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道观中的午夜妇女集会
到达那所城镇后，我去拜访了一个经营旅馆的店主，他曾不止一次去青州城看望我。他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告诉了我这次宗教集会的特别之处。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会，参加者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并且年龄大都在四十岁以上。她们来参会主要是为了祈求丰收，也有人前来是为了求子。 在白天，数不清的女人成群结队来到城里，有的三三两两，有的六七成群，有的则是十多人蜂拥而至。听说城里有一个外国人，她们都很好奇，希望能看我一眼。我所在的小旅馆一整天都被进城来赶会的妇女们挤得水泄不通，她们提的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我的国家里的农业、收成、父母和孩子等，也问到了宗教问题，这给了我向她们解释基督教的机会。 祈祷仪式在主神殿举行，由一位道长主持。经他允准，我得以参观仪式的过程。仪式将在午夜开始。每位妇女都带来了她的感恩捐献，大都是一口袋小米，或诸如此类的实物。道长把捐献者的名字、捐献的数量写在两条长长的黄纸上，其中一张贴在道观外边的墙上，以便让路人看到捐献的名单；另一张放在一边，午夜举行仪式时在主神像前烧掉，以便使捐献者的名字上达天庭。举行仪式期间，道长上香膜拜、念念有词地祈祷，但却没说过一句教导或劝诫的话，这使我感到人们就像没有牧者的羊群。仪式结束了，妇女们有的回到她们城中的住处，也有的躺在道观的院子里，而那些最虔诚的信徒则继续她们的祈祷，直到困倦把她们征服。 第二天，参会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返回各自的村庄，而我则踏上了青州的归途。至此，我已发现虔诚的人们一直在准备迎接我，聆听我，每个人都准备向我表达他的深情厚意。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所规定的诫条的英明。 14 拜访隐士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拜访了一位住在山洞中的道教隐士，为了寻求真正的宗教。傍晚时，我到达了离隐士住处最近的村子。在旅馆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隐士的情况。人们也告诉了我怎样前往隐士居住的山洞。第二天破晓时，我终于找到了那里，开始同他谈论宗教问题。于是隐士告诉我，在我拜访了这一带山区的地方教派首领后，后者就召集了他在不同村庄的传道者，通报了我来访问的情况。隐士本人曾跟随另一位传道者前去，从那位宗教领袖那儿得到了我送给他的书，目前正在潜心研究。当明白我是何人后，他对我肃然起敬，坚持让我和他共进早餐。早餐以小米粥为主，那东西总地看起来很像燕麦粥。饭后他把在道教中研究的最深奥的道理告诉了我，我努力向他指明，基督教已经更全面、更明确地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两三年之后，这些村庄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基督教的小教堂，这是当地的居民向我们在青州的传教基地请求教师的结果。 15 第一个转换信仰者 为了满足当地教派的需要，我集中了手头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所有教义问答书，从中选择了一些最好的，又加上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的问题和答案。我也充分利用了当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份，插入了对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 在我准备这新的《教义问答》的过程中，一位虔诚的男子——从职业的角度看是一个纺织工匠，经常来拜访我，跟我谈论一些关于宗教的问题。他请求送他一套《教义问答》，好带回家诵读。在虔诚的中国人之间，通过背诵记住那些神圣的信条是很平常的事情。他非常兴奋地把书带回了家，每一天都看，一页一页地仔细研读。一天，当他正在用功时，他的妻子突然痛哭了起来。他问是什么惹她伤心了。 “你将要进入天堂，而我将被抛在后面”。她回答，哭得更伤心了。 “但你也可以学习耶教，进入天堂啊！”他说。 “怎么可能呢？你可以看书，而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学？”她哭道。 “我可以教你”。 “但是我这么笨，怎么能学得字？” “如果你每天学一个字，读书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十天内，你将认识十个字；一百天就会认识一百个字。不用多久，你就能学会书里所有的字了，只要你能坚持”。 “我能坚持，”她回答：“只要你肯教我”。 从此他们夫妻俩一起学习《教义问答》。 除了《教义问答》外，我还选集了三十首赞美诗。这些赞美诗不用解释，也会对非基督徒产生吸引力。那位机匠和他的妻子在学完了《教义问答》后，又开始背诵赞美诗。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每天都听他们的父母背诵赞美诗，结果比父母更快地学会了。当他们全部记住以后，机匠夫妇请求为他们举行洗礼。然而，由于把身体浸入水中的洗礼仪式在中国显得太不寻常了，我拿不准非基督徒如何看待它。因此，我带领他们两人出了青州城西门——那儿有一条优美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附近没有民居，只有一所佛教寺庙。我拜会了寺庙住持，向他解释了洗礼仪式的涵义，问他能不能提供庙里的一两间屋子借我们一用。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于是我带领那对夫妇走进河里，为他们进行了洗礼，然后我们回到庙里换衣服。 1875年底，我因公务有机会回了趟烟台。至此，我已经在内地待了十个月了，其间只有两三次见到过外国人。那时（整个山东）只有三个男人成了基督徒，其中一个是那位机匠，第二个是我的老师。然而，到第二年初，就有十五人接受了洗礼 。在这种情势下，我在自己的院子里为信徒举行了一次洗礼仪式。为防止针对这种奇特仪式的流言蜚语在非基督徒中间传播，我请求我的老朋友——青州府的司库，问他能不能参加，他同意了。他的出席向院子外面的民众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保证院子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饥荒
往往，当中国的南方同洪水搏斗时，北方却正在同干旱抗争——因为雨水已经降落在了南方。从1876-1878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一时间，几乎有十多个省宣布遭受了旱灾，受灾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为中心，半径将近一千英里的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难是如此可怕，据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凄惨景象罕有其匹。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 1876年春，农民们播下种子后，雨却没有下来，官员和民众都忧心忡忡，到各种各样的寺庙里祈祷求雨。青州城里的行政长官 发布通告，禁止人们吃肉，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在脖子、手腕、脚踝上带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这可是非同寻常的景象，因为中国的官员总是乘轿而行。乡民组成的巨大人群跟在他的队列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当长官在庙中的神像面前跪拜时，乡民们就跪在外边的院子里，以最急切的心情祈祷雨的降临。 2 规劝人们皈依上帝的海报 人们有庙就拜，向各种偶像祈祷。我趁机准备了几张一黄色纸写的海报，上面写着只有几句话，说的是：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之后，我骑着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在城门上张贴海报。这种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每到一个县城，我都住在最大的旅馆里休息。往往，还没等我吃完饭，由当地老人组成的民众代表们便来到旅馆，跪下来哀求我告诉他们如何奉侍上帝，如何向活的神明祷告。后来，有一些小脚女人跋涉二十里山路来青州府找我打听同样的问题。几年以后，这些人成为那一代山区的基督教堂的核心人物。 3 灾荒引起的骚乱 在五月初九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报官的抢劫案，不下十九起。甚至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持匕首刺伤了一个大人，因为那人对他的抢劫进行了抵制”。 到五月底，仍然没有雨下来，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了解到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知府、益都知县的顶戴，告诫他们如果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就免去他们的官职。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把暴民抓起来锁在木笼子里——人在里边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慢慢地把他们活活饿死。行刑的地方就靠近我的后院。这种可怕的惩罚每天都在进行，终于，社会秩序恢复了平静，官员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 然而，穷人们即便没有遭到邻居们的抢劫，也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五月十日，我到一个村子里去，看到一群跨着篮子的孩子，他们的篮子里盛着从野地里采集的各种野菜，还有从树上摘取的叶子。他们在我住的旅馆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开始吃篮子里的东西。而我正在用午餐，吃的是饼干。我问他们愿不愿拿他们的食物跟我交换。他们同意了，因为尝了一点面粉的滋味而高兴异常。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面色赤红，浮肿得几乎把眼睛都埋起来了。当问起他的脸为什么肿得那么厉害时，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他吃了刺槐树的叶子。刺槐的叶子对有些人没有伤害，但某些人吃了会导致中毒。 同一天，一个下级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被斩首。五月十一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木笼里。鉴于米价太高，巡抚发布了一个文告，要求灾区官员免除谷物进口税，尽可能地从江苏和满洲等地购进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拜会了青州知府，建议他奏请北京的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 在鹿皋一带，有一个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叛乱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这些村子现在又希望丘带头起来造反，因为群众由于没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城里，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门前。孩子的身边有一束麦秸，表示将要出卖。我那时的日记特别提到了下面的例子： 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据说又有一位妇女差一点亲手结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来城里的时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进河里，她自己有可能活下来，但她的母性本能还是占了上风。她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就坐在街道边上，期待着有人会怜悯她们娘俩。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来拜访我，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力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七月初二，礼拜天：民间传言说，一位测字先生死而复生，预言在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如果这种流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用多久，整个北方的民众都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我利用了这种谣传，用那种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的态度展开传教，劝说人们忏悔他们的罪过，转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怜悯。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身就是罪过。一个站在我的门前妇女，怀里抱着孩子，一直盯着我的房东，突然疲惫地坐在了地上，请房东为她从旁边的树上捋了一把叶子。房东照做了，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说：“现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毙，你会深感同情。眼见这么多不幸发生，我却无力帮助，只能分送点什么帮他们苟延时日。 5 分发救济金的方法 找到一条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一是，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另一个人尝试了另一种方式：把硬币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其结果不用考虑是乱作一团的拚抢。 在当时记的日记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两句话：“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一个县，向皇帝奏报说，有七个县遭受了饥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学教授，用了两天时间向城隍庙的土地神求雨”。 七月初，有报道说，在与临朐县相邻的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的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砒霜，以全家同归于尽了结了他们的烦恼。 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然而，任何个人从事救助都困难重重。比如说，有一次，一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自此而后，知县发布告示，禁止私人举行救济活动。饥饿的民众绝望地流荡在大街小巷。 七月三日：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了一则我的房东向饥民施粥的消息。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我喊了十多个人，让他们去将饥民们招呼到我的住处对面的一处空旷的打谷场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都坐好后，我出现了，告诉他们我有一点点钱，如果大家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愿意把所有的积蓄都分给大家。第一次我将分发一小部分，然后再发第二次、第三次。人们都得到了救济金，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街道对面就是县府的衙门，很快，衙门里的一些差役还有一位或两位师爷就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安宁场景，感到非常惊奇。最后一枚铜币、最后一点施舍物发放完毕后，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没有了，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拯救他们，除非降下一场甘霖。为此，我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我叫他们跪下来，说我将祈求上帝，请他眷顾下界垂怜众生。这样，数千遭受饥饿之苦的贫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给与他们的小小捐助，并且从此以后，只要知道有祈祷上帝的活动，他们都会参加。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再次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七月三日晚上，从青州东面大约八英里的一个叫凤凰台的地方来了一个人，他对我说，那儿的人民在准备起义，希望我能跟他回去，做他们者的领导。我的回答是，这种事情我不予考虑。他继续劝说我，这种危险的谈话使我惴惴不安。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此前，我从他那儿预定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于是，我对来访的客人说：“到济南后，我将去拜访巡抚，努力劝说他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人还未离开，我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等在外面，等候这个人带我出来，跟他们去凤凰台。那人起身告辞，并说，等我从济南回来后，再登门拜访。我送给他一张很大的海报——那天下午已在城里广泛张贴，上面写的是《主祷文》中的解说和劝诫。 因为经常有一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发放一点救济。第二天早上，有些妇女就拿我的态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想对比，说当官的对穷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意识到倘若这样的话继续传播，政府官员会相信关于我鼓动叛乱的谣言。我决定立即离开青州。离开之前，我预付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过五块墨西哥银元。 离开青州大约五十里左右时，我发现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城里的一个裁缝，他有一个哥哥，也是裁缝，在济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儿去。由于担心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诱拐儿童，我委托一位大人把他带回给他的父亲。 7 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 济南府的统治者 叫丁宝桢，贵州人。七月七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叛乱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镇压太平天国、并阻止了天国军队对北京的进攻时，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十三个省中的八个。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对山东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他的儿子名叫丁惕昌，后来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时他任当地的道台。因为我曾认识他父亲，这位做儿子的在太原府对我一直很友善，后来他被提升为广东行省的主要大员之一。 刚刚回到青州，我就听到了一些心地邪恶的人散布的谣言，说我把一个儿童强行带到了济南府。我马上去找那位裁缝——那个小孩的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衙门说清楚。当着知县门上（秘书） 和衙门内其他职员——那些低级勤杂人员还不算——的面，他证实说，他的孩子是曾跟着我的车离家出走，但我当时托人把他送回来了，他们夫妇非常感激我所做的一切，而他的孩子现在就在家里。 8 来自烟台的捐助 六月十一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收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一小笔捐款。我把它送给了知县，让知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一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一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一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一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 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 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 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 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一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7：30-8：00 a.m 早餐； 8：00-8：30 祈祷； 8：30-10：00 英译汉； 10：00-12：30 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 12：30-2：00p.m 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 2：00-5：00 英译汉； 5：00-7：00 处理杂务、散步、晚餐； 7：00-8：00 阅读英文教会史； 8：00-8:20 做中文祈祷； 8：20-9：00 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 9：00-10：00 与教师们谈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一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 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一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一个秀才发放了一笔救济款。 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准备采取行动。 中午时分，我到达了昌乐县城南郊，在那儿用了午餐。吃完饭，我指挥着马车向要去的村子前进。离开旅馆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为了上来，动手抢车上的铜钱。我命令马车掉头，躲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同我的当地人助手讨论了面临的情况，他说，在当前情势下，我无论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为还隔着好几英里路。于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馆里，让他照看马车，我自己骑马去打算前往发放救济金中心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 那可绝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来自于附近各个地区的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着发放救济金，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孩子。除了引起群众的愤怒，招致他们对我施加暴力外，我简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是知县阻碍我发放救济，他们在盛怒之下会向城里进发，那对知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与当地的助手协商了一下，决定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说明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一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们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来青州府，我给他们发放各村的救济金。 第二天，我回到昌乐。到旅馆时，已接近傍晚。在我走进城郊时，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经常在打架前那样，紧着腰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 我询问自己的助手，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一夜。他们说自己这一生中从未度过如此恐怖的夜晚。人们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却没有成功，又一阵阵地从墙外扔进石头块和砖头。助手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 我刚到便接到一个军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见一面。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离开了，在我看来，那些建议是居心叵测的。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们也就更加危险了。很快，我就决定了如何去避免这种明显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诉助手，留在旅馆里看守马车，并坚持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后，就带上五串钱，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约六里路远的某一个地方等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于是，我突然打开旅馆的大门，快速向城门走去。人群吵闹者、拥挤着，跟在我后面。我进了城后，径直向县衙门走去。人们喊道：“他要去衙门！他要去衙门！”在县衙门口，我碰上了知县的一个仆从，问他知县是不是在里边。他试图和我兜圈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时间跟他罗嗦，一下把他推到一边，就径直闯进衙门的后院——知县居住的地方，并走进了知县的内室。在那儿，我看到那位拜访过我的军官正在同另外一个人——我猜大概就是知县——交谈。我的突然降临使他们两人大吃一惊，似乎担心我会动粗。 我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在那里负责的仆人等二十分钟。”这时，我拿出表。“然后，他会离开那里，不对任何人解释任何理由。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我要说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在他离开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派人到旅馆，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马车的安全。”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一样匆匆走过院子。 县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这样，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马车。 看到我从衙门中走出来，人们叫喊道：“他要回旅馆了！”说完，他们便往会转，以尽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转向那个南门；我却继续往前来到城的西门，那片地方几乎一片荒芜。 此时，天色已晚。在西门外，我发现两个人力车夫一边休息一边以馒头做晚餐。我问他们要去那里，他们说要去姚沟。那正好和我顺路，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带上。有钱挣，他们当然很高兴。我爬上车，他们中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他们的速度很快，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群暴民。 但是，我们走出没有多远，便听到后面传来嘈杂吵嚷声。我们到了一个庄子，声音越来越近，这时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了上来，一字排开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回到昌乐的旅馆，把钱在那里分掉，等等。 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们回去。村里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里的老人们解释我的情况，并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 15 追逐与获救 六个气势汹汹的暴徒的出现，使他们的恐惧压过了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随那些人回去。 双方相持不下。我请来人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去。于是，针对这六个人的利己之心，我说：“倘若我跟你们回去，消息在城里一传开，立即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一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们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议采取另外一个方案。我已经告诉我的助手，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所旅馆里等我，他随身带了五千文铜钱。如果你们同我前去，我将把那几吊钱分给你们几位。不用冒断腿断胳膊的危险，就能得到钱，难道你们不认为跟我去更合算？” 其中一个人嚷道：“好啊！我们跟他去！”于是他们让我坐上车子，启程了。我们爬上一座小山，走进一片山谷，又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看见旅馆的灯光，还没有接近旅馆，我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旅馆去把钱取来送给你们”。 我把钱取来，放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就这些？” 我回答：“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了，几乎一文钱都没有剩，我的晚饭还得赊账呢。”接着我脱下外套说：“如果你们认为钱不够，拿走我的外套当掉好了。” 此时，另外一个人对第一个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你却索要更多，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去吃点东西。 在我吃晚饭之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伟大而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姚沟的村民听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一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一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昌乐知县索要一张收据，我将不胜感激，至于现金，可由该知县发放给城里的老人们。知府对我非常客气。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昌乐知县签发的收据。 但那位可怜的人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刚愎颟顸使他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陷入困境。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当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将要在他们中间分发时，他们去了县衙门，要求知县兑现。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发人们回家，说救济金很快就会发放。人们不见动静，又一次聚集到县衙门，但同样遭到了知县的拒绝。于是乎一种非常有趣的场面出现了，表明中国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民主面前一败涂地，并且在对付女人的准则时无能为力。 一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一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一露面，一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一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阵，还一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一结束，我给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一封信，把我近期所观察所经历的一切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奢望会得到回音，但信还是被寄往了美国，并且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另外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观察》或者《庖摩尔要闻》——我忘了是哪一家了——上，标题是《传教士的奇思异行》。然而，编辑却忽略了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传教士在那种环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 令人沮丧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于我难以轻轻松松地发放。此前，我曾同倪维思博士就传教的范围作了地域上的分工。这时他发现自己传教的地区内灾情很严重，便也参加了救济工作。与赈灾同时进行的，是礼拜留在各个传教中心举行的宗教仪式，于是乎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得以手牵手密切合作。 随着冬天的临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有一个村子报告说，原先他们有五十个居民，现在幸存的只有十个人。米价飞升，涨到了平时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听说满洲的谷物非常便宜后，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了那儿。那些无法迁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将其中的每一英寸木料——不论是门、窗子、门框或者是椽子——作为烧柴卖掉，以便弄到钱买一点小米。这点收入来源告罄之后，他们把原来盖在屋顶的烂高梁秆和草种子、谷糠一起煮食，以苟延残喘。 正值深冬，为了取暖，可怜的灾民们在地里挖一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挤在一起。致命的严寒，加上缺少食物，导致民众大量死亡。开始的时候，由于幸存者没能力给每个死者单独挖一个墓穴，便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葬男的，另一个埋葬女的。后来，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没有人管了：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秃鹫撕食。 了解到这可怕的景况，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做了一次考查，发现土地所有者用一两块钱就把一亩地卖掉。为了活下去，夫妻们自愿相互分离。在青州东南部山区的一家乡村旅馆里，我住了一个晚上，那儿出现了一个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由于内心极度不平静，由于伤心，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他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因为那样也比饿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偶尔也能制定一些基本上还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当大灾荒结束之后，省巡抚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前一年进行的妇女和土地买卖为无效交易。接下来是一个人、地归还原主的时期，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周年之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