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办法，以加速海南岛的建设；三是由广东规划，由中央
和地方投资，改善海南岛的港口、道路、电讯等基础设施，
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
1983年初春，赵紫阳、谷牧和胡耀邦等同志先后视
察了海南。任仲夷、罗天和我等人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中
央负责同志就开发海南问题作了指示。我们学习讨论了
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精神，联系海南实际，从发展方针、
政策以及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和
利用秀丽风景发展旅游事业，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开发
等方面，提出了贯彻落实的意见。谷牧同志和我们一起讨
论研究了好几天。他回京后，先后3次召集了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研究。是年4月1日，党中央
和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问题讨论纪要》。
中央指出：海南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开发建设好这
个资源丰富的宝岛，对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四化，巩
固南海国防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决定加快海南的开发
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以较多的自主权。中央要求国家
各有关部门从人、财、物上积极给予必要的直接支持，并
要求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的党政领导机关都要扎扎实实
作好工作，加强并改善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发动群众，艰
苦奋斗，努力开创海南建设的新局面。
后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海南的开发建设越来越重
视，1988年海南岛从广东划出，单独成立省，成为我国面
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三、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广东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走过了一段
艰难曲折的历程，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的考验。
1979年国门打开之后，我们虽则对走私贩私问题有
所警惕，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但.由于我们对在新形势
下必须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和打击经济领域内的犯罪
活动思想准备不足，加上缺乏经验，沿海防范措施不够健
全，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还是打击走私的其他措施，
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海外走私集团和广东一些地区的不法分子互相勾结，
大肆进行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他们运用多种手段
和多种渠道，非法运进大批手表、电视机、收录音机、电子
计算器，高级香烟和其他工业晶，在国内高价出售后，又
套购黄金、银圆、玉器以及各种贵重药材等非法出口，从
中牟取暴利。我们虽然组织和部署人马不断给予打击，但
由于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和危害
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把走私贩私和倒卖洋货当作“发财
致富”的捷径，公开提出“要腾飞，靠浮财”，“来路不当，用
途正当就行”，“以荷包为界，只要不是装进个人腰包，怎
么干都行”，等等。个别干部甚至贪污受贿，乘机大捞一
把。因此，致使沿海部分地区走私贩私活动屡禁不止，并
且愈演愈烈，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上半年发展到十
分猖獗的地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我们对此深感忧
虑。1980年7月13日，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打击
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据统计，全省1979年查获
的走私和投机倒把案件达9000多宗，比1978年增加4
倍，1979年以来情况更加严重，第一季度查获的走私案
件即达4000多宗。针对这一严重情况，省委和省政府组
织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
争。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了中央纪委的一份
简报，反映广东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参
予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
分重视，先后作了批示。1982年1月11日，党中央发出
《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
违法犯罪行为。1月14日，任仲夷同志向省委常委宣读
了中央《紧急通知》。接着，由中央书记处派来广东的中纪
委王鹤寿副书记传达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
念等同志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经
过研究，成立了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
组，贯彻中央《紧急通知》。
2月4日，省委继前两次向党中央上报贯彻《紧急通
知》电报之后，并决定由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李坚真、
薛光军、王宁、杨应彬、陈越平、黄静波、熊飞、杜瑞芝、薛
焰和贯彻中央《紧急通知》6人领导小组成员，以及范希
贤；杨德元等同志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
责入座谈会。
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两省座
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负责同
志，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常委同志
共68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
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
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
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
发展经济。
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
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引日中国租界的
由来》，非常耐人寻味。第一天，先由广东和福建汇报。任
仲夷同志和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地汇报了广东
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省委对上
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
所取得的成绩，并且谈了下一步的打算。其他常委作了补
充发言。
我们认为，中央要求我们严厉惩处那些走私贩私、贪
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利用权力进行
投机倒把活动的党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负责干部，这是
十分正确的。这些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已经蜕
化变质，由人民公仆变成了蠹虫，他们的经济犯罪行为，
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如不严加惩处，任其发展泛滥下
去，就会毁坏我们的革命事业。这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
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地同这种腐
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作严肃认真的斗争。
12、13日，中央负责同志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
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先后在座谈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之前，我们有些同志担心，由于开展反走私的斗
争，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
办经济特区政策的决心会不会变?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
中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
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
关于对前段反走私斗争的形势如何估计?我们认为，
中央纪委简报反映的是前几个月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
经我们组织公检法机关，会同工商、海关、武装等部门，通
过深入发动群众，采取反复查控，侦查破案，公开取缔，加
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坚决打击走私贩私犯罪活动，抓获一
大批走私贩私分子和缴获大量赃款赃物之后，广东沿海
地区的走私贩私活动正在缩小，而不是在发展。我和任仲
夷同志在汇报中都认为广东的走私贩私高潮已经过去
了，目前正逐步趋向低潮。当然‘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还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非常严格的措施，花大气
力去抓，要组织强有力的班子和一支精干强大的反走私
队伍，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以防止出现更大的走私高潮。
关于对有经济问题的领导干部的处理，中央有些领导同
志主张从严惩处一批人，而我们则主张明确政策界限，只
惩处极少数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领导干部，而对那些
在经济上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和因经验不足、急功近
利而造成工作失误的干部，则应尽量挽救，允许其改正错
误，将功补过。
座谈会结束后，我们飞回广州。2月28日，召开省委
常委会议，由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和杨应彬等同志传
达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这次两省座谈会的精神以及中央领
导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任仲夷就如何贯彻这次座谈
会精神及进一步抓好各项经济工作讲了话。
其间，中央来电通知任仲夷独自赴京，研究反走私斗
争问题。仲夷同志觉得他到广东不久，对情况不太熟悉，
决定和我一起去。
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召集我们两人和福建项南同
志开会。先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研究
处理走私的政策界限问题。我在发言中提出，应当划清因
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
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
限，在处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
限乙对于那些在经济上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则可采取
洗手洗澡、自我教育的方法，让他们主动讲清问题，清退
全部财物，进行严肃的批评，并根据情节轻重区别对待，
可减轻或免于处分，以挽救大批干部。中央有的负责同志
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失之过宽，主张对那些非个人贪污
和在经济上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也应从严处理一批
人，以达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我鼓起勇气，顶住压力，据理
力争，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表示，基层一些干部出现
工作失误，有的跟省的政策规定有关，应由省委、省政府
承担责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十几年历史的考验，我觉得当
时那样做是正确的。前段时间，中央党校摄制组的同志来
广东拍摄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的电视纪录片。任仲夷曾这
样对他们介绍说，1982年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
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广东首当其冲，压力很
大。有一次，中央通知我一个人到北京开会，因我刚到广
东工作不久，对各方面情况不太熟悉，所以，我请求中央，
和田夫同志一起去。会上，田夫同志不怕压力，据理力争，
保护了广东一大批干部。广东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
性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继续保持那么一般锐气，
从而使广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针稳步地向前发展。
此后不久，党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
要》。要点有：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
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
腐蚀的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
者；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
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三、
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
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把经济特区办好。
座谈会后，为加强管理，中央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
东的一部分权力收了回去。而内地一些省市区，也采取一
些措施来对付广东，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
私品守口压、冻结。有的省区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只好舍
近就远，到内地一些地方去采购粮食、煤炭和其他农副产
品，以满足市场需要。
我们对中央的指示是坚决贯彻执行的。2月22日，
任仲夷和我向省委常委传达了2月19日胡耀邦等同志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省委常委研究了进一步
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并决定：一、用几天时间召开常委
民主生活会，着重谈思想认识，讲清个人问题，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二、向省直厅局以上负责同志和参加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传达两省座谈会和胡耀邦
等同志2月19日的指示精神。三、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
议，系统地贯彻两省座谈会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广
东的指示，讨论反腐蚀斗争，端正党风和经济政策问题。
四、省委加强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夷亲自抓，刘田夫
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亲自抓好
分管战线的这方面的工作……等等。
从2月24日开始，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用4天半
时间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到会同志着重检查了个人思想
认识和经济上应当说清楚的问题，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
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决不辜负中央对我们的期望。
3月2日，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同志关于贯
彻中央《紧急通知》的情况汇报。任仲夷同志要求他们回
去后要抓好几件事，一、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二、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三、研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
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对外更加开放，以内更
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贯彻执行。
到了月底，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科以上千部67人，
组成12个工作组，分赴汕头、惠阳、深圳、珠海、湛江、肇
庆、海南等地区检查和帮助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4月9日，省委常委讨论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
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并决定：一、立即发一通
知，要求各级党委广泛深入地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要公开宣布，在5月
1日前坦白交代的，一律从宽处理。二、任仲夷、刘田夫将
主要精力放在办案上，王全国在主管经济工作的同时，也
要过问经济部门的案件。三、要加强办案力量，从省直各
单位再抽调局、处、科党员干部共200人参加办案工作；
省纪委和省公检法部门也要抽调力量直接参加办理大案
要案，及时处理案件。
4月中旬，谷牧同志到广东视察检查工作。我们向他
汇报了贯彻两省会议精神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谷牧同志对此表示满意，认为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得
很好，统一了全省思想，制定了十个文件，要求我们做艰
苦的工作，一项项贯彻落实。他在肯定广东执行特殊政
策、灵活措施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
误，主要是在商业、流通渠道方面、分配方面放得宽了，管
理不严。另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原因，主要是海上、陆上的
走私，一度活动很猖獗。两者本来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但同时出现，就互为助虐。他希望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
把干部思想武装起来，克服悲观情绪和消极的东西，更好
地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我们在年内解决经济领
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加强经济计划，解决经济领域中
的自由化问题。
5月1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重打击
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所规定的坦白从宽的
期限届满，据省人民检察院的不完全统计，在50天的时
间里，全省各地有1502名经济犯罪者投案自首，坦白交
代问题，其中77名属县科局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属
万元以上的大案有46人，交代的赃款共265万元，已清
退赃款157万元，另有贵重赃物一批。截至同年11月，全
省揭露出经济犯罪案件6800多宗，其中大案要案622
宗。在反走私斗争中，截获走私船只693艘，罚没走私款
物总值9700多万元。并依法严肃处理了汕头地委政法委
员会副主任、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原海丰县委副书记叶
妈坎等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重大案件。
在这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省委和各
级党委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狠狠打击了一大批严
重犯罪分子，该处分的处分，该绳之以法的交司法机关惩
处。我们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不
动摇，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
重犯罪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在具体
做法上，严格划清政策界限，明确打击重点，把走私贩私、
投机倒把同正当的贸易来往严格区分开来，把工作失误
同经济犯罪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只要不属经济犯罪，我们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
会，注意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凡属省里过去有过规定
而出现的工作失误，我们主动承担责任，从而使广大干部
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在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
程中，继续敢冒敢闯，大胆实践，大胆探索。
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海内
外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
识。有些人心存疑虑，认为对外开放是香港化，是资本主
义化，办特区是搞租界，等等。在风风雨雨、香香臭臭中，
我们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为标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因
此，促使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1982年12月，任仲夷、李坚真和我在参加全国人大
代表会议期间，接受了《人民日报》社记者的采访。12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采访报道。现将我回答的两个
问题节录如下：
有人认为开放就会资本主义化。刘田夫同，
志说：过去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
门，那时是被迫开放，其结果当然是殖民地化。
今天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已经有强大的
社会主义经济，有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勤劳勇
敢的人民，又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领
导，我们完全处于主动的搀位。我们一方面可以
放手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
西，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
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坚决
抵制一切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资本主义的剥
削制度，金钱拜物教的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
朽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
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开放政策是姓“社”不姓
“资”!
实行开放，搞活经济，对广东究竟带来了什
么变化?有什么益处呢?
刘田夫同志掰着指头说了起来：第一，引进
了外资，增加了建设资金。三年来，全省与外商
签订各种合同14000多项，合同规定金额26亿
多美元，已经提供使用的资金5.5亿多美元。第
二，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三年来共引进了10
万多台套，提高了我省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了现
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填补
了我省的空白，使我省工业技术面貌发生了可
喜的变化。如电子工业，过去基础很差。现在，
许多电子产品，如电子手表、收录机、电视机、家
用电器等都能制作，并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第
三，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
了出口贸易。例如，深圳光明农场以引进良种奶
牛和鲜奶无菌加工设备制成的维他奶，占香港
市场鲜奶销售量的70％。三年来，我省进出口
总值翻一番。去年，广东上缴国家外汇达18.3
亿美元。第四，培养了技术和经营管理力量，造
就了现代化建设人才。通过合作经营、合资经
营，引进技术设备，实际是没有花钱或只花很少
钱办起了许多训练班、大学校。这一切说明，实
行开放政策，不是削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恰
恰是增加了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的聪明智慧。
正是如虎添翼，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更
加飞速前进。
尽管我们在10年前就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改革开放
和创办经济特区是姓“社”不是姓“资”。但10多年来，内
地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92年初邓小乎同志
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之后，这一争论才
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