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与政府官员和士绅一起发放救济
在读了我寄去的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我的很多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Fergusson）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George Jamieson）先生、海关的豪威尔（Holwell）先生，以及烟台教会共同体的医生卡米吉尔（Carmichael）博士等，凑到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豪威尔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此后不久，从北京到南方的广州，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100英镑的救济金。益都县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也在他本省建立了一个救灾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士绅前来参加救济金的发放。 为了避免分别来于当地政府、江苏省和外国人的救济金的重复发放，也为了防止人们对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进行任何可能的比较——那会在灾民之间引起动荡，我同管理着十一个县的青州知府和青州首府所在的益都县的知县进行了商讨，以便找出一个组织救济金发放的更好的方式。最后是这样安排的：将益都县划成几个区，江苏的士绅在其中的一些村庄发放救济，而我在另一些村庄发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不同团体在同一个地方发放而在接受者中引起的不满，同时保证了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数目是完全相等的。 当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他们也在城里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爆发天花病，他们院中的孩子大批死亡，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建立的孤儿院“风水”不好，不愿意再送任何孩子请他们看护。相反的是，我们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超出了我们的看护能力。 山东巡抚代表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县上奏朝廷，请求救济。灾区的中心在益都县，是青州府治所在地。益都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为民众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政府提供的救助外，他还鼓励士绅领袖们捐献了大量救济款。在城里，每天有五万人接受政府供应的质量不错的粥饭。他还在其它八个灾荒中心区建立了类似的施粥场。 南京一位职位不高的中国官吏在听了关于山东救灾工作的报告后，汇给我一百两白银（相当于30英镑），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做出的贡献。我的救灾工作离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用十多辆小车把铜币运往需要救济的村庄。他们总能迅速而安全地完成任务，并且，因为对我们给予民众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他们给我们的兑换率总是最优惠的。 19 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的浸礼会新同事到达烟台。他在爱尔兰的新罗兹有自己的事业，但却感到了传教事业对他个人的呼唤，他认为那是任何其它人所无法代表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自己的经理，来到中国。 我赶到烟台去迎接他。他到达的那天是礼拜六，第二天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沿着海边散步时，我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的是艾温那著名的传教布道。他呼吸在艾温言论的气息中，就像干渴的土地吸收上天的甘霖。突然，他在沙滩上停下来，喊道：“停！停！我走不动了！”他的心灵被一种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激情充盈着，终其一生，这种激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给他提供了一个中文老师，并同他一起在烟台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到了青州。1877年5月，他志愿来青州协助我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账目。 由于暴风雪阻隔，我费了十二天时间才回到青州。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当冬天过去、春天的庄稼露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县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预防饥荒。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我力图使官员们从内心里接受这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清代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但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益都知县之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后来，西太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掌控，镇压改革，他被迫流亡异乡。只是在义和团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命令整个帝国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会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为主题做了一次讲道，表明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主做交易，主将根据我们的作为给予我们奖赏。 我提醒听众，那些加入教会的，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径： ⑴捐款用于印刷和散发基督教书籍； ⑵奉献出一部分特定时间用于传播福音； ⑶看望和治疗病人； ⑷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 ⑸冬天向急需的穷人赠送救济金及保暖的衣被； ⑹提供帮助，埋葬死去的穷人； ⑺分发药品； ⑻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 那时，《旧约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标准的中国语，翻译过来的只有《律上加律》，作为《旧约》的替代物，因而,教会的领导者们被介绍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们熟悉了《旧约》中的英雄和圣人。针对祈祷中问到的问题，我还设计了一个系列演讲，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亚预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复生、但以理保护众人免遭国王荼毒、摩西胜利逃出埃及、大卫放弃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还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未读过一个字，现在却要背诵我们的书。礼拜天，她们踮着残废的小脚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来参加礼拜仪式。其中一个信奉者率领三十多个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带领六个邻居做同样的事情。提到实际结果，我感到高兴得很：尽管有怀疑者的冷嘲热讽，在这两个事例中，雨还真的被她们求下来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纪律条款，作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记》确定的风格： ⑴中国基督徒应当献出他们的部分金钱用于资助寡妇、孤儿、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⑵把对缘于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的苦难的隐忍视为基督徒之爱的证据； ⑶要提供金钱和智力侍奉上帝； ⑷基督徒应当致力于救赎他人，同时救赎自己； ⑸在没有咨询当地的牧师之前，任何教会成员不得诉诸法律。 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男人们选出自己的头领，妇女们也一样。被推举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口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拯救他的同胞免于罪孽，并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优秀者得到的奖品是布道小册子和赞美诗。也教他们音乐。学习者被劝诫对那些花费时间教他们的老师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问题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是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订的法律。因而，我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教会应当从以下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为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持续繁荣。 我还斗胆指出，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它协会——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花费作一个对比，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并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在此，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他们很快就汇来了资助的500英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决定赴山西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我们在山东见到的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地的请求，写信给我说，他们对我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我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 那时，阿尔弗雷德·琼斯——他已经加入我们教会，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一年以前，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生和我感到，确定无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 琼斯先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牧师秦先生的协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会，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两千名宗教热心者。程牧师使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同事发挥的作用可以抵任何两个或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原来，他是太平天国叛军中的一个文书。他对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终其一生，他为超过两千的转变者举行了洗礼。把教会置于这两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拥有七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凭着最近在赈灾中的实际经验，我感到很轻松，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开传教和赈灾工作。祈祷和同琼斯先生的谈话结束后，我是那样激动，一种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传遍全身，我浑身无力，简直无法穿过后院走回自己的卧室去。 知道我将要去山西，当地教会的很多男女申请陪我一起去，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山东，以扩大那儿的福音传播工作。仅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农民和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我启程了。走了不到二十里，我突然发现马车后面有一个陌生的行李卷。我问那是谁的，仆人只是笑，开始不想告诉我。随后，我发现它属于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福音传播者，他决心要跟我同去山西。十分不情愿地，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返回青州，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 太原府之旅 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中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这种山区，旅馆都建在挖在黄土坡上的窑洞里。这种旅馆在夏天非常凉爽，因为太阳的光线无法穿过黄土层；但另一方面，在冬天则非常温暖。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馆，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 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坐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的青州府，距海平面只有大约二百尺。因而，山西的冬天特别严酷。幸运的是，这个省拥有充裕的煤炭，都是无烟煤和沥青炭。 到达太原时，我手头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子——大约两千两。来山西之前，我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儿弄到一张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的旅行途中会遭遇阻挠。行进途中，我们开始相继看到一些令人恐怖的景象：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上，被野狗和狼撕裂。这可怕的场面，加上气候的严寒，使我的两位伙伴的精神濒于崩溃。看到他们的心已回到了老家，我就打发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回到家后，周围的人因为他们两人抛弃我而非常愤慨：“想一想吧，作为一个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国家的气候，却让一个不习惯它的外国人自己去面对寒冷、危险和困穷！真好意思！简直是耻辱！”他们嚷道。那两人遭到如此对待后，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耻，决心重返山西，回到我身边。在“失踪”了两个礼拜后，他们又在太原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之中。 那时，整个山西省没有一个新教传教士，但有两个罗马天主教主教和大约十二个神职人员，继续超过两百年前耶稣会士开拓的事业，那时他们在北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1）
山西巡抚时曾国荃，是闻名天下的曾国藩的弟弟，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侯爵的叔叔。一到达太原，我就去拜访他，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他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刁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仍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他的哥哥，曾国藩，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经把自己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两派相互仇视得很厉害，往往会相互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当我向巡抚征求意见，问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放我将来收到的救济金时，他闪烁着狡狯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对他的建议我表示感谢，并回答说，我将去拜访那位天主教主教，同他一起讨论这件事。我这么做了，把我在拜访巡抚时同巡抚达成的意见告诉那位主教，并说，我非常愿意把银子交给他，用于孤儿院的维持，条件是让我的一个助手参与救济金的发放，因为那钱不是我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然而，那位主教没有一刻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说，我必须把这件事汇报给巡抚。他表示非常希望我这么做。于是，我起草了一个关于我们会谈的情况的报告，并把复印件寄给了主教，问那是不是对我们的会谈的真实纪录。他很快就把复件返回来了，说一切所记完全属实。于是我把报告呈交巡抚，同时请示赈济灾民的其它方案。巡抚迟迟不予批复，并且在继续拖延。利用这段间隙，我决定前往考察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南部地区，以便亲自了解灾荒的严重程度。 4 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进行问卷调查 出发之前，我以问卷形式准备了十二个问题，把它交给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烦请他寄给全山西省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答好后尽快地返还给我。这些问题包括：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 主教很高兴的接受了我的请求，把我的问卷分寄给山西各地他属下的神职人员。等我旅行回来，他们详细回答的问卷就已在等着我了。我把他们提交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附在我去山西南部的旅程中所记的日记后面——在日记里，我仔细认真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寄给了在上海的朋友。 启程时我带了一名仆人，单身一人旅行很不安全，因为很多饥民变成了食人肉的野人。 5 日记摘录，山西，1878 1878年1月28日： 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我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一名仆人，仆人也骑着骡子。 在离开太原时，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四周围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路过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却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得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2）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有些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出卖，每斤两到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草种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点这种干粮，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之后，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死于二十天前，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另一个装下半身。七天以后，另一个也死了，可是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不一会儿，听说救济来了，不少人前来找我说，每家都有未埋的死人。 看到另一个女人努力起来。她有力气抬起一条腿，却没有力气站起来。再往前走，我看到一个笼子里有两颗人头，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里，他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在洪洞县城的北门，并排躺着三个死人，一个是男孩，另外两个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地里有两个男人争斗的痕迹，血迹斑斑，表明单身旅行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在旁边的两棵树上挂着两个篮子，每个篮子盛着一颗人头，作为对作恶者的警告。在这个地区，路两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门窗都被当作木柴卖掉了。里边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载满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的悲惨处境的写照。我们置身其间，不会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宿。遇到从蒲州来的大车四十辆，要到北边去购买粮食。街道的一边立有稻草人若干，另一边写有两个大字：“穷人”。这是向所有路人的沉默无声的求告。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看到了如此可怕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关于灾荒的可怕，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连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的。 就连豺狼也变得无所畏惧了。一天，我看到一只狼沿着大路行走，便大声吆喝，本想它会因为害怕而逃走，谁知完全相反，它站起来，盯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敢跟它过不去。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每天都看到同样的使人恶心的景象，以至于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只是精神混乱时的胡思乱想。 我遇到的很多逃荒者来自蒲州。蒲州府在山西省的最南边，他们告诉我的是同样的故事。当我问他们饿死者和逃荒者的比例，他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见了。在很多地方，留下来的不超过二三十人。我还听到有人说，在三天之内，在路边上他们亲眼见到二百七十具尸体。在每一个城市，都有马车进进出出，车上往往装着三四十个死人，拉到坑里埋葬。 处在这样可怕的景象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心智——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奇怪。我是置身于活人之间？还是在与正遭受折磨的死人为伍？灾难如此可怕，我们根本不敢从事任何救济活动，除非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为一旦人们知道我们发放救济金，会蜂拥而至，不仅救济活动无法进行，就是我们自己也会陷于险境，甚至会毫无意义地陪上性命。只有我们安全回到太原，为灾民申请救济，他们大多数人的生命才会得到拯救。 14天以后，我们回到太原府，庆幸自己能够暂别连日来在路途中那可怕的一幕又一幕。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运输的困难
从天津到陕西南部的蒲州有800里路。政府运送粮食必须走这么远的路。也就是说近一些的地方没有粮食，方圆80里以内都是饥荒区。平民不能雇用骡子运粮，因为牲口都被吃掉了。山上的路超乎想象地难走，因而，对一支有六七头骡子的队伍而言，超过半吨运起来都困难。 此外，山上的隘口的路非常窄，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让马车和骆驼交错着通过。为克服这个困难而规定：所有的骆驼，加在一起有一百只，应当晚上走，白天只准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沿海运送粮食的这种困难，我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晴雨表，沿途观察海拔和低气压的变化情况。到太原府后，利用这些海拔和低气压的数据，我做了这条路的地图。 那年冬天也是历年来最冷的。黄河上了冻，这样马车可以从冰上经过，这是三十年没有的事。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陕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在回太原的路上，通过快递，我把日记连同我收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的回信经过天津寄往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士和特纳 此时，上帝号召更多的基督救助者前往中国，以缓解中国的困境。1877年初，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及詹姆士先生到达山西。在整个夏秋季节，他们边布道，边把圣经和小册子发给饥民。但是他们两个都感染上了因饥荒而引起的热病。詹姆士先生患病后，非常虚弱，不得不离开。特纳先生陪着病人来到沿海。11月份，他们离开太原府，恰好是我到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的有关灾民极度贫困的报告唤起了巨大的同情。 另外，在汉口的伦敦布道团的阿诺德·福斯特牧师前往天津打听山西灾情的状况。经过直隶，在山西呆了一两天之后，亲眼所见足以使他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去英国，为救济饥荒筹集资金。他也是在我到达的前两天离开山西的。他到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在伦敦。福斯特先生向他讲明情况，恳求在英国成立一个救济金基金会。但是，公众希望得到有关饥荒的更详细的情况。我的日记和报告经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手从上海到了伦敦，恰好在需要了解山西可怕灾情的细节的时候。 8． 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送走报告后，只要钱一到，我随时把救济金发到该发的地方去。但是，当地的巡抚却迟迟不给我回信。钱在我的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要被饿死，我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捎话给巡抚，由于这么久没得到他的任何明确行动方案，我建议在五天内把救济金发给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我自主其事的行动使他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扰乱地完成工作。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满意。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官府在城里和主要的集镇设厂施粥。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万人前去领一碗小米粥。在山区的农村，农民想领救济的必须登记排队，每人每月100个铜板，也就是每天三个铜板。当时，二十个铜板等与英国的一个便士。 9 向巡抚提建议 幸运的是，曾经做过将军的曾国荃这段时间在山西做巡抚，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命令，宣布如果有人胆敢暴乱或抢劫，城里的行政长官和村里的村长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抚请示。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决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抚建议了三条救灾措施： ⑴大规模向满洲和其它粮价低的地方移民； ⑵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 ⑶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 一群候补道台根据巡抚的命令讨论了我的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浸礼会的提议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写信给我们会的秘书，A·H·贝内斯先生，指出，当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博物馆，却曾来没有被带着去参观过教堂或听过布道。因此，我请他采取措施，让英国最优秀的基督教士绅对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国，应该让他了解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便理解从初期到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文明的奉献。那将是祖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伟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会把它汇报给帝国的中央政府，这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是巨大的贡献。我请贝内斯先生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价值的话。 不仅动员国内的基督教士绅通过伦敦的公使做工作，我还专为中国的读书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它国家的赈灾经验。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关于赈灾，好多方案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最好的方案是东西方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中国和外国的优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协作，以求中国富强。 11 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 1878年2月7日，我写信给中国的各个新教差会，指出由于没有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我们的传教努力缺乏成效。每个差会都独行其事，建立了相互冲突的学校、医院，在同一个地区的传教手段完全雷同，与此同时，却有大量需要些的宣传材料没有人来做。“传教士们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船，没有海图和罗盘，没有船长也没有大副”。 但没有人对我的信做出回应。传教士团体还没有做好协作行动的准备。只是在30年以后，在1907年的百年纪念大会上，这个问题才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12 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 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开河后的第一艘轮船 ，韦斯理会的大卫·希尔、中国内地会的约书雅·特纳、以及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来到山西，参与赈灾工作。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那儿，他们带来了一大笔银子，大约有3万两。他们的一些朋友非常担心他们会染上灾荒导致的热病，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但他们三人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这种后果。无论冒怎样的风险，他们都得前来，把救助款放在自己手里，而不去亲自散发给那些淹淹待毙的弟兄，这种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刚到太原，瓦尔廷先生就成了热病的牺牲品，于4月25日去世。 13 发放伦敦赈灾基金，1878年 这时，我的旅行日记到达了伦敦。它为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赈灾呼吁增加了极大的份量。威妥玛爵士和坎特伯莱大主教联合市长，在市长官邸开设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筹集的款项通过电汇汇到了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50两一块，每1000或2000两装为一箱。这些银箱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安排发运。他派遣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银子押运到太原交给我。其中一个军官无知得很，在交接银子的时候，他一直称我为“鬼子大人”。我制止自己不去校正他，以免他见到我不好意思。 救济金源源不断地到来。我们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阳府和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县。于是，同巡抚指派的官员一起，我们到了以上地区，在那儿发放救济，一待就是几个月。 在平阳府和临汾、洪洞、闻喜等县，我们分发过救济的村庄有145个，每个村子人口从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户有3.1人。 一位负责赈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洪洞县原有人口25万，在灾荒中死去的有15万。饥荒造成的痛苦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减少，还体现在牲畜特别是骡子和驴子的消失。例如，在一个拥有320人的村子里，有大量土地有待耕种，但只有三头牲畜保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吃掉了。 官员和民众向各路据说能够降雨的神仙祈祷，但都是枉然。在异常悲惨的绝境里，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里，有一块铁板具有神奇的法力。于是巡抚曾国荃派人去直隶借来了那块铁板，用来祈雨。天主教和新教士也继续在各自的教堂里祈祷雨水的降临——像从前一样，相信同一个神灵的伟力——直到一场大雨浇灌了全省。老百姓对此无比感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内地会修女的到来
由于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敌意：政府官员接待我们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迎我们到来，我感到一条大道敞开在眼前，我们的传教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讲述了这种情况，邀请他们派更多的传教士到山西来。听说戴德生夫人从英国启程，将来山西开展孤儿救助工作，我们都非常高兴。她由保乐先生陪同，从天津出发，于1878年10月到达太原，随她前来的还有霍尼小姐和科利克尼小姐。她们是第一批深入内陆的外国妇女。在我秋天外出赈灾期间，她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久，同样属于内地会的詹姆斯夫妇也步她们后尘，来到山西。 15 与马丁女士结婚 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结了婚，我将在这个刚刚开辟的省份开展更多有成效的工作。此前，我在烟台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她叫马丁，是联合长老会的成员，1878年来到中国。从一开始，她就被要求承担各种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在爱丁堡商业学院接受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外，她还在皮迪也博士指导下受到了良好的神学训练，在同蒙古的吉尔玛这样的神学家辩论时不仅仅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带来的两位单身女士和保乐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一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 16 冬天的赈灾工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一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一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一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 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一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一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一些铁匠，在一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 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一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一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 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 在汾西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 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 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 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 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