快码头港口的建设。公路建设，分期分批改造以
广州为中心的十一条主要公路干线，重点把广州到深圳、
广州到珠海的公路和大桥建设搞好。还有邮电通信也要
发展起来。
第五，扩大对外经济活动。(1)发挥各地区、各部门搞
外贸的积极性。要积极搞好“以进养出”。(2)加强引进外
资和技术调查研究与立法工作，充分利用外资、侨资，结
合国民经济调整，加强薄弱环节，明确投资的方向和重
点。(3)旅游事业要积极兴办。(4)重点建设好深圳经济
特区。特区的许多章程、办法，可以在深圳先搞出来试行，
为珠海、汕头提供经验。(5)加强对外经济工作的指导和
调查研究。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
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
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习仲勋同志作会议总结。
我和王德、龚子荣、王宁也先后讲了话。
我在8月3日的发言中，讲了四点意见：(1)扬长避
短，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步伐；(2)发展工业联合，经济
联合，搞活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3)扩大商品的流通渠
道，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
场；(4)改革外贸体制和加强对外经济工作。
习仲勋同志和我在讲话中都强调各地一定要从实际
出发，调查分析清楚各地的特点，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
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二)中央书记处会议。
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
加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同志还参加中央召
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日、25日上
午，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
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
牧、王任重、王鹤寿等负责同志。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
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我汇报和请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发挥广东优势，调
整农业结构，多种经济作物；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以及
外汇管理使用、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
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
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汇报之后，对在广东
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
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
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
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
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
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
放。这就要求省委的思想更加开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计
算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
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
宽一点、远一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组织专门班子，深
入调查研究，看准之后，要快刀斩乱麻，大胆去干。广东省
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
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交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
三，广东七)暂定五年不变。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
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
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必
须有一批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精明强干、勇于创新的干部
队伍。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增强我们的队伍抵抗腐蚀的
能力。
中央这个纪要，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
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
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据我所
知，中央书记处对广东召开专题会议，这是解放以后第一
次，这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希望。我们深感肩
上担子很重，任务十分艰巨，决心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
头苦干，大胆实践和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以不辜
负中央对我们的期望。
11月间，习仲勋、杨尚昆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临走
前，习仲勋同志曾经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任命我为代理省
长。我说：“反正省政府由我主持全面工作，搞不搞代理省
长都可以”。他说：“既然这样，那就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省
人代会，正式选举产生好了。”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79]50号、180]41号文件和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精神，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
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1981年春，任仲夷代
表省委提出，在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不偏离四项基本
原则轨道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原有规定，允许
作如下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
民都有利韵事情，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
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
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
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
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
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
现有规定。
1981年4月20日至5月4日，省委召开学习讨论
会，深入学习中央最新的几个文件。参加这次会的有省委
常委、党员副省长和省直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共50多人。
省委要求大家进一步肃清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
响，破除旧框框，解放思想，使广东更加坚定地迈开改革
开放的步伐。省委还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
对下更加放权”。
对外更加开放，主要是放宽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改
革外贸体制，落实华侨政策，发挥华侨、港澳同胞在经济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打开对外开放的新局面。1980年，省
政府规定，凡符合中央和省利用外资方针、政策的“三来
一补”和合作经营项目，原材料、燃料、电力、运输、外汇、
配套资金、产品销售不影响全省综合平衡的项目，其审批
权限：广州市为500万美元以下，海南行政区为300万美
元以下，各地(州)、市和省各厅、局为150万美元以下，县
和县级市为50万美元以下(对外加工装配项目)。后来，
省还进一步放宽，较好地调动了各级的积极性，促进对外
经济的发展。
对内更加放宽，主要是进行计划体制的改革，减少指
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增加市场调节比重。与此同
时，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进行物价改革，流通
体制改革，财政、税收、金融体制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和农
业结构改革。
对下更加放权，主要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地(市)、县和
企业下放计划权、基本建设审批权、对外经济贸易权、物
价管理权、人财物权等。还有减少指令性计划，因地制宜
地调整物价，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责权利相结
合，实际上也是放权。
我们认真研究旧的经济体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
弊端，大胆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层层松绑放权，
将不该集中的办事权力逐级下放，即省对地市放权，地市
对县、县对乡镇放权，扩大地方自主管理权限，给基层以
更多更大的办事权力，从而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办事积
极性，使基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了避免过去那种“一
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发生，我们按照放得开，管得住
的原则，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
逐步放权，如利用外资和基建项目审批权限，我们就放了
好几次权。我们实行放权，不等于放而不管，而是放管结
合，又放又管，尽量做到放而不乱。
(三)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
1981年5月25日，我率领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
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
谷牧副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任仲夷、刘田夫、
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福建省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
侯林舟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
志，以及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同
志。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 [79]50号文以来的情
况和经验，讨论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
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研究了今后进
一步落实，做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5月27日，开会伊始，谷牧同志就指出，这次会议的
任务是“要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总结一下，以便统一行动，
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便把中央既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
下去”。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
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有些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思
想上还有个“怕”字。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
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做法就
持明显怀疑态度。如有些同志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
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
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谷牧同志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
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
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50号文上有不满
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
建不例外’。”
我们和福建项南等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
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
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
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
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
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地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
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
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
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长在大的方向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
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
出了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
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
权。
谷牧同志说：“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
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这新事物，在
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会
议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
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条块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
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同志在6月12日讲话中
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
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
要(即中发[1981]27号文)。中央批示指出：“广东、福建
两省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
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两省在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扩大对
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打开局面，创
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
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中央批示还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
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
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
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
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
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
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
真灵活，真先走。会议明确在坚持几条大杠杠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两省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放手让两省去干，并且
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
方面的改革，制订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地方法规或条例。同
时，再次强调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中央提出的这些政策
。措施，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给我们以强大的动
力。
9月25至10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
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
作会议的精神。10月26日，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次三
级干部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再次肯定对外更加开放，对内
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同时提出，搞活经
济和加强管理监督同步进行。
(四)海南岛问题座谈会。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3.392万平方公里，跟
台湾岛相近，人口约600万，热带、亚热带作物、矿产和盐
业资源丰富，是我国少有的一块热带、亚热带的宝地。解
放以后30年间，国家共投资40多亿元开发建设海南，海
南岛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
所限，海南许多地方长期“刀耕火种”，生产条件落后，再
加上解放以后在政策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
因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和全省
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海南
是国防前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国家没作重点投资，基
础设施较差，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长期强调以粮为纲，
要求海南粮食尽量实行自给，未能发挥热带、亚热带的优
势，大力发展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热带作物；三是海南每年
向中央上交橡胶6万吨，优质铁矿石二三百万吨，地方所
得利润分成很小，甚至没有，机动财力很少，无法大量投
入，因此生产滞后。
海南地区还长期存在一个场社纠纷的问题，主要是
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地纠纷问题，也有工作中的问题。解放
初期，因大规模发展橡胶事业，农垦部门在规划时由于经
验不足，缺乏长远和周密的考虑，给个别地少人多的社队
留的荒山荒地偏少。农场建立之后，几十年间场社体制几
经变更，分分合合，地权场界不清。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
扩大了一些土地，工作简单粗糙，有的手续很不完备，遗
留问题较多。场社一旦发生矛盾，双方多从本位出发，维
护己方既得利益，处理不够坚决果断，拖泥带水，对个别
带头破坏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打击不力，个别地方还有
包庇现象，致使偷割抢割橡胶等违法现象不断发生，屡禁
不止。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场社纠纷发展更为尖
锐，严重影响一些地方的生产秩序和安定团结。
1979年，省革委会就收到广东省国营红华农场发来
的一封明码电报，反映临高县卜后、多文等公社一些社队
群众，偷砍该场防风林，抢收胶水10390斤，打烂胶杯
46680个，拔掉胶吞胶架6万多个，损坏橡胶树近200
株，严重影响了计划的完成。他们曾多次向县委和公社党
委反映，但事态仍在发展，有一个村甚至勒令农场三队停
割橡胶，否则，要用武力解决。红华农场则表示“被迫准备
自卫”。并要求上级迅速采取措施，派员前往解决。
海南属国防前哨，农场和社队都拥有枪枝弹药，处理
不当，一旦打起来，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重大损失。省
革委会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立即令办公厅电告海南行政
区革委会迅速派人前往处理。
类似此种纠纷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我曾多次打
电话给国家农垦部负责同志，并先后多次到北京开会，要
求解决这一问题。有一次，我同罗天同志带领海南岛和省
农垦部门的负责同志到北京，找到农垦部高扬部长。我们
提出解决场社矛盾的办法：一是农场划回部分土地或胶
树给地方，二是农场的收入给地方的分成比例提高一些。
高扬部长态度很好，说，他体谅地方困难，社队群众生活
水平较低，值得同情，应该安慰。但当我们要求他划回一
些土地、胶树或拿出点钱支援扶持地方解决困难时，他却
始终不答应。双方争论得很激烈。其间，水利部钱正英部
长和高扬同志曾陪我到密云水库游泳，在那里住了一夜，
继续协商。但因双方僵持不下，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解
决。
国务院对海南岛的问题十分关心和重视，1980年6
月30日至7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我
和罗天、薛光军以及海南行署、海南自治州、省农垦总局
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农委、国家
民委、农垦部、林业部、水利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部、
国家水产总局、国务院侨办，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有关负
责同志。7月8日，赵紫阳、万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
世恩、陈慕华、薄一波同志听取了我和罗天、薛光军同志
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这次座谈会，与会代表畅所欲言，
大家在一些重大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
致的意见，从而为解决海南岛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座谈会上，我们所提出的海南农业发展方针，国营
农场大力扶持社队发展生产，提高农场每年给地方的留
成比例，海南可参照深圳、珠海办法扩大对外经济活动权
限，在海南的中央企业适当留一部分利润给地方使用以
及协商解决土地纠纷、部分农场适当划回一部分土地和
胶树给社队等合理建议，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被采纳
写进《纪要》中去。对此，我感到比较满意。
1980年7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海南问题座谈会
纪要》。《纪要》肯定了海南生产建设的成绩，分析了存在
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出了国营和社队
两条腿走路，加速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生产，恢复和
发展森林资源，建立新的生态平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以及正确地解决场社纠纷问题的原则。国务院在批示中
指出：处理场社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对极少数带
头破坏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依法严肃处理，是完全必要
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着眼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情况，
合理调节国家与集体、国家与农民以及各民族的关系；着
眼于端正农业发展方针，充分发挥海南地区的优势，使农
场和社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总之，要从方针、政策上根
本解决问题。国务院的批示还指出，鉴于海南的特殊地
位，中央和广东省决定要对海南岛经济建设给以大力支
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办好这件事，同时，海南各族人民
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
优势，在各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次座谈会对解决海南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实施
一年多之后，场社纠纷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一些县、社
划了10多万人口和土地给农垦，群众滥砍林、滥割胶的
情况基本制止住了。
以后，为落实国务院指示和《纪要》的精神，我还多次
到北京开会，和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讨论研究加快
开发海南岛的问题。
1982年12月12日晚上，谷牧和王震同志请张劲
夫、任仲夷、我以及农林部门有关同志，讨论如何充分利
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对外开放，加
快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问题。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解决三个
问题：一是切实解决海南岛的燃料问题，刹住乱砍乱伐森
林的现象，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二是研究给海南以比
粤、闽两省更为放宽的政策和自主权，让其参照经济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