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始终放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上；广东过去的亏损大户主
要有广州和韶关两家钢铁厂，每年亏损各1000万元左
右。造成亏损的原因，一个是各项经济技术水平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和管理体制问题。计划经济
统得过死，全国钢材统一定价，很不适应商品经济，企业
没有产品定价权和销售权，未能直接面向市场。以韶关钢
铁厂为例，1966年8月电炉!车间正式投产，发展到1979
年，年产钢10。2万吨，年年亏损900多万元。1966年至
1979年，累计投资1。9亿元，但该厂连年亏损，累计达1.5
亿元。我们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1980年，根据中央
赋予广东更大的权限，采取果断措施，对韶钢和广钢实行
定额亏损补贴递减包干。11月，广东又开始实行钢材按
国家价格自由购买，产品扩大了销路，促进了生产。1981
年，韶钢就扭亏为盈。1983年，产量比1979年翻了一番，
达22万吨，盈利1000万元，由亏损大户变成了盈利大
户。广州钢铁厂也是这样，由以前年年亏损变为年年盈
利。
我们在进行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抓住有利
时机，运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设备；对老企业进行改造。从1979年至1983年，
全省共进行工业技术改造项目7000多个，使一些产品达
到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新会县过去只有农
机、小化肥、小农药和食品之类小工业。改革开放后，该县
采取“税前还贷”等政策。对全县47家县属企业逐步进行
技术改造。他们原来有一家葵纤厂，是中国科学院广州化
学研究所有关专家帮助他们搞起来的，在试制人造纤维
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他们瞄准化学纤维在国内外的广大
市场，决定以化纤为龙头，带动全县工业发展。那时，国内
化纤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他们凭着敏感的市场触角，认
为可以大作文章。该县县委书记李立峰亲自上北京找到
我，要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上涤纶厂。我看了他们的报
告，觉得切实可行，有胆略，有闯劲和强烈的市场机制意
识，因此，批准了这一报告，并为他们跟国家有关部门疏
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涤纶厂很快就上马生
产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接着，该县将
经济效益差的新会氮肥厂下马，改造扩大建成锦纶厂，随
后又上合成纤维纺织厂、纤维母粒厂和丙纶厂等企业。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1.25万吨涤纶长丝、3000吨涤纶短
丝、40万米牛仔布等项目相继投产，并实行纺、织、印、
染、服装等成龙配套的生产。新会不仅成为全省，而且成
为全国闻名的纺织工业基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新会视
察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高兴地称赞说，一个县能建
成如此规模庞大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纺织工业城，真
是万万没有想到!
对一些老小残散、无力扭转亏损的国营小厂，1983
午1月1日，经我们同意，省有关部门商定,将它们包给
职工集体和个人经营，引进乡镇企业的机制，使这些小厂
增强了活力，焕发了青春。
我们还有计划地调整日用工业品的购销政策。1980
年以前，广东一、二类统购包销的日用工业品为95种，
1980年减为51种。我们还陆续放开日用工业品的价格，
让它们直接进入市场，由厂家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商品并
自订价格，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广大用户。
三、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
(一)财政分级包干体制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一直实行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
管理体制。1979年，中央决定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之
后，我们认真研究广东的财政管理的情况，分步骤地进行
改革，对所属市、县财政预算实行分级管理的办法。
1979年9月18日，我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言，其中谈到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根
据我们的布置，省财政厅提出了增收分成和全额分成两
个方案。
经过一段试行探索之后，1980年5月5日，省政府
印发了《关于财政体制收支挂钩增收分成实施办法》，要
求各地按照这一办法，有计划地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同
年8月1日，省政府决定，广州市在省内首先试行“划分
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1980年12月6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省长办公会
议，专门研究广东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
实施办法。参加会议的有王全国、王宁、李建安、范希贤、
曾定石、叶选平等副省长，以及蓝祥辉、李祥麟、邸长云、
蒋月明等有关同志。
会议首先由财政厅厅长邸长云、副厅长蒋月明分别
汇报了广东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实施
办法和当前财政收支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认为，“实行划
分收支，分级包干”，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省财政厅制订的“划分收
支，分级包干”的实施办法，经过多次酝酿研究，我们又在
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谈过，因此，大家原则上同意这个办
法。
在讨论中，大家谈到，在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前，必须
认真算好账，通过测算，对各市、县的帐目一定要核对清
楚，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基数。同时，实行财政分级包干，
要给下面多一点好处，以只能增加收入，不能减少收入为
原则，注意发挥市县的积极性。省留一点机动数是必要
的。一些专项经费，非要省包不可的，可以列出一些由省
安排，但项目不宜过多。财政分级包干办法实行后，仍要
强调集中统一，加强宏观调控。
最后，我要求省财政厅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进一步
作修改，然后提交省长办公会议再讨论一次。不久，我再
次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施行办法。1981年2月14日，
省政府下达文件，决定从1981年起，全省(广州、深圳、珠
海、海南除外)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权责结合”的财
政管理体制。对深圳、珠海市实行“收入留用”的体制，对
广州市实行“一边挂”的包干办法，1982年之后，实行总
额分成的方法。
我们在实行财政包干的基础上，采取“放水养鱼”和
“养鸡下蛋”的政策，调整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先后试行企
业基金、利润包干、盈亏包干等承包办法，让企业掌握一
定的财力，以利扩大再生产。同时，还改革税收制度，对一
一些符合经济发展方向，原材料有保证，产品有销路，经
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实行减免税、以税还贷、税前还贷等
优惠政策，扶持其更快地发展。
为了克服财政无偿投资，实现由供给型向经营管理
型的转变，我们一改过去那种对企事业财政资金无偿拨
给的办法，将部分资金改为有偿使用，采取贷款的办法，
使企事业增强责任感，精打细算，励行节约，不再象过去
那样“仔花爷钱不痛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我们还从1979年起，进行试点，改革基本建设投资
机制，由过去的无偿投资拨款，改为全部有偿贷款，使基
建单位树立投入产出观念，抓紧银根，加强对基建的领导
和管理，缩短基建周期，保证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我们还改革投资机制，以解决资金严重紧缺的问题。
省政府先后实行了“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
的政策，颁发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
办法，鼓励各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建设资金。从
1980年起，全省掀起集资兴建电厂、修筑公路和桥梁的
热潮。起初，有些人尤其是外省一些同志对此不理解，认
为共产党的天下，还要留下买路钱，简直不可思议。但到
后来，他们不但理解而且还仿效我们这一做法。1988年
底，集资建桥超千座，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大事之
一，可见影响之大。
从1981年起，我们还先后建立了财政支农周转金、
企业技术改造周转金、扭亏增盈周转金、预算促产周转
金、预算外促产周转金等，变一次性无偿使用为多次周
转、有偿使用。如促产周转金，对财政收入少、经济基础比
较差的山区县发展生产，开辟和培养财源，逐步增加财政
收入，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广东财政体制实行上述改革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79年全省财政收入为32.23亿元，1983年增加到
43.89亿元，增长36.18％，年递增9％。对国家贡献也逐
年增多，财政包干前的1979年，广东财政上交8.1亿元，
到1983年增为12.3亿元(包括上借款)，增长51.9％，
年递增11％。
(二)金融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金融部门也有个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1979年4月16
日，全省银行分支行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专门研究这一问
题。会议期间，我和李建安、黄静波、范希贤等同志听取了
汇报并讲了话。我在讲话中强调，金融部门一定要从靠行
政办事和吃“大锅饭”的状况下解放出来，认真遵循客观
经济规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管理银行，通过改革银
行管理体制和各项业务，为广东经济的调整、整顿、改革、
稳步前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广东金融体制改革，我们经国家批准，首先从组织体
系着手，改革高度集中、单一银行体制，从人民银行中分
设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同时，建
立广东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等。后来，随
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建立了地方银行。为探索银行体制
改革的经验，1981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深圳、珠海两个经
济特区先行一步，由点到面逐步推广。
从1982年开始，至1984年，省人民银行对中央人民
银行采取“盈利收入定额包干上缴”的办法，省行对各地
分行采取“划分收支，基数包干，增收分成，三年不变”的
办法，对基层行实行经济核算，初步改变企业和职工吃国
家“大锅饭”的情况。
1979年，我们改革过去统存统贷的管理体制，实行
差额控制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1982年起，信贷业务实
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余额控制，责权结合”的管理办
法，吸收和运用闲散资金，并允许分行支行利用存款发放
各种贷款，促进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各
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1979年，广东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
出。1980年，公司在肇庆试点，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业
务，然后在全省各地铺开，保险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
发展。1982年5月，韶关和肇庆地区部分县市遭受特大
洪灾，任仲夷书记和我心急如焚，立即到各地灾区视察灾
情，慰问群众，研究救灾措施和办法。在视察中，我们耳闻
目睹当地保险公司在抗洪救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
们向参加财产保险的280多家受灾企业赔偿1280多万
元，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使之迅速重建工厂，恢复生
产。我看见受灾企业接到保险公司赔款时的激动情景，不
禁由衷地称赞说：“保险是伟大的事业，保险事业对国家、
对企业都很有好处，在这次抗洪救灾中起了巨大的作
用”。
事过不久，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推广
企业财产保险问题。随后，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企
业积极参加保险，全省企业财产保险有了较大的发展。
1981年7月，省保险公司与省财政厅签订协议，自1982
年起，代办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财产保险。经我们同意，
自1982年7月起，在全省实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的法
定保险。后来，还在全省普及各种人身保险。实践证明，
全省开办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人身保险，对解除企业和
人民的后顾之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场
所，每年举行两次。我主持交易会工作长达10余年时间。
每届交易会召开之前，我都找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进行动
员和布置，并亲自到各展馆和宾馆检查工作，发现问题，
及时指出，限期改正。交易会期间，我广泛和海内外客商
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
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时间比较长，对过去外贸一统
天下的弊端认识较深一些，所以，当1979年中央决定对
广东省实行对外贸易包干体制，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的权
限，允许我们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先走一步时，我便
不顾有的同志的反对，决心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在对外
贸易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调动各地区、各部门搞外贸的积
极性。
建国以来，广东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对国家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但同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我国的国
际地位来衡量，对外贸易发展是很慢的，很不相适应。广
东偌大一个省，对外贸易额竟比香港地区差了一大截。因
此，中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一再强调，要迅速改变这
种落后状况，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发展。
1979年五六月间，省委召开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
议。这时，省委拟订的改革经济体制、扩大对外贸易的方
案已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等待审批之中。6月5
日，我结合此事，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其中
讲到了关于扩大对外贸易问题，提出需要抓好几件事：一
是必须统一思想，提高对广东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重大意
义的认识。初步设想，全省要力争到1985年外汇总收入
比l978年增长2倍，到1990年再翻一番，赶上和超过香
港目前的出口水平，从现在起，全省上下，要开动机器，因
地制宜，多想办法，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把一切能够增
加外汇收入的工作搞上去。各级党委都要认真讨论，统二
思想，提高认识，根据自己的特点，尽快地做出发展生产、
扩大外贸出口的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二是适当扩
大各地、市、县经营外贸的权限。主要是在开展来料加工
装配、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我要求有关
部门今后要主动配合，互相支持。特别是外贸部门要主动
帮助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工作，共同努力，把外汇
收入搞上去。我还提出，中央批准广东实行新体制后，准
备按照产销结合、工贸结合、内外贸结合的原则，试办一
些专业公司，统一经营管理生产和内外销业务，用经济办
法管理企业，代替现行的行政机构的管理。
1979年下半年，中央对广东实行新体制后，广东对
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情况较好。1980年上半年发展势
头更好，外贸收购和出口持续增长，1至6月全省外贸收
购完成17.29亿元，比1979年同期增长28.1％；出口完
成9.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2％；对香港供应比
上年同期增长36.6％，对外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生
产、合资经营等都有不同程度增加。但由于思想认识不完
全一致，有些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加上管
理没跟上，因此对外活动出现某些混乱。其时，外贸工作
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货源不足、竞争能力差，不适应
外贸大发展的要求；二是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对外
与发挥各级各部门办外贸的积极性之间存在着一些矛
盾；三是外商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与正常的出口贸易
之间需要很好地协调；四是在换汇成本上，主要是农副产
品议价收购和工业竞争能力低，换汇成本高，影响出口商
品增加亏损，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通过改革外贸
体制和调整经济政策方可解决。
因此，1980年8月30日，我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
的发言中强调指出：
首先，是要解决货源不足和提高商品竞争能力的问
题。(1)改革外贸体制，调动工农业生产部门办外贸的积
极性，调动省、地、市、县和企业大家的积极性，大家来发
掘货源，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
(2)积极办出口专厂、专车间和生产基地，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资金，进行企业技术改造，搞好企业整顿，实行特
殊管理，生产高档产品。(3)大搞进料加工装配，增加货
源。调整进料加工的政策。(4)引进纺织晶后处理的先进
技术和设备，引进包装装潢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鲜活
商品贮存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商品质量，提高鲜活
率，提高商品竞争能力，提高换汇率。
第二，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在体制上规
定外贸计划、政策、价格要由外贸部门统一管理，任何地
方和部门都要接受外贸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在经营分工
上，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和敏感的商品，在中央属于外贸部
经营的商品，我全部或大部已占领了港澳市场的商品、配
额斗争尖锐的商品，仍由外贸部门经营。原则上，一种商
品不要外贸部门和各部门、各地区多头经营，以利于统一
对外。内部在工贸之间，实行“四联合两公开”。
第三，解决外商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与我正常的
出口贸易之间的矛盾问题。在肯定这种贸易形式对我方
有好处的同时，我指出这种贸易形式也带来了很多新的
矛盾和问题，如挤了我们正常贸易的市场，挤了我们来料
加工的阵地，占了我们纺织品的配额，挤了老客户、出现
了产地证的问题，等等。我提出各地要具体分析出口商品
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对外经委要迅速研究下达
一个文件，作出规定。
第四，重视解决降低换汇成本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提
高产品质量，提高档次，提高换汇率，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以及给市、县增加外汇分成等办法解决。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外贸体制改革的方
案，供大家讨论。后经修改，正式下达。广东实行外贸包
干后，在打破“高度集中”、“独家经营”的弊端上，进行了
一些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改革。如按商品分级经营的原则，
下放经营业务，特别是鲜活商品，由地、市公司经营，减少
环节，降低损耗；按商品出口流向，合理调整和增设口岸
及起运点，理顺外贸运输流向；开展易货贸易，组团到国
外及港澳地区展销和看样成交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
灵活贸易，开拓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扩大部分企业、公
司的对外贸易自主权，试办了22家工、农、技贸结合的进
出口公司和3个直接对外的企业，促进了产销结合和技
术改造，提高了应变能力；先后在港澳地区设立了27家
独资或合营企业和13家子公司，直接开拓国际市场。
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成果，外贸出口3年
翻了番。外贸包干后的4年(1980年至1983年)，出口创
汇77.3亿美元，上缴中央贸易外汇50.7亿美元，全省外
汇留成28亿美元。国家、地方和企业都得到了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