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萨尔浒
刚刚躲过了这一劫，我们又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接近了萨尔浒。这是我们途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利磊带着马车先行一步，去安排旅馆；我在一个村子里留下来，打算卖一些书。令我吃惊的是，整个村子就像一个死者之城：有房子，但没有一个活的灵魂。我走到几个十字路口，同样空无一人。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都用土砖封起来了。这种情景很不寻常。然而，透过土砖中的一个洞，我看到里边有人在活动，仔细一听，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没有想是不是会发生危险，我大声喊“卖书了！”过了一会儿，从旁边一条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个男子。我把书拿给他，他翻了一下。听了我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他马上就断定我是个外国人，并且只有我自己，因而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向其他人喊话，让他们过来。很快，我的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书也卖了不少，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门窗堵起来。 在往城中心走的路上，每隔不远的就有一个哨兵，手里拿着武器。到城中心时，我远远看到在一个旅馆的门前聚集着一群人，原来那正是我的朋友入住的旅馆。因为充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整个城市才显得有了点活气。我们在平静之中吃了晚饭，安歇之前打算再去检查一下我们的马车。刚一出门，就有一发子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们弄不明白它是从什么方向射过来的。赶车的人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最好继续赶路。 于是，我们决定夜里轮流警戒。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欧德里几何对我这么有用：我凭记忆温习它的第一册，由一个定理推导另一个定理，以此来保持头脑警觉。 第二天凌晨，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间和我们房间的软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出去了，明显是从后院经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钟后，又过去一头骡子，然后又一头，又一头……我向利磊大喊：“快起来，有人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那儿吃草料。原来，每当它身子探进射入我们房间的日光中的时候，通过影子看起来就好像它向前边的门口走去。事实上，是同一头骡子在不断地“走过去”又“走过去”。白忙活了一场，我们相视开怀大笑。 起床后，我们问开店的老板，为什么整个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难道你们不知道？到处传说有土匪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打劫。因此，当你们出现时，人们都怀疑你们是土匪”。 （5）凌开 与劫匪当面接触过，又与防范劫匪的民众打过交道后，知道了人们对我们产生敌意的原因，我们以一种轻松得多了的心态继续前进。然而，荒诞无稽的谣言，比真实的报道传播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憩息地——凌开时，我们在任何旅馆都找不到房间，旅店老板们被外国劫匪吓坏了。终于，在小城的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客店。这次，我们自己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个中国仆人前去打探情况。还有可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被用力打开了，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了院子。但是，一看到我们，店主就高声喊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赶紧钻进旅馆的大厅里，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做好了应付针对他们的任何攻击的准备。他们看起来都很恐惧。店主争辩说，确实一个房间也没有剩下；我们解释道：我们已去过城里的所有旅馆，都没有地方，如果他这里也确实没有房间，我们就睡在马车里。 于是，我们走出来，两人一组钻进马车里，打算在里边过夜，尽管我们很快就发现，睡在外面实在太冷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你们不能在车里停留，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去跟别人搭伙”。我们很高兴地跟着他进了房间。里边的炕洞里火焰熊熊，温暖如春。炕是一种用泥坯做的床，在每间睡房里都能见到。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晚餐。晚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老爷来了！”进来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脚登长靴，帽子上有一个白色石料的顶子。他是应店主的请求，来告诉我们，已经为我们找好了另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已经很客气地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们，我们不想再换地方了。在这个旅馆里，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 。这一带是满族的老家，老城是满族人的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城堡。它建筑在一片岩基上，临水的三面峭壁耸立，只有一面容易通过。因而，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天然堡垒。我们所寄宿的旅馆显然曾经是一所监狱，因为，对应着每个客人睡的地方，都有一个连在炕沿之上的坚固的铁环，那一定是用来拴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出卖书。一个人朝向城东，另一个人去往城西。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大群人，他们都很急切地要见识一下来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翻他带来的书。当我正在向周围的人讲解书里的意思时，出现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衣服，手里握着一根结实的马鞭子，目露凶光。他在人群中向外挥舞着鞭子，吆喝着人们不要靠得太近。于是人群在我周围远远围了一个圈。因为他那凶恶的态度，没有人敢靠近。鉴于这种情况，我告诫他说：“你要干什么？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是奉了皇帝的指令来卖书的，你怎么敢阻止大家过来买书呢，如果他们自己想买的话？”听我说这话时，那人把眼光投向了我的身后，围观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转过身来，我发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政府官员，穿着官服，帽顶上嵌一块蓝色宝石 。听说是皇帝准许我卖书的，他变得非常谦卑。我的书得以卖出了一些。这天晚上，我了解到我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与他打交道的是一位帽子上镶有红宝石的朝廷高官 。 两位朝廷命官可能在那天晚上进行了协商，因为第二天一早，官职较高的那位送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旅游，肯定会遭遇到由无知小民造成的麻烦，因而他给我们派来了六名卫兵，由他们护送我们走完整个旅程。使我们高兴是，这些时并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时，他们都帮助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长官的管辖区的边境时，他们表示希望能陪我们走完全程，回到他们的老家——山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朝鲜边境探险
（7）非同寻常的通货 到达处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时，我们发现当地流通的货币非常混乱。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计算会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在那一带，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原因是，以前这儿有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在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他只能支付十六文。从那以后，这种折算法大行其道。这本来已经够糟了，谁知当我们使用支票时，情况变得更糟。我们把身上携带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两换到面值为一万四千文的支票，可是当我们把支票再兑换成流通的制钱时，怎么也不可能按面值兑现，而只能得到一万文铜钱。由此，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满洲边境，贫苦小民便只能听任各自为政的地方官员和当地资本所有者的盘剥了。 （8）奇景怪事种种 这些天里，我们碰上了一种奇异的地质构造：所有的路都依地势曲折盘旋，交错相叠，仿佛一本书里不同的码页。面对这种地形，任何一个地质学家都会兴高采烈。在穿过一片高产的肥沃的土地之后，我们来到了鸭绿江畔。在这里，脚下柔软的青草地使我们感到仿佛行走在家乡的草坪上。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穿行在两边大树高耸的壮丽的林间道里，头顶上的树枝间悬挂着藤繁叶茂、果实累累的野葡萄。梨子腐烂在地上，连猪都不吃。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到，在相距三十英里的朝鲜境内，正发生一场严重饥荒，为了活命，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以换取食物。所有这些灾难都缘于人们对交通和通讯的意义的无知。 （9）朝鲜边境探险 离满洲-朝鲜边境最近的一座城是凤凰城。凤凰城的对过就是朝鲜的国门，它建在一片平原上，是边境的标志物，但却没有城墙。城外有一片两不管的中间地带，宽度从十英里到五十英里不等。一般来说，其间既没有中国人也没有朝鲜人居住，这是为了避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观念实在太原始了！到达凤凰城时，我们看到大约一千名士兵在行军中。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大概就躲藏在这片两不管地区里。他是一个反叛者，一度僭夺了政府的权力，像一个地方官一样发布号令。有大约六百名喽罗追随他。 因为这些军队一时还不打算离开凤凰城，我们等不及跟随着他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我们决定自己冒险进入朝鲜境内。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我们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里。沿着山谷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的岸边是一片地毯一样绿油油的草地。我们在草地上停下来休息，吃了点干粮，喝了一肚子甘洌的山泉。刚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们发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中国人，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那两个人是刘金开的哨探，他们不会给你们好果子吃的。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埋伏在前面那个山谷里”。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我们看到有两个骑在马上的人，穿着一种很特殊的衣服。听到这些，我们赶紧上了车，告诉赶车的原路返回，越快越好。回到凤凰城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关于刘金开的传奇事迹。在满洲的这个角落，地方长官远在五百里之外，因而，任何村子里发生纷争，双方都得经过长途跋涉，到行政长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刘金开便担当起了仲裁者的角色。因为刘金开为老百姓提了这样的便利，老百姓遇到麻烦时，总是到刘那儿请求帮助。这样，刘金开的名声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当地人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反叛者，而是看作一个狭义之士。 （10）糟糕的政府 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坚硬。在通往牛庄的起起伏伏的公路上，成百上千的农民的马车时上时下，艰难地前进。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事实上大多数村庄没有通公路。因而，马车以干涸的河床作为通行之路。那些河尽管在雨季会泛滥，洪水过后很快就会干涸。农民们赶着马车行使在满是石头的河床上，时常被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克服这样的困难，赶车者往往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一块大石头，驾车的骡子无能为力时，会有五到十头骡子从其它车上解下来套上，以此保障车队继续前进。因为城市——地方行政长官住在那里为老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大都坐落在五百里之外，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沉重了，只能忍受而已。 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危漠不关心，难怪农民们都认为，每个冬天付给土匪们一笔保护费，是合算的，那会使他们能够安全旅行，不用担心被土匪劫掠。交了保护费的马车插着土匪们认识的旗子，土匪们有时会安全地护送他们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洞里的柴火令人欢喜外，别的就乏善可陈了。在一个旅馆里，我们和另外三十七个人挤在一盘大炕上，其中一个是个女的。看到民众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现状的人被政府视为叛乱者，我们感到，地球上这个黑暗的角落，确实充满了冷酷和残忍。在启程返回牛庄时，我们怀疑是否会有那一天，这块土地，这块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流奶与蜜”的土地，会被妥当地加以管理，这里的人民会过上一种幸福昌盛的生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收效甚微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烟台的住地后，我每天都去小礼拜堂布道，就像当时所有的传教士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当时我发现这种布道没什么成效，因而感到十分丧气。我了解到，当地很多做生意的人一起立了一个誓约，表示绝不进礼拜堂去支持外国人的布道。因而，那些参与、聆听布道的，大部分是来于农村的、偶然路过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来看看外国人和他们那野蛮人的服饰。 在烟台的前两年，我尽力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取得的成就却不值得一提。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如同我们的主所指示的。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 12拜访一个晒盐老人，也许是一个隐居的景教徒 听说在距烟台大约八英里的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很虔诚的人，我托人捎信询问，可不可以前去拜访他。他回信说见到我他会很高兴。他是一个晒盐人，通过把海水引进浅浅的盐池，蒸发掉水分，来生产食盐。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我带去了一些福音书、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集作为礼物，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就宗教问题交换了看法。后来，他把我领进了里边一间房子，那房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是我每天做礼拜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集拿给他时，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赞美诗——它歌咏的是尘世的飘忽无常——对我说：“这首诗是属于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一派在做礼拜时一直使用这首赞美诗。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这一类的人，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意识到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种令我震惊的深度。在度过了长长的、快乐的一天之后，他坚持陪伴我翻过山岭，返回烟台。尽管在路上我多次请他留步，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我经常想，即使他不是个基督徒，无论如何，他离天堂的大门也不会太远。那时，我对中国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史的知识还很贫乏，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传教机会。 13回龙山庙会 我打算同一位当地的布道者一起到农村去，看看在人特别多的场所布道会有什么效果。我听说，在春天，许多地方都有规模盛大的庙会，周围各地的群众都前去参加。每年，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这样的集会。许多村里的村民排着队，挥舞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锣，到庙里来进香祈祷。中午以后，各队进香者的朝拜活动都结束了，所有的人便都去赶集。集市上出卖的有马、骡子、驴子、牛，以及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是回龙山庙会。回龙山靠近宋村的集贸市场，山上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寺庙。 我骑上马前往宋村，后面带着两头骡子，一头驮着我的助手，另一头驮着两箱子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它书籍。我自己先到达一步。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了。在当地仅有的另外一家旅馆里，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我想其中缘故，可能是店老板不打算“窝藏”一个外国人。对此，我并没有任何沮丧之感，因为我确信，如果我蒙召在那儿工作，上帝会为我指示前路的。我催马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边，从马上跳下来，坐在石头上，手里握着马的缰绳。一会儿，四周就聚了一大群人。 “你打算喂喂你的马吗？”有一个人问我。 “当然！”我回答，“但是，在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让我来照料它好了。”他将马牵进了我曾去预定房间的第一家旅馆。我自己仍然坐在那块大石头上。 在十分钟之内，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意图——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没多久，一个系着一条油腻腻的围裙的厨师走向前来，说：“我们老爷听说旅馆怕出事，拒绝你住宿。他有一所空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欢迎你住在那里。” 我跟他去了。到了以后发现，那所空房子住起来比任何一家旅馆都更舒适。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领袖人物。他的曾祖曾是某个省的最高长官。因为庙会要等到两个礼拜后才开始，他让我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与我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正在攻读，准备秀才（一般说来，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考试。他们都非常有才气，都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那些知识是他们从书本里学不到的。附近村里的校长们都来看望我，就外国的文明和宗教，我们进行了多次长谈。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一些关于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知识。在没有访问者“围困”的时候，我自己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 在庙会开始前的一两天，我提出去参观一下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那是一座香火非常旺盛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问在庙会期间可不可以向群众发表演讲。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位年轻人问我打算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之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不错，于是就选中它作为届时向群众布道的讲台。那年轻人告诉和尚在塔旁边放一架梯子，以便到时候我能轻松地爬上去。 庙会那天，我起身向山上走去，看到人山人海，没有一个空闲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农产农需品都有人销售。我的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挤过来，要看看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简直寸步难行，左冲右突向山上的寺庙移动，最后按时到达了那里。梯子早已准备好了，我登上塔去。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对四周发生的一切我都一览无余。整个上午，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参拜仪式：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来于周围各个村庄的代表队轮流进入庙里，在神像面前焚香、鞠躬。乐器有鼓、锣、铙钹等，敲起来无休无止，既杂乱又热闹。到中午时分，最后一个村庄向神明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噪音终于平息了下来。 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群众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听着一个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他们喋喋不休，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看到他们那么专注地听自己演讲，我差一点脱口说出其他传教士曾经说的那句话：“三寸簧舌倾天下”（英文原意：两唇之间吊千人）。然而，考虑到其中好多人的兴趣只是出于好奇，我又禁不住想，他们只是热衷于了解一些关于西方国家和西方宗教的事情。在演讲结束时，有好几个人走到我面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参观访问。 这是我面向大群听众所做的最有纪念意义的布道尝试。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还不是最有效的传道方式。我同宋村那位士绅领袖和他的儿子建立的交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他们每一次去烟台都忘不了去看望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尝试定居宁海
来烟台工作之初，我就感到在内地没有占领的情况下，那么多传教士大可不必都挤在这个偏处一角港口城市里。因而，我多次去内地旅行，对农村的情况进行考察，看是不是有开展传教工作的适宜环境。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宁海城 。它离烟台只有二十英里路。我觉得应该租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下来进行传教。但注定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委托租房的人一开始很成功，但一个外国人将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逮起来，拷问，投进了监狱。身处困境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遭遇的麻烦，请求我想法搭救。 我去拜访烟台的英国领事。领事认为，我们必须善始善终。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宁海行政长官的信。但是，中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外国人到底是什么态度，那时无论是领事还是我本人都心中无数。带着领事的信作为敲门砖，我到了城里，去拜会当地的长官。他立即穿上官服，以很高的规格接见了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政府的官员。我返回了旅馆，期待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 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官员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了我。他同我正谈话间，有十多位当地的长者走了进来，对那官员行跪拜礼，请求不要租给外国人任何房子。那位地方官回答说，他没有禁止租房的权力，但租不租房子取决于我。于是他们转向我，跪在地上请求我不要坚持租房子。因为那时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只好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没有权力改变领事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任何违犯中英合约的有关规定的地方，我要求他们释放房东，并免与惩罚。但这次会见没取得什么成果。 考虑到我拥有对房子的使用权，我便住进去了。那些在烟台取得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的中国人，用这样一些歪诗表达他们的愤恨之情： 谁想把自己毁掉 去给洋鬼子抬轿 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 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寻求主的启示，按照他的告诫行动。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两个想法：一是，如果确实是上帝召唤我，让我做了一个传教士，他会在同时安排了某些中国人来聆听我传布的福音。看来在宁海没有上帝预备的来接受福音的人。二是——进一步说，我们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决定离开，感到似乎有人在这样安慰我：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倾听我的声音。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向地方官和士绅长老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虔诚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访问过的城市中，下一个就是在烟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了。在那里我停留了两个礼拜。有一次，在街头布道完之后，我同两个佛教的高僧谈了起来。他们自由地讨论佛教和基督教的优越性。一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到了旅馆，向我提了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上帝接纳了，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以及：“为什么说基督徒有必要为人类牺牲自己？” 另一位姓刘的男子拥有求道者的美誉，对他的访问使我受益非浅。任何一个有志于传教的人在出来之前，掌握一些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都会大有好处。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的节录： 我进入了一个长而窄的房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库房，因为两边都铺着麦秸，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一张桌子。刘面向我们坐在那儿，在他的右面墙上，有这所房子唯一的一个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是孔子学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问哪一本书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说它们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书都来于上天的启示。这不是他的即兴随意之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约》，提了几个问题，想确定他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对我们的问答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一个躺到了麦秸上，不时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另一个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过道之间。在门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说笑话，对外国人的到访漠不关心。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刘到我那儿去，同我进行了另一次交谈。 尽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但与他们的会见影响了我的未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莱阳拜访了这位姓刘的先生后，我意识到，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驱除他们的无知的办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回烟台后，我通过直观演示法给我的中国助手做过这类实验。 16一个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绝妙好辞 1872年春天，我试行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从此以后，这种方法我屡试不爽，因为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可能是林乐知先生主持创办的）提供奖金，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学士）带他的孩子到烟台，请布朗医生为他医治眼疾。在医院期间，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籍，其中有《圣约翰福音》和我们的一些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了上面提到的征文启事，于是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精彩论文。我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了英语，寄给了浸礼会差会。下面是论文的摘录： 我就像海中的盐，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你却看不见它；我是花儿的芬芳，你把花掐下来，但它已远离了你的把握。人们认为我居于有形之物，但他们在任何有形之物里都找不到我的踪迹；偶尔他们会与我照面，但他们却不知那就是我，因为我的面容使他们犯错；那些能认出我的人，才是我的真正信奉者。 那些能够被分裂、赋形、杀死的都是具体之物，但我是那惟一的整体，渗透一切，却没有形状；你抬起头来，向高处找我，却不知我就在下面；你在前面寻找我，紧紧的追逐我的踪迹，却不知我也会在你的身后。 在太阳底下所有奇妙的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奇迹是永远存在的客观真实。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又不同于物。我就是世界，这世界就是我。我存在，世界与我一分为二。我就是圣父，圣父就在我身上。我存在，圣父与我并不相互拥有。 我既不休息也不行动。那些真正信奉我的人将获得人生的准则。那些热爱永生的上帝的人将成为永生的灵魂。那些不信奉我的人只是行尸走肉。 尽管这位中国神秘主义者是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状态中写的这篇文章的，传教士委员会很恰当地判定，它所阐述的观点不足以对英国的基督徒有所启发。因此，这篇翻译稿，尽管本身非常有趣，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第一次访问济南府
1873年秋，同我的朋友利磊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一起——他们都是烟台长老会联合会的成员——我访问了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距离烟台超过三百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领略了也许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育制度的运作情况。那时候，中华帝国一千四百个县的学者每年都要参加由政府的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全国各地举行，紧接着秀才们作为候选人云集各自的省府参加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考试。我们发现参加考试的差不多有一万两千人，但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马上还要举行一次武科考试，参加的候选人有数千之多。我们接触的文科考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领导过针对外国人的骚乱，所以遇到他们时我们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但混杂于武科学生中间时，我们感到自由多了。 麦金太尔先生和利磊先生在考试举行后不久就返回烟台了，但我留在那里一直待了五个月。 18济南府的浸礼信徒 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河南省的下级军官，他多次到我住的旅馆来看我，要求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在城里美丽的湖水里我为他举行了浸洗礼。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浸洗仪式。两个男人走进城西南郊清澈的湖水里，这种景象很快吸引了一大群围观者。仪式一结束，那位军官就回到岸上，不顾衣服上依然滴着水，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围观的群众解释仪式的含义。 奇怪得很，就在同一天，留在烟台的程牧师也为两个皈依者举行了洗礼，一个是王先生派去授课的，另一个则由刘先生所差遣。王、刘二先生是莱阳人，前面已提到。 19济南府的回教徒 在济南居留期间，我发现了两个很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拥有大批信徒。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向他们打听是否《古兰经》已被翻译成了中文，他们告诉我没有翻译过来，尽管已有两本中文书籍（非卖品）讲解伊斯兰信仰的真义。同时，我也了解到，尽管伊斯兰教徒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般说来，他们对中国文学却令人可悲地无知。 20麦考文，济南府的第一个长老会传教士 直到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然而，在青州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叫麦考文，他是在我来访问前一年从北京转到济南的，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传教士，曾跟长老会中一些资深传教士一起出版过一本在中国的传教规范。由此，他开始研究伊斯兰教义，打算写一本供它的支持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动手准备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还没有任何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在济南府，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卡洛斯特先生，他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然而，这两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之中，克服这种状态的主要困难是他们的观点过于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二点由麦考文先生的着装这种事情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因为中国人的居室和旅馆里没有火炉，我们外国人的冬装不足以御寒。于是乎，麦考文先生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皮袄，跟中国人的样式——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不一样，而是类似我们外国人穿的大衣：以羊皮做里子，一片类似披肩的东西盖着两肩和胸部，后边部分却缝住了。 在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的第一天，看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他们大叫：“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从前面和侧面看，他穿着马褂；但当他走过去，从后边看时，却看不到马褂了。谁见过跟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 当我告诉麦考文，说这种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嘲笑何辱骂使我无法忍受，他的回答尽管听起来漂亮，却不切实际：“我们必须超然物外”，他说。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所能忍受的程度。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那时候，没有人敢租房子给外国人），显得非常沮丧，说： “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 “非常愿意。帮什么呢？” “我已经得出了结论：原来以为上帝召唤我做一个传教士，现在看来这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如果是上帝指派我做一个传教士，他早就会使我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了，但现在我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决定离开差会，好让委员会把钱用来资助那些真正蒙上帝召唤的人。我打算到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去，尽我的能力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此来维持生计。我有一块钟表，是母亲送给我的，我不能失去它，希望你能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居下来为止”。 “当然我将照看你的表。”我回答，“但你不认为，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 就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我对他说：“为此再祈祷一次吧，在你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再谈一次”。 几天以后，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一见面就说： “我已经得出结论了：不论我们关于生活、宗教和差会的看法如何，总会有一条路绝对适合于我，它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烦很快就会被克服的”。 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者。他去世于1878年，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早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麦考文的同事卡洛斯特
卡罗斯特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的事，他同样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毫无成效感到非常伤心，得出的结论是祈祷得不够。因而，有时他会在一种灵魂非常痛苦的状态里连着祈祷几个小时，不久就导致了精神的彻底崩溃，先是被送到北京，后来被送回美国老家。 待在美国期间，为了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那儿所能找到的各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但他回中国工作的渴望却有增无减。由于传教委员会不打算再派他出来，他去了海边，作为驶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轮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开始了他的旅行。在由雅法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竟然碰上了罗马天主教驻济南的主教。卡洛斯特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面，更强化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然后去了埃及，从埃及又乘船去了孟买。在孟买，他拜访了圣人鲍恩，印度人对他敬若神明。在得到圣人的特别训示后，卡洛斯特又一次站在了桅杆下，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行。 在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作者——其中包括早期的神父、中世纪的作者，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所写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接受了许多奇怪的教条。比如说，认为身体上的毛孔是数不清的邪恶精灵进出肉体的大门。 一到烟台，他就去拜访他的传教士老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面前，他们吃惊不小，送给他钱让他去买一些新衣裳，但他一分钱都不要。他们偷着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里，但他发现后，把银子送给了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上为人看病，步行到了济南。当济南本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基督徒看到他后，他们对他的形象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高兴，表示哪怕只剩最后一点食物，也会与他共享。 有一段时间，他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在那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还是任何其他苦修者，都没有像他那样投入地照顾穷人。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同他一起歇息在伦敦差遣会内达真医生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晚上我睡在一张西式床上，而尔卡洛斯特则去医院跟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往往到我房间里来，躺在地板上，和我一起讨论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的肚子里装满了这类学问。后来，在1889年我们家定居北京时，我们经常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来时经常带着一个中式面饼；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种简单食物而不是吃我们做的饭菜。当我们请他留下过夜时，有时他也会接受，但他从来不睡床；经常是，他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度过一夜。 他非常小心地保存着一本日记，里边记载了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后的感想和经历。米切尔先生从中摘录了一些，不定期地发表在北京的报纸上。米切尔对他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一次，卡洛斯特把他的日记拿给我，请我编辑一下出版。发现他那种怪诞的行为与念头又有所回潮，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 一年或两年后，他到了上海。从北京到汉口，他一路上都靠步行；到杭州以后才改为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儿的仆人对他都表现出十二分的忠诚。傅兰雅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一天早上，他去吃早饭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我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 “它是什么？”她问。 “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刚把它烧掉了”。 这真是一个悲剧！ 就在这年夏天，他的体能已开始衰退了。他认为如果能到达蒙古，就能恢复身体健康。于是他乘坐“爱德拉都”号客轮前往天津。船长佩恩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把船长室让给了这个疾病缠身的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不巧正在外地，我的妻子在听说这件事后，直接赶到轮船上，安排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的遗体所埋葬的地方树了一块很平常的石头，作为标志。 麦考文和卡罗斯特先生以及另一些我所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错误的神学理念，归因于对基督教教义的错误应用，也归因于他们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得不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技术
1874年，由济南回烟台的途中，我在潍县停了一天，与我的朋友、苏格兰长老会联合会的麦金太尔牧师见了面。在潍县，我了解到了有关在中国传教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第二个是，即使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也能找到最虔诚的人。 在传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这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劲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当中清理出去。然而，当地一位有头面的绅士突然拜访了麦金太尔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一个虔诚的人，饱读圣贤之书。他告诉麦金太尔先生没必要害怕民众的威胁，因为他们无知得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个人将出面向人们说明他们所犯的巨大错误。 在这之前好多年，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位洋人（伦敦差遣会的洛克哈特医生），懂得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候，天花被看作神明对人类的可怕的惩罚，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有一半人口因此而死去。听说有办法可以预防天花，他非常高兴，奔波十天到了北京，去看望洛克哈特先生。洛克哈特先生向他传授了接种牛痘的技术。于是，他雇用了两位妇女，让她们带着她们经过接种的孩子，同他一起回到了潍县。一回到家里，他就忙着给朋友和邻居们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很多年中，确确实实地，直到麦金太尔先生来潍县的时候，这位中国绅士一直夜以继日地义务为群众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楣上挂了一块颂德匾。 现在，当人们看到他去拜访外国人的时候，非常气愤，纷纷说真不该把那块匾送给他，那样我们就不在乎他同危险又可恨的洋鬼子交朋友了，我们应该把匾摘下来。他回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如果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在预防天花方面，我所能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从一位叫洛克哈特的好心肠传教士那儿学来的。并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之外，并没有其它意图。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地善待他”。 在我住宿旅馆的一两天里，麦金太尔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不可以带着我去拜访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个麦金太尔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那时，我很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了解到他已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我问他：“当你读它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思考了几秒钟后，他回答：“也许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个人应该成为神圣灵魂的庙宇”。 23不寻常的行医之旅，与布朗医生结伴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这时，我发现布朗先生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在秦牧师的协助下，他正在翻译一部重要的医学书，并且正在训练四名当地人，作为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不久，领事馆的马杰里先生到布朗先生这边来做客。那天晚上，苏格兰圣经会的利磊先生也在座，他讲的那些滑稽故事使我们把肋骨都笑痛了；所有的故事，他讲的时候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那年九月，马杰里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已定的缅甸之行。1875年2月，他在迈文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我和布朗先生打算在山东东部的半岛周围各县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中心集市停下来，在他为病人诊疗时，我在候诊室里向候诊者布道，依次安排病人去布朗先生的房间。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还非常好奇，为了保障秩序和安定，我们在到达县城前给当地的首席行政长官（县令）送去我们的名片，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请求他安排两名警察（衙役）帮助维持秩序。县令们总是很有礼貌，毫不迟疑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也有不少衙门里的人前来看病。 每天一大早，布朗先生就开始诊治病人，工作非常繁重。担心他老这样绷着弦，身体会跨下来，我极力劝他一天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愿听。对他来说，病人的叫喊就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能负担不起这样的超额“税收”，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从岗位上拽下来，送回睡觉的房间。 他治疗的许多病人很快就出现了好转，这在就医者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例如，有一天，进来一位男子，肚子痛得厉害，身体都蜷缩起来了。布朗先生给他开了一人剂量的药，十分钟后，他站起来，直起身子，睁开了双眼；惊奇于自己突然病愈，他大喊了起来：“我好了！我的病好了！不痛了！”这种戏剧性的广告场面使其他病人先是大笑，接着，意识到他是真的好了，都很急切地想得到药品，希望像那人一样药到病除。 还有一天早晨，一个麻风病人走了进来，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带来了一些礼物表达他的谢意。他说，多年以来，他的手和脚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在服了昨天布朗先生给的药后，两手和双脚都有了刺痛的感觉了。 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恰巧住在了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前年，在参加规模盛大回龙山庙会之前，我曾在那儿住了两个礼拜。旅行时，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叫做“什子”的交通工具，是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中间挂着的一个有顶的吊床。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布朗先生的一个助手，帮助布朗先生配制并分发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事实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请店主结账时，他却一点钱都不收。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认识我了？”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年我去宋村时，他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关于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对此他一直深怀感激。我再一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给我们免费可能是一种客套，只是为了表达再次见到我们的高兴之情。但他实实在在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说，在行善于民的工作中，他自己也愿意尽一份心力。 这样，我们继续围绕半岛旅行，通过布朗先生对病人的悉心服务，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友好相待。 唉！考虑到人的偏好和预见性上存在的缺陷，在我们的传教工作走上一条创新之路并取得如此成功之时，就应当把传教协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严格地确定下来。使烟台各教派——英国的和美国的——的传教士协会无比伤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兰的丹尼丁。在那儿，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是开业医生，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市，向他颁发了一张充满谢意的褒扬状，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间所做出的诸多奉献。 这样，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着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