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 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 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 10 爱丁堡大会 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 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 11 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一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一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一，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一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一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乗佛教是公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 2 洛宜德教授 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参加这样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过了不几天，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我以儒教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结束时，洛宜德教授特意请我向听众呼吁，要大家热心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那会使传教工作更富成效。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阅读两本很有意思的佛教书籍：《莠草中的麦子》和《半个日本的信条》。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3 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关大乗佛教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几条历史材料应当提一提。大乗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传入后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九世纪时，得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师和弘法大师空海出使中国，进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师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团分乘三条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的一只因途中遭遇台风沉没，另外两只也失掉了联系，都担心对方已经遇难。然而，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苦苦挣扎后，两只船上的使者都到达了中国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国首都的行程。在那儿，他们发现住着不少于三万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 随同最澄大师一同出使中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去了那儿，把这本非同寻常的经书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莲华经》，人们认为，这本神圣经典的功效要超过所有其它经书。与其它经书不同，它不是从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或许是从埃及传入的。这条海路的存在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吃惊。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国》中的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三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频繁。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到日本后，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经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广的一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宗教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宗教和教派的壮大，而是一种在整个远东——即使不是整个亚洲——不断衍生的宗教的成长。 4 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 在《莠草中的麦子》一书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内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的诺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教义取自《莲华经》。洛宜德教授证明，《莲华经》是一本源于塞西亚的古籍的翻译。二至三世纪的“希腊之父”们曾见过原本，二世纪时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据翻译写成。在191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半个日本的信条》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之间极为显著的相似性，呼吁基督教的传教者们“对佛教徒要表现出同情和耐心。希望他们……能对佛教徒说：‘我将与你同行，我们将一起走近上帝。你会明白，释迦牟尼自己就是上帝的证人’”。 5 戈登夫人的研究 这个时期，E·A·戈登夫人住在东京。她曾协助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和珀西·邦婷爵士搜集最优秀的英语文学类图书，以应我们豪侠的联盟 所需。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当地的统治者。对方非常高兴，专门修造了一座建筑收藏它们。戈登夫人最大的愿望是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见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给我一部日文的《莲华经》。其中包括一个中文的教义概要。读了以后，我为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以及它与《圣约翰福音》的相似性所震惊。 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宫崎，又碰到了戈登夫人。在那儿，我开始翻译《莲华经》，戈登夫人在上面做了许多注释。在一次由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会上，我提到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将会有所收获。戈登夫人因此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与会者众口一辞，都说原因在于传教士不理解日本人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相应地，就没能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他们本来应该很高兴地欢迎基督教的——的信任，而是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听到这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感到，要使基督教信仰赢得远东，研究当地人的宗教是十分重要的。 戈登夫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她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社团的研究之中，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华经>解》等书。第一本书提到了西安的景教碑，指出了日本的宗教习惯和基督教的相似点，认为可能是由最澄和空海大师传入日本的，因为在公元九世纪，他们曾作为使者出使中国。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朗（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一家佛学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过去，佛教徒与基督徒一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造成过严重冲突；但戈登夫人以史实为依据的、善意的叙述出现后，佛教徒被基督徒这种公允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从西安弄来了景教碑的复制件，把它树立在高野山，那是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他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很质朴。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形成了一条趋向坟墓的长长通道。通道两边埋葬着成千上万有名望的和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期望当空海大师复活时，能跟着一起醒来。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高野山
6 访问高野山 在访问高野山时，人们都知道我翻译了两本佛教经典——《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院长和教员拜访了我，请我在我打算停留的四天里，每天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 我选择的演讲题目是： ⑴世界各国的宗教； ⑵世界上的文明； ⑶当今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 ⑷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义务。 讲座做完后，学校师生一致决议向我表示感谢。离开高野山之前，我拜访了那位大方丈，问他在真正的宗教的复兴中，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高兴、非常诚恳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原因有两个：第一，佛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的超度，而且主张普渡众生。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把我送出了好远。他请我给他寄一套《圣经》，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n使用。回到上海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一套。 这种新出现的对佛教的友好倾向并不是单方面的。那所佛学院里的一个学生，此前曾翻译并出版了托尔斯泰写的一些寓言；几年以后，一个姓岩下的僧侣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相同性，就这个问题为京都的佛教徒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开始，当僧侣们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对他充满敌意，但逐渐的，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每次讲座听众的人数都在增加。后来，为了获取更多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他到了上海，在我这儿学习了两个月。 7 基督教和佛教之仪式的相似之处 日本的第一座大乘佛教寺庙建于古都奈良附近的×××。走进其中的一座庙宇，人们会感到困惑而震惊：其中的画像简直就是《启示录》描述的“禽兽围绕着宝座”这一场景的生动体现；在另一座庙宇里，佛陀作为最伟大的医生现身，为群众治疗一切疾病；还有一座庙里的释迦牟尼被十二位全身武装的将军（他的徒弟）护卫着——像耶稣的十二门徒一样，他们都有名有姓，他站在琉璃海中间，太阳和月亮栖止在他的身上；庙里的和尚们在举行仪式时，也在空中划十字符号。 宫崎地处下关和神户之中途，是日本最神圣的海岛。岛上有一座寺庙，据说是著名的改革者最澄大师建立的。 从中国回来后，最澄大师致力于把日本的各种宗教统一起来，并且引进在他看来他在中国所发现的最好的宗教。在宫崎，有一座小山，山顶上的寺庙里有一处圣火，是由最澄点燃的，持续燃烧到了现在。山脚下有一个洗礼的地方。获得允许后，我也进去了。他们给我看了一袭非常漂亮的丝织袈裟，是和尚在举行洗礼仪式时穿的，那种仪式在日本佛教界一直保留着。当我向一个和尚介绍西方的洗礼风俗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另一个很大的寺庙里，僧侣们正在诵经。他们的那种礼拜习惯和形式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使我想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在大殿里，我见到一家人——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恭恭敬敬地跪倒在靠近门的地方。一个和尚走向他们，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边有一些小饼干和酒。他们吃掉饼干，把酒也喝了，然后那和尚回到祭台边的座位上。在过节的时候，这种仪式——可以称之为日本神道教的弥撒或者圣餐，要持续一整天。看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仪式之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基督教教堂里举行的仪典，因为尽管外在的形式不一样，灌注其中的精神看起来却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参观朝鲜的佛寺
8 参观朝鲜的佛寺 鉴于大乗佛教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1913年，我专门去了趟南朝鲜，特意对那儿的几个佛寺进行了研究。朝鲜最大、最古老的佛寺是南朝鲜的Tsudoji寺，离釜山不远。寺里的墙上，“灵魂之舟”被描绘的异常清楚；观音和释迦牟尼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而“神圣的三位一体” 被画在一个花瓶上。 但朝鲜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一座依山洞修建的寺庙。它座落在新罗王国的故都以东相距只有半天行程的地方。他是在一位渡海来到朝鲜的黑和尚的请求下修建的。是他教会了朝鲜人使用棒香礼佛。 相传朝鲜国王的女儿患病了，没有谁能治好。黑和尚声称他能治病。国王庄严地承诺，倘若和尚治好他女儿的病，他将修建一座寺庙，塑造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以示对和尚所信奉的宗教的敬意。公主被治好了。国王派人去中国，请来了最好的艺术家。艺术家们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了全副身心，经过多年的勤奋劳作才得以完工。直到今天，凡看过他们留下的作品的人，无不体会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这座山洞寺院是远东地区几座无与伦比的佛寺之一，因为其中有一尊瑰玮壮丽的中央大佛像。来于芝加哥的一位建筑学家认为，卡玛库拉那闻名遐迩的杰作就是由此模仿的。 9 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不仅佛教与基督教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如此。倘若由于某种原因，日本的皇室灭绝了，还有一个被看作同样神圣、同样源于天神的族系，它的首脑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除了属于天皇的神社外——人们认为那是最神圣的，伊斯摩的神社在帝国中拥有最高地位。 1908年夏天，我参观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庙。由于我完全是个陌生人，而大祭主的地位又是如此崇高，当他答应接见我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安排了一位宫司带着我的朋友（也是外国人）和我在神社里转了转。在一间房子里，保存了一个复制的木钻，那是古时侯用来钻木取火的。同一房间里还有一见珍宝，是一个身佩长剑的古代天神的画像，据说首席大祭主的族系即源于这位天神。参观完神社不久，我阅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对伊斯摩神社的描述。他是拜访这一系的首席大祭主的第一个外国人，就在几年之前。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拍手的古老犹太习俗在神道教中随处可见。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朝拜神社。据那些参加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朝会的人说，众人一起拍手的声音就像瀑布轰鸣。在参加拍手礼时，大祭主穿着纯白的法衣。一般来说，神社建在一个两进院落的三排建筑里，中间的门用草帘或布帘隔开。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也仍然保留着这种帘子。在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个石制或青铜的水槽，也有的是一个漂亮的黄铜盆，在进神社之前朝拜者要先在这里把手洗了。“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双手和心灵都洁净无垢的人。”（《旧约·诗篇·第24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出使天国
10出使天国 在我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11 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谈到这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两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态度，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1908年1月，我与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会谈，谈的是我拟定的十个强国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经过一个小时的亲切讨论，我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他对我说：“也许你愿意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看看”。随即，他打开了一扇门。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宪法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起草的”，他说，“天皇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席大臣的内阁。我们每半个月在这儿聚会一次，设计宪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终参加了所有会议，不过他不是和我们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连在一起的另一间房子里——在那儿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说道，“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最困难的，是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他回答。 于是，他告诉我是如何取得一开始反对这一条款的内阁成员的赞同的。在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技巧。当他把这一条款的第一稿草案读给大家听时，其中一个成员的脸色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并声称，他永远不会赞同给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内阁成员对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两个人下定决心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宣布当天不再进行讨论，但他将把主张加入这一条款的理由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会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时间。宗教自由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多年。在参加维也纳会议时，他同某位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使他顿感柳暗花明。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久而久之，必然发展成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引起内战；而一旦一个民族的势力因为内战而遭到削弱，强势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种各样反叛分子的追随者就会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 “今天，摆在内阁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他说，“是采取一种使国家得到稳定、和平与持久繁荣的政策，还是采取一套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毁灭的政策？” “当内阁再一次碰头时，我问阁员们，是否考虑过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原来带头表示反对的那位说：‘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考虑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试试看。其他反对者也同意试试。于是这一条款一致通过’”。 宪法令人满意地起草完毕后，天皇把原来开会用的房子送给了伊藤公爵，作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个眼界远大的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先进了一个时代，并且心胸开阔，富有生气。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强——那是他的那些爱国同胞的崇高目标，而且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繁荣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们意识到了他的才能，推举他为外务大臣。早期，他倡导推动整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开放几个港口。在保守派看来，他的政策激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一天早上，当他去外务省上班时，一枚炸弹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马车中。他奇迹般地生还，但一条腿被炸掉了。从此以后，他用一只假腿行走。 后来，由于内阁动作缓慢，让他失望，他辞去了公职，投身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学 。他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导学生，以期将来他们能把他坚持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的学校的学生数量比公办大学的还多，曾经达到过7，000人。 1908年1月访问日本时，我发现在大隈重信的学校里总共有700名中国留学生。他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从讲座过程中频繁的热情鼓掌看来，我讲到点子上了。我告诫学生们，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将早稻田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都学到手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 讲座结束后，他邀请我和几位教授到相邻不远的他的住处，作进一步交谈。因为了解到他已把比较宗教学引进了大学课堂，谈话间我问他，政府会不会在国立中学中引进类似的学科；在教育领域，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都会跟在后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较研究进入中国大学的课程表，将会在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后对日本人的宗教态度作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渡海而来，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大名们因此信奉了儒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天皇又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为这种新的宗教修建庙宇，大名们也跟着在各自的领地内大兴土木。 “因此可以说”，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务上，我们这个国家大体上是追随着统治者的态度的”——他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3 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1910年，我出席爱丁堡大会，路经北京。横滨银行的经理邀请“老兵”丁韪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参加者还有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两或三名记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里的牧师等。用过晚饭后，我们转移到画室里，有几位日本女士参加了进来。那位牧师唱了一首圣诗，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风琴伴奏；唱完后又开始祈祷。丁韪良博士谈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经验。稍后，我将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的关系——大乗佛教是佛教后出的派别，在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记者们对我们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晚会结束。这是一个使人特别快乐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银行都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晚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朝鲜
1 访问朝鲜 1908年冬，我访问了朝鲜。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都答应出席该建筑的剪彩典礼。日朝双方都对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去为他们平息争端。庆祝会共开了三天。第一天的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以基督徒为邀请对象；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级官员为主。每天都有我的发言。第三天，在伊藤公爵讲完后，本该由我讲话，椅子却被聪明的朝鲜基督徒郧肃和（音译）抢去了。这对我是一种无礼的怠慢。 在讲话中，我首先对最近二百年来他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想起在中国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盐碱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这块地的拥有者负担不起为它支付的税款，就把它放弃了。可是有一年，黄河决堤了，一大片国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难以数计。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原来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沃土：原来一钱不值的现在变得价值连城。 “在我看来”，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势下，当你们显然认为自己遭受着苦难、失掉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处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任何外国势力都不敢侵犯你们。伊藤公爵，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他为顾问，现在是你们的顾问。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中国所得不到的。如果你们好好利用下一个二十年，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能够承担伟大的机遇。那时，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把你们的不幸变成了祝福”。 2 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公爵邀请了日朝双方的政府要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参加他举办的招待晚宴。宴会结束时，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教士式的发言，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其它类似的讲话。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游世界，去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为的是考察什么东西对日本有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进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够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而，他希望传教士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者，一个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这位亚洲最优秀的政治家讲话。此后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经伦敦会传教士的转化皈依了基督。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专业，一开始在澳门行医，后来在广州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家。由于密谋泄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伦敦我所住的旅店来拜访，对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之意。他夸大其辞地大谈满族人的专横和腐败，声称他们一无是处。在他看来，必须由一个汉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就会发现，满族官吏有坏的也有非常杰出的。仅仅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孙是不可能被从革命的路上劝阻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发宣传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国不久，我访问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问题给各地传教士做讲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凯（音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与康有为很熟，曾看过康有为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自己观点，那些观点后来被收在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他曾经劝说过孙中山不要倡导叛乱，而是去“宣讲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4 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1900年，在去美国途经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就去拜访了他。发现他正埋头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他宣称，满洲人是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驱除。他已经下定决心倡导革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通过文字对政府的启蒙。我看得出，对曾经被囚禁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经历，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此永远不会宽恕满族统治者。 从那时起，孙博士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拜访当地的中国人，为革命筹集资金。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华南建立一个汉人的独立王国。但是法国人没有接受他的方案。 于是，他在日本设立了自己的总部，那儿有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过他们的秘密。当他们对此有个一知半解之时，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动同乡反对满洲人的统治，把对满族人的仇恨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皇帝的哥哥醇亲王的小儿子成为新皇帝，他被任命为摄政王。除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外，孙博士还与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联系。欧美的一些留学生，尽管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他们的知识同孙博士对汉族和满族统治者的价值的相对性的认识一样不如人意，却相信共和政府能够使中国富强，像美国伟大的共和政体一样。于是，这样的呼声高了起来：“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所有海外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芝加哥，他们制作了共和国的旗帜。对那些渴望着攻击任何政府官员、或者打算劝诱他们接受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以高官厚禄。 5 革命的爆发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 12月上旬，代表自己的小儿子――皇上，摄政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退位诏令，她接受了，并把所有政治事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革命首次爆发之时，孙博士正在英国，但是他很快就回国了。12月，共和议会在南京召开，有14个省的代表参加，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总理。但是，三个月后，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在中国大概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孙博士被任命为交通总长，着手实施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规划方案。 但是共和政府的官员们，从孙博士那里得到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就绝大部分而言表现得不仅不称职，甚至比满洲人更腐败。这就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各个省份无不盗匪成群，他们杀人越货，任意横行。有几个混乱的省份试图建立独立的政府。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任命荫昌，一个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的满洲人，为平乱大臣，并给他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将士。因为他所推行的军事改革需要巨额资金，袁世凯决定大借外债。孙中山宣布总统采取的行动违宪，因为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把抗议宣言发往海外。因为袁世凯是共和国的首脑，国民应当对他表示信任，不要扰乱他认为使国家富强所必须采取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时，他正在阅读他的宣言的校样。他把稿子递给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请求他不要把宣言发表，但他无论如何听不进理性的劝告。这使他受人尊敬的早期生涯画上了句号。 为数不多的革命党——他们在昙花一现的职位上劣迹昭彰，捞的好处往往达数百万两之多，可谓盆溢钵满——在1913年进行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叛乱尝试，结果不得不逃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藏在日本或其它什么地方，正在策划另一场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6 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面对各省混乱无序的压力，袁世凯坚持毫不延迟地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他安抚了整个国家的民众，使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朋友都心怀敬仰。 他采取的另一个聪明举措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改革派领袖回国。在这之前，康有为一般是不会接受邀请的。当他最终回国后，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职位。梁启超回国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正急着为他打算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寻找一位女教师。我向他推荐了鲍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国将军的女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就在那次见面时，康有为谈到了他对上帝的父亲身份和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信仰，并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为一个政府。）尽管新政府也设立了一个教育大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的北京大学外，各省都缺乏能够满足需要的大学来训练中国学生研究各个高级的学科。这是共和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她已经把教育从它占据了无数个时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是个翰林。那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错误理念，认为军国主义是最正确的理论。1914年，这位政府官员在上海做讲座，宣称对人民来说，宗教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在我这本书付印出版的过程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那麻烦不断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进一步的评论也就不必要了。 7 宗教活动 从1910年开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贤堂”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研究中国不同宗教各自的优越之处。我被邀请担任外方主席，还有一位中国人担任中方主席。他邀请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主持讨论会，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写一篇论文。根据规则，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它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它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一开始，参加研讨会的很少，但革命爆发后，来参加的人就很多了。而当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做报告时，听众多得大厅里都容纳不下。 8 会见首席毛拉 1910年，我会见了在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谈话中间，我问及是否出身伊斯兰教家庭的政府官员，例如两江总督马贻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杀，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还是，他们在为官生涯中践履的是儒家的信条？他的回答是，恐怕马总督更是一个儒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徒采取的是耶稣会士所实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 当问及伊斯兰学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语教学——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样——时，他回答说，教授阿拉伯语，只是出于神学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根据政府规定，接受现代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