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巡抚的友好态度（图）
4．巡抚的友好态度 与此同时，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在把临时校舍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学部的那位官员，也就是带头反对建立西学的那位，正忙于给北京写信，散布谣言破坏巡抚的威信，指责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我让步，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权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员交出属于中学部的所有财产，并立即离开太原。倘若多待一天，则性命难保。巡抚如此大发雷霆，没有谁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见。当天下午，巡抚邀请他部下的高级官员和士绅们为我饯行。宴会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巡抚表示感谢，并祝贺在场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一位完成了两项山西历史上曾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的巡抚：现代大学的建立使中国得以有机会在教育上比肩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铁路的兴修将给山西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说到这里时，巡抚打断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不！不！这两件事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 新学校的章程签字后，被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送到全国的官员手中。 5 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 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一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 6 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 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由一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 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 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7 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 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8 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我关于建立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一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一时间充满了希望。一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一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 9 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 然而，要找到一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时间设计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一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一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 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一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说完，我们就分手了。 10 总教习敦崇礼 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位总教习是敦崇礼牧师。他是文学硕士，来于格拉斯哥。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06年8月，他这在久病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辞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清政府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赏红宝石顶戴。在合适的继任者出现之前，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R·O·毕万教授被任命为代理总教习。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即1906－07年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历年来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一年，山西大学的25名学生被送往英国学习铁路和矿业机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资助的。这一步是最富希望的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山西未来的福利取决于她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进。 11 重访太原，1907年 1907年秋，原来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当地一位士绅，也是一位翰林，对我们非常友好，对山西大学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真诚的赞许。在我1908年访问山西时，他是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一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学生们穿着不同校服，在乐队伴奏下列队走进广场。他和其他一些官员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二楼上，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将各个院系一览无余。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场面十分壮观。议长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聚集到广场上的学生将近两千人，有军事专业的，有农学专业的，也有的来自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它们的骨干教师都曾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并且不仅在太原，就是在山西的所有其它城市，赖于山西大学的带动作用，也都开办了类似的学校。同一年，我还很高兴地看到，1902年我呼吁兴建的铁路竣工了，在太原和北京之间开通了定期列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2 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和省议会的邀请函，一再邀请我从欧洲回来后在去上海之前来山西大学访问。到达太原后，省政府要员和议会议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间，他们高度评价了山西大学对整个山西省做出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承诺继承与教授们签的工作合同，并继续扩大学校规模。当时山西大学共有八名外籍教授，另有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师协助工作。 13 巡抚岑春煊 在我管理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一位巡抚是岑春煊。岑是江苏人。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出北京、流亡西安时，他曾陪侍左右。作为对他忠心耿耿的服务的奖赏，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行政能力、廉正的操守和勇气，而成为帝国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据说，在把他提升到种种困难的职位上时，他的敌人从不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希望他因为失败而垮台。他曾成功地避免了联军对太原的讨伐。不久，四川省陷于混乱，一场反叛势所难免。在他被升任四川总督后三个月内，全省彻底恢复了安定局面。 接着，他又被调往广州。当时广东和广西两省局势复杂，多年以来就处在叛乱的边缘。历任督抚都未能恢复秩序。即使岑春煊到任后，也无法轻易使局面改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明如果北京在广西任命一位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巡抚，他不可能在安定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权后，两广秩序的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他的手段与中国那些有作为的军事将领所采取的没有两样。不论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生轻微的暴乱，他都下令立即处死领头的人。没有哪个官员敢于延误执行他的命令，因为那样的话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中国当今最有能力的绥靖者。后来进京面圣时，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随时随地地揭发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在中国的所有高官大吏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弹劾北京的最高权威——庆亲王——的人，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认罪服输。然而，当北京的高官们联合起来，搁置他的弹劾折子时，他拒绝继续为政府服务，一度回到上海安享天伦之乐。 1913年，孙中山和黄兴发动叛乱，反对袁世凯总统。岑春煊在他人撺掇下，站在叛党一边，反对共和政府。叛乱被平定后，他同叛乱分子一起消失，从此默默无闻。 14 其他几位山西巡抚 接替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敦崇礼先生发现，赵尔丰对有关大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后来，在他担任武昌总督 时，我拜访了他，那正是他转赴四川任四川总督的前一天晚上。谈话中间，我表示很遗憾中国当前没有真正的总督，也没有真正的巡抚，这使得中国处于极为危险的无政府状态。我表达看法的这种方式使他十分吃惊，要求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指出，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 山西的另一位巡抚是个满洲人，叫恩寿。他对山西大学的态度不错，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拨出1万两银子，为大学增购器材。我任山大名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任巡抚是丁宝铨。他是历任巡抚中对山西大学最友好的。除了对山大的悉心关照外，他还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设师范学校，为整个山西省培养师资。 如果把我与那些跟山西大学有关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括，那可以这么说：对我的管理工作，他们从来不加干涉。在每年5万两银子的办学专款到期之日，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支付。当我把办学合同交还给山西政府时，那种普遍的快乐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预料。还有，为了表达对敦崇礼先生卓越的奉献的感激，他们在山西大学校园里边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颂扬他的诗句。
15 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物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们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1 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就如同败于日本的屈辱导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1900年中国遭受的耻辱也唤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成立了各种教育和文学社团。一种新的动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当中——在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的西式学校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渴望。 在政府里，这种倾向也很明显。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以现代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法学、宪法等，作为策论的内容；那些古老技能的遗留——射箭、举重等等，原来是获得武举的必要条件，从此永远被清除了。9月份，又颁发了另一道上谕，命令全国的所有书院都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都要建一所大学。此后不久，又颁布了第三道上谕，规定所有督抚都要以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榜样，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这些诏令原来是由光绪帝在1898年首先颁布的。 光绪帝颁发的另一道诏令是劝谕满族亲王们到国外旅行。这条诏令下达时在朝廷上曾引起巨大的恐慌，现在却被付诸实践。即使满洲贵族们，迫于形势，也不得不然。光绪帝的哥哥醇亲王（皇帝和太后死后，为摄政王）被派往德国，就1900年两名德国牧师被杀事件向德皇道歉。因为此前从没有哪个满族亲王被允许到远离京城四十里的地方旅行，或者在城外过夜，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大事件，尽管他的使命只是道歉。第二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出席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此后，相继有满族亲王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特殊使命，或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州举办的商品展览会。 1902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告诫中国人废弃妇女缠足的、害人不浅的习俗。这使“反缠足会”大受鼓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中国北方
2 访问中国北方 ⑴周馥 1902年春夏之间，我在中国北方待了四个月，其中大部分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要操持筹建山西大学事宜。在回上海途中，我去保定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得到他的帮助，为教材的翻译筹集一些资金。他手下的省布政使是周馥。义和团事变之后，他在处理直隶省的对外事务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作为奖赏，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他不仅是引进电报和铁路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中国对基督教表现出深厚兴趣的第一个高官。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打算赴山东担任新的职位。对传教士出版发行的书籍，他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们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他告诉我，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把它们装进了一个箱子里。前不久，他手下一个非常有才学的官员，父母同时去世了，守丧期间不能从事政务。周馥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研究一下这整箱子的基督教书籍。于是，他把箱子送给了那位官员，请他在读完其中的内容后，就基督教写一篇适合官员阅读的论文。 我再一次在北京见到周馥时，那位官员已经把论文写完了。周巡抚请我把论文通读一遍，看看是否适合发表。我发现，由于受了中国政府的煽动，作者加入了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当然不会增加教会的声誉。我对周馥指出，写一本解释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却引用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案例来反对它，这就像在写一本介绍儒教的书时，却引用儒生犯在衙门里的案件一样荒唐。理所当然，这本书没能出版。 ⑵拜会荣禄 这时，荣禄派人来传话，让我去跟他见个面。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期间就很多重要事情，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能力方面，与我所遇到过的其它中国人相比，他更像李鸿章：头脑清晰，思维敏锐。会谈结束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我猜想，他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鹿传霖以最排外的内阁大员而闻名。我回答说，如果他真的愿意见我，我可以登门拜访。于是荣禄说：“明天五点，他将在他家里恭候你”。 ⑶会见鹿传霖 鹿传霖是直隶人。在荣禄安排的那次同他的会见中，我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状况与六十年前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别问我这样的问题”，他回答：“比以前差多了，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坏。”这是我故意给他设的陷阱，他很轻易地就陷进去了。于是我说：“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灾难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看到自己落进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这给了我一个我所期待的机会。我列举了几项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临分手时，他就通货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他应该向银行家们征询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但他坚持询问我的观点，于是我说：“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行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它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几年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他。时间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鹿传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⑷肃亲王 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一条河和一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一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一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一起行动，制定一套合适的教会条规。 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 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一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一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一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 樊国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一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 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 ⑴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 ⑵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 ⑶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 ⑷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视同仁，即行撤职； ⑸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 ⑹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⑺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一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 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 6 访问日本 ⑴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一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一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一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 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 8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不同省份的中国官员以各种形式提供了捐助。 可是，当我们首次尝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时，俄国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绝，尽管北京的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请求。他们说，他们各自的红十字会能够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款项，却缺乏必要的权威进行散发。于是我给我的一个朋友、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的韦伯斯特先生写信，说明中国政府没能取得日、俄两国的同意，使我们协会前往满洲救助中国难民，如果他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将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先生私下里拜会了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助，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俄方将军允许他在俄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伯斯特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协会对中国人开展救助工作，他（韦伯斯特先生）感到在怜悯可怜的中国难民方面，日本不应该表现得比俄国更差。日方将军立即表示同意。这样，北京的政府部门无法做到的，韦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 他立即申请电汇救济金。很快，钱就打进了他在牛庄的帐户里。不久，他又发来电报，要求在两个礼拜之内输送10，000套棉衣。我回电报说，“10，000套棉衣将按时送达”。从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协会捐助的资金总共达451，483两（相当于56，000英镑），慈禧太后一人就捐助了100，000两（约等于12，500英镑）。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北京
9 访问北京 1904年5月，我对北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拜访了庆亲王、兼任外务部和户部尚书的那桐、孙家鼐，以及其他一些人（详情将在下面关于“和平运动”的一章中叙述）。当时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尔顿）也在北京。想到伦敦会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我决定提醒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它和其它差会对中国的伟大奉献，应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给外务部写了一封信。 10 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 下面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前来参会、并一起商讨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竞争方式的时机，真正到来了。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前山东学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满洲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除基督徒外，参会的还有大约一百位宗教领袖。大会共开了四天，晚上聚餐，并有社交聚会。很多非基督徒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撰一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11 周馥的建议 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他对我极尽宾主之谊。不仅派一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丰盛的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谈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一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上帝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本伟大的书的伟大主题。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宫剧院举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在巡抚身边。我们西边的包厢里坐着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而东边的包厢里则是新建的大学里的官员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着。宴会中间暂停时，当演戏的锣鼓声压过了谈话的声音，巡抚就把我带进后面一座安静的院子里，单独同我交谈。就是在这样一次没有吵扰的间隙里，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 ⑴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 ⑵我购进一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久以后，周馥被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转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