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获取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却访问过一所道教的学院，那所学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我还给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长写过信，向他讨要一些道教现代教学的教科书，但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像罗马教皇所赐福的十字架一样，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 除了研究中国宗教、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还通过给官员和士绅们做演讲、去农村旅行传播福音，来使工作变得多变有趣。我还筹办了一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参观了当地农村中七所基础学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张之洞
11 张之洞 从1860年大不列颠和法国占领北京开始，恭亲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就明白，与外国势力作对是徒劳的。但在1880年前后，涌现出了三个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 其中之一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赐予山西巡抚的要职，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惯例。第二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是张佩纶，驻防福州的海军舰队司令。他向上级汇报说，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汤，但法国人的行动驳斥了这种官场套话：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全部堡垒。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抚一开始，张之洞就大力采取富民措施，预防灾荒。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我的回答是，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们说，对此巡抚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内心里知道怎样做对中国最为有利，巡抚大人还是希望找到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指导下实施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对此，我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世俗工作。这样，我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 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我请斯哥菲尔德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正当巡抚下定决心进行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处理与法国之间的争端。法国人那时正在安南边境制造麻烦。 不久，他被改任湖广总督，驻武昌。他还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他又一次邀请我参与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绝了。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官员中，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的各级官员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 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罗马天主教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对待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一样，尽管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正确。1873年，第一次去济南时，我问烟台的一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他捎给省府的神父们。安哲力尼曾经在新西兰待过，英语说得很好。他托付给我一个包裹。到达济南后，我将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门在外，神父们对我很友好，邀请我一同进餐。回到烟台后，我把去拜访天主教堂的情况向安哲力尼作了汇报。三年以后，恰巧也是在烟台，我听说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谈了一回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祈祷。这我当然很乐意去做。当我在1878年结婚时，安哲力尼不请自到，出席了我的结婚典礼。 去山西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的人协商，合作赈灾。那时太原府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将近七十岁了。另一位比我大几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员，是个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一开始，他极力劝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质问他，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母教堂呢？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开始了持续三天的争吵。他固执己见，我对他说，因为他只了解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没有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了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权威著作，而他，却不能获准阅读清教派的权威作品。 第一天，他们最出色的当地人神父也在场，因此我们用汉语交谈，但接下来几天里，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谈论的是纽曼枢机主教的宗教经验以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各种不同之处，直到彻底理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分手。 当大卫·希尔和约书亚·特纳来太原时，我曾领他们俩去拜访了主教，顺便对他通过遍及全省的神父们为我收集关于灾荒程度的证据材料表示了感谢。当我们三人散发救济金时，曾听说他以我们双方的名义在天主教堂举行祈祷大会。 当我再次来到太原府，一种流言在人群中广泛散布开来，说天主教堂顶上的天使会给人带来灾祸。那是个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面对能带来雨水的季风吹来的方向。紧接着，就有人声称，无论何时风从那个方向吹来，那个吹喇叭的天使都会把云和雨吹跑。因此，他们扬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抚巴不得激化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徒间的矛盾，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不赞同在教堂顶上放一个天使像，现在机会来了，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于是他派助手前来找我。我回复道：“告诉巡抚，那些人彻彻底底地错了。天主教堂顶上的那个天使，只不过体现着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一部分内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他问我能否让他看看那一段。我拿出一本《新约》，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页折起来，让他拿给巡抚看看。他如释重负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 此后，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访几次。在一次拜访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神父们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邻近他们教堂的任何地方，他们会邀请我在他们那里住宿，那要比旅店里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都照做了。 利奥十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后，他把中华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各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商讨传教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作为其中一个区的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山东、山西、甘肃和蒙古的主教参加。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大家用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没有任何困难。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会上不是使用汉语，在对他们的美意表示感谢后，我婉言谢绝了。他们依旧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多次给我们送来番茄和他们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来访时，常有一个名叫维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风琴演奏家。我家里有一个簧风琴，当我的妻子演奏罗西尼的曲子时，维很高兴。我的夫人问主教，陕西省是不是像山东和直隶那样也有欧洲修女，但当时是没有的。他们还不敢把修女送到那么偏僻的内陆，那些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散布各种谣言。还有，维神父刚刚为失去父母的一些女孩办了一个班，叫她们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书籍和缝纫，以便她们能自谋生计。我夫人建议教孤儿们学习使用缝纫机。我们为他订购了一部。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儿去，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之行
13 山东之行 现在，再回到编年史顺序来叙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国。考虑到教堂创建不久，他请我在他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我实在不想担当这个差事，因为我想，当地的基督徒是能够培养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放手让他们去做。然而，经不起仲斯先生和两个新到的同事的一再请求，我动身了。从太原到济南的距离是二十一天的路程。正值六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气温热得灼人，以至于有一天，一位马车夫喊了起来：“哎呀！天晴得像下火啊！” 一路上，我不停地修订自己的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出版。修订是在早晨、晚上和中午喂骡子的时候进行的。在到达济南的前两天即距离青州三天的路程时，我发现自己在修订稿子时经常打迷糊。考虑到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打瞌睡时我一般会走一段路，使自己清醒清醒，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累垮了。 14 在青州患痢疾 一到济南，我就把自己的几本书稿交到出版商手里。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倒下了，患的是痢疾，并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直到最后，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于是，我跟远在太原的妻子写信告别，也给仲斯和我的年轻同事去了信，让他们“把我埋在青州”。 得到信息后，我们的医生克斯先生从青州府骑马奔向济南。从青州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刚到济南，他同样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我的另一位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冒着酷暑奔驰六个小时到达济南，却遭遇了跟克斯先生同样的命运。克斯夫人听说他的丈夫患痢疾病倒后，从青州乘车来到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患病。多亏了她的用心照料，我们三人都恢复了健康。 这里，我应当提一提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生病的消息后，他派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馆，专门负责照应我们的需求，直到我们康复后才离开。我们康复后，到巡抚的官邸对他给予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照顾好客人，是他的职责。在他坚持下，派了四名骑马的士兵护送我们，直到把我们送到青州。 15 庆祝丰收的节日 在由济南到青州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了一个礼拜日。我问开店的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很不错。”他回答。 “你们会为此而感谢上帝吗？” “不，我们不知道怎样感谢上帝”。 “你认为，镇上的老百姓会不会愿意感谢上帝的恩惠？” “我想会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好，如果你去把镇上有号召力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明天中午以前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他们怎样感谢上帝。但我只要年老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第二天中午来了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们，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我们最起码应当做的，就是崇奉他，向他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泛泛地讲了些道理之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就会跪下代表他们跟上帝讲话。这样，我进行了一次祈祷，而他们，像在他们习惯于崇拜的日常生活中一样，非常虔诚。当我表达感激的祈祷结束后，他们请我教给他们更多一些关于我们的宗教的知识。我允诺派一名福音传播者带着书去指导他们。然后我们就分手了，相互承诺在为上帝服务的过程中永远保持友谊。 我们如期到达青州。在经过持续多日的会谈交接后，A·G·仲斯离开青州，返回英国，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的新教堂
16 山东的新教堂 在秋季里，我访问了散布在各县里的多个教堂。向他们讲道，并为他们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并不很熟悉的人们不对我们的仪式产生误解，是很困难的。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谣言，说我给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发给了大量银子。在一个基督徒调查这种流言时，一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作的一个演讲，曾听到我提到过分派银子的事。于是那位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牧师在讲解《圣经》中关于银子的寓言啊！”在那次报告中，我没有使用外国名称“塔兰特” ，而是直接解释成“一大堆银子”。 对我来说，在这次旅程中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从一个在五年之前我只打过三四次交道的人那里，我见证了自己讲道的效果。那时，他去看我，他说希望能学习我们的教义。我让他背诵我从《马太福音》中选取的段落，四至五天以后，再背诵《启示录》开头的部分章节。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他满脸发光，对我喊道：“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我看到我们的拯救者耶稣了！” “他是什么样子？” 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中的形象。 “他说什么来着？” “他告诉我去讲道、悔过，‘因为天国就在自己手上’”。 “你 打算这么做么？” “我怎敢违背主的命令？” “那好，努力为之吧！你会在内心里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欢乐。上帝的安详将与你同在”。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之前，正是我离开青州赴山西前夕。现在，在河东岸出现了五座新教堂，那都是在我离开后建成的。当我访问这些教堂时，我问它们的建造者是谁，有人回答说：“是一个姓顾的。他去青州拜访你回来后，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讲道，说：‘忏悔吧，因为天国就在你们手上’。我们都很吃惊，认为他是在鼓动一场叛乱。于是我们跑回家里，关上大门，以免成为他的同谋。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与众不同。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真理和摩西的山中宝训；而我们，躲在大门内听他宣讲”。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河东边已经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源泉不在人类的知识中，而在与上帝的交往中。 17 J·S·怀特赖特先生的业绩 这一段时间里，在青州我只有三位同事：克斯夫妇和怀特赖特先生。我与后者共居一室。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一些与传教有关的问题。我们常常谈到夜里一两点钟。一段时间之后，两人都病了，但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什么。仲斯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说：“很清楚你们两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整个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又谈那么多话，自然休息不足”。从此以后，怀特赖特先生和我就分开了，不再住在一间房子里。作息时间正常后，我们也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充满工作热情的朋友怀特赖特在青州开办了一家博物馆，时间是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作了一系列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在那儿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教会博物馆”。它规模很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恐怕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每天有四百至一千人前往参观。在最后两年里，它接纳的顾客将近二百五十万人次。曾有参观者这样来评述它：“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开启男男女女的心智，教化他们的胸怀，使他们理解宇宙的浩瀚伟大，理解人类的一体性，理解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比例、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的相对程度、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形象，以及理解呈现在眼前的使人类提升或退化的种种作为”。 这些讲座的价值给四川中国内地会的维尔逊先生深受启发。在八、九十年代，他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和办法。在最后几年里，即1910-1915年，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更大的规模组织了系列讲座课程，采用了科学仪器最新资料。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18 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大约在这时候，我遇上了一个非常排外、心地非常恶劣的官员，看起来他丝毫没有公平竞争意识，使我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煎熬。我在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一条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没有来自老百姓的敌对情绪的干扰，当时恰逢一位青州府的官员新上任，是青州府最重要的县的知县 。就在我拿到这个房子的钥匙之前，他把我找去了。这个人四十上下，来自直隶省，是个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泛泛谈了大约半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房子，但住在那条街上的士绅们和一些邻居请求他劝我放弃。他还说，他是一个新来者，他不愿拒绝他们的第一个要求，他求我给他一个面子，解除租房的合同。 我告诉他，对于士绅们的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整整一个月的合同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听我这么说，他非常激动，还是恳求我给他一个面子。于是，我答道：“如果我退了这个房子，你能为我找到另外的吗？” “可是，”他答道：“你在这里很有名气，毫无疑问你会毫不费力找到你想找的房子，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如果仍然有人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民众的愿望的”。 得到这样的保证，我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把合同拿出来，交到他手里。对此，他表现得很感激。 几天以后，知县被巡抚召到了省城。在他离开的两个礼拜之内，我又在一条很安静的巷子里租到了一所房子。附近只有三所住宅，我的在中间。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了左邻右舍做我的中间人。根据中国习俗，在得到邻居友好的同意后，我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早就对知县表现出来的坦率感到怀疑了，督促我赶在知县回来之前搬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已经在他面前公开地放弃了第一所房子，我将大大方方地搬进这一所”。 又半月时，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我这里。这一次，他对我说的是：我所租的第二所房子的主人——一个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低沉，请他劝我放弃租房。我回答说，这我完全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一直很急切地要把房子租给我。 “但确实是”，他回答说：“她威胁说，如果你住进去，她就自杀。你是个好人，不愿造成任何人的死。况且，你的邻居们也反对。” “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我的合同上签过字”。 由此，我得出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于是，他又摆出另外一个理由：“如果你住进那所房子，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会把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十分震惊，问道：“难道你没有保证过，我租住另一所房子时不会有什么麻烦？” 他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对控制着这座城市的、根本就不讲道理的暴徒，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统治着这个城市，暴徒？还是你？”我问道。 他重申，如果我租了那所房子，其后果他无法负责。接着，他再次劝我放弃租房的合同。 我拒绝了他，说：“这次，我不能放弃。第一次，我接受了你的建议，但我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返还租约”。还不算完，我又加上了几句：“入住之前，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倘若你不能保护我安全住进去，我将把此事上报领事。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不同意，后日我将启程去烟台，亲自向领事汇报”。 两天过去了。我租了一辆马车，正打算动身，知县来了，显然一副急切的样子，似乎整个城市的人即将举行叛乱。这一次，他还是劝我放弃租约。 “我知道居民都很平静”。我回答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说完，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把事情向领事作了汇报。领事去找了道台——他统治着三十个县。道台发布了一道文告，责备知县制造麻烦，说我完全有权力租一所房子住在里边，如果我愿意的话。任何官员和民众都不得干涉。 从烟台回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很吃惊。几天前，道台的文告到了他手里。这次，他的态度是那样友好，至于无论从那各方面看，我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他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有一架幻灯机，能否让他见识见识？我说我可以在晚上演示。于是乎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一大群秘书。理所当然地，他很兴奋，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画面。在晚休时间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他来拜访我的消息。 第二天，一些绅士代表来拜访我，问能不能也为他们演示一场幻灯片。我倒乐于从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当地的士绅那儿遭遇过麻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这样，知县挑动全城反对我的那种企图，终结在它所引发的对我的强烈同情里，也终结在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里。 在秋收结束、冬天来临之后，农民没有什么事可干，因而我邀请各个教堂的宗教领袖——有男的，也有女的——到青州来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加上督管各个教堂和众多福音传播者，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1883年春天，哈勃提先生——曾经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国老家时加入了浸礼会——前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我才得以脱出身来，重回山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遭遇劫匪
19 遭遇劫匪 在回山西的路上，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群强盗袭击了我们住宿的旅馆。我有两辆马车，一同住宿的还有另外五、六辆。强盗把所有马车里的箱子都打开了，把衣物和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我起床后，发现同行的一位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3,000两的银票而焦躁不安，那是他要带给北京的老板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以后，他在院子里把所有行李彻底检查了一遍，最后发现银票就踩在脚底下。对他来说，这就不是高兴所能形容的了。至于我，车上的一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循着强盗的足迹找到了一堵高墙下，强盗们是越墙而逃的；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两行深深的脚印，显然是扛着我的沉重的箱子的盗贼留下的。在院子里微弱的光线下，他看到箱子里有些东西闪闪发亮，肯定认为那是银子。他肯定认为那是他最大的收获。肩上扛着那么重的箱子，翻过墙且跑那么远的路后，打开箱子，发现里边装着的不过是听装的浓缩牛奶，那盗贼会是多么地懊恼啊！ 路上再没有发生别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离开了九个月后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等着我。 20 斯科菲尔德医生去世 1883年8月，我们在太原的小团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斯科菲尔德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为以前我曾感染过这种病，所以同斯科菲尔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们所有的爱的关怀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种最美丽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认识他的每一个人所爱戴。 1884年，恭亲王被他的兄弟醇亲王所取代，好战的排外集团占了上风。统治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恭亲王的政策过于退缩，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21 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 尽管，在我到达中国之前，天平天国叛乱已经被平定六年了，他对基督教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这场运动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发动的，他是广西人，在广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团体。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样，洪秀全弄不清绘画艺术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区别，在遵守摩西诫命的同时，他把对艺术的尊崇一概贬斥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视态度发展为一种宗教狂热，加上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当局逮捕了洪，把他投进监狱。他的部下相信他是无辜的，把他解救出来；政府宣布他们的行为是叛乱。从这时起，这场运动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质，吸引了大量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攻下武昌，然后顺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后他定都金陵，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力图转变洪秀权的极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堕落。太平军的将军是忠王，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过他的心腹，他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我手下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太平军——告诉我说，他对战士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的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会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国人戈登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标志着叛乱的结束。天国叛乱的十三年间丧失的生命总数，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两千至五千万之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现在还没有消解的迹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22 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长期以来，遍布帝国的中国教会一直遭受着来自于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干扰。应住在国内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请求，浸礼会协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让我们去北京会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礼），就传教自由问题交换意见。 以下事例表明，采取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的贯彻实施，是多么的迫切。 ⑴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务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满敌意的备忘录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卫三畏的《中央王国》第2章，第707页）； ⑵直隶的李鸿章总督在为一本书作序时，事实上是在排斥基督教； ⑶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允许一位传教士住在西安。 ⑷当一份为传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诉送到山西巡抚张之洞手里时，他说，那种请求使他感到很刺耳； ⑸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审理，结果是，很快广东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击； ⑹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麻烦； ⑺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军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务部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所做的指示； ⑻山西省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将被取消学位； ⑼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近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式出了以下两个文论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伟大的学问》），以及“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两个考试题目导致的后果是，一位传教士的住所遭到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本人则被殴打致伤； ⑽一个秀才罗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无罪，但诬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⑾山东登州的一个知县强要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要予以抵制； ⑿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处理教案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⒀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教案的书，把所有麻烦和纠纷都归咎于传教士。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⒁在山东，当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时，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受中国皇帝的保护，是什么使你要学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对他说，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令》。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国法律。 以上各条，除了关于备忘录的第一条，都涉及与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教堂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辱骂、劫夺，有的传教士遭到殴打。 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进京，1884 因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后。 到北京后，我们得知巴夏礼公使去朝鲜了，去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署一份条约。逗留北京等他回来期间，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们希望它在中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召集了在京传教士的集会，在会上我被推举为秘书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福音联盟的成立
24 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一个联盟，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致。在北京，我们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伦敦教会的艾约瑟医生——我就住在他家里——有持续好多年的过期《福音同盟杂志》。从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尽管在总体上能保持一致，却信持不同的教条。我从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尽可能地减少分歧。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写信给《中国报告》，呼吁在有教会活动的各个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机构，以便在各地成立执行委员会，为所有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九《宽容条款》的实施与当地官员交涉。 通过在每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大会，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成立同盟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 在北京的各教会中，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传教士角色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从中国人一面看着导致了对我们的错误理解。出于谦卑，我们把自己称为“行僧”，这使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却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旨在把基督教推广到全世界的巨大机构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都有他们的职级，能够与同样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前社会状况下的这种规则，但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牧师”，并且这已被民众广为接受。但这种定义，确切地说，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传教者”。在官方书面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从来没有在各方达成一致。 在90年代，应罗马天主教的要求，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样的待遇也提供给了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身份等级。 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为了免除这种麻烦，马礼逊博士最近建议中国政府撤回给予天主教的职级待遇。 25 朝鲜著名的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哈克姆先生帮助下，我成功地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制件。该宣言是以清政府的态度为基础的，清政府是朝鲜政府乐于效法的榜样。这份文件大约发表于1864年，是美国人在占领某个朝鲜港口时得到的。宣言说： ⑴人们通过自己的美德服务于上帝，而不是通过乞求他的恩典和忏悔自己的罪过； ⑵上帝是一种精神，而耶稣基督是人群众的一个人，他如何能成为上帝？ ⑶神父们确证说，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为他们是人类灵魂的教师，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顺从他们，而不是给与自己身体的父母和教育自己成人的老师； ⑷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激之情，是为了使先人不朽，但神父们却加以禁止； ⑸教皇宣称民众应当对他绝对服从，超过对统治者的服从，因此，他就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破坏国家的和平安定； ⑹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但神父提倡独身，对君父不能给予恰当的敬意，对夫妇之道也缺乏适当的尊敬； ⑺关于圣母、圣父、洗礼、坚信礼和神启的所有教条都是欺骗人民的谎言； ⑻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称他们不害怕死亡，不是醉了就是疯了。 这个宣言说明，朝鲜政府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罗马天主教的宣传系统。 26 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改革计划 在北京的时候，罗伯特·赫德爵士慷慨地让我过目了他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拟定的改革计划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⑴聘任贤能； ⑵开采矿产； ⑶改良河道； ⑷修建铁路； ⑸建立邮政服务体系； ⑹成立政府银行； ⑺筹建海军。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改革方案种种
27 改革方案种种 在赫德先生的要求下，我把为中国政府提供的改革建议的概要送他过目，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建议给各位政府大员的： ⑴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织厂； ⑵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⑶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指出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 ⑷对巡抚张之洞，我也花费了心思： ①介绍了由贝西默在钢铁冶炼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的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②呼吁他开采矿产； ⑸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务部的叶金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⑹对赫德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①组织一个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如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成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⑵组织一个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⑶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⑷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⑸派出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⑹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8 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对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诉十分关注，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以便在有更严重的教案发生时，他可以照会中国外务部，使之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与同对日本政府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和畏缩表现出了更多的耐心。并且，他提到，他同中国政府的官员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外务部商讨处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儿，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相互斗争、相互阻挠。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我向他叙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动的情况，说现在我在那儿工作没什么困难，因为跟许多政府官员建立的朋友关系。因而我斗胆向他建议说，如果采用同样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员会有所回应的。隔了一个礼拜，当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时，看到他因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许多高级官员发出了做客邀请，所有的邀请都被接受了。（参看斯坦利·莱恩-波尔：《巴夏礼爵士的生活》，第396页）。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之宗教自由观的小册子。该册子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意见都源于对整个宗教问题的无知。 把我们拟定的公告草案交给巴夏礼爵士后，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传教的省份：他回山东，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达太原。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资料能够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员尽早地修筑铁路。当我回到太原后一算，离开已经整整五个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
29 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传教士大会，以便推进传教工作。传教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里得到广为散发，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中心点展开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作： ⑴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⑵出版更好的传教小册子，以满足全省的需要； ⑶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福音传播者作为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转变者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由外国人引进教门的）。 ⑷在十个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学院，每所学校招收一百名学生，授予三年外国知识课程。 同时，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艺术协会，其宗旨是： ⑴提供合适的基督教文艺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同胞； 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尊重； ⑶在所有真正对中国有益的题目上启发中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并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始新的工作计划，感到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协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我们开始了向东海岸的行程。当乘坐一只中国人驾驶的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待在里边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那样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店里花费要少，但我在烟台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爱德华·寇森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坚持让我们接受他的地主之谊。 在上海，我们见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随同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协会派出的新传教士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天，谈论的是关于同浸礼会协会委员会以及同国内教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关于我将来的工作的一些事宜。 2 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 仲斯离开后，我得好朋友大卫·希尔从汉口前来，为了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俩人都为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并认为现在是前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最好时机。曾在灾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他。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但根本没有心思谈论一下宗教自由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不仅有很多传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而且很多人由于在救灾中感染疫疾而献出了生命。 2发现《大乘起信论》 访问南京期间，我们认识了刻售佛教经书的杨先生。杨先生原先是儒家门徒，后来皈依佛教，是个智力很高的人，曾作为中国大使的随员随同曾侯爵 出访过欧洲，与马克斯·缪勒、日本的南条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这个级别的人物有过交往。 我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儒家秀才，在经历了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后，竟然安于售卖佛经？” “我很吃惊”，他回答：“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吗？” “是这样，但佛家回答了吗？”我问道。 “当然了”，他回答：“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本书吧，是它使我由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那本书名为《起信论》（《信仰的觉悟》）。我接受了，并且又购买了一些他为我推荐的佛经。 在住宿的旅馆里，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为佛教徒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道：“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 4 返乡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轮船公司的阿佳克斯号回返英国。在比斯开海湾，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滔天。轮船载满了锡锭，行动很吃力。三天时间里，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船在波谷里挣扎，我们的耳鼓里充满着浪头把成吨的海水洒向甲板时的泼溅声，而头顶上的浪峰那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使我们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进船舱里。船长命令水手们把舱门再安装上，但没有人动，因为害怕咆哮着掠过船头的巨浪。于是船长命令关闭发动机，减缓了船的运动速度，再次向船员们发布命令：“好了，孩子们，现在试试吧！”船员们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舱门加固在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餐厅打算吃早餐时，发现船长——那不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除非在斥责旅客和手下的高级船员时，从来没有见他快乐过——正坐在餐厅的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看到我，他的脸上满是不好意思的表情。餐厅里什么早餐都没有准备，厨师什么也做不成。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利用饼干、黄油和奶酪解决了问题。一整天仍然大浪汹涌，我们的船可令巴巴地、绝望地在波峰浪谷间颠簸。傍晚的时候，水手们中间突然有人大喊了起来，那人指着一片蓝蓝的天空，宣布说，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晚上，我们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奇迹一样得救了。
