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鬼魅附体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没有从上海驶往烟台的轮船，因为烟台港结冰，无法通航。因为没生意可做，烟台的外国人小社会便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协会，由此高高兴兴而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因为参与了一个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曾来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一开始，我的房东做了一个鬼魅附体的演示；接着，我列举了中国存在的一些类似案例。被附体的人完全受制于那邪恶的精灵，会因此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某个不幸的牺牲者会在某一天突然声称自己姓李，来于很远的地方，并讲述他经历过的事情，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当他清醒时，他会说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张家的情况怎么样，声音清晰，语调自然；而被附体时，说话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有一些房子会被鬼怪占据，居住者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他们的家。我们就了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无人过问，因为人们认为那儿被鬼魅占据了。 这类事情可以作这样的哲学解释：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风所摇动的芦苇；关于鬼魅、关于房子闹鬼的任何一个谣传都会支配他们的心志，时时处处控制着他们。当基督徒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慑服，而他的圣灵将前来居住在哪些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的心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令人欢喜的福音。他们的心志得到滋养，获得了力量，缘此得以抵拒种种公众谣传。这样，脆弱的人变得强大，失去理智的人会恢复正常的心志。 我宣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威廉姆逊博士描述了中国人为病人求处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别是发生在鲁村庙里的情况。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绳，拴在一枚铜钱上，下端系一支笔，悬在一个盛着沙子的盘子上面。 考比特先生讲的是有关一所闹鬼的宅子的故事。据说那宅子闹鬼已很多年了，没有人敢租住。最后，他在当地的一个信徒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驱鬼。他随身带着《新约圣经》，请他的邻居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恶鬼的伤害，于是乎他们的家居重又获得了安宁。接着考比特先生发言的是一个犹太人，他指出，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是从波斯传播到巴勒斯坦的。一个从医的人随后站起来，他驳斥了所有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说，鬼魅附体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应当从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讲完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原先是耶稣会的神父，是出席当晚讨论会的学问最大的人。尽管已经结婚，罗马天主教的进入内陆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过他的招待。并且他的虔诚一如既往。他强调说，他相信鬼魅附体的观念，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信仰，正如那位从医的先生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所做的一样。他列举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例子已为许多不同的主教所证实——说明，即使一般的基督徒，也有能力使那些遭受鬼魅附体折磨的人恢复正常心志。 我在那天晚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了《天国》上，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中，从中摘录了大部分；文章被寄回国内的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鬼魅”栏目上发表。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文思先生开始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收集鬼魅附体和驱鬼术的证据，收进了一部包罗宏富的著作《鬼魅附体》中。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却几乎总是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与烟台相邻的登州，有一位霍尔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所杀。她有一个小儿子，没有送到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一般大小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教给他们同样的知识，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分别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非常棒。当时，懂英文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块钱的薪水。而一个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年龄较小的那个孩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家俄国人在烟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条件。霍尔姆斯夫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了。 这使霍尔姆斯夫人非常伤心。为了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把他送到美国一所学校读书，她儿子正在那儿求学，并且快毕业了。在美国待了几年之后，山子又回到了中国，在罗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关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路过烟台时，霍尔姆斯夫人请我把他作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发现他非同寻常的聪明，但是，唉！在进入海关的三个月内，他就认定通过领导一场叛乱，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凭着在海关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队和军火运进。但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求他的人头。霍尔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师朋友帮他逃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把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美国各地旅行，向中国人发表演讲，极力去证明孔子学说对基督教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杰在天津谋到了一个职位，在贾丹－马西森公司旗下，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劳工。在困难面前，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同事们遇到难题，经常向他请教。 大约二十年以后，霍尔姆斯夫人因为时运不济而陷于困境。她从医的儿子也很不成气。霍尔姆斯夫人穷困潦倒，身体多病，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学校教书，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杰。他立即到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儿，把霍尔姆斯夫人那封伤心的信的内容告诉了他。“在我的信用账户里，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说：“请替我提出来，我要把它寄给霍尔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应了。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杰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积攒起来的，他推迟了一下，是为了让杰再仔细考虑一下。杰回答说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许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个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工钱。把钱提出来吧，不要耽误了，因为想到当我有能力提供帮助时，霍尔姆斯夫人却在经受贫困之苦，我心里就很难受”。听到这个故事后，银行里的一位职员评论说：“这样美好的故事结局，会使听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将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在我从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运送的船上。一队民工来到我的大门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过院子，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些东西，就连“一根草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登上客轮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杰拒绝接受任何服务费。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 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 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 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还要。从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只是脾气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又想家了，坚持要回烟台，尽管身体还没有复原。我雇了一顶轿子抬着他，让我的仆人跟着一路上照顾，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当我回到旅馆后，头痛得厉害，随后发现自己感染了病人传播的热病，病倒了。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捎信给麦考文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城里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这次得病使我拥有了对更严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了伤寒的饥民中间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中国的路是最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平原事由黄河携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山塬，当地农民在里边挖洞居住，夏天凉爽宜人，冬天则很温暖。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候六个月内不见一滴雨水，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车子可以很轻松地行进，因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内见不到一块石头。然而，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样阻碍生意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应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有时在第一辆车子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子，遂至十多辆或更多车子拥挤在一起，导致数小时的延误。浪费的时间给商人们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时会逼迫他们花钱买下一部分街区拓宽道路，使之畅通。还有一种方式，冷静的官员和商人上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义和团却做到了：他们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时，当局加宽了街道，使小马车和四轮大车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政府官员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根据不同等级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蒙着草席的架子，悬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般来说，商人们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左右。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住到旅店里，以防止土匪抢劫。那时——现在还是如此——在主要公路干线上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家旅店。 在最好的旅店里，什么样的食物都能买到：精心烹调的鸡、猪肉、鱼和鸡蛋，会做出许多不同的样式；烤猪肉和大白菜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应季随时供应的蔬菜有土豆、红薯、山药、白菜、芜菁、胡萝卜、茄子、豆子、豌豆、李子 、黄瓜，而每年不同季节可吃到的水果有樱桃、桃子、李子、梨子、苹果、杏、柿子、各种瓜、葡萄，而核果类则有花生、栗子、菱角、和莲子。酒有用高粱做的，呈西班牙的雪利酒的那种黄颜色；也有用大米做的；还有一种是用黍子酿制的，可以保存，喝时要加热。旅店里的规则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要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同样的饭，只是在另一个桌子上。中午饭一般花费二百文，晚饭要花费三百文，包括晚上的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付给侍者作为小费。总起来，午饭花费大约六钱银子，晚饭大约是九钱。 除了这种快捷方式外，在中国北方地区旅行，还有一种慢得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所特有的，与美洲和欧洲的都不相同。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大约有三英尺高，像马车的轮子一样结实；轮子上固定着一个架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者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装载他的行李，正好起到平衡作用。车子由一个苦力在后面推着，前面则有另一个苦力或者一头骡子、驴拉着。这种车的载货量很大，有时能达到半吨，这取决于推车者力气的大小。车把的收敛型设计使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这种手推车的行进速度为每天二十英里。他们所住宿的旅馆的设施要比接待马车夫和赶脚的骡马客的旅馆差得多。他们睡的“炕”经常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而很潮湿；他们吃的食物很粗糙，由小米和玉米面做成，就的是咸菜，没有肉类。夏天，车上盖着绿色的遮阳蓬，当骡子拉着车匀速前进时，乘客可以在车上读书、躺着休息或者睡上一小觉。在山东，有一个很常见的景观，就是在风力适中时，这种独轮车上都加上了一张帆蓬。当十多辆张着帆的载重独轮车沿着一条深陷下去的大路向前疾行时，看上去就象一队帆船要赶在风儿沉落在原野上某条小溪里之前，奋力飞驰一般。 一次，我坐着这种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线的地方旅行。由于盐碱 的渗透聚积，那儿的地面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行前人们警告我很难弄到新鲜的饮水，因为所有的井都饱和了盐碱。我们尝试着泡茶，可茶叶混合了盐碱后的味道苦涩异常。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弄了一袋子黄瓜，当喝了那苦涩的茶而口渴难忍时，黄瓜吃起来像苹果一样甘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省人，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战争中，曾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当年英国政府派戈登将军来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他。那时他担任苏州总督。 我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在1875年，那时他正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协定》，而我同一个当地人助手一起，负责照料我们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我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他送给我一张手扎表示感谢。 2前往青州府 回到烟台后，就定居在内陆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们追求的是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接受我的传播的福音的地方。于是，1875年元月，我启程前往青州府。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十四岁，是住在烟台的一个船长的儿子，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了——那时候没有学校，家里人决定让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导他学习。 在严寒的天气里旅行，一路上我们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时值隆冬，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结伴同行的只有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们费劲力气，挣扎到午夜才到达旅馆，只往前移动了五英里。那儿是山区，风把雪从高处吹下来，路上覆盖着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多深。路旁山坡上的地边上都插着篱笆，离路面有二、三、四英尺高。为了避开雪堆，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穿过，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挖开地边上的篱笆。这使我们的行程加长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们的车队迷路了，只好雇了个向导。他领着我们穿越了几块种着小麦的地。村民们出来了，对我们提出抗议。劳累了一整天的车夫们没有好气，粗暴得很。双方你来我往争吵了起来。村里许多人跑来增援，看起来我们又要经历去年秋天雨季过后在去济南途中遭遇的麻烦了，这次还得去跟长老们交涉。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们转向向导——他们都认识他，毫不留情地责骂，因为他把我们领进了麦地。最后，他们对我说，“这次让你们通过，因为你们是外人，不了解情况。我们已经命令向导把你们带到最近的旅馆去。作为对他过错的惩罚，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 离青州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遭遇了一场恶劣的暴风雪，又陷入了困境。风大得很，雪尽管不深，可细小的雪粒被风裹挟着是那样强劲有力，以至于把地上的一切都刮净了。我们既看不到路上的车痕人迹，也看不见天上的太阳。在中国的平原上就像在海里一样，指南针就是太阳，因而我们辨不清东西南北。有些地方，是深深的雪堆，使我们无法沿着可以看到的路前进。碰到这样的地点，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绕行；在地里又转来转去，寻找大路，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而，在辨不清方向的风雪里、在酷寒之中摸索了将近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旅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店老板担心还有其他旅客找不到路，事实证明果真如此：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有两辆车迷了路，车上有的人已经冻死了。 青州是州政府所在地。青州府下辖十一个县。有一个时期，在以前某个朝代，它是一个王国的首府。那时它占据的面积很大。即使现在，它的面积也是一般城市的两倍，它的城墙在山东是最好的。 到达青州后，我住在了一家旅馆里，并没有试图去租一个住处。我平时研究中国基本的文学和宗教，同时给从烟台带来的那个男孩上课。我们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奇景。我们习惯每天下午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当我们穿着欧洲服装出现在大街上时，经常是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观看，那些最为好奇并且胆子大的人会跑到旅馆里来看我们；我总是尽可能友善地接待，尽管经常很不情愿地被打扰。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青州行医
1875年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断的奎宁丸供应，遂免费向民众发放。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因为，通常情况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药片就能迅速制止这种令人忧惧的疾病。因而他们也来要治其它病的药，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还是有另外几种特效药。 我发现，止痛药是最有用的。这个夏天，霍乱很危险，突然间就会夺去人们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把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一天，警察局长到我住的地方来，说他妻子感染了霍乱，快要死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跟着他去了，发现她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很明显，她的亲属希望她早一点离去。每隔五分钟，我就给她滴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还不到二十五分钟，她自己转过脸来，说感到好多了。这是许多类似的例子中的一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 4青州府司库 在前来求药的人当中，有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是青州府的司库，青州征收的所有税粮款都得经他之手。他年龄大约有五十来岁，没有儿子，很急切地想生一个，因而娶了一个偏房，但仍然没有成功。朋友们告诉他，他没有孩子的原因，是鸦片烟抽得太凶了。因此，他来到我这里，问我能不能帮他戒掉吸鸦片的习惯。我建议他通过每天逐渐减少吸食的数量来戒掉鸦片。他问我能不能每天都到我这里来：“我不想打扰你研究学问，也不要求你花时间陪我说话，我所希望的就是躲开我的烟友们。他们不会到这里来吸烟”。 因此，他每天大概十点左右来，当我工作时坐在我旁边。经常地，他掏出自己的旱烟袋吸烟，烟杆大约有一码来长。当他把烟装好后，看他怎样点着它，是很有趣的。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香，大约有一英尺长。把香燃着后，他把胳膊伸得长长的，再点着烟袋。他人很聪明，性情也很善良。看到他，总使人感到很愉快，并且，由于他天天来访，我们就无话不谈了。他很惊奇，我们外国人知道那么多奇妙的事情，那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5改穿中国服装 考虑到服装问题，我想如果我改穿中国人的衣服，也许来拜访我的上层社会人士会多一些。因此，有一天，我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削了头发，人工做上了一条辫子。当我走出旅馆，作例行散步时，我碰上了一个卖点心的小男孩，他习惯了在旅馆里边打转转，向客人兜售点心。当时他正用头顶着装糕点的盘子走进来，乍看到我穿着中国式的服装，他吓得跳了起来，满盘子的点心都撒落在地上，使路过者好一个开心。当我走到街上时，好像消息已通过电话传到了每一个人家，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跑出来要亲眼目睹这般景观。我听到背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那天下午，我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喝茶。现在我明白，以前没有人邀请我，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穿着外国人的服装，看起来会非常奇怪，当我坐在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在上面凑上一只眼睛。这样，在每一次邀请我做客之后，主人都得修补一次窗纸。反过来，当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后，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值得一看了。 6 充当风水先生 此后不久，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这个帝国身上：同治帝去世了。根据帝国的习俗，为了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情，任何人都不许剃头刮脸。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如此，那实在是一副令人感到怪异的景象。因为穿起了中国人的服装，我也接受了这一习俗，像其他人那样不理发不修脸。 那时，我正在研究艾泰尔（Eitel）博士所著的一本关于“风水”（风和水的精神）的书。中国的这种迷信在民众之间很有影响力。无论是铁路还是电信设施，都不允许修建，因为人们相信，它们会影响不同地方的风水。修筑一条墙、选择一块墓地、挖一个坟坑、改变一条河道或路径，都会对当地的风水造成严重影响。比如说，人们认为，一个出过杰出学者和高官的家族，如果他们地里的坟墓、道路或河流遭到外力的干预，就不会继续出现此类优秀人物了，而是逐渐趋于平庸、贫困甚至灭绝。 有一天，那位司库说，他打算选择一块坟地，因此得请风水先生。他请我到时候和他一起出城，去他出生的村子选一个归宿之处。那天，我们一起步行出发，因为离得不是很远。在经过城里的街铺时，他买了一些茶和点心。到达他的农庄时，水已经烧开了，我们吃了些茶点，就到地里去转悠了。对地貌做了一番考察后，我指着一块像那么回事的地方，说，如果我们外国人打算选一块风水宝地，我们会选择这儿。他在那地方放了些砖，做了标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对一天的工作甚感满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充当风水先生
那位司库天天来旅馆与我见面。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个大忙人，不该总是持续不断地被那些来旅馆瞎逛的闲杂人员所骚扰。为什么不自己找一所房子呢？” 我回答说：“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那可是太好了，但如果没有人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爱好和平的人士，我就不可能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没有谁了解我。人们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啊？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吗？”他问了一句。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说什么。 然而，第二天，他告诉我有一所房子可以租，并说愿意做我的保人。于是我就跟他去看房子了。房子靠近城市的行政机构——衙门，每月租金为九元（大约三十先令）。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就不费任何周折地成了房子的主人。 我的房子建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小四合院里，院子长约二十码，宽约十码。房东喜欢花，小院被各色各样的花草塞满了，有盆栽的，也有繁花盛开的灌木类丛。他每天都来照料一番。我居住的是北面的三间，是这所房子的主体部分。中间最大的那间一开始用作会客室，旁边朝西的那间铺着石头地板，下边有烟火道，从外面可以生火取暖，这在冬天会使我舒舒服服免于受冻，不用再生炉子了，因此把它用作卧室兼书房。其它房间的地面是陶土，也或者是一般的土。正屋的后面是一个面积约有半亩的果园，栽满了桑树，桑树的叶子是用来养蚕的。房子和院子再加上一小部分家具的租金，每月共需要我花费四个半墨西哥银元，约合每年六英镑（中国人仍然根据月亮的圆缺周期计算时间，而不是采用公历的月份制）。我无需为房东做我的园丁支付任何费用，对他来说那种劳动完全是一种消遣。 我的食物非常简单。早餐一直是小米粥，类似于燕麦粥，是由我的仆人从街上买回来的，通常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红糖，在冬天可以使下面的粥保温一个小时。这样满满一碗粥只花费五文钱。喝粥时通常我还吃一种薄如纸的小米煎饼，圆周约如威尔士奶酪大小，一张煎饼花费三文钱。只有在一件事上我算的上是奢侈：吃煎饼时总是抹上外国黄油。全部早餐的花费，加上茶在内，从来没有超过十文钱，兑换成英币大约半个便士。我的午饭也是由仆人从街上买回的，包括四个粽子 ，每个都裹着宽大的树叶，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出售的，加起来花费不超过一个便士。 晚餐比较奢侈。通常不在家里就餐，而是下馆子。在饭店里，第一天我会点一个煮鸡片（汤煮的鸡身上的白肉，味道好得很），第二天晚上则可能点一个熘鱼片（用一种很有味道的汤做的鱼）。叫过主菜后，我会再要四个小馒头，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小玻璃杯。整个晚餐的花费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二十文，合六便士。 在冬天，晚餐之前我一般会先喝两盎司热黄酒，大概花费六便士。喝过酒不一会，原来被冻得冰凉的双脚就会变得热乎乎的，舒服得很。 晚饭后，我会同一些来访的人聊天，以练习汉语，同时了解一天里所发生的新闻。 为了换换口味，有时我也到一家清真餐馆就餐。与汉人开的一般餐馆相比，清真饭馆更清洁一些。在清真饭馆，我可以吃到红烧牛羊肉，味道美极了。 在山西发生大饥荒那段时间里，食物被减到了不能再减的地步。根本弄不到任何肉类或蔬菜。然而，有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当地人称之为“果皮”（橘子皮） 。走进一家饭馆，能点的菜也就只有它了。开店的师傅倒出一些面粉，加上水，揉成一个面团，擀成一张很大的薄饼，然后他把面饼捏在手里，撕成小片，扔进滚着开水的锅里。几分钟以后，把煮好的面片舀进盘子里，滴上几滴醋，撒上一撮盐，“橘子皮”就可以吃了。这种食物很卫生，做起来也很快。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个排外的退休官员
城里有一个退休了的知县 ，对外国人持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专门去访问警察局长 ——正是我的房东，郑重其事地责备他怎么敢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外国鬼子呢。这位警察局长是个很聪明的人，应对这种情况绰绰有余。他回答说：道台（管理着三个州，青州是其中之一）最近发布了一道公告，警告民众不要辱骂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争端。在这种其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如果他拒绝把房子租给外国人，道台会找他的麻烦的。并且还要考虑州府司库的因素，因为司库是那个外国人的保人。 那个退休官员十分狼狈，因为没能说服警察局长——他以前的下属——而大为光火。他又去找现任知县，声称只要有外国人在场，总会引起骚乱，请求把我赶出城去。知县回答说，我的上司——管理十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府，就住在城里，你最好去拜访一下，只要知府传下命令，我就会采取行动。 于是那位退休知县前去拜访了知府——是个满族人。得到的回答是：“北京生活着许多外国人，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麻烦。我听说那位外国人发放过药品，对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因此无缘无故地找他麻烦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来告诉我，我不会坐视不理的”。 在中国，做什么事都不能瞒过别人的眼睛。很快，整个城市都知道了退休知县吃瘪的消息，并且没有人因为他的无事生非遭到政府官员的抑止而表示同情。从此以后，比退休知县地位低的各色人等没有谁敢跟我过不去了，我得以平安无事地在青州待了下来。 那位退休官员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找我的麻烦。在大饥荒期间，我设立了一个孤儿院，收容父母死于饥荒的孩子。一天，我的一位作者，是一位中文学士（秀才），正领着一个孩子向孤儿院走去，在街上，与他迎面相遇。那位前知县质问道：“你，一个学者，是不是正在帮助洋人诱拐小孩？” 这样的罪名是我的作者所承受不起的。他愤怒地进行了反击：“谁敢说我诱拐小孩？”他直截了当地进行了反驳，街上的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目瞪口呆。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侮辱，这位退休的政府官员恼羞成怒，直奔知府衙门告发我们诱拐儿童。我的房东——警察局长——一直对我不错，将此事透露给了我们。为了把麻烦消灭在萌芽之中，我写信给知府衙门抱怨有些搬弄是非者煽动公众反对我，并央求知府把作恶的人控制起来。 第二天早上，知府衙门的公告被张贴在城墙上。公告说，凡收留在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的人，都是有助公益的慈善人士，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任何人倘若居心不良，传播谣言，将严惩不贷。这样，这位退休知县反对我的最后企图以失败告终，并且，出于对孤儿利益的考虑，公众舆论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 9 研究当地的宗教书籍 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居下来后，我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了。此前，我已经学习过理雅各博士翻译的儒教经典。现在，我开始研习更大众化的宗教书籍，那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团体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录》，这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的汇编。在问及佛教最重要的书籍时，人们告诉我说是《金刚经》。一位中国朋友送给我一套，分上下两册，非常漂亮，完全是手写的。其做工是那么雅致，文字是那么精美，我想最好还是作为习字帖使用。因此每天我都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来研读和抄写《金刚经》。每一段经文之后，都附上对相关术语的简要解释。 通过这种学习，加上对《近思录》的研究，我掌握了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在《圣经》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后，我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尽可能避免使用外国名字，因为中国人痛恨外国的事物，并且采取了我们的主诉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于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权威。与此同时，我还翻译了《拯救之道》，是一个宗教社团内部的布道小册子；同时还翻译了泰罗的《神圣生存》和弗朗西斯·索尔斯的《虔敬人生》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会伊斯兰教徒
这时，发生了另一件在我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爱德华·伊尔文关于传教的著名演讲中我学到，传教的正确方式，就是去结识当地的思想领袖。青州府有两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属于两个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别。还有一所培训伊斯兰教师的神学院。并且，城周围的农村也有很多清真寺，每一座都有一个牧师（阿訇）主持。 我派人致函青州府最主要的清真寺的首席毛拉，问可不可以去拜访他。他很客气地答复了我，定下了见面的确切时间。我如期登门拜访，发现他还邀请了神学院的教授和周围寺庙的主要教师们。寺庙主持接待了我，把我引到圣台前，安排在贵客的座位上。我面前的桌子上摆上了各种点心。他亲自给我斟茶。饮茶期间，我们谈论的大都是关于阿拉伯、埃及、欧洲以及我怎样绕过非洲到达中国，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这位善良的绅士作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布道演讲，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讲的是伊斯兰信仰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断援引大量令人惊异的奇迹作为这种宗教之神圣起源的证据。在对犹太人的大族长和先知、以及基督和他的使徒们表达了敬意之后，他落脚于穆罕默德的更高优越性，以此结束了布道。 在他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图表，可以称为宗教系谱树，从亚当开始，逐级分开的枝杈上标有历史上著名的犹太大族长、先知和基督使徒们的名字；但最高的树枝上结了一只苹果，代表穆罕默德。 对我的主人在谈话中表露出来的认真劲，和准备演讲稿时的小心谨慎，我不能不表示赞叹。等他结束后，我对他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并说对他所讲的一切，我将进行认真思考，将来有一天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做深入讨论。这样说着，我跟大家道了别。 回家以后，我反复思考了这位阿訇所列举的伊斯兰教信仰的证据，意识到我原来准备为基督教辩护的证据摆到伊斯兰教徒面前时会毫无用处，因为凡我所能引用的预言，他们都能举出相似的例子来针锋相对；而针对我提到的每一项奇迹，他们都能举出一百条来分庭抗礼。因而，我要想把伊斯兰教徒争取过来，使他们改信基督教，必须立论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研究手头所有的伊斯兰教典籍，同时研究索尔斯和罗德维尔翻译的《古兰经》。我还重温了卡莱尔等人的观点，他们把伊斯兰教看作同基督教相同形式的唯一神教，认为它在把阿拉伯人的信仰从偶像崇拜和迷信提升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启示的一神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缘此，我准备了一个以首席阿訇为对象的演讲，来支持基督教的信仰。神学院的校长和大约十二名学生利用一个假期访问了我。那天校长也准备了一次布道，在一开始的客气之后，他着手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大多数观点与那位首席阿訇的看法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演讲结束后，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并问他是否有意听听我就基督教发表的看法，这是我不能不说的。他表示愿意聆听。于是我开始发表自己的演讲，其间学生们不止一次地深表激赏。也许我一针见血的发难有点过分了，但确确实实，此后校长再也没有带着他的学生到我这里来，一面削弱他们的信仰。然而，还是有一位年老的阿訇经常来看我。针对他，我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这种战术尽管过于大胆，但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每次来我这里，他都带着自己满脑子的信仰，往往还引用阿拉伯和波斯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反对我的观点。一天，我对他说：“再也不要引用这些权威的观点了”。“为什么？”他异常吃惊地问道。我回答：“确实，与他们那时代的人相比，他们不仅仅是有学问而已，但他们的知识在现时代已经被超越了。我在许多他们从来不了解的国度里旅行过，熟悉不同种族在生活、习俗、礼仪和思想上的细微之处，研究过他们各不相同的宗教制度”。 这并没有触动他，相反他还振振有词：“然而，他们是在上帝之灵的指导下写作的，那不会有错”。 我回答：“我，同样也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著书立说的。眼下我没有必要非得到中国来，是上帝之灵派遣我来的。上帝是离我们最近的教师，比你们伊斯兰教的任何神明离得都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异常庄严地说：“我苦恼的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上帝的指令”。 临别时他询问能不能经常到我这里来，说在我工作时他可以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因为他发现每一次到我这里来，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这样，只要我在青州，他就经常来看我。他是那些以追求上帝为快乐的虔诚的灵魂之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教派领袖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接近当地一个著名教派的首脑。他住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山区里。我派两名使者到他那儿去，邀请他进城时前来看望我。他回答说，他很少到青州城里来，但如果我路过他门前，他倒是很高兴在自己的房子里接见我。于是我特地作了一次旅行，前去拜访。 我决心在这次旅程中践行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对他的门徒所作的指示 。正是七月时节，我徒步启程。 到达目的地后，我受到了以前从未受到过的最敌意的接待。敌意不仅来自我的主人，也来自他的一个传道者。那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那天恰巧和我同宿一室。在吃晚饭期间，以及饭后直到夜里很晚，他絮絮叨叨地一直在贬低基督教，认为基督教野蛮并且不人道。他关于我们基督徒不人道的证据是从一个行医的传教士那儿得来的，那位传教士在工作中进行过人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由于对外科医学之高尚目的的无知，他把手术看作基督徒之野蛮的证据。他对基督徒的攻击是如此地不遗余力，以至于听不进一个字的解释。我知道与他进行任何理性对话的企图都只是枉费心机。 第二前早上我把主人叫到一边，告诉他上帝把我从世界的另一边派遣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他以及这片大地上像他那样优秀的人物传达一项特别的指示，但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来，我断定他还没有准备接受它，因此我决定立即走人。一听我这么说，他马上为他的门徒的行为向我道歉，说，他的徒弟很快就要离开了，希望我能再待一天，好好解释一下我带来的上帝的训示。我同意了。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感到上帝就同我们在一起。 第三天，我起身离去，将去拜访另外那些最高真理的人们。我的主人派遣他的仆从为我带路。他领我翻过山岭，把我送到通向目的地的大路上。在道别时，我告诉他，为我带路，就是在协助我一起引导那些追求最高真理的人，就是在同上帝合作。 12 善良的村民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直到接近中午。太阳高悬在空中，气温高得可怕。尽管头上带着中国式草帽，并且那草帽大得像个阳伞，我还是热得很。这是，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枝杈繁多，浓密的树叶在微风中哗啦啦作响，我便决定坐下来凉快一下。 突然，一群收工回家吃午饭的农夫走了过来，肩上都扛着锄头。我挨个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我隐约听到刚走过去的那两个人在说：“哎，他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他们话音未落，我就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转过身向我走来。他问我打算到哪里去。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现在你去不了了，因为河里水很大。跟我走，等河水退下去再说吧”。 我很高兴地跟他们到了村里。他把我带到一所学校里。一般来说，学校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在那儿我同校长一起吃了午餐，然后一直聊到下午五点钟左右。这时进来一个人，说河水不那么大了，可以渡了。 六七位村民陪我出了村子，向河边走去。河面大约有一百码宽，水流很急。河上没有桥，唯一的办法就是脱光衣服涉水而过。其中一个人把我的衣服裹成一团，顶在头上，同另外一个人肩并肩在前面开路。我身体两侧各有一人，身后还紧跟着两三个。随着我们逐渐向前，河水变得越来越深，最后没到了胸际。水流是那样急，至于我感到脚底的大石块都在旋转。每当我趔趄欲倒，身边的人就立即把我扶稳，直到安全到达遥远的对岸。当我回过头来，再次面对汹涌遄急的河流时，意识到如果我试图一个人渡河，很有可能已经葬身河底了。这些人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我告诉他们，对他们的善行，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 “嘿！”他们嚷道：“可别这么说。你不认识我们了？我们认识你。春节期间，我们到青州城外的庙里进香，听说城里有一个外国人，就去了你住的旅馆。你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还请我们喝茶。这是我们回报你的善意的第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指给我通向下一个目的地的路，我们在相互祝福中分手了。 太阳落山前我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这是另一个山村。我要看望的朋友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曾多次来青州拜访我，并同我长谈过。他给了我最真诚的欢迎，并且，就像在前一个村里一样，把我带到学校，介绍给学校的老师。老师是一个善良的老头，大约六十岁左右。这所学校不是小学，而是一所中学，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之间。我也被介绍给了学生们。 因为天气很热，他们决定在院子里吃晚饭。那是一顿吃得最愉快的晚餐了。期间我们就东西方之间的不同之处展开了讨论。饭后，学生们把我围了起来。他们每人带着一把扇子，请我在上面写上点什么。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风习，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扇子上有名人的手迹而深感自豪。我跟学生们讨价还价，讲明如果我在扇子的一面写上英文，他们就翻译成中文写在另一面。于是我在每一个扇子上都题了一首赞美诗。这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们邀请我以后再来做客，更多地教给他们在这些赞美诗中所蕴含的教义。分手时，他们告诉我在我即将经过的一个集镇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道教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