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避免了一场骚乱
7 避免了一场骚乱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了张家堡，离船登岸。当再回到船上时，大约有二十个青年和孩子跟在我们后面，其中有些人登上船，向我们索要药品等物。经过大约十分钟的友好劝说后，船工们突然大喊：我们开船了！他们都离开了，可一上岸，立即喊了起来：“外国鬼子！外国鬼子！”看到这种故意的恶作剧，我让船工停下来，跳到岸上。他们四散跑开了，认为我要抓他们。但我直接向镇中心走去，选择了靠近寺庙的最重要的那家商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店主，并说我要见一见本地负责治安的人。几分钟以后，警察的头头来了，说那些吵闹的都是些孩子。这时，街道上聚集了数以百计的人群，商店里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对警察、对所有的人，我说，孩子们做的，都是大人们叫他们做的。如果不是一直生活在辱骂外国人成习惯的环境里，今天他们就不会这么做。我今天来就是要大家结束这种粗野行为。有人建议说，警察应当把小孩子们抓起来，跟我们一起送到清溪县城去。对此，我回答说，我不想把事情弄大，但如果他们在半个小时内不有所表示（这时我摘下表，调整了一下时间），那我也不想不了了之。这时，一个姓杨的人走向前来，问我，如果到庙里去或者到我们的船上燃放爆竹，并告诫众人不要再次侵犯外国人，我是否满意。我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制造麻烦，只想结束事端。两分钟之内，在寺庙前边放起了很大一串的鞭炮，那位店主则就如何采取正确的行为向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向调解人表示感谢，建议他们同我一起到船上去。街上有数百人，在从商店到船上五分钟的时间里，河岸上已经站了一溜看热闹的人。大约有五十人跟在我们身后。我再次向这些调解人鞠躬致谢，告诉他们，最好劝说人们采取正确的做法，以免下一次导致严重事端。他们向我保证这么做，并像那位店主在寺庙旁边所那样，教训起跟在后面的群众来。这件事就这样令人高兴地结束了，没有酿成骚乱。 这条河非常不利于航行。浪头猛烈地冲击着我们，但河水却很浅，船工们不得不在岸上牵引前进。小船经常搁浅，有时他们不得不在齐腰深的水流里行走。四名船工费劲力气，九个小时里我们只前进了十五英里。第二天，行进起来更困难了：船工们只好在水里、在泥里跋涉，并且有长长一段路是在石头间绕行。船三番五次搁浅，经常一动也不能动。 8 繁重的水稻耕作方式 这里的农村大量种植水稻。对农民来说，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当地里还覆盖着一层水的时候，农民便犁地了——犁由水牛牵拉着。耙地也是在有水的时候进行的。地弄好以后，他们便去一个很小的苗床，在那里，稻秧要多密有多密，已经长到离开水面一拃来高；他们把稻秧连根拔起，捆成像胳膊粗的小捆；接着，把它们四散扔在耙好的稻田里——现在看起来那稻田只是一方混水；然后，他们把宽大的裤腿高高挽起，手里拿起一捆稻秧，抽出十根左右一簇，插在污浊的水里，簇与簇之间相距约十英寸，而行与行之间相距一英尺左右。在一到三天的时间里，所有的稻秧都成活了，地里十分好看。这时，农夫再一次来到田里，蹲在水里，用手把稻秧根部的泥块掀起来，以便让稻子长得更快。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农夫种植水稻时的劳苦情形。 9 大佛像 在去天台山的路上，我们经过嵊县和新昌县。在后一个地方，有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佛像。天台山寺庙里的导游告诉我们，大佛寺 里的佛像有130英尺高，也不如新昌县的大佛像大。它是一尊坐佛，由一大块岩石刻凿而成。它的上面是一座寺庙，开凿在同一片悬崖上，覆盖着数不清的佛像和菩萨像，其中最显眼的当然是大佛本身，它那交叉的双腿到膝盖部分已达30英尺长。日本镰仓时代的佛像代表作在它身边只是个侏儒。在跟庙里的方丈交谈时，他说，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摆脱自己，如果这一点做不到，这个世界就毫无希望。他还告诉我们，他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书籍是《莲华经》。 10 其它寺庙 终于，我们到达了天台山。山顶上，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座庙宇或寺院。但这里我提到的只是最重要的。 清凉寺，根据我的无液气压计测量的结果，海拔5580英尺。寺里共有30人，其中一半是和尚，另一半人租种寺庙的土地——大概有50亩。走了12英里之后，我们到了地藏寺，海拔2750英尺。寺里有一尊掌管阴间的阎罗王的塑像，即日本的Jiso。又走了5英里，到了海拔2400英尺的万年寺。主殿的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东边是阿难，西边是伽叶。后面一个殿是空的，但有一尊大日如来的塑像，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大日如来是佛教中最古老的神祗，在他的头发上有一个红色的球，据说象征着光明从他身体里放射出来。第三间大殿里供奉着500尊罗汉，每个有一尺半高，在墙边的廊台上一层压一层地排列着，有五排。其他三面墙都用玻璃门封闭着。上边的一处阁楼是收藏佛经的图书室。其中一个书橱空空如也，另一个只有半厨书，被老鼠啮咬得一团糟。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寺院礼拜仪式
11 寺院礼拜仪式 举行礼拜的钟声响了。我们走下阁楼，参观寺院举行的礼拜仪式。仪式分五节。第一节，寺僧们都站着；第二节跪着；第三节站着，其中有一人上香，主持仪式；在第四节，他们站成一队绕着大厅转圈；第五节又跪下来。参加仪式的有二十四人，其中一半人的年龄小于十五岁。最小的一个是一个孤儿，到寺里才两个月，看起来是这些人当中最聪明的。他们三人一排站成四排面朝东，三人一排站成三排面向西，相距都是一码左右。他们使用的乐器有五种，即是：一口大钟，一只木鱼，一面鼓，一块三角铁，和一个小手鼓。看来他们并不打算唱同一个调子，每个和尚都唱自己的，只是到了最后才一齐颂祷。但时间节奏还是被非常细心地保持着。开始时，节奏很慢，大约一秒钟一个音节；然后变得越来越快，直到一秒钟唱出四个音符。看到这一套仪式完全是做作的例行公事，没有一句对教义的解释，使人感到悲哀。有些和尚告诉我们，他们能够背诵一些最普通的经典，但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在这所寺院里，有一个布道（讲法）厅，是用来讲解佛教律法的。去年，山上举办过一次讲法大会。根据传统，四月到八月的每一天都有法会。但今年却没了，因为大多数师傅都应邀下山，到宁波、绍兴、杭州、苏州或上海宣法去了。他们在冬天回来。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这座寺院里住了一晚上，又继续前进。走了五英里之后，到了光明寺。在这里，有人告诉了我们这座山上年龄最大的六位方丈的岁数：最大的七十，最小的六十七。他们说，山上共有二十座寺庙，一百八十处隐士修行的房舍，但现在很多都毁掉了。 12 访问隐士 离我们经过的路不远的地方，有一所隐士修行的小屋 。我们去访问了隐士。走近后我们发现，他把自己锁在自己住的小屋子里。它建在属于寺院的地里，墙上有一个直径十五英寸的圆洞。他就从那洞里接受别人送来的食物。他来自上海，曾发誓在那儿待四年，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寺僧对里边喊，有客人来了，他便把门打开了。当我们问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发了那样一个誓时，他回答，是为了根除内心的罪恶念头。我们问是否可以为他照几张像，他说他不反对。于是我们拍了一张他的头部从墙洞里露出来的照片。他一脸的诚实，头发很长，已经长到了十英寸。 13 华廷寺 华廷寺是天台山上最高的寺庙，海拔有3400英尺。同其它大多数寺庙一样，它坐落在一处非常孤寂的地方。半径两英里之内，围绕着它有一百处隐士修行的小屋。寺里的方丈大约有五十五岁年纪，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对世间事物无所不知，只是看起来有点过于玩世不恭，因为他理解宗教的真谛，但也知道获取那真谛所要经过的路程是多么令人悲哀的遥远。他谈到，除了例行公事的晨颂晚祷，寺僧们无所事事，在学习和研究宗教问题上完全任意而为，或者随心所欲地游手好闲。他说，佛教寺院的建立有三个目的：省（沉思）、教（传授）和礼（仪式）。天台宗主要着力于“教”，而国清寺却以它的禅思而闻名。 从华廷寺出发，我们登上了天台山的最高峰拜经台，发现它的海拔高度是4000英尺。因为被雾包围着，我们在那儿没能拍照。 14 另外一些隐士修行的小屋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参观了好几处隐士的居处。第一处门紧锁着，没有人应答；在第二处，我们看到一个剃了光头的人打坐在垫子上，正在念诵《金刚经》。我问他是否理解第六章所提到的预言——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他从打坐的沉寂状态中恢复过来，给我们奉上茶，问我们对这些话的理解。我把这一段话解释成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出现在佛陀逝世后五百年。那位隐士说，他从来没有解释过这段话，尽管已经诵读了三十五年了。大约离开五十码之外，是另一个隐士的居处，住着一对年龄大约六七十岁的夫妇。老妇人面色和善，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念念有辞地诵经。他们两人以采茶谋生，每采摘一斤，他们可以得到八文钱；每卖三斤（四磅）可以收入大约两个先令。不远处有一个密封的屋门，门上有一个直径一英尺的圆洞。我指着门问他们，里边是不是有个僧人。她说是的，但你们现在不能同他说话，因为现在正是他坐禅的时间，这当口女人们是不能大声说话的。方丈告诉我们说，周围有一百多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般不露面，除非在有些善士向寺院大量捐助财物或者在华廷寺举行宴会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庆国寺
15 庆国寺 吃过饭，我们继续往下走，十英里后到了庆国寺。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名字，在上海，我曾遇到过寺里的一位和尚。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弗兰克博士，是一位优秀的梵文学者，当我在北京的德国公使馆学习汉语时曾在那儿遇到过他。他在搜寻梵语文献时，曾来到这所著名的寺院调查天台宗的创建者的材料。寺院方丈敏海是整个天台山最有名的高僧，是他募集了13,000银元，重修了寺庙。在这里的主殿里，供奉的不是佛像，而是一座小小的宝塔。这是很不寻常的。我拍了一张照片。 16 国清寺 第二天，我们继续下行，来到了海拔只有810英尺高的国清寺。这座寺院非常雅致，类似杭州的海潮寺。座台上供奉的神灵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新塑的部分非常鲜丽。佛像下面是500尊罗汉，循梯而上是一个管理得不错的图书馆。紧挨着的西边大殿是奉献给三位一体的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的。这三尊佛像都站着，大约有20英尺高，每一位头顶上都打着伞盖，标志着他们的皇家身份和在帝国中的级别。走进厨房，我们看到一口煮米饭的大锅，直径七英尺五英寸，已经弃置不用了，但关于它，却留下了种种神话传说；我们还看到了几口直径五六英尺的煮饭锅，用于为属于寺院的一百六十名僧人蒸煮食物。还有一座禅堂。在位于禅堂正中的神坛的西边，有一个蒙着白洋布的座位。紧挨着墙的四周，是一条大约两英尺多宽的长凳，上面排着四五十个垫子，僧人们每天在那儿坐禅三次。据说，这是这座寺院的特色。在讲经堂里，没有讲台，只有一把空椅子，是方丈宣法时坐的。负责接待我们的颂清师傅，是我所遇到的最优秀的僧侣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那坦尼尔 ，三十四岁，已经游历了全中国，还希望去印度和世界的其它地方看一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国清寺还有以下特殊的地方不容忘记，如寺院的创建者智顗大师的宫室和庙 ，它们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还愿谢恩的旌匾。 17 关帝生日以及楚王庙 今天是战神关帝的生日。我们十分幸运，目睹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妇女宗教集会。前一天的中午，她们开始抵达；到太阳落山时分，各种建筑的院落里就挤满了四五十岁或者年纪更大的妇女们。寺僧告诉我们，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来“求梦”的。下午，在去天台城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妇女，顺着我们来的路一直向寺庙走去。向导告诉我们，去寺庙里求个梦，这是当地妇女们的风俗习惯。如果得到了一个，她们就去找朋友们（而不是僧人）寻求解释。倘若了解到她们交了好运，她们就会到庙里去烧香，祷告，或者送一块谢恩匾。 晚饭后，一阵巨大的女人的喧闹声从不远处传来。我们问领班的僧人，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些妇女们在做什么。他们爽快地同意了。八点左右，他们领我们去了“智者大师塔院”。现在是农历一个月里的第十二天，月光很亮，但带路的僧人还是提着一个灯笼，走在前面。到了那里，我们看到在大厅中间的塑像前有一个架子，上面燃着大约十二枝指头粗细的红色小蜡烛。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妇女。她们躺在自己的衣服上，既没有铺也没有盖任何被褥。房间的东边，大约有六七个男人，正围在一张桌子边读一种祈祷文之类的东西。领头的大约六十岁左右。不仅庙里边，就是走廊和院子里，也都睡满了妇女。两三个僧人在她们中间出出进进，似乎在维持秩序，但大部分僧人却在旁边另一座院子里。回到住处后，我们听到某个地方在演奏音乐，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但到十点时，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只是偶尔听到轻微的说笑声。 早晨三点左右，僧人们就起床了，并开始祈祷。大殿里钟鼓之声悠扬顿挫。四、五点钟之间，住在智者大师塔院里的妇女们起来了，在两个从城里来的、年龄约六十多岁的教师带领下，背诵她们的祈祷文。看到这么多妇女聚到一起，并且很快就要散去，我在一张黄纸上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字写得很大，把它放在走廊里的桌子上。因为我觉得这是让上帝的选民们了解无可比拟的、伟大的救世主的一个机会——她们会缘此把某些信息带回家乡。教师们走过去，挤在一起，围着桌子看，并用他们的方言解释那句话的意思。由此，妇女们把某些基督教的理念带回了家中。 在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子开始背诵佛教的祈祷文之一，叫做《心经》。嘴唇能移动得多快，他就背诵得多快，时不时地张开嘴吸一口气。他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似乎在向往一种美好生活。那经文他已经倒背如流，成了一种机械性动作，因而能够在听我讲话的同时，数他的念珠。 从院子里走过时，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生殖崇拜的遗迹——一个两英尺高的生殖器状物。离开这座寺庙，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寺里的僧人们热情地跟我们道别。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人变成驮畜
18 人变成驮畜 途中，我们看到许多挑着重物的脚力走在从大塔头到天台山的路上。两地相距80英里。他们每人都挑着200多斤，用6天时间走完全程。每挑一斤可得到6文钱的报酬，算起来相当于每英里每吨11便士。因为缺乏好的运输工具，这些人只能肩挑背扛，这实在使人感到悲悯。特别是，这个地区驮畜很少。在我们离开上海的三个礼拜里，总共只看到了三头驴子，骡子则一匹也没有看到。马更是稀有之物。有旱牛和水牛，是用来耕地的。 19 一个伟大的处方 在一家我们住了一宿的旅馆的墙壁上，写着一个了不起的处方，可以看作是对天台山各寺院之教义的总结。 大补清心丸 阴阳 全体 好感 足量 慎言 足味 正直 三钱 责任感 酌量 爱心与正义 多多益善 诚实 一片 好心肠 一个 小心 一点 投机 清洗干净 信仰 精心调配 安宁 一块 快乐 大量 宽容 完整的 耐心 万分 敬畏天地 随需定量 清心 随需定量 日时 随需定量 以上共20味，抟制成丸，名为智慧之种，可以清热借读。一次108丸，温汤服下，益己益人。 禁忌：讽刺挖苦、中伤诬陷、流言蜚语； 本处方来于净灵山革心殿，专治世间所有男女一切疾病，如没有信仰、不孝顺、没有爱心、缺乏正义感，等等。凡服用此丸者，无不药到病除。 20 旅馆里的设施 一次，我们走进一家旅馆，被引进了一间地下室，但随后又登上了楼梯。门一打开，我们发现房子后面是一条路，与房子一样高。地上，作为睡觉用的设施，是一些稻草帘子，大约两英寸半厚，编织在一起作为睡垫。垫子的两头都卷着，当作枕头用。在人多的时候，还可能两个人睡一个垫子，打通腿。整个房间都铺满了垫子，只在中间留出了一条过道。一间房子里睡了我们十六个顾客。为了应付临时急需，在房子一端的梁上还加了隔层，可以多睡六个人。 以上所记就是我们这次有趣的旅行所闻所见的主要情景。在离开了一个月之后，我们于6月11日回到了上海。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1 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在回欧洲途中，我打算顺便访问印度，首先是要去看看印度基督教学会的秘书莫督克博士。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我也想看一看印度传教工作的环境情况。我的旅伴是浸礼会驻山西的A·G·夏洛克牧师。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也很诚实的传教士。我们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的二等仓，同另外四位耶稣会士共用一个隔间。因为他们只能说一点英语，而我又不能说他们当地的方言，我们用汉语交谈。 船上最有身份的旅客是李鸿章。他要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表示，像我这样在教会工作和中国的改革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却乘坐二等仓，很使他吃惊，而他的秘书们旅行还坐头等仓。 2 访问马德里 从锡兰出发，我们前往马德里斯。莫督克先生的总部就设在那儿。自印度大叛乱 以来，他就在那儿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基督教学会在当地的事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像父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我们。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工作记录和私人书籍——那些书籍开启了他人生践履的内在的力量源泉。 在参观印度的教会学校时——比中国的教会学校早建立了50年，我们发现它们的规模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十倍：那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平均只有60名学生，而马德里斯的学校却拥有600名。 米勒博士的基督教学院使我们大开眼界，深受鼓舞。教学楼的底层是小学；第二层从事的是我们或许称为中学教育的教学工作，它的上一层住的是大学预备科的学生；再上一层培养的则是学士和硕士，而最顶层则是研究机构。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类的“蜂巢”。 有好多年，米勒博士经受着品格和意志的严酷考验，因为有人攻击他，说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是不务正业。这同1893年我担任《教会新报》主编期间那次引起在中国的传教士焦虑的对教育工作的攻击，是同一阵反对浪潮。但米勒博士成功地从攻击中摆脱出来，并被苏格兰自由教会任命为宗教会议的议长，由此证明了他的正确。 3 横穿印度之旅 我们计划离开马德里斯后去加尔各答，然后横跨印度，经过贝那拉斯和德里到孟买，三个礼拜之内在孟买再次乘坐同一艘法国邮轮。正值五月，我们在马德里斯的朋友们坚决反对我们进行这次旅行，因为加尔各答正流行霍乱，并且即便在此居住已久的传教士也从来没有谁想在如此酷热的季节里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了一眼，说道：“这一次放弃，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印度走走，看看，我们必须抓住它”。于是我们坐上了驶往加尔各答的汽轮。在加尔各答，夏洛克染上了严重的霍乱，差一点丢了性命。 一天晚上，我们在6点钟从加尔各答乘上火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贝那拉斯，投奔拉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来于南威尔士的卡马逊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人，娶的是著名传教士克里的养女。由于疏忽，我们错误地在另一个站下了火车。没有人迎接，我们只好乘坐一辆马车，穿过整个城市。酷热的空气就像从火炉里冒出来的，我们感到吸进去的都是火苗。等到了拉扎洛斯先生的家，女主人老太太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疯了，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穿过整个城市！立即上床，等凉爽下来能外出时，我会喊你们的。布扇！仆人，快拉布扇！”天气凉爽下来以后，她请我们喝茶，又用她的车送我们到处游览。第二天，她的女儿领我们去恒河看印度人洗澡，以及河岸上火葬死人的情景，还有寺庙里做礼拜的场面。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德里
4 德里 在亚格拉，我们参观了无可比拟的泰姬陵。但对我来说，最漂亮的景观是德里附近的著名的库特巴塔楼。太阳落山时我们从德里出发，到了靠近库特巴的一家政府招待所住下来。我们浸礼会在当地的传教士托马斯先生为向导。第二天黎明，我们登上了这座美丽塔楼——被建成一个望远镜的形状——的高处，看旭日东升。库特巴清真寺和塔楼是由七百年前的伊斯兰统治者修建的，作为伊斯兰一神教对印度偶像崇拜的胜利的纪念。它们的名字是从开始筑塔的奴隶管理者那儿得来的，又被用于整座清真寺。在这座清真寺的院子里，有印度最大的奇迹之一：一根铁柱子。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好多个世纪里，它就伫立在那儿了，回教徒曾经利用它，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利用圣索非亚清真寺。 在回德里的路上，托马斯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有关附近一个圣墓的奇异传说。那是一位以幻术和奇迹闻名的圣者的坟墓。他的权力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礼。一次，皇帝外出，皇子阴谋反对父亲，请求圣人的帮助。皇帝听说这个阴谋后，发誓回来后进行报复，但圣人宣称他永远不会再回德里了。当皇帝取得战役的胜利后，传回话说，他回来后将对叛乱者实施最可怕的惩罚。但那位圣人捎回话说：“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每一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些，并且随时把这消息通告城里，而每天得到的回答都是：“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最后，皇帝的军队驻扎在了首都的郊外，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这个预言：“回德里的路仍然无比漫长”。接着皇子们和众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凯旋。在欢迎仪式结束、众人都离开他之后，帐篷倒塌了，皇帝被压死：回德里的路依然无比漫长。 在孟买，晚上10点钟左右外出时，我发现没法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因为上面躺满了人。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在露天里睡觉。第二天，登上法国邮轮后，我感到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差一点就昏过去了。 在通过红海时，气温变得很低。事实上，我们都穿上了厚重的外套。 5 巴黎 经过马赛，我到了巴黎。我的妻子和四个女儿迎接了我。女儿们早就在巴黎上学了。有两个女儿我已经十年没见面了。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而我则启程去伦敦。正当我要离开巴黎时，一场少见的灾难发生了。一场暴风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样把它们摔向路边的店铺。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尽管灾难发生时我正在乘车去火车站的路上，对当时的恐怖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暴风所及的半径非常之小。直到到了伦敦后，我才了解到这次灾难发生的情况。当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消息。 6 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在欢迎仪式的最后要对委员会说点什么。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从其它传教区归来的另外四五位传教士。我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着很多中文书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国休假迄今十年以来所经常翻阅把玩的，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以银封面的《新约圣经》版本；我翻译、麦肯西先生撰写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揽要》；我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观察》（《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和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时报》的年度合订本，以及《时代观察》的一些样报。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从箱子里拿出来，同时略加介绍。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一次见他们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否勤于工作，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 7 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 浸礼会的秘书贝内斯先生对我眷顾有加，特意安排我于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所发生的改革运动，呼吁他们派出更多的人员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一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 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 9 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一个小册子。 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一本小书。此后，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非常破的书，正是我为年轻的政治家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10．访问加拿大 因为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途经上海时，我曾跟他提起过加入广学会、扩大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从事这个工作，他很高兴加入我们。现在，1897年，在从英国经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趟多伦多，拜会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敞开在基督教文学前面的伟大远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它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开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都来了。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呼吁他们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迈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国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被忽视得太过分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们新征募的“志愿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访问北京
1 访问北京 1899年夏，广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让我去一趟北京，以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深感悲观，说任何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它的否决。他建议我不要就此事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交涉，因为那没什么用处。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访了几位政府高官，并且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并拜会了李鸿章——当时他在天津。他那时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 时我同他多次进行会谈。他拥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是第一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 1899年冬，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作短暂停留，招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天津时我们曾相识——前往见面。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总督像他那样兴高采烈：就像一个厌学的儿童回家过节一样高兴。后来，我猜测他一定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一些信息，为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而感到高兴。 2 排外情绪的蔓延 随着倡导同外国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动派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在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后，侵占了胶澳港 。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这种政策取向。由于忽视对外国人的保护，中国政府遭到了如此严峻惩罚，而这只是强化了保守党的排外情绪。有几个亲王和朝廷高官筹集款项在不同省份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山东，出现了由无知的狂热分子创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通过念咒作法，可以刀枪不入。长枪会和其它一些类似团体的宗旨是杀尽一切外国人。 3 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 与义和团运动大有干系的、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刚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此时，慈禧太后授权他筹款组建地方武装。这为他赢得了“敲诈者”的称号。1899年，他途径上海，派一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约定时间让我去看他。在同刚毅会见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们很有见解地认定上一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宣称，康有为急着使中国变法图强，那只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说，对他（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这里，我那位布政使朋友从桌子下面踢了我一下，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说动像刚毅这样顽固的保守分子。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4 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的危险性。他专门写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国公使置若罔闻。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会上，我倡言了在中国开展与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价值。我坚信，存在着威胁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的危险，因而随身带了明恩溥博士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对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也提倡改革——的敌视态度，会在一场使传教事业归于终结的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且危及所有外国人的生命。我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这种令人恐怖的危险的发生。然而，大会执委会作出的决议是，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险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据传统，他们不能够“干涉政治”。 5 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 在波士顿，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向二十世纪俱乐部介绍中国的现状。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被毁掉不仅是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决定让我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华盛顿。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一些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 6 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告 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仅仅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和请求打印了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上署了名，但却没能与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交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对我的观点，他深表赞同。然而，他告诉我，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他同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我把约翰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回答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而纽约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拜会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儿待了一个晚上。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尽管那意见是强有力的。如果不发生杀戮事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为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站得住的理由。 对我请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义和团造成的灾难所抱的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这次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以后不出两个礼拜，我便收到了电报，告知义和团已经开始屠杀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回到中国
7 回到中国 于是我启程返回中国。在横滨登陆十分钟后，我就从报上了解到了山东的传教士九死一生的详情。听到在直隶首发的动乱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联络已经中断了。这时上帝给了我一个主意。从神户，我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转请沙士比雷爵士 电告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英国政府确认督抚个人对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电报是匿名发的，为的是让它完全凭自己的价值得到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的电讯，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经照会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 8 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 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信都必定先交给各省的督抚过目。对太原来说，电报来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大开杀戒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才到达。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谁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我工作了多年、并且同它的官员和士绅结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里！ 在陕西没有遭受生命损失。我的电报到得正是时候。陕西巡抚是端方，一个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和四川总督 ，在革命初期被暗杀身亡。他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 9 周馥采取的措施 四川省采取的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当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其它省份的外国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有很多官员劝巡抚——是一个满洲人，叫奎俊——把外国人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杀掉。其中只有周馥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杀死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当你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要求杀死传教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北京传来，巡抚一一塞进了自己高高的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它们。这样，赖于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 10 与庆亲王和李鸿章的会见 尽管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过领导作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迫使清政府流亡陕西 ，我还是被庆亲王和李鸿章邀请，协助他们处理山西省被杀传教士的理赔问题。我们双方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山西大学的建立——筹建的过程将在下一章介绍。我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星期日。会见时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书，其中一位叫周馥，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继而改督两广。一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问题，但那一天他没谈别的，并且，在我过后看来，他提的问题显然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 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形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迥出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图）
1 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 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中国人害怕联军进军山西，处死负有责任的官员和义和团首领——像在保定那样。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 我的建议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他们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我，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 2 挫败建立另一所竞争性大学的企图 这些建议批准后不久，朝廷下令整个帝国的每个省份建立一所大学。1902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太原。同行的有已被我任命为总教习的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以及协调人、理学士尼斯托姆（中文名字新常福）。尼斯托姆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瑞典年轻人，担任了学校的化学教授，并且一直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想尽千方百计反对建立实施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与巡抚岑春煊进行了交涉，把两者合并为一所帝国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制定了章程，规定学校包括两部分：中文部由中国人负责管理，专门教授中国的传统学问；西学部由我负责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学科目。 3 反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规定 在筹建大学的谈判过程中，巡抚派一位道台来我这里，明确指示他要得到我的承诺，在大学的章程中加上永远不在学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条款。我是决不会同意这种建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意味着承认传教士们所传授、所信仰的东西对这所大学毫无价值，也就等于承认对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杀是正义的。但那位道台是一个绝对聪明的谈判者，他软磨硬泡，在八个多小时里，自始至终坚持他的主张。由于身体已感到极度疲惫，情绪也变得烦躁不安，我担心会说出过后后悔的话来，就退场走进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向上帝祈祷，请求他的指示。两分钟之后，我又回来了，对自己所应坚持的路线十分清楚。我告诉道台，宗教自由问题，是清政府在同好几个国家签订的和约中同意了的。倘若巡抚现在被授予了特别权力，能够凌驾于条约之上，将它们废置不顾，那我们可以讨论这样一条禁止基督教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则没有必要就这个建议继续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东西。这个条款很快被放到一边，再也没有提起过。虽然在这所大学中，从未正式上过基督教神学课，敦崇礼先生却因能有机会在文化讲座中讲述基督教的好处而非常满意。而且，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