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改
革依托开放，开放促进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省委和省政府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具
体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探索，敢于开
拓创新，对高度集中统一的产品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大胆
的改革，使之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和全国各地一样，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
(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先是在农村自发开始，然后在
各级党委和政策的积极扶持和引导下全面推广。
1978年下半年，全省各地大约有1％的生产队为打
破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分配制度，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
积极性，率先在晚造禾田生产中恢复过去曾经一度实行
过的包产到组的办法，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
产、定成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这年冬种时，省委
发出放宽农村政策，实行“几定——奖”生产责任制的指示，
许多大队和生产队都普遍以作业组，为单位，实行这种责
任制，加强冬种田间管理，冬种作物长势很好。实行生产
责任制的生产队，其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大都有明显增
加，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同时，也出现了生产队分队和包
产到户的现象。从1-978年8月到1979年10月，全省生
产队从不到30万个增加到38万个，增加25.3％，还有
一部分“明组暗队”尚未计算在内。增加生产队总数最多
的是梅县、惠阳、湛江3个地区，分别为50.3％、49.3％、
47.3％。造成分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集体生产长
期没有搞上去，群众生活有困难，加上有些生产队是在以
前刮并队风时硬并凑起来的，规模不合理，基层干部和群
众有意见。有些领导同志怕分队会引起基本核算单位改
变，怕滑到包产到户、刮单干风，怕会被扣上“三自一包”
的帽子，因此，曾派出工作组下去并队，工作组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将队并起来，但他们一走又分开了，有的生产队
硬顶着不同意合并。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
奖”(定劳力、定地段、定成本、定工分、定产量，超产奖励)
的生产责任制，广泛征求地，、市、县的意见。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当天和以后的报道
中，介绍了四川、云南和广东部分社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
情况。报道说，广东省的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的经营
管理制度，给生产队的作业组规定产量任务，在管理上实
行责任制，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1月21日，《南方
日报》报道说，广东省从今年起，在全省农村普遍实行“五
定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
2月4日，经我们讨论同意，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
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意
见》指出：“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生产
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
量联系起来……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
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
把生产搞好。这种做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
《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省委文件下发之后，受到了全
省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广东各地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
制，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但是，“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原则上只到作业
组，不到个人，更不到户，因此，在作业组内部，分配上仍
存在着平均主义。后来，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人们思想
逐步解放，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在考虑农业的出路问
题。从1979年下半年起，惠阳、海南、湛江、梅县等地区的
农民，结合当地实际，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经
营的责、权、利直接包干到户，有些地方还搞起了分田单
干。至1980年5月19日止，全省有生产队382298个，比
1978年增加了81371个，增加队数26.8％，明组暗队
19888个，占5.2％，包产到户的生产队25952个，占
6.8％，户数560880户，占总户数6.1％，分田单干的生
产队19613个，占总队数的5.1％，户数228958户，占总
户数的2.5％。分田单干或变相单干最多是海南、惠阳、
湛江和梅县地区。其中海南的琼山县、定安县和海口市郊
区，有的公社全部分田单干，有的甚至按照土改时分田的
契约把土地又归回原户。
开始，全省干部群众对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认识很不
一致，部分地区在农村中还开展了包产到户究竟是姓
“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有的地方还广泛流传两句顺口
溜：“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有些领导干部
认为这样做，是把20多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果一笔勾
销了，是“走回头路”，是“右了、修了、偏了”，因此，采取
“堵”、“压”、“纠”的办法，企图将农民拉回到“一大二公”、
“越穷越革命”的老路上去。
针对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省委于1980年
4月25、28日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省农委关于农村工
作情况的汇报，并就广东当前农村的形势、政策、人民公
社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认为，当前广
东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
一就是全省有20多个县发生了分田单干和变相单干，个
别县单干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会议认为，应当态
度鲜明，旗帜鲜明，不许分田单干。要教育农民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坚决制止单干风继续扩散。
对于那些穷困地区的“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
返销、生活靠救济)要求实行或者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
问题，会议认为，这类社队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生产长期
搞不好，群众对集体生产失去了信心，为了调动群众的积
极性，解决他们的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
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
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
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会议认为包产到户
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这说明我们当时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还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但在“左”的错误思想尚
未彻底肃清、人们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省委允许穷困社
队可以搞包产到户，这已是冲破了很大的阻力，甘冒很大
风险的了。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决定，省委于5月“日至27
日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主管农
业的副书记和农村部长，13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省有
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次会议分析了当前农村的形势，研
究如何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切实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
管理，稳定生产关系，坚决制止单干，加强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和党对农业的领导等问题。会上，习仲勋同志作总
结，我和王德、薛光军同志分别讲了话。7月3日，省委印
发了这次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党委应该根据这次会议讨
论研究的意见，统一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将会议的
精神传达到基层干部和广大党员中去，通过他们去带领
群众把农村各项工作搞好，把广东农业搞上去，为建设富
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会后，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230名干部，分赴16个
分田单干较严重的县，帮助当地处理好分田单干的问题。
有关地、县委也派了一批干部下去处理这个问题。
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全国各地包产到户问题是十
分关心和重视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
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
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些同
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
必要的。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更坚定了我们在农村推行
包产到户的决心。
同年9月间，党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
谈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对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会后，
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
几个问题》。10月8日，广东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
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文件精神，把此项工作当作
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中央这一文件，对广东
农村普遍推行统分结合的双层承包生产责任制，推动农
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较为适合农村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所欢迎。全省各地
都普遍搞了起来。
1981年1月，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把
地、市、县委书记留下来，紧接着开会，集中研究农业问
题。
广东自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农
业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而农业生产体制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据省农委统计，到1980年底，全省搞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40.9％，分田单干的
占5.9％。其中，梅县地区包产、包干到户的占87.8％，汕
头地区占66.1％，惠阳地区包括分田到户的占79.7％，
海南行政区、自治州和湛江地区包括单干的占40一
60％。
面对这种形势，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地、市、县委书记
都想了解省委的看法，而我们则想听一听下面的意见，在
集思广议的基础上再作出决策，因此，鼓励他们畅所欲
言。会上，汕头的同志讲，他们开始想扭过来，但深入下去
之后，觉得不能扭。湛江的同志讲，原来想扭，但扭不过
来。惠阳的同志主张，面对现实，对已经包产、包干到户的
地方，采取一包二联的办法，即通过积极引导，按照自愿、
互利的原则，鼓励农民在一些生产项目上实行联合。
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1月22日，任仲夷同志
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
搞的面大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
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
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变动。”
他接着说：“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
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
稍后，我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特别是谈了有关农
村政策问题，要求各地政策要稳定，生产责任制要加强和
进一步完善。
2月24日，我在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点。我在报告中
指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通知，是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的继续和发展，是
指导农村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文件，要进一步深入宣传和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认真落实。我们在农村的一切经济
政策，应当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既有利于调
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近年来，
农村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要继续保持稳定。对农村
工作的领导，要始终严格按照群众路线和自愿互利原则
办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方针。当前特
别要强调稳定各种经营形式和生产责任制，积极推广专
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要强调发展集体经济和促进
新的联合。农村的社队企业，要在进行整顿、调整的基础
上继续发展。农垦系统和各地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要
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
同年6月25日，省委和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对包
干到户社、队领导若干问题的指示》。要点为：维护基本生
产资料公有制；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健全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明确干部职责；照顾好五保
户和烈军属生活；办好原有的集体经营项目，并兴办各种
新的多种经营项目；妥善解决超支款、盈余款和债权债
务；鼓励社员实行新的联合；各部门都要积极支持包干到
户发展生产。
为了了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真实情
况，1981年8月下旬，我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惠阳地区
的东江地区——连平、和平、龙川、河源、紫金5个县去进
行考察，沿途所见所闻，令人十分鼓舞。我认真听取了各
地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深入农村农户作实地调查，和大
家一起总结经验，共同研究，寻找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
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东江这几个山区县的包干到
户；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强调尊重生产
队的自主权，实行包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基础上，农
民从秘密到公开地搞起来的。到我去考察时止，这5个县
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这种包干到
户同分田单干的区别在于，前者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
地)仍归集体所有，也就是公有制的原则不变，并保留一
部分集体财产、集体经营项目和集体福利事业，而后者则
完全变成了私有制。
我从调查中了解到，农民之所以选择和欢迎大包干
这种责任制形式，是因为它适应山区居住分散，生产落
后，管理水平低，生活比较贫困的实际情况。群众反映说，
过去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山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不
少生产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其原
因，主要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加上管理没有搞
好，集体大排工，出勤大呼隆，生产打大捞，分配一拉平，
群众对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超支户越来越多，“超支超
上天，应得得个圈”，干部多吃多占越来越严重，群众对集
体经济失去了信心。群众十分形象地对我们说，毛主席号
召我们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正确的，但我们这里走的是穷
道路，搞了20多年，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叫我们怎
么走下去呢?一个队几十人上百人，过去“左”的那一套，
象一根绳子捆住大家的手脚掉落河里，会游泳的也游不
动，结果大家都泡在水里受苦，为什么不可以松开大家的
手脚，让一部分会游的人先游过去呢?群众这些话，非常
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放宽政策，给予自主权的心
情。因此，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到山区农村之
后，农民就纷纷起来找出路。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偷
偷摸摸”地搞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当时，我们有些干部思
想跟不上，有的还视之为“复辟”，派人下去硬扭，结果越
扭同群众越对立。当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
文件与群众见面后，更象一股洪流，冲破各种阻力，包干
到户责任制就普遍搞起来了。
通过与干部群众交谈，我深深地感觉到，包干到户实
际上是在中央指示精神指引下，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
社体制的一次大调整和大转换，同时，也是对“左”的一套
的强烈抵制。
东江这几个县普遍实行包干到户之后，调动了千家
万户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温
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许多社队改变了长期贫困的状
况，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解放，人心安定。1980年这几个县实行大
包干，普遍获得了丰收。群众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心
里又不踏实，怕这样搞下去会不会被说成搞资本主义，会
不会挨批，处在一种“粮满仓，油满缸，心惊慌”的状态之
中。后来，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再教育，干部群众
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认识到实行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
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
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从而解除了精神上的包袱，出现了大
搞治山致富；大搞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的兴旺景象。各地
都出现了一批敢于劳动致富的先行户，各县都认真总结
他们致富的经验，并加以推广。
第二、生产发展，收入增加。连平县一年便摘掉了吃
“返销粮”的帽子，紫金、河源、和平3县也较多地减少了
“返销粮”。群众形象地说：政策宽，谷满仓，增产增收喜洋
洋。
第三、经济繁荣，市场活跃。据山区的同志反映，过去
历来是大灾大荒，小灾小荒·，今年却是有灾无荒。这次我
们所到之处，农贸市场一片繁荣。上市的粮油食品、豆制
品、竹木制品、各种土特产品、野味以及鸡鸭鹅、瓜菜等，
农副产品满街皆是，价格稳中有降。
山区人民在实行包干到户，初步解决温饱之后，迫切
要求我们落实山权林权和林业生产责任制，向山地进军，
进一步改变山区面貌。这几个县山地占九成以上，大田还
不到一成，开发山地潜力很大。
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山林被严重破坏的情况，我
向当地负责同志提出，要认真抓好山权林权和林业生产
责任制工作，以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山林。同时，针对这几
个县地少山多的情况，提出了“山区致富，必须靠山，靠田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靠治山才能致富”的主张，要求他们
首先是发展种植业，大面积地种植松、杉、竹、茶、紫胶，还
有各种水果、油料、药材、薯类、蔬菜、冬菇、草菇以及藤、
棕、草等经济作物。第二是发展养殖业，要充分利用山里
的零星草地，发展养牛、养羊、养免和其它吃草动物，还可
以利用星罗棋布的山塘水库养鱼养虾，家庭还可以养猪、
养蜂等。第三是大搞小水电，发展采矿业和农林业产品的
加工业。这些都是山区致富的好途径。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这次调查考
察，我对山区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要求有了·较深入的了
解。为了宣传农村的大好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全省
广大农村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我
吩咐随行人员谢权勋和曾炳庆同志，根据我考察时对各
地干部群众谈话的要点，以及调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写
出了《东江山区纪行》四篇文章，题目分别为《山区农村形
势好》、《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大包干?》、《调动千军万马向
山地进军》、《治山致富潜力大》。《南方日报》于这年的10
月12日至15日连续4天在第一版发表，并且在12日还
加了题为《宣传农村形势的好材料》的短评。短评指出：
“今天本报开始连续刊登《东江山区纪行》，共有四篇
文章，这是宣传农村大好形势的好材料。东江山区几个
县，是长期贫穷的地方。从去年开始，这里的大部分社队
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获得了丰收，但今年早造受灾水
稻减了产，于是，有些不明真相的同志说：‘包干到户只能
当年好，第二年就不行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今
天刊登的《山区农村形势好》一文，用确凿的材料证明，无
论从思想上、经济上来看，几个县的形势都很好。在早稻
减产的条件下出现这样好的形势，就更加鼓舞人心了。
“《东江山区纪行》其他三篇文章，将着重从落实包干
到户责任制对提高这几个县的生产力方面，说明形势好
转的由来，从落实山权林权政策的极端重要性谈到加速
山区致富步伐的现实可能性。它使人们看到，农村大好形
势，方兴未艾。它使人们相信，只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
并且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末，即使是过去很
穷的地方，前景也是光辉灿烂的。”
《东江山区纪行》在省党报上发表，观点鲜明，材料翔
实可靠，它使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农村的大好形势，
对推动全省实行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到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
户，顺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
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2年6月10日至1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
农业书记会议，杜瑞芝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
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我和王德同志讲了话，任仲夷同
志作了总结讲话。这次会议进一步贯彻《全国农村工作会
议纪要》，研究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强调要稳定政策，稳定生产责任制，抓好推广新技
术，组织新的联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继续把经济搞活。
广东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全省农业在基本上没有
新的投入的情况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总产值从
1979年的73.69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30.20亿元，增
长将近一倍。
(二)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的体制。
建国后，我们长期实行统派购政策，农副产品价格由
政府统一规定，严重违背价值规律，工农产品在价格上存
在着严重的“剪刀差”。此外，流通渠道单一，由国营商业
部门垄断控制，农业生产长期处于无利可图的状态，这极
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革”十年浩劫，在
农村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造成市场商品奇缺。
城镇居民发了40多种限量供应的票证。鱼肉禽蛋等农副
产品，有时凭票排长龙还买不到。许多农副产品存在着有
价无市的状况。
为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改变市场供应
紧张的局面，我们在推广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根
据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统派购体制
进行大胆的改革。1979年12月11日，省革委会批转省
财贸办公室《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
报告》，同意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以搞活市场。
1980年1月，在我的主持下，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研究了
农副产品的采购问题，决定逐步缩小派购产品，扩大市场
调节，通过价格杠杆，来刺激生产，以满足市场供应。1月
10日，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农副产品采购若干问题的决
定》，重新划定了农副产品分类管理范围，把原来实行统
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减少为47种，在完成交
售任务后可自行处理，三类产品生产单位和个人有权自
行处理。到了9月30日，省政府印发子《关于疏通商品流
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十二项措施》，将统派
购的47种一、二类农副产品调整为25种。10月18日，
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农副产品议购议销若干问题的暂行
规定》，在政策及经营管理上作出若干明确的规定‘这些
决定，现在看来觉得十分平常，但在当年却是惊人之举。
- 省政府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将117种统派购的
农副产品降为25种，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在全国尚无
先例，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略。这项改革，牵涉到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当时市场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城市
居民工资收入不高，放开近百种统派购价格之后，市场农
副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有的
甚至超过城市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但是，长痛不如短
痛，与其有价无市，长期过凭票限量供应的穷日子，不如
敞开市场，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促进农
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我们认准目标之后，不怕风险，大刀
阔斧地进行改革，将绝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开始，
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很猛，广州市的塘鱼价格猛涨到六七
元1斤，比原来规定的价格涨了好几倍。城市居民议论纷
纷，甚至口出怨言，一时间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
放开一段时间之后，生产发展了，农副产品丰富起来，价
格逐步回落，并渐趋稳定。塘鱼价格也由六七元降至二三
元1斤。农副产品统派购体制改革，不仅农民增加了收
入，供消费者选择购买的东西也丰富起来，得到了实惠，
风险很快就闯过去了。实践证明，哪种产品价格放得早，
哪种产品就增长快。
为搞活商品流通，我们还鼓励各地敞开城门，大搞各
种形式的集贸市场，放手让集体和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
途贩运，打通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三)发挥广东优势，调整农业发展方针。
我们按照党中央1980年41号文件的精神，逐步纠
正“左”的错误思想，在全省范围内调整农业发展方针，突
破农业“以粮为纲”和农村“以农唯一”的经济格局，发挥
广东的优势和特点，放手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土
特产品。各地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在抓
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把一
些不适宜种植水稻的低产田退耕还林、还牧或改种经济
作物。
1980年3月28日，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发
展水产养殖业的决定》，·号召各地充分利用现有水面，适
当利用一部分低产田挖塘养鱼，大力发展淡水鱼和其他
水产养殖业，以满足市场和出口的需要。
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整，广东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综合
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全省从1980年开始，在三四年时
间内，调减了粮食种植面积近千万亩，用于发展经济价值
比较高的糖蔗、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和塘鱼的生产，较
好地发挥了广东的优势。
另外，我们还要求各地调整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
结构，大办乡镇企业，多发展以水果、水产品、蔬菜、茶叶、
蚕茧、黄麻、薯类、豆类、花生、松香、药材等农副产品为主
要原料的加工业，提高其经济价值。而且鼓励农民直接进
入流通渠道，搞活农副产品的流通。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
努力，广东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满足省内需求，而
且还扩大出口和内销，逐步形成了南果北运、南菜北运和
塘鱼大量北运的局面。以岭南佳果为例，1976年全省总
产25.35万吨，1979年放开水果价格，广大农民积极发
展优质水果，1982年达到51.25万吨，比1976年增长了
一倍。
广东农村经过体制改革和调整，农业生产承包责任
制全面得到落实，农业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农民生活水干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珠江三角
洲的农村，发展就更令人瞩目，被人称之为“珠江三角洲
模式”。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截至1979年止，全省拥有工业企业2.1万家，其中
国营企业6034家，而大中型企业仅184家，其余多为集
体企业。
广东国营企业改革，起步较早。率先进行改革的是清
远县。该县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闯出一条路子。1977
年，清远县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净亏3l万元。1978年前3
个季度，产值、利润都完不成计划。清远县委、县革委会通
过真理标准讨论，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为了扭转工业被
动局面，从第四季度起，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
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一措施调动了
职工的积极性，见效很快，生产大幅度增长，利润成倍增
加。翌年4月，该县进一步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
级工业机构，充实各专业公司，县经委对人、财、物、产、
供、销实行六统一，相当于县工业总公司，统一组织和指
挥生产，并相应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县经委统一对
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开国营企
业承包之先河。1979年，全县工业产值增长12.2％，利润
增长2.5倍，上交利润增长1.8倍，是全省产值利润增长
最高的一个县。这一年实现的利润总额，上交财政占
61.7％，企业分成占20％，职工奖金占18.3％，符合兼顾
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和国家得大头的原则。
1979年8月11日至23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
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23日，我在闭幕
会上作了讲话，肯定和推广了清远的经验，强调要认真扩
大企业的自主权，把企业搞活。这次会议决定在全省工业
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
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各
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
办法。
会后，经过研究选择，省革委会确定在100家国营工
交企业和韶关市、江门市和高州、东莞、翁源商业系统以
及广州市百货行业试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产品销售权
及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分配权。
11月17日，省经委向省革委会上报了《关于扩大企
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解决企业上
面多头领导，外汇分成和对外经济活动，超计划产品和计
划外产品的处理，择优录用招工，任免企业中层干部，鼓
励试用新产品以及对贡献大的职工晋级等问题。我们经
过研究，第五天便向全省批转了这一报告，要求各地认真
贯彻执行。
1980年4月，我们选择了8家较有代表性的大中型
企业试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办法。7月，我们在8
家自负盈亏的国营工业和1家国营商业企业中试行职工
浮动升级的办法，打破了职工固定升级制度，把职32.32资
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6月，省委和省政府在广州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
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21日，习仲勋和我分别在会上
讲话和作总结。习仲勋指出：关于推广清远经验问题，一
直有争论，这次会议上反映还很强烈。去年8月省工交会
议肯定了清远的经验，并提出省的其他县办工业也可以
结合实际进行推广。到今年3月份止，全省将近1000个
企业推行了清远经验，都取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他
重申，要认真推广清远经验，并帮助他们总结提高，规定
出几条来，使之日益完善。我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清远经
验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管理，挖掘潜
力，促进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上层建筑和经济体制
的改革，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省委认为，清远县在如何
搞好县办工业方面，提供了一个好经验，对促进我省工业
生产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清远县的经验进行总结、提高，
并进一步加以推广。省委准备对推广清远经验问题专门
发个文件，各地、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并及时帮助
基层单位总结交流经验。”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讨论调整经济结构，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
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等问题。7月29日，省委和省政
府批转清远县委《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
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肯定了清远的
经验，要求各地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
进一步搞活的经验。《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都详细报
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全国、全省都引
起了很大的反响。
9月，省委、省政府发出文件，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
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
革，它冲击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旧框框”，要求全省各级
有关部门，都要“为推广和发展清远经验创造条件”，“继
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
验”。 —
1981年，省委在总结前两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
上，提出了“包、联、通、创、学”(即承包、联合、流通、创新、
学先进)五字方针，并推行以“包”字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盈
亏包干责任制，—突破了过去产品经济那种高度集中、统一
的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包括在完成
国家生产计划调拨后的生产自主权、产品的定价权、自销
权和超计划利润的分配权。以后，各级政府进一步简政放
权，企业的自主权就更进一步扩大了。
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
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我们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试行承包制的过程中，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