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恭亲王（图）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荐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一封信，请求登门拜访，他肯定会接见的。这位下野总督很耐心地帮我把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哥哥，在1860－61年间，曾作为满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挽回了危局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横的人，身体的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爷，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他是众人之中的神明。据说，他是整个帝国之中唯一一个使慈禧太后害怕的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激烈冲突；而太后每一次都发现，对他作一些让步是合适的。 10月30日，是约定与恭亲王会面的日子，地点在总理衙门。因为恭亲王出面，总理衙门其他七位大臣不得不奉陪。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他讲话时的那种轻蔑语气似乎在表明，自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后，只有在判处他们死刑的时候，才会在这堂堂的总理衙门提到他们。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等他发泄完毕，表明了他的观点后，我问可不可以允许我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他表示愿意聆听。 于是我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 恭亲王一离开，皇帝的师傅、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他还对我以前送给他的、由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表示了感谢。 在离开恭亲王以前，顺便提一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几年以后，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 “那么您认为它怎么样？” “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 这位卡锡尼伯爵的预言在1911年变成了现实。 7 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递交教会请愿书 出了由李鸿章介绍去总理衙门交涉外，我和沃瑞博士还走访了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介绍我们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德国公使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打算，但英美两国的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和克伦内尔·登比）向总理衙门发了紧急公文，说明我们此次公务的目的。在约定的第一次上访的那天，即11月14日，克伦内尔·登比亲自陪同，把我们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做了介绍。 听完我们的陈述后，总理衙门的多数大臣都倾向于答应我们的要求。 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尽管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即赋予了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从雍正帝（1723－36）在位时期以来，一直对基督徒采取迫害政策；甚至自1842年保护基督徒传教自由的《宽容条款》签订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中国政府出版的一些官方报告中，基督徒被指控以各种形式从事恐怖活动。一般官员和知识分子看到这些书是在各地督抚大员们的同意下出版的，自然而然对它们的内容深信不疑，因而鼓励一般群众采取暴力行动，迫害基督徒，从而导致教堂被焚、教民被杀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杀害的惨案频频发生。中国人不了解，邪恶的人是进不了教堂的；基督徒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处。不仅西方文明仰赖于基督教会，就是各个大陆包括所有海岛上的居民都因为基督教而得到提升；日本采用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传教士影响的结果。 即使在中国，传教士对民众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们把西方的神圣典籍随同历史和科学书籍一起，翻译成了中文；同时把中国先贤的圣书和历史著作介绍给西方。他们也曾在山东、山西、江苏、满洲等地协助救灾。尽管有很多人死于灾荒引起的伤寒，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种义举。他们提出了种种建议，为了把中国从贫穷、软弱、灾荒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使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传教士所希望的只是中国政府向上帝那样，对所有的教派都宽宏大度，一视同仁。倘若中国政府不能保护前来帮助她的善良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来中国保护他们。如果不能使传教士不受干涉地从事他们的善行，势必引起国际纠纷。因此，我们请求皇帝颁布圣旨，同意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图）
8 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 几天以后，皇上谕示外务部，要他们与传教士协商，直到问题妥善解决。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发布政令，同意我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但这时出现了两件事，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进程。汪鸣銮，曾经是总理衙门中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缩了，这削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那一派的力量。李鸿章还告诉我，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了传教士是否有权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问题。几年之前，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力授予传教士的成命。 这当口，沃瑞博士离开北京，回美国休假。他的位置由劳瑞博士接替。于是，我和劳瑞一起去了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汇报了我们与总理衙门会面的情况以及我们听到的关于法国公使的所做所为。我们表示，希望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同意请愿书的内容，并且请他们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不论什么时候，凡给予罗马天主教徒的特权，应当同时推及基督教徒。 尽管没能使中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认可和批准我们提出的要求，但通过九次与总理衙门官员的会谈，我们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明了了外国教会的宗旨和价值；而此前，他们对这些是极端暗昧的。 还有，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1896年2月14日，翁同和登门拜访了我，并口头保证，那些造谣中伤基督徒的宣传材料将被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将被告知，要本着友好的、善意的态度对待传教士。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康有为
这时，有一些翰林，因为受了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耻辱的刺激，也因为认识到除了变法维新，没有什么能拯救中国，于是组织起来，讨论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手段。一位聪明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对他们的影响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是一位进士，即文学博士。 由于不满意朱熹这位近一千年来的权威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康有为有意根据上帝的精神特质重新注解古代经典。这在中国学者之间造成了一种强烈震动，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北京保守的检察官们要求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康有为对经典的新解释为离经叛道，并下令把他的大量著作毁掉。于是，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有1万名学生签名，其中包括1300名举人，要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变法维新。他们所倡导的改革的步骤、方式与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非常相似。与日本和约签订不久，受康有为作品的影响，一群聪明的年轻人在上海组织了“少年改革协会” ，并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地成立了分会。他们把协会的章程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并跟我讨论怎样才能启蒙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一位成员还拜访了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把我们广学会办的报纸《万国公报》（《时代观察》）辟为政府的机关报，按期发行，发行量为1万份。 1895年10月17日，我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那时，在伦敦教会驻北京的办事处里，我正在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的名片被送到了我的面前。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的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称“强学会”（“高等学会”），其成员不仅有北京最有学问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内阁 的低级文官。政府的机关报——《京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唯一的报纸 。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这份报纸的发行者就是强学会。有趣的是，这时的维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广学会的月刊《万国公报》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他们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京报》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 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年龄大约28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宫中女学的老师 ；再有一位是谭嗣同，湖南人，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后来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杀头；也有陈炽，江西人，他为我修订、誊清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还有袁世凯——当时是统率直隶省的军队的将军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内克拉斯·欧格纳爵士的大力鼓励。 大约就在这时候，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开始在北京的上层官僚中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对基督教采取友善态度。他，白梯克先生，还有我经常被强学会的成员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也回请他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他们邀请我在北京多住几个月，以便就如何推进改革，随时向他们提出建议。 1月22日，强学会被一个新来者、勋爵李鸿章的儿子的岳父所告发，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上被贴了封条。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强学会成员上书皇帝请愿。事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总理衙门答应每年为它拨款1万2千两银子。 3 我向翁同和提出的改革方案 在为代表教会上请愿书的有关事宜拜访翁同和时，这位中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于是我准备了一个草案，要点如下： 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我提出了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为了贯彻这些伟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议： ⑴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 ⑵成立由八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占一半； ⑶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⑷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 ⑸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 ⑹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 ⑺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 这个改革方案由翁同和上交给光绪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发表在广学会的报纸上。 4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60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张荫桓见面
12月3日，应张荫桓之邀，我去他家里与他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广东的官吏在广州双门底教堂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个姓孙的。这对于目前教案问题的解决，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我的回答是：与历史上儒生们的叛乱相比，革命党的叛乱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革命党对基督教造成的影响，也不比哥老会对儒教造成的影响大。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和对外国事务的茫昧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们。他们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毁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官员。据张荫桓的意思，整个国家懂得外交事务的只有他和李鸿章（张荫桓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操持，其他人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6．议政大臣刚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后期，2月2日那天，我如约去刚毅 自己的家中拜访他。他是满族人，62岁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是山西巡抚，是那里最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到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 这次会面中，他非常友好，一举一动像总理大臣翁同和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他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当巡抚时采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却没有听到他给我介绍一项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两袖清风。他非常急于向我说明，汉族官员是中外建立友好关系的阻碍者，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固执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国不学习其他国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险性。我强调了外国人的启发的必要性，并建议从外国聘请两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 第二天，我派我的秘书去见他，问他能不能为我疏通一下，入朝觐见，以便向皇帝提出这些建议。两人就此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说的是：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内阁里，汉族官员独行其事，甚至恭亲王与李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刚毅的友善态度——尽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与其他满族官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恭亲王像Lucner 那样傲慢自负，King Shin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在这次会面中，满汉官员间的相互妒忌非常明显。刚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最大反对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后来，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排外运动。 7．向翁同和和李鸿章告别 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时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见前章）。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 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 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但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白梯克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9 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 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 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⑼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1 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和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三个月，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和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12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 。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 14 遇害的改革派 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 。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有刘光第、杨锐两位，都是四川人，四十岁左右；还有杨深秀，是一位翰林，也是一位御史检察官；康广仁，三十五岁左右，是康有为的弟弟；最年轻的是林旭，只有二十六岁，是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初，他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的后代。六人中的四人曾在内阁任下级秘书。在解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他被处死的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被处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抚沈宝箴推荐的，因此沈宝箴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苏之庆（音译），一位杰出的翰林，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推荐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后半生；他的儿子、湖南学政苏胤之（音译），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因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亲在狱中服刑。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和作为全权使节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经历，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喀什干。1900年，张荫桓被义和团的首领下令杀死。陈炽，是他帮我写定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为极度伤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后宫女学的老师，在1895－96年间的冬季里，我与他经常见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国外。 王滔，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坚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两年后，在上海，当我去广学会的一处仓库时，一个和尚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认不出来。他不送给我名片，而是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 16 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的严密软禁，导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皇帝决定退位。这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引起了惊惶。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议当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的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并称皇帝退位会引发外国的干涉。起草电报的人叫经连三，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经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的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女学很快就被查封。校长在逃往澳门之前，给了我一份有关女校资产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以免校产被政府没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 、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于埃及的、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游。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圣山。 2 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我们带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姓童的满族基督徒同行。他这人很不简单：罗马天主教为他举行了洗礼，希腊正教为他举行了坚振礼；他在长老会传教士手下学习过医学，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口授教义者。他有杰出的个人能力，又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企图证明一切事物并且坚守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他与来中国的好几个教派有关系，他就应该去欧洲，请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教派统合为一个整体。带着这个目的，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我。我们是老朋友，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由于他没什么经济来源，也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便来向我求助，让我给他出主意。知道他的计划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建议他同我和包克斯先生一起游天台山。与此同时，我写信给斯格特主教，说我发现了他丢失的羔羊，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前，将替他照管着。 3 奇怪的迷信风俗 下面是从我当时写的日记中摘录的： 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当地人的迷信行为使我感到吃惊。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尽管大部分同我们给孩子做的玩具差不多大小。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 走过街道时，我们碰到了两处举行祈祷仪式的场面。第一处在主街道的一所商店里。四幅五彩缤纷的佛像，长约18英寸，宽约12英寸，装在镀金的木框里，以增加其吸引力。佛像面向街道挂着，每一幅前面都跪着四个半出家的居士，只是他们不像和尚那样经过剃度。他们身穿特制的宗教服装。其中一人敲着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像是为其他那些正在诵经的人控制时间。第二组做法事的人在某些方面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举行祈祷仪式的人大多是女人，并且更加虔诚。显然，她们是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我们听到了诵唱赞美诗的悦耳声音，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所空房子里有一个男人和大约二十名中年妇女围成一个马蹄铁形，正在一齐诵唱佛教的阿弥陀佛经。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是当地一个传教者。他告诉我们，那些人属于一个叫做“无为派”的佛教团体。正在举行的两处仪式都是为病人祈祷。在当地，人们习惯举行祈祷仪式而不是请医生。 继续走下去，我们目睹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迷信场景。一座古老的牌坊，是为纪念本城里一个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人修建的，正在重修。为了避邪，街道两边二百码以内的房顶上，都伫立着一到五英尺高的稻草人：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弓箭，有的拿着来复枪，做好了回击任何攻击的准备。屋顶上，还有猴子以及各种长着尾巴的野兽的形象。我们还看到在有些门上贴着道家的符子，上面还盖着官印，写的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以上可以看出，显然，对这里的人来说，那些看不见的神灵鬼怪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具有很好的宗教潜质。对我们传教工作而言，这里有可能成为一块大有收获的土地。 这个地区盛产丝绸。我们发现，为了避免对蚕造成伤害，有一些词语是忌讳的。人们不说“死”，而说“静了”；“茶”使人想到“蛇”，于是这个词用“汤”来代替；“油”是永远不能提的，因为它带有在水中漂浮的意思，这暗示着有毒的东西，是不吉利的，因此必须用“木”这个词来代替“油”。在养蚕的季节里，各家的门都是关着的，否则蚕就会生病或死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杭州的寺庙
4 杭州的寺庙 乘坐一条小船旅行了五天之后，我们到达杭州。杭州在上海西南110英里。公元1130年，它是正在垂死挣扎的宋朝的首都，那时人口大约有200万。城里有很多佛教寺庙。布道会教堂的梅因博士告诉我们，很多佛寺被太平天国叛军毁坏了，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助正在重建。到达杭州北郊后，我们去了每年四月底的进山朝香者停留的地方。一到那时，这儿非常繁华，但现在却冷冷清清，安静得很。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寺庙叫“弥陀寺”，即阿弥陀佛的庙。阿弥陀与Amitabha是同一个词，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里供奉的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观音，仁慈与幸运女神，拥有圣灵的诸多本性；而“大势至”意思是“伟大的救世主”，相当于“世界的拯救者”。释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后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逊于这三位尊神。 在城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佛教书籍协会开办的书店，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在那儿，我们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寺庙指南，上面标明了佛教徒的数量，在有的寺庙里，达到数百人。 其中有一座寺庙，灵隐寺，在著名的西湖以西约三、四英里的处，沿途景色迷人。一条林荫道，两边大树耸立；右边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石，刻着佛陀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再往前走是四个守卫天门的大力士；除此之外，都被叛军毁坏了。一位和尚领着我们到了寺里西边一所院落里，那里供奉着五百罗汉，每一尊的尺寸都比真人大，全部镀金，表情形态各异。这种场面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两个和尚忙来忙去，给他们上香，直到整个殿里都烟雾缭绕。罗汉中间，是头罩杏黄伞盖的乾隆皇帝的造像，另一个厅里则供奉着嘉庆皇帝。 我们参观的第二座寺庙是城东边的海潮寺。这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游方僧人可以在这里免费食宿。仅杭州一处就有二十座这样的寺院。整个寺院总共有一百多名僧人，还有一到二百名游方僧。它最近刚刚整修过，焕然一新。主殿里供奉的神灵是：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手是阿弥陀佛，而药师佛（伟大的医生）在左边。这三尊佛像坐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台子上，大约有三十英尺高。将要离开时，我那位北京来的朋友，董先生，招呼我看一下悬挂在寺庙前面的一块巨匾，上面写着：“伟大慈父” 。 5 绍兴：出产师爷和酒的城市 几天以后，我们前往大约在一百六十英里之外的天台山，动身之前搞了一张旅游路线图。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停留站是绍兴，距离杭州大约三十八英里。这个城市以两样东西出名：律师（师爷）和酒。依据传统习惯，中国一千五百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县）都为自己配备一位法律顾问，所有这些顾问都来自于绍兴。在绍兴，有一个差不多是长期性的、培训师爷的专门学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绍兴人控制着中国。使绍兴闻名遐迩的另一种东西是它出产的酒。我们叫作酒，尽管它没经过蒸馏。直到蒙古元朝（1260－1368），蒸馏酒才为中国人所知。绍兴酒是用大米酿造的，行销全中国，装在尺寸大小不一的陶制坛子而不是木桶里。中国人举办宴会，如果没有这种酒，就被认为是不美满的。这种酒总是热饮，用的是一种容量约一中匙的小杯子。 在绍兴城里，有一些牌坊，是建来纪念抵抗太平军、保卫绍兴城而阵亡的法国军官的。绍兴郊区非常富裕，有很多村子和肥美的农场，标志着这儿非同寻常的繁荣富庶。房子是用大块整齐的石头修建的。这里耕地充裕，农民在稻田里的工作非常繁重，似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 6 旅行者的代理机构 有一个不错的代理机构，为旅客提供服务，使旅客能够以固定的费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不论是乘船还是坐轿子。游客因此可以减少在找船、轿子和苦力上耽误的时间，也可以减少讨价还价的麻烦。游客购买一张全程游票，在每一个停留点把它交给有关人员，不用一句话的争吵，也不用一分钟的耽搁。每个苦力每天付给400文现金，约相当于10先令。 从绍兴到清溪之间，我们乘一艘由三名船工操纵小船逆流而上。这条河既受潮汐也受山区降雨形成的洪水的影响。在绍兴界内，山脉离我们很远，大约有三至六英里，平坦的原野上到处点缀着繁忙的城市，清澈的河渠纵横交错。现在，群山近在眼前，相隔大约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中间交插着农户的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