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作者: [英]李提摩太 【完结】
译者: 李宪堂/侯林莉
内容简介
该书详细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的经历；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它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传教士给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多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信奉了主的教义，但芸芸众生依然沉浸在无知和偏见之中无所作为。因而，古代世界也许包括近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之一陷入了革命和暴政之中，这将使它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回复元气。 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就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即将看到的那样。 我要记下对下列各位的真挚感谢，在本书的写作中，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帮助： 感谢我的女儿埃利诺，她将我的口述记录成文，并将手稿整理付印；感谢希尔达·G·宝瑟尔女士，她不辞劳烦，搜罗了书中的一些照片，并且打印了全部书稿；最后要感谢W·Y·富勒敦牧师，浸礼差会国内总部的秘书，这本回忆录是在他的要求下动笔的，他也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提摩赛·里查德 1916年1月于上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籍贯与家庭（图）
1845年，我出生在威尔士卡马孙郡一个叫法尔德普林的小村，村名的含意是“国王谷”。相传，威尔士的最后一位王子——卢雷恩，曾在那里躲避爱德华国王的追杀。四英里外，在庞赛特和赛欧之间，有一个罗马人开采过的金矿坑，还有一条罗马时代修的路。这条路在离坦格莱盖耶（我父亲的农庄）两英里内的地方穿过。我的祖先，尽管出身低微，却深受时人敬重。由于在九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而父亲又是他那颇负人望的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而我没能有机会与祖父母谋面。我的祖父理查德，戴卫·仲斯的儿子，是一个铁匠。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在年轻时也曾操此业为生，但后来他成了一所农场的业主。父亲的一个兄弟，杰德戴耶，有一些文学方面的天赋，曾用威尔士语出版过一本书。在卡马孙郡，他是在中国传教的杨格非博士的首任妻子皈依基督的领路人。父亲的侄子约书亚·刘易斯，朋布洛克郡最古老的教堂——那一带的众教堂之母——中一个著名的牧师，是家族中名气最大的人物。 我的父亲被目为当地最有风趣的人物之一。罗兰·威廉姆斯，《随笔与评论》杂志的作者，在他任圣戴维学院的教授时，经常骑马来找父亲聊天。圣戴维学院 位于莱姆匹特，距我家五英里路程。父亲是波赛尔与赛勒特两地教堂的秘书和执事，也经常忙于调解乡邻之间的冲突和纠纷。 我的外祖父是赖特柯村的农民，也是与赖特柯相邻的亚巴达沃村浸信会教堂的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利诺·赖特科，威尔士的著名牧师柯斯比·仲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一提的人物”之中，他从来没有见到第二个像她那样气质典雅、性情柔顺的女人，在烤馅饼方面也罕有其匹。记得母亲总是这样评论别人对她的伤害和诋毁：“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我的伤害更大”。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童年趣事（图）
我的童年是在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总地说来非常平静，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变故——通常发生在那些或多或少有些冒险精神的男孩子身上的意外之事——发生。我所能记得的最早一次是，一只肩膀脱臼了，家人安排车马要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家在五英里之外。当小马车在门外掉头时，因为想到很快就可以驾驶马车去访问医生了，我兴奋异常，向门口跑去。由于地面凹凸不平，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大家都惊呆了，认为这一下雪上加霜，肯定摔坏了。但我却像没事人似的，跳起来哈哈大笑。人们发现经这么一摔，我的肩膀竟然复位了。大家都很开心，然而，意识到自己剥夺了自己驾车去拜访医生的机会，我却异常丧气。 在我的两眉之间有一道疤痕，呈“T”字形，正好可以代表我的名字——提摩太，如同打在脸上的商标一样伴我终生。人们经常问我它的来历。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随一个耕地的堂兄到田里玩。耕了一段时间后，他停下犁，去取一件什么东西。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便扶起犁把，吆喝耕马往前走。马儿动了，一直向前拉去，直到犁头“咔嚓”一声擦到一块石头上。石头翻转起来，碰在了我的两眉之间。还有一次，大约八岁左右，我在农场的篱笆边为父亲放马，盯着它不让它偷吃庄稼。篱笆外面是一条小路，比里面低十英尺左右。在照顾马的同时，我还想温习一下第二天的功课。当发现马儿偷吃了一大口庄稼后，我用手中的语法书打了它一下；它马上就给了我一蹄子，把我踢飞了起来，越过篱笆落在下面路边的水沟里。所幸除了流了大量血，留下一块永久性伤疤外，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在大约十二岁时，有一次，我哥哥约书亚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车去二十英里外的煤矿运煤。我奉命牵着另外一匹马去接他，因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陡峭的山坡。把带来的马套上车后，征得哥哥同意，我赶着马车向山坡爬去；哥哥则在后面跟同他一起去运煤的马车手聊天。由于新加了一匹马，我很快就超越了前面的马车，领先将近一英里爬上了山顶。在山的另一面，道路急转直下。没有等哥哥赶上来，我抖起胆子继续前进了。谁知，在下山过程中，我带来的马开始加油了，使辕马无法控制巨大载重产生的惯性力。我跑向前去阻止它，然后又不得不赶紧回来指挥另外两匹马；但我一离开，前面的那匹就又撒欢了。三匹马一起小跑起来。我明白，载着那么重的货跑下陡峭的山坡实在太危险了。意识到我不可能跟上马的速度，也控制不了它们，瞅准路边树丛中的一棵树，我跳进树丛中，抱住那棵树，让马车从身旁冲了过去。山脚下有一条河，离河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有一个村子，那里的人都能看到马车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冲下山坡。人们都以为，无论是车还是驾车的牲畜，都在劫难逃了。但令所有人惊奇的是，在河边，那匹刚驾上去的马却不可思议地松套了，它拖着挽绳继续向前跑去，最后被村民们拦住，而另外两匹马却驾着车静静地停在了河中央。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是颠撒了一点煤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信奉浸礼教（图）
在1858-1860年间，像燎原之火一样席卷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瑞典的宗教复兴运动中，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垒一时间都土崩瓦解了，开始转变他们的信仰。同另外一些人一起，我向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家乡附近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此后不久，在听过一次并非专门针对传教士的讲道之后，我第一次有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冲动。布道辞中的这样一句话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服从比牺牲更好”。在从赛勒特的礼拜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哥哥约书亚，在聆听布道的整个过程中，我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命令我出国传教。约书亚比我大四岁，对此他感到不可思议。这类想法从来没有在他心中出现过。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求学历程（图）
我所进入的第一所学校建在属于我父亲的坦格莱盖耶农场的一块地里，与公理会的一所礼拜堂连在一起。在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在那里求学。十五岁时，父亲要求我同哥哥约书亚一起，到农场里助理农务，但母亲和哥哥们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如果能再资助我上一年学，以后我就不需要家里的任何帮助了。于是，我被送到了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里。学校在一个叫“十字店”的地方，离家约二十英里左右。除了常规课程，我被安排和小学教师们一起接受上额外培训。此外，我还学习了首调唱法的记谱法。在学年末，校长收到了一件来自芬尼格罗斯学校的申请函，要求给输送一位教师。校方把我派去了。那是一个矿区，除了白天给孩子们开的日校，我还负责一个专为矿工办的夜班，其中有些学员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父亲。这里的收入使我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在莱尼巴塞的一所语法学校的学费。一旦校长有机会外出，他总是把自己负责的学生交给我照管。想到邻居们都曾说，他们一直很清楚是谁在教学生，或许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人们的谅解，而孩子们跟我在一起时，更加安静，能维持更好的秩序。因此，当新店——在芬尼格罗斯南面几英里处——学校的校长不辞而别，另谋高就后，我立即被邀请去那里担任临时校长。那天下午，孩子们被告知第二天上午学校照常上课，只是校长是新的。离开新店后，我已经有能力支付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学费了。 在斯温西师范学校我没能待多长时间，因为我的哥哥约书亚一直在家务农，这个冬天打算入校学习，因而家里要求我填补他的空缺。各种农活我都会做，从耕地、割草到挖沟、修理篱笆以及遮盖干草垛等，样样在行。邻居们见我又回到了地里，议论纷纷，说受了那么多教育后回来务农实在可惜，认为除了务农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工作可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经历（图）
然而，有一天我的长兄戴维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则招聘校长的广告，那是一所捐助学校在康威尔·埃沃特。哥哥约书亚对我说，如果我能得到这个职位，他情愿再回农场干活。在申请书的答复函中，我被告知已有六十人递交了申请。一周后，又来了一封信，说在六十人中只有两个申请者合乎条件，在考虑之列。其中一个是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校长一职的任命书。对此，我深感意外，因为在当地我没有一个熟人。上任后，我才明白，当地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是学校教务委员会的成员，恰巧是我在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同学。牧师儿子的落选在当地引起一阵风波，许多家长领走了他们的孩子。这使得我上任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一人。然而，八个月过后，有三所村小学被迫关闭，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我校的学生却达到了120人。 同时，我在那里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受益非浅。 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些陌生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要求入学。看到面前一个大约八岁的孩子，那群人向那孩子打听能否见到校长。我接话说，本人就是校长。他们看起来非常吃惊，但似乎对我管理一个学校的能力丝毫没有怀疑。 这时，我不得不同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子打交道。长期以来，他使我的前任们头痛不已。由于是父母的独生子，他被宠坏了，因而总是跟其他孩子吵架。越处罚，他的表现越糟糕。一天，我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试试看。我告诉他下午放学后留下来。他看我的第一眼带着一副公然挑战的神情，似乎在表明受多少惩罚他都不在乎。在交谈时，我首先问他为什么总是同其他孩子吵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对他都不友好。 “学校里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好吗？”我问。 “不，有一个孩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对所有的孩子都好”，孩子回答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相信，如果你下定决心善待学校里的每个孩子，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你都会很友好，就像他们对待你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现在，我要求你向我保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一个试验。不要把试验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而我也不告诉其他人。这将是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秘密。你能保证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对所有的同学都保持友好吗？” 我看到孩子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他说将努力试试看。“很好”，我又加了一句：“一个礼拜之内我们绝口不提这件事，一个礼拜后，你来汇报一下计划的实施情况”。 从此以后，那孩子的性格看起来完全变了。他成了学校中最开心最可爱的孩子之一。有时候，我需要孩子们去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他总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举手。 每个礼拜，我都得拿出一个晚上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圣经课，讲解保罗的生平。学生们非常喜欢，要求每个晚上都讲授。我拒绝了，但此后开课的频率却增加了不少。在我离开这儿的一年之内，听过这门课的每一个人都加入了我们的教派。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图）
随后，我成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入校后，我引进了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课程革命。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以对活的语言即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学生们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并同其他同学一起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即使被开除，也不愿意继续接受一门内容落后于时代两个世纪的课程。使我们吃惊和欣喜的是，校领导居然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而不是召集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次严重的学生闹事。然而，学校当局却又规定，所有神学学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希伯莱文考试。就是在这门课程上，我赢得了一笔奖学金。十五年后，我来到母校参观，发现新开设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旧规章。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 当我在同学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讲时，大家批评我抄袭了贺拉斯·布什内尔。按照规矩，学生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进行评论。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认为关于抄袭的指责其实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眼布什内尔的书。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教授们给予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见面。 幸运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最后三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 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 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 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 8申请去中国 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 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后，通常都是他驾车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学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琴瑟谐和的知音伴侣，听到我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们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友谊纯真无暇，他们曾发誓与我同富贵共患难。临别之时，我们相对无语，垂泪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英国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准备搭乘霍尔兹“蓝烟筒”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开始东方之旅。父亲来利物浦港为我送行。考虑到他没出过远门，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坚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尔士的火车。在住宿的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将要移居美国的男人。他非常沮丧，因为钱不够了。他已给家里写了信，要家人把钱寄过来，但却发现要等到他乘坐的轮船启航一天后，这笔款子才有可能汇到。他请求同桌进餐的旅客把这笔钱垫借给他，等他的邮件到达后，再拿着他的信去邮局兑现。我把钱借给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却忘了记下邮件发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说的，第二天，邮件到了，我拿着邮件去邮局兑取。但由于我不能提供邮寄者的名字，这笔钱被没收了，作为政府收入上缴国库。 我在船上放的那笔债结果却好得多。借钱的是一个医生，在旅途中间他的钱不够用了。一到上海，他就马上把借款还了我。 2海上之旅 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但由于水太浅，大吨位的轮船无法通过，我们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在毛里求斯，船长吃惊地发现，一场地震过后，他最后一次所见还是一片深水的港口内冒出了一座岛屿。有一个时期，毛里求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欧洲军队的地方，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然而，在我们访问期间，发现情况完全改变了，死亡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考察变化的原因时，发现一开始人们将营房建在低洼的地方，后来在改建时营址选在了山顶上。住在那里，士兵们得以免除了疟疾之苦，而正是疟疾，曾使他们的队伍严重减员——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沼泽地带的蚊子造成的。 3抵达中国 船到香港后，乔治·摩尔牧师——后来他成了主教——加入了进来，他刚刚回英国度完他的第一个休假，将要与我们一道去上海。对我来中国，他表示欢迎，态度诚恳无比。我告诉他，有人曾建议我在旅程中不要学中文，因为不同地区的方言发音相差太大。就这个建议，我请教了他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加上一条：我可以学一学中文的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212个部首，它们是构成书面汉语的令人困惑的象形文字的词根。在抵达上海前，摩尔先生对我的学习成绩进行了考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找到旅馆来，坚持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托马斯先生一开始属于伦敦差遣会，后来成了联合教堂的牧师。在他家里，我一直住到2月24日赴芝罘（烟台）为止。27日，我到达烟台，受到了我将来的同事劳顿先生的热烈欢迎。 4浸礼差遣会在中国经历的早期考验 1860年，烟台、天津和牛庄（今牟平）首先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列强在北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使馆。原来住在上海和宁波的一些传教士随之到了中国的北方，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气候对他们来说更适合一些，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离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更近一些。在这之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福音会已在中国中部开展工作，但由于经费困难，它的一些成员申请加入了英国浸礼会。其中霍尔博士、荷兰传教士克劳克斯先生（来于刚果教堂的霍尔曼·本特丽女士的父亲）是第一批获得接受者。1860年，浸礼会决定在烟台开设一个基地，于是乎霍尔博士和克劳克斯便被派到了烟台。戴德生先生——原先也是福音派的成员，也申请加入浸礼会，条件是给他配备五名工作人员。这个要求没能获得同意，戴德生先生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前文已作了介绍。在我来中国之前，浸礼会遭受了巨大损失：霍尔博士染上霍乱去世，他是在照料霍乱病人时被感染的，到烟台还不到一年；而克劳克斯先生不久回了英国；另外两个成员，麦克米甘先生和金顿先生，在一两年后也奉命回国。在我来中国传教的申请被浸礼会接受的那年（1869年），劳顿先生是浸礼会在烟台的唯一代表。他拥有杰出的禀赋，并富于献身精神。不幸的是，不久我就丧失了从他那卓越的头脑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接受教益的机会，因为就在这年六月，他患伤寒去世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烟台的同仁
在我到达烟台时，那里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是一位法学博士，在伦敦传教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乘坐同一条船来国外传教，一开始定居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个月之内，就用中文写了一部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勤奋付出沉重代价：身体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国修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有作为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代理人重返中国，在烟台开关后，定居在烟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本游记，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从体格、智力还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不久，他发表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一书，影响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响。晚年，他创立了广学会。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该会的秘书。 倪维思牧师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近的同事，在来新开放的烟台之前，已在宁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美国小组的主席。当时不列颠小组的主席是戴维·希尔牧师。 也属于美国长老会的亨特·考比特牧师，曾与韦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烟台，不幸在山东半岛的海角处遭遇海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描述险情时，无意中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写的居然是他们“在海里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角角落落。在他后来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被选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他结了三次婚，有好几个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经常讲起下面这个有关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儿子在学年末没得到奖励，使她感到非常伤心。她责备儿子，说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个没拿到年终奖金的孩子。“但是，妈妈！”他哭着，一边用抱怨的眼光看着她，说：“他们的妈妈多么聪明啊！” 狄考文先生同样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在中国，他是通过科学教育来推动传教工作的伟大先驱者。在访问烟台时，他做了一个化学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并带去了一大堆科研仪器。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 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 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 6天津惨案 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 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 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 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属于那个教派？” “浸礼会” “谁是你的引导者?” “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十九年” “你住的村里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罗伯斯顿先生有点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认为，像这个人那样，处在不信教的邻居之间，没有牧师也没有旅行传道者去访问他、帮助他，是不可能坚守基督徒的本分的。当地的牧师建议让他做一次祈祷，据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人一祈祷，所有对他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他的祈祷是那样娴熟，那样投入，说明他每天在都跟主进行交流。 我很幸运，从当地人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一个文职官员，从劳顿先生那里接受的神学训练。在我早年活动于烟台期间，他在曼彻斯特的克劳斯文纳教堂的资助下进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 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 10满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 （1）海上惊魂 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 （2）途中中暑 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 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 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这般做好防范抢劫的准备后，我们动身时天已经不早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边的山谷前进，时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有土匪！”我们看到，在我们前方的河对岸，有一些帐篷，有十一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馆跑去。看到他们会在我们进入旅馆之前将我们截住，我们调转马头，向一所我们刚刚路过的农家院落奔去。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问她能不能让我们把马车赶进院子里，等土匪走后再上路。她属于那种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请我们进去，嘴里说着：“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喊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院子，关上了大门。 田野上覆盖着丰收在望的高粱，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其间时隐时现。劫匪骑马向这边奔来，我们却看不见，因为那高粱实在太高了，但当他们挨近时，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声。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大门内。直到转过一个街角，在十码的距离之内，骑马的劫匪才发现了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面前，他们吓坏了，大喊起来：“哎呀！了不得了！”立即调转马头，跑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一枪，给他们的同伙发了个信号。一会儿，我们发现有另外十一个人，从帐篷那边策马跑来，增援他们的同伙。 与此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把手中的左轮手枪派上用场。我们在烟台的朋友坚持认为，在充满危险的乡野间旅行，应当带上它们用以自卫。但是，拿着枪去射击我们前来拯救的中国人，我们中哪个人对这样的想法都不感兴趣。最后，我们决定，一旦万不得已，就让承诺保护我们的庄客使用这些枪。于是，把它们插进草料房中的干草堆里，我们赤手空拳地来到门外。 第二次出现时，劫匪们小心翼翼地转过街角，向大门口蹭过来，手里握着来福枪和。在他们停下来的那几秒钟里，周围像死一样寂静。然后其中一个向另一个看起来像他们的头目的人开口了：“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能听懂一点。于是他们就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是干什么生意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是卖书的。 “什么书？”他们问。 利磊是个很诙谐的人，他回答：“劝人行善的书”。 “你是说车上装的都是书？” “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回答：“我们打算送你们一些”。 于是我们向马车走去，每人抱出了一大堆。我们打开大门，向那些骑在马上的人走去，把书放在他们面前。这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枪机都打开着，但由于害怕，手却在发抖。他们谢绝了我们的送书，因为他们看不懂。我们劝他们把书收起来，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拒绝了，因为他们朋友们也都是文盲。他们说，他们不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听说有一些外国人途径此地，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想来见识见识而已。在请求我们不要向地方官员透露他们的行踪后，他们拨转马头，离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三枪，作为给他们的党徒的另一个信号。于是，危险过去了，我们都平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